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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系列纪录片叫“俯瞰意大利”，忘了是埃索（Esso）还是奥利韦蒂（Olivetti）公司投资制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威尼斯的。通常在这类影片的开头，整个画面会出现如同是漂浮于水上的威尼斯的美丽街景，一如我们在旅游指南上看到的照片。然而本片的导演福尔科·奎利奇（Folco Quilici）的手法却是别出心裁。
晨雾中，是茫茫无际的潟湖（Laguna）。零星露出水面的地表上，一片片芦苇随风摇曳，却不见树木的踪影。
这个画面只出现了一瞬，大约两三秒后旋即消失。紧接着，晨雾渐渐散去，视野愈发清晰，云雾中只见长满芦苇的潟湖，慢慢地变幻着身姿。早晨清澈的空气中，仿佛有仙女拿着魔杖，轻轻一挥，整个威尼斯浮现在阳光璀璨的碧海之上。
既没有背景音乐，也没有旁白，这是一幕无声的光影转变。应该说，这个场景本身就是一首伴随着气势恢宏的乐曲的交响诗。
我本打算将接下来要撰写的威尼斯共和国通史，取名为“水都物语”。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两个城邦国家，通常被称为花都和水都。但看过纪录片之后，我觉得“水都”似乎名不副实。
“水”字给人的印象多是静态的。即使有动，也是朝着一个方向缓缓流淌。然而，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则完全不同，它复杂多样，充满动荡，惊心动魄。
要说水都，欧洲境内比比皆是，就连日本的松江或大阪，大概都配得起这个称呼。可我要写的，不是单纯在水上建城的人，而是那些走向海洋、以海为生的人物故事。
因此，本书的书名不能叫“水都物语”，必须是“海都物语”。
“阿提拉打过来啦！”
“匈奴人杀过来啦！”
“听说阿奎莱亚（Aquileia）也遭焚城，女人孩子无一幸免!”
蛮族太可怕了！无论抵抗与否，格杀勿论，就算献上钱财也无济于事。凡是蛮族经过的地区，寸草不生……诸如此类的传言四处蔓延，速度快过疾风。惊慌失措的人们围着神父，诉说着心中的不安。
时值罗马帝国的末期。蛮族的入侵，将习惯于生活在“罗马和平”下的欧洲人，推向恐怖的深渊。其中以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最为凶猛。当居住在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Veneto）的人们听说他们教会所在的阿奎莱亚遭到可怕的阿提拉袭击后，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赶紧逃吧。”
不过没人想往山里逃。这一带是由几条流向大海的河川汇集而成的平原，大家都很清楚，如果往对面的远山跑，恐怕来不及到达目的地，途中就会被追来的蛮族杀死。那么，不如沿着海岸线南下，逃往帕多瓦（Padova）或是更南面的拉文纳（Ravenna）。
可是，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不得不立即把话收了回去，因为蛮族正向帝国的首都罗马逼近。逃亡者们要抢在蛮族之前走同样的路线，即便没有妇孺拖累也办不到。望着眼前这群等待自己给出明示的人们，神父无言以对。他张开双手朝向天空，与其说是在向神祈祷，更像是绝望的控诉。
就在这时，天上传来一个声音：
“爬到塔上去，从那里往大海的方向看，所见之处，便是你们未来的家园。”
于是，人们登上教会的高塔。彼时正逢退潮，从塔上可以看见零星露出水面的沼泽地，除了茂密的芦苇，湿地上见不到任何树木的影子。
但这是神的指示。无论男女老少、富贵贫穷，众人在神父的带领下，向那片土地迁移。通常人们搬家会带上财产和家当，而威尼斯人还得带上造房子的木材。因为在他们的新天地里，除了鱼，一无所有，不过至少保住了性命。
上述内容来自威尼斯初期编写的编年史，即所谓的传说。事实上，神应该什么也没说过吧。在那些把历史当作科学研究的人们眼里，民间传说或许一文不值，但对于试图了解当时民众的心情、获得切身感受的人而言，民间传说却是不能被轻视的材料。
如果是当今美丽的威尼斯，相信不少现代人都愿意定居于此。但是，对于距今1500年前那些已具备相当程度的文明，却不得不迁移到芦苇丛生的沼泽地的人们而言，即使形势逼人，迁居仍需要极大的决心。如果不是用神的指示来说服众人，恐怕最终很难付诸行动。毕竟当时能保护人们安全的，只剩下那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根据编年史记载，事情发生在公元452年。24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
