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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理交换机到自主研发交换机，任正非在交换机上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先前他所接触到的交换机相对普通，很大众化，而程控交换机则不同，对技术和资金都有高得多的要求。上这个大项目，任正非势在必行。不过，眼下的市场环境似乎对他不利。
当时的国内市场不论是科技资源的配置，还是市场渠道的促销都不乐观。技术水平落后，人才规模狭小，无法与世界上那些一流企业相比。
这种不利的地位从一些很普通的例子上就可见一二：在程控交换机的研发市场中，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占尽了吸引外资的优势；通信设备产品的输入使得中国的国内市场再续了民国时代的不堪一幕，被欧美和日本各大强国牵着鼻子走的窘境，更加剧了中国通信产业中“七国八制”的混乱局面。美国的朗讯、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比利时的贝尔、加拿大的北电、法国的阿尔卡特和日本的NEC、富士通，毫无疑问都是一支支劲旅，占领了中国通信市场。
除了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国内的制度问题也层出不穷。例如，在很多省份，从地级市到普通的小县城，各级电信局为了自身效益无不矫枉过正地放弃了“提倡国货”，在采购外国商品时大体比较宽松。还有，很多国外商品都会在政府贷款的扶持力度下受益——“买机器就可以出国考察”。这些现实问题，都制约着任正非“中华有为”梦想的实现。
如果延续早前物美价廉的商品输入原则，或许对于改革开放伊始、迫切需要适度化的“洋跃进”的中国能起到解燃眉之急的帮扶作用。可是西方国家的商贾大亨看中的是富于无限潜力的中国市场，因此在定位程控交换机的价格时往往“狮子大张口”，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产品价格一般不少于300美元，稍稍便宜一点的日本货价格也在200美元左右。
除了产品的价格，围绕产品而来的延伸费用一样不低。程控交换机涉及话机组装、零件配置等细节服务，还要追加不少于5000元人民币的“手续费”。价格的高昂加上长达半年之久的排队等候时间，造成中国的固定电话普及率不足0.5%的尴尬现实。
这一切，任正非都看在眼里。他认清了这样的形势：“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已经完全尽释前嫌，成了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合作伙伴，反而意味着少数大国运用资本、管理、技术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新一轮的“殖民扩张”活动。与传统时代单纯的政治控制和军事征服相比，这种“入侵”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手段也更高明，这自然会令广大谋求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更举步维艰。
“七国八制”的群魔乱舞，让方兴未艾的新中国面临着的“革命”形势与早些时候的严峻程度不相上下。任正非不甘心，更不愿放弃，一直等待着机会。
1991年，任正非等到了机会。这一年，邬江兴首次研发出万门级的04数字程控交换机，获悉消息后任正非大受鼓舞。纵使这个“第一”的殊荣不是他的，不是华为的，但属于中国，属于一个崭新的时代！
任正非从邬江兴的成功中看到了中国人在通信行业中逆袭的可能。邬江兴的经历与任正非特别相似。他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院长，比任正非小10岁。他和任正非一样是军人出身，同样对“中国人永远无法造出大型程控交换机”的断言嗤之以鼻。
邬江兴成功了，任正非看到了希望，按捺不住了。
任正非想要研发属于华为的程控交换机，但最初遭到了公司管理层的普遍反对。任正非有闯劲，反对保守，认为风险和机遇总是并存的，不去担风险，一味求机遇，不现实。不过，细细思考一番，觉得他们的反对也不无道理。毕竟，在一个国产产品处于劣势的时代安身立命才是根本，如果孤注一掷将辛辛苦苦赚取的数千万利润投入到科研项目中，一旦无功而返怎么办？
一半风险、一半机遇，任正非左思右想之后，在保守和激进之间做出了一个看似折中、实则大胆的举动：远赴世界第一经济和科技大国——美国，取发展通信产业的“真经”。
这年秋天，任正非带着一队企业骨干踏上了去美国考察的征程。一路考察，任正非有了不同的感受。美国的汽车乘坐起来更加舒适，看到的楼宇也更高，他的感叹虽不至于像明治维新的股肱臣僚岩仓具视和他远赴欧美参观的使节团那般“始惊、次醉、终狂”夸张，但也同样对美国的科技成就发出感慨：我国的国土与美国基本相当，但荒漠、大山、高原面积大，余下的土地承载着十几亿国民。加之缺少教育经费，文化素质偏低，人口增长快，田边地角均被挖空，何来的草地、山林呢？
说这段话时，任正非正参观完纽约繁华地带的中央公园。在这之前，他带着考察团已经领略了波士顿、达拉斯等大城市的风貌，对那里的工厂规模和IBM公司总部不由得啧啧称赞，算是开了眼界。不过，当游览到中央公园时，他才真正领悟到“科教兴国”的意义。
任正非原以为公园的核心地带又是一片科研基地或技术工厂，但走进以后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座原始森林。“从森林到工厂”，在此刻的任正非看来，或许正是中国的通信产业需要经历的一条曲折而又漫长的道路。
出于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教育的崇仰，任正非走出中央公园后没有急于赶往下一个科技城市，而是走进自然博物馆，继续参观。出乎意料的是，自然博物馆中陈列着的各种珍奇精品和古迹文物让他和团队成员大开眼界，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甚至连一个角落都没有参观完，这让任正非铭刻于心。
纽约之后的下一站，是本次考察的终点站——圣克拉拉。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特殊城市，没有任何工业产业，却有着美国大部分的电子科技和其他尖端技术的研发中心及科研总部。由于软实力强大，加利福尼亚州的GDP总量竟然为“世界第八”。
结束了这次美国之行，任正非等人从洛杉矶登上了返回深圳的飞机。在飞机上，任正非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后来他曾回忆当时的想法，表现出了对国家科学教育深深的隐忧：“越繁荣就越发展科技，越发展科技、越重视教育就越人才辈出，越人才辈出，经济就越繁荣，如此走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圈……美国将经久不衰。”
羡慕归羡慕，返回了华为大本营后，任正非组建起以郑宝用等人为核心的攻关小组，以美国当时最先进的AT&T五号机为标本，研发属于华为的产品。
4年前，华为购买了一批万科股票。万科在市场上的形势一片大好，这也算为华为储存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这份收成恰好用在了刀刃上。
1992年，是任正非创业以来的“幸运年”——有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对国民思想的空前解放，有邬江兴对全国科研人士的极大鼓舞，还有自身卓有成效的赴美学习考察。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的能量推动着任正非和整个华为团队朝着更有作为的方向一路飞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