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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很推崇毛泽东，将其思想精髓不断地应用在华为的经营和发展方面。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中，“与时俱进”代表着“前瞻性”，是要求主体做到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革争取走在最前沿，才不会使自己沦为牺牲品和被淘汰者。任正非很推崇这一思想，他希望自己和华为也能“与时俱进”。
1993年，华为在JK1000局用交换机的研发中成果显赫，但有一些危机因子凸显出来。尽管任正非一再表示“市场不相信眼泪”，却也意识到了“理想再好，止步于竞争对手”的道理。通信产品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高端的产品，其技术的更新速度远非传统工农业产品所能企及。对于技术水平相对滞后的中国，辛辛苦苦研发出的产品，在外国很有可能已是被淘汰废弃的东西。JK1000交换机的销售没能收获预料中的完美结局，就在于年轻的华为低估了竞争对手的实力，结果让客户纷纷转向采购国外设备。
实际上，华为在1993年把JK1000交换机推向市场时，任正非也意识到了数字化的威胁。
早在1992年初，全球领域内的数字交换机技术就已经因欧美国家的研发而率先成熟，并开始向世界各地的市场积极推进。这让原本在世界通信领域中独领风骚的空分模拟技术马上被边缘化。
任正非居安思危，没有因HJD48的大获全胜和JK1000的局部胜利而沾沾自喜，反而心生隐忧。一旦数字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开来，在技术上过分依靠空分模拟技术的华为极有可能面临倒闭的危险。
前途未卜，任正非还是选择激流勇进。他的刚毅性格绝不允许他低头。在情势不容乐观的时刻，他仍满怀信心。后来回忆这段难熬的岁月时，他说：“当时我们不懂事，误上了电信设备这条‘贼船’，现在想下都下不来了。”
选择继续做下去，就得改弦易辙。任正非开始将目光转向数字程控交换机，打算利用新的“战争”来转移“矛盾视线”，以此壮大华为。最起码，让华为绕开商场角逐的当口。
如果说，从普通民用交换机的制造升级为局用程控交换机的研发，是任正非为了扩大战果而实现的创业飞跃，那么，从空分模拟技术跳跃至数字化技术，则是他在“与时俱进”观念的促动下，极力让华为摆脱被淘汰命运的必行之举。
1993年下半年，在华为的秘密研究室里，一项即将取代JK1000交换机的新式产品已经开始向市场伸出触角，它就是在数字化技术助推下研发出的新产品——C&C08程控交换机。这种新产品的优势在于，除了数字化，还有着内部光纤、智能化的智慧结晶。
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的破壳而出，标志着国产通信技术已经具备了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之列的资本。崭新的华为骄子——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让任正非看到了新希望。
在华为主将郑宝用和项目经理毛生江的合力运作下，2000台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开进了国内市场。新产品有了，而凝聚在其背后的辛酸和艰涩也是华为人不能忘记的。
为了能让国人更多地使用自主研发的数字交换机，任正非大手笔不断。他在人才市场上招兵买马，将大批通信专业和邮电学院毕业的理科精英纳入麾下，由郑宝用和毛生江统一调配，在数字产品的研发和创制上开足马力。
这些新人虽然专业素质不低，却经验有限，他们在解析书本知识时头头是道，可终究没有跟真正的交换机打过交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任正非将程控交换机的规范理论印成了“红皮书”。在华为企业内部，研发人员人手一本，只要进行研发，就一定要参照里面的内容。在华为简陋的办公室里，“红宝书”声名鹊起。
由于处在比较尴尬的起步阶段，华为能提供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技术都处于低端水平，在研发交换机的过程中，常常因频繁的死机现象和万用表测量误差过大等问题而使得研发进程屡遭停滞，进展十分不顺。
而当JK1000交换机在市场销售中走向低谷以后，华为因数字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却需要加大投入，这也把华为的财务状况搞得十分糟糕，只出不进。更雪上加霜的是，自从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财政紧缩、利率下调的政策以后，银行在企业贷款方面受到了市场性限制，华为无法通过这一渠道灵活周转资金。
华为内部的人力资源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员工工资得不到保障，常常出现“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入不敷出的窘迫现象，以至于年终奖金分发完毕后，员工便纷纷离职，人才外流情况比较严重。
此外，由于当时深圳的户籍查验审核工作十分严格，而来这里打工的人员大多没有深圳户口。他们必须返乡办理暂住证，没有这个证件，就很可能身陷囹圄，连项目经理毛生江都有过这样的“光荣经历”。于是，华为的人事负责人曾信富便屡屡去公安局“捞”人。华为内部一度出现了这样的不堪现象：员工要想偷懒不上班，就以被抓为由旷工。
华为在当时还是一家中小企业，公司内部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常被小偷光顾，甚至空调窗机和研制好的新产品也曾被偷过。
工作条件艰苦，人才流失严重，这一度在华为内部形成了恶性循环。
面对着这种种危机，有人建议任正非暂停生产，还是像早期那样专注销售，把如HJD48交换机这样的产品作为公司的拳头产品。这样做，虽然不能迅速发展壮大，可起码能保证温饱，不至于活得那么辛苦。
这个建议是比较合理的，眼前的现实也的确如此，可遭到了任正非的严词拒绝。他觉得，虽然继续生产中等科技容量的交换机能节约经费，公司和自己不至于手脚被束缚，但历经JK1000的先热后冷，这个教训也足以说明如果放弃追逐世界一流技术产品，只满足于生产普通的通信产品，那么华为永远会被人牵着鼻子走，永远也不会实现“中华有为”的大目标。
任正非打定了主意，任凭那些反对者道出现实如何残酷，他仍决定孤注一掷。当时华为内部很多科技精英选择离去，但郑宝用和毛生江没走。
就是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C&C08数字交换机研制成功，并有2000台顺利问世。任正非的坚持果然得到了回报。
“与时俱进”，才是发展的王道。在新产品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任正非放眼市场、洞悉全局，开始捕捉新一轮的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