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迁居潟湖的人们过着相对安稳的日子。虽然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蛮族的入侵仍然时有发生，但这个不易生存的地方，同样也不易受到攻击。说到底，是因为当时威尼斯人的那点儿财产根本挑不起蛮族人进攻的欲望。继匈奴人之后征服了北意大利的哥特人，也没有侵犯过这一小群生活在沼泽地的人们。
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撰写的文书被公认为是了解当时威尼斯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位出身于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地区（Calabria）、当时在拉文纳宫殿侍奉哥特王的官员，写的不是普通的记录文，而是指示令，但其笔调又和统治者向下发出的命令多少有些不同。这份写于公元538年的公文，是这样开始的：
请按照已下达的指令，将今年获得丰收的伊斯特拉（Istria）的葡萄酒和橄榄油送往拉文纳。你们在海边拥有数量众多的船只，应该有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将住民委托的货物顺利地运送出去。此番所得利润，你们可以与他们平分，因为这是一件需要双方合作才能办好的事情。
好了，你们立刻开始这趟短途吧。再长的海旅，你们都已习惯，这一次犹如国内航行，或者说就是在家门口打个转。
我不会指定你们走哪一条航路。若有惊险海浪，可改走河川。按照你们认为安全、可靠的方式去做即可。
……
回想你们建造房屋的经历，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
在过去（罗马帝国时代），就以多产才华横溢、品行高贵的人才而闻名的威尼斯，南面邻接拉文纳与波河（Po），东面是亚得里亚海沿岸理想的海滩。在那里，土地因潮水的涨退，时开时闭。
你们的房子就像水鸟一般，有时浮于水上，有时收起双翼，在地面歇息。
这些并不是自然的造化，而是人类努力的结果。
居住在那里，只有鱼是取之不尽的食物。不论贫富，人人平等共享。造得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屋，使你们远离那种嫉妒他人的世俗恶习。
你们主要的产业是开发盐田。其他地方的人们挥动锄头和镰刀在农田中耕耘，而你们则是转动石臼磨细海盐。没有黄金，人依然可以生活，但能让食物变得鲜美的食盐，谁都缺不了。所以，你们可以卖掉盐，然后买回其他必要的生活物品。
好了，装备好你们的船，就像把家畜圈在土房里那样，将它们系在房屋旁待命。我已经派熟悉此事的洛伦佐前往。他一旦结束那边的事务，便会加入你们的行列。别让什么麻烦或经费问题耽误了运送，尽快安排货物早日抵达拉文纳。
这样的和平生活持续了不到30年，北方蛮族一支的伦巴第人（Langobardus）打过来了。
威尼斯人虽然是为了保命，被迫迁移潟湖，但在最初阶段，大家还是希望住在靠近陆地的沼泽地带，这是人之常情。可是，伦巴第人彻底摧毁了他们主教堂所在的格拉多（Grado）、赫拉克利亚（Heracleia），原以为逃进沼泽躲过灾难，一度安下心的人们，再次感到生命受到威胁。而且，伦巴第人从帕多瓦（Padova）到伊斯特拉，即由西向东横扫亚得里亚海沿岸及其附近的城镇。因此，逃往潟湖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前一次。
亚得里亚海北部
这一次，不再需要神的指点，因为已经有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原以为无法居住的地方可以生存。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得不认清另一个事实：即使是沼泽地，只要靠近陆地，仍不算安全。
后逃过来的人们与先住民一起开始迁往沼泽的中央，尽量远离陆地。从北边逃来的人，住在托切罗岛（Torcello）或布拉诺岛（Burano）；西边过来的，则住在阻断外海与威尼斯沼泽地带的佩莱斯特里纳（Pellestrina）以及马拉莫科（Malamocco）。至于里亚尔托（Rialto）发展为当今威尼斯的中心区域，则是距那以后250年之后的事情。
那个时期，这个刚诞生不久的小国，虽然名义上是拜占庭帝国的附属国，却保持着实质上的独立。（拜占庭帝国以拉文纳为大本营，掌控意大利。）威尼斯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它拥有足够的船和水手，能满足所有的水运需求。
随着岁月的推移，船舶的吨位及数量不断增长，水手的技艺益发娴熟，人数势必也呈上升趋势。威尼斯人的贸易行为，多半是从最初的用盐交换生活必需品，开始转向非必需品的买卖。渐渐地，他们占据了意大利内河贸易的主要市场。
之后又发生过几次从本土的迁移，因此人口也大幅增加。原本以教堂和神父为中心，按教区（parrocchia）居住的人们，此时开始意识到，需要有一个能够整合各个教区，带领这个共同体前进的领导人。
公元697年，威尼斯人首次以居民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元首（doge，亦译总督），威尼斯的基本政体由此奠定。之后这个通过民选，选出终身制元首的制度，一直持续至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最初由一批难民组成的小国，一步一步地树立起了自己国家的形象。
就这样好不容易撑过一个世纪之后，这个新生小国，首次直面国家存亡的重大危机。
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在罗马教皇的加冕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作为古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神圣罗马帝国理所当然地认为整个意大利都是自己的领土。查理曼的长子丕平（Pepin，史称驼背丕平）胁迫威尼斯脱离拜占庭帝国，改为接受他的统治，而且还预谋将威尼斯人赶出内河贸易。然而，威尼斯拒绝了丕平的要求。
之所以拒绝，倒不是威尼斯讲究道义。比如说稍早前因圣像崇拜问题，拜占庭帝国内发生动乱，威尼斯人就视而不见，一如既往地朝拜圣像。其实，这是著名的威尼斯商人们的精明打算，拜占庭帝国满足于统治者的名分，并不干涉通商自由。所以隶属拜占庭，最符合威尼斯人的利益。
但丕平的决心非常强硬。他开始在拉文纳附近打造战船。这片哥特人、巴伦第人，甚至拜占庭帝国都没有入侵过的沼泽地，如今法兰克人要攻过来了。威尼斯人除了挺身自卫，别无他选。哪怕是拜占庭方面派兵救援，从君士坦丁堡过来，路途也过于遥远。当初以为最安全才逃来此地，如今已逃无可逃。因此，威尼斯人这一次决定不再逃跑，而是奋起反击。
没有一个威尼斯人是闲着的。当时威尼斯中心的马拉莫科挤满了从周边岛屿赶来支援的人们。大家都很清楚，此处是敌人的首要目标。众人齐心协力，积极备战。内陆城镇基奥贾（Chioggia）陷入了一片火海，这反而更激发了大家的斗志。
然而，几乎就在基奥贾的熊熊火焰升向天空的同时，法兰克人的大型战船也驶近了佩莱斯特里纳的岸边。站在马拉莫科教堂的钟塔上，仿佛可以看见法兰克士兵陆续登陆的景象。
这时，有一个男人提议说与其付出无谓的牺牲，不如撤退。
“还能往哪儿撤呢？”众人异口同声地问。
这个男人似乎早有打算。站在他身边附和的另外几人，看上去也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于是，大家决定听从他的意见。
24小时之后，马拉莫科的街上见不到半个威尼斯人的人影。长驱直入的法兰克士兵彻底捣毁了空城，然后将之烧成灰烬。
那个时候，威尼斯人又在做什么呢？他们拔起了伫立在海中，原本是用来标示船舶航行区域的木桩。没了这些木桩，如果不是经验特别丰富的水手，即使涨潮时，船也很容易搁浅；退潮时，哪怕小船，也有误判航路的风险。
另一方，因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威尼斯的首都马拉莫科而士气大振的法兰克人，正驾驶着战船驶向潟湖中心，他们打算一举歼灭逃进沼泽深处的威尼斯人。此刻，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威尼斯人，已组建好船队，起帆准备迎击。就在两军的船队驶近到弓箭射程的距离之内时，威尼斯的战船突然开始后退。法兰克船队乘势往前追，威尼斯人左躲右闪、四处逃散，就这样重复了几个回合，威尼斯所有的战船与敌人拉开了距离。
法兰克人依然紧追不舍。就在这时，只听见有人大叫：“船动不了啦！”伴随着惊恐的声音，战船一艘接一艘地搁浅。一眨眼的工夫，海水开始退潮，海滩上四处散落着船底深陷入泥浆的战船，场面十分凄惨。
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的法兰克士兵们，还没缓过神便看到无数只威尼斯人的小船急驶而来。原来威尼斯人早就计算好退潮的时间，换乘小船出击，因为小船在浅海上也能自由航行。一支支火箭射向无法动弹的法兰克大船，船帆很快被点燃，火势迅速蔓延，吞噬了整个甲板。法兰克人想救火，却找不到水。束手无措的士兵纷纷跳下着火的大船，可一落地，双脚又陷进了泥沼里。
面对站立不稳的敌人，威尼斯人气定神闲地射出一支支利箭，犹如打靶练习。法兰克人只有寥寥几艘船能够侥幸死里逃生。因为是排在船队的末尾，所以当这几艘船看到退潮时，急忙折返外海。
滩涂上，那些烧焦的船骸仍然冒着黑烟，数以千计的法兰克士兵横尸泥沼之中。不过，最多也就几天的时间，随着潮起潮落，这一切都会被冲进外海。就这样，威尼斯人在大获全胜的情况下，结束了他们的首次战斗。
然而，威尼斯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是在一年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曼与东方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签订了合约，查理曼不仅正式放弃对威尼斯的领土权，承认威尼斯隶属拜占庭帝国，而且允许威尼斯人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自由通商。这对于已经取得拜占庭帝国内自由经商权的威尼斯人，以及预见到贸易将是国家未来的威尼斯国而言，无疑是一场空前的胜利。
法兰克王国的首都帕维亚（Pavia）的集市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从波河溯流而上的威尼斯人的身影。他们什么都卖，据说在帕维亚的集市，甚至能从威尼斯人那儿买到君士坦丁堡皇帝御用工厂织纺的红色布帛，要知道那可是皇帝做赏赐用的名贵物品。
当海外的威尼斯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地之时，他们在国内的同胞也开始着手建设一个真正的、恒久的国家。
威尼斯人决定把国家的中心从马拉莫科迁移到里亚尔托。法兰克人的攻击，已经充分证明马拉莫科在国土安全问题上有致命的缺陷。
首先，马拉莫科面临亚得里亚海，如果敌人组成舰队，这里是守不了多久的。
其次，如果基奥贾被攻破，敌人可以沿着陆地一路杀来。尽管涨潮时两地之间的道路会被潮水隔断，但只要用古罗马时代开创的建造临时渡桥的方式，将小船连接在一起，再铺上木板，就能轻而易举地运送大量的士兵。
威尼斯人虽然战胜了强敌法兰克，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还是继续往潟湖的中央撤退，尽量远离陆地。
当时的里亚尔托由几个很小的岛屿组成，岛上只有渔民居住。与潟湖的其他岛屿相比，它位置偏僻，到了涨潮时，只有很少一部分陆地能露出水面。如果要把国家的中心设在此地，一切需要重新开始。不过，里亚尔托也有两大优点。
第一，它位于潟湖的中央，距离陆地最远。
第二，由于是沼泽地，不直接连接外海，非常安全。只要把通往利多（Lido）的水路建成港口，一些地方甚至可以停泊大型的船只。如果再拥有实力强大的海军，这里不仅能抵御外敌，而且可以凭借代步用的船只，开拓海上贸易。9世纪初的威尼斯人，与他们当年为了寻找一片安身之处，四处逃散的祖先们相比，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威尼斯人在他们的第十任元首昂内尔·帕契帕索（Agnell Participazio）的带领下，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国大迁移。在这片潟湖中，不会再有比里亚尔托条件更好的地方了。所谓背水一战，大抵如此。
当时的亚得里亚海最北端
就这样，在我们如今看到的地方，威尼斯开始了它的建设。20世纪后，威尼斯铺设了连接大陆的铁路。在此之前，它始终是一座以船代步的海上之城。
有关威尼斯人的建国，这里我会以土木建筑作为重点来展开。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对于这部分内容，几乎都是轻轻带过。对他们而言，或许政治经济、社会构造以及战争的论述才是重点，但我不认为如此。如果我们知道古罗马的大道是怎样建设及其维修保养，便能很好地理解古代罗马人的性格。同样，如果了解如今叫作伊斯坦布尔的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征服之后，其建筑风格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认识土耳其，这个在15世纪成为威尼斯人宿敌的民族，会有所帮助。一个国家的建设，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建设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因此它的发展走向，决定了民族性格的形成。
住在威尼斯的人们，人格必然会变得非常独特，就像威尼斯是任何城市无法比拟的。
——歌德
拿破仑1797年攻占威尼斯的10年之前，歌德曾造访过威尼斯。彼时的威尼斯，国家建设和人口的增长已经结束，正走向最后的衰败。然而，歌德却说不能用肉眼去看威尼斯，而需要用心灵之眼。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围绕着我的所有事物，都充满了高贵。它们是在人们齐心协力创造下诞生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作品。这座宏伟的纪念牌，不是为了哪一位君主，而是全民族的丰牌。
的确，威尼斯是共和国是全体国民努力的结晶。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国家，会像威尼斯共和国这样彻底地反对（个人）英雄主义。
话说回来，每一名民众都能够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用实际行动去改善它，甚至加以运用吗？我想就算歌德也不会这样想。理解与行动，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唤起民众积极性需要一个“契机”。那些对行动前的“契机”不屑一顾的人，想必总是失败；能看到这一点的人，才是有能力的领导者。
如果说5世纪时的威尼斯人为了逃避阿提拉，决定移居到芦苇丛生的沼泽地的契机是神的指示。那么，又是什么契机让9世纪的威尼斯人愿意再次从零开始，为建立恒久的国家，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呢？
根据编年史记载，事情发生在公元828年。名叫特里布诺（Tribuno）和鲁斯蒂科（Rustico）的两位威尼斯商人，将船停靠在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当然，他们为生意而来。在当时，罗马教皇禁止基督徒与穆斯林交易，因此，这两个人等于是破坏了戒律。
他们眼中的亚历山大城，因不停的街头争斗而显得嘈杂纷乱。住在那里的基督徒，不知是不是都躲在了家里，街上只能看见口中大呼小叫，手上挥动着武器的阿拉伯人。这是哈里发（Caliph，伊斯兰教宗教领袖）不定期发动的反基督教活动。在这种时候，即使那些被默许存在的教堂，也会遭到暴徒们的破坏。
尽管对这种情形已司空见惯，两位威尼斯商人仍保持着谨慎，带着货物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这是一所以供奉福音书的作者圣马可的遗骸而闻名的修道院。
一位修道士战战兢兢地替他俩打开门，一脸掩不住的惊恐。其他的修道士们也吓得直打哆嗦，因为他们听说这里将成为被袭击的目标。
“圣马可的圣体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如何是好？”
两位威尼斯商人闻言，遂提出把圣体交给他们带回安全的威尼斯。
“那可不行！”修道士们摇头拒绝。正因为有圣体，埃及的基督徒们才会来此朝圣，捐献丰厚的善款。
就在说话的当口，院外的动静越来越大，突然间传来一阵剧烈的敲门声。门刚打开，哈里发的手下便闯了进来，差点儿撞倒了过去开门的修道士。来人说哈里发要用修道院回廊的大理石柱子修建浴室，他们傍晚前会来取走。盛气凌人的闯入者离开之后，修道士们不仅没有松一口气，反而更加害怕。哈里发强征教会财产，意味着默认民众抢夺，圣马可的遗骸变得愈发危险。这时，威尼斯商人又提出了买下遗骸的要求，修道士们犹豫许久，最后终于点头答应。
两位商人随即走出修道院。不一会儿的工夫，又推着一台手推车折了回来。车上放着两个原本用来装面包的大篮子，篮里塞满了猪肉。
商人究竟付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但这笔生意是做成了。圣马可的遗骸被藏在篮子的底部，上面堆着严严实实的猪肉块。两位商人在眼泪汪汪的修道士们的目送之下，推着手推车走出了大门。
路上正巧遇上刚才那位哈里发的手下带领着拆柱子的工人往修道院走，他们后面还跟着一群为即将到手的收获而兴高采烈的随从。
威尼斯人见状，用阿拉伯语大声叫着：“猪！猪！”伊斯兰教教徒们的脸上顿时露出厌恶的神情，纷纷让开了道路。“猪”被穆斯林视为不洁之物，有些人看猪便会恶心头痛，严重者甚至呕吐，尤其是见到装面包的篮子顶上的猪头，真的有人当场吐了出来。
两位商人一路上轮番吆喝着“猪呀猪”，穿过亚历山大宽阔的街道，平安地回到了自己的船上。
可这还不算结束。停泊在港口的商船，必须通过海关检查之后，才能扬帆出海。检查员登上了他们的船，两位商人知道这是最后一道难关。
圣人骸骨是基督教的崇敬之物，如果让这些人发现了圣人的遗骸，势必会漫天要价。倘若不从，又可能遭没收。于是，他们不得不委屈圣人的遗骸继续与猪肉待在一起，把整个篮子放进了当作仓库使用的船底。果不其然，还没等威尼斯人解释完篮子里是水手的口粮，穆斯林的检查员便捂着鼻子跑上了甲板。特里布诺和鲁斯蒂科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
威尼斯商船安全地离开了埃及，却在靠近希腊的海域遇上了强风暴雨。小船仿佛一片树叶在海浪中翻滚，船桅吱吱作响，仿佛随时会被折断。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已脱离了猪肉，而且洗刷干净并撒上香料的圣马可的遗骸，第一次展示了圣物的奇迹。
次日早晨，出现在威尼斯人面前的是夏日阳光下一片宁静的希腊海。前夜的暴风雨像梦一般不见了踪影。相信这两位商人一定会对圣人的守护感激涕零，忘了他们花钱买遗骸的糗事。不知道是不是安置在船舱中的圣遗物的护佑，暴风雨之后一路抵达威尼斯一直是顺风顺水。
编年史上这样描写威尼斯人迎接两位商人带回的圣人遗骸的情景：“全城欣喜若狂。街头巷尾，人们见面开口便谈此事。大家都说圣人必定会守护威尼斯国的繁盛和荣光。”
从元首到百姓，威尼斯人全体动员。圣遗物在众人合唱的赞美歌声中上了岸。元首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财产，以建造圣马可大教堂供奉圣遗物。而特里布诺和鲁斯蒂科两位商人也作为共和国的大功臣，留名于史。
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威尼斯人的信仰并不算特别虔诚。史料已经证明，像上述两位那样无所顾忌地违反教皇禁令的商人为数不少。因此，较之别国的教徒，威尼斯人是属于最远离宗教狂热的一群人。
和其他基督徒一样，威尼斯人原本也有他们自己的守护圣人（亦译守护神），叫圣狄奥多（San Teodoro）。但这位出身于希腊的圣人，在圣人教阶中，地位不高，大概只能算三流之辈吧。
然而，圣马可就完全不同了。基督教圣人中，拥有最崇高地位的，当然是十二使徒。接下来是圣保罗以及福音书的作者圣路加、圣马可，都是一流圣人。另外，施洗者圣约翰也属于这个级别。顺便提一下，佛罗伦萨的守护圣人是施洗者圣约翰，而罗马则是圣彼得。
这下，威尼斯也有了一流的守护圣人，人们的雀跃之情不难想象。他们立刻决定，让圣狄奥多退居二位，将圣马可奉为威尼斯正统的守护圣人。
福音书的4位作者都有各自的代表动物，根据《约翰启示录》记载，分别是：
圣马太——代表诞生的人类
圣路加——代表牺牲的公牛
威尼斯共和国国旗
圣马可——代表复活的狮子
圣约翰——代表升天的老鹰
这些有象征意义的人和动物都长着翅膀。
长着翅膀的狮子，圣马可的狮子绝对振奋人心。威尼斯人把书写福音书的智慧的圣人安放于供奉他的教堂；将前爪扶着《圣经》的飞狮，作为国旗的图案。从此，这面绯色布底上绣着金丝的国旗，伴随着东奔西走的威尼斯人，四处飘扬，保存至今。除了商船必悬挂国旗之外，金币上也刻铸了这个纹章。那两位带回圣马可遗骸的威尼斯商人，不仅为祖国带来了一流的守护圣人，也等于带回了国旗。至于圣人遗骸的真伪，以及是用钱买来的问题，从来无人提及。
这就是契机，它激励了人心。威尼斯举国上下，情绪高昂地投入了艰苦的国家建设之中。
我丈夫有一位叔伯辈的亲戚曾经作为意大利建设部派遣的官员，长年在地方负责公共事业的规划建设。其职位在意大利语中叫Provveditore della Opera Pubblica。
日本的建设省或国土厅应该有类似的职位，因找不到资料，这里就不做翻译。总之，就是公共建设部门的负责人。他被派到帕多瓦、西西里，以及“二战”后成为南斯拉夫领土的地方工作时，所授的都是这个官职，唯有在威尼斯，名称变成了Magistrato alle Acque。直译过来大概是水务行政官，不过具体的工作内容并没有改变。
这个官职是在进入16世纪之后正式启用的，但9世纪威尼斯人在里亚尔托开始国家建设的时候，就有了负责类似事务的职位。被委以此任的人责任重大，因此新官上任时，会在元首带领下，站立民众面前，举行一场特别的就职典礼。
元首向聚集的国民大声呼叫：“让我们赞赏他的功绩！给予他应得的报酬！倘若他不能担负起这重责大任，我们就将他绞死！”
这种轰轰烈烈的就任典礼，要到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之后才被废止。可亡国才不过200年，如今的威尼斯城便经常浸在水里。
水，是大自然的恩赐。对威尼斯人而言，它既是朋友，又是非常可怕的敌人。其可怕之势，是居住在陆地上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走在如今的威尼斯街头，很难想象建国初期的情景。于是，在一个秋天的日子，我租了摩托艇，绕着被称为潟湖的沼泽地带，彻底转了一圈。其实我是想乘坐贡多拉的，但由于太耗钱，又费时，最终还是选择了现代的摩托艇。即使坐摩托艇，涨潮和退潮两段时间相加，环湖还是用了7个小时。可见，再先进的交通工具，在沼泽内也无法高速行驶。当然，去外海就另当别论了。
潟湖中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通行的。由三根粗大的木头制成的木桩，伫立于湖中各处，提示着航道，再小的船也只限于在木桩标示的范围内航行。这些木桩上刻有水深标示，傍晚之后还有电灯照明。当然这些都是现代的产物，在过去，夜间航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作为通航标示的木桩，以前就有。
沿着航路前行。退潮时，可以看见收敛翅膀的水鸟，在湖两边的湿地上歇息。一旦涨潮，这里便是茫茫汪洋。一些涨潮时也露出水面的地方，杂草丛生、树木稀疏，还有些摇摇欲坠的小破屋。那里的海水几乎是静止的，仿佛腐烂了一般。想来退潮时，就会变成泥泞的沼泽地吧。
绕湖之行后，我这才明白了Laguna Viva——“活着的潟湖”，对于“水务行政官”以及威尼斯人而言，是何等重要。海水必须保持流动，一旦停滞，腐烂的东西就会沉淀，成为传染病的源头。
托切罗岛在威尼斯建国初期，曾经是比里亚尔托更为繁荣的经济中心。现在如果有人想寻找威尼斯共和国昔日的景象，一般都会被建议去托切罗岛。但那里早已荣华不在，冷冷清清。这一切皆因疟疾所致。
Laguna Morta——“死亡的潟湖”，是可怕的。
有两条河注入潟湖。这意味着比海水更容易变质的河水，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流向湖中。再加上隔开潟湖与亚得里亚海的利多岛，一左一右，像堤坝似的环抱着潟湖。河水不仅易变质，还会带来泥沙。虽然利多岛隔开外海，解决了安全问题，但同时它也有着流沙沉淀的危险。早在建国初的811年，威尼斯就设立专职，负责调节河水与海水的流量。这正是“水务行政官”的主要工作。
那么，为了让潟湖始终活着，威尼斯人究竟想出了怎样的对策呢？
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运河。
运河一词，（日本）字典里是这样注解的：“为了行船，挖掘陆地建起的水路。”苏伊士运河就是典型代表。
然而在威尼斯，即使也叫运河，含义却大相径庭。讲清楚什么是威尼斯运河，也就完全解释了威尼斯的特异性。
简而言之，威尼斯的运河不是为了通航，而是为了通水而建。当然，河上也能行船，但那不过是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引水。
对威尼斯人而言，要日久天长地住在沼泽地，Laguna Viva——“活着的潟湖”便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
威尼斯运河另有一个特征，它的水路并非是掘地而成的。掘地而成的运河的确有几条，但大多数是利用岛屿和岛屿、沙洲和沙洲之间的水流，留取其最深处，再用木桩和石材加固两边的河岸。威尼斯的运河之所以多蜿蜒曲折，就是因为先有水路再开拓而成的。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不把两条河流引向两侧，让组成威尼斯的众多岛屿相连，然后再填平中间的海水呢？反正那些所谓的岛屿，不过是沙洲。人要在此居住，就必须先用木桩和石头围起来，再填平里面的海水。与其这样一个个岛屿地填，不如整个城全部填海造地。
当今威尼斯及其周边的潟湖
可是威尼斯建于潟湖的中央，还有潮汐的问题。除了定期的潮水涨退，也要一并考虑大风以及流入河中的雨水等不确定的因素。如果贸然地全部填平，每当河流水量增加，又遇到海水涨潮，这两股无法纾缓的力量相互撞击，势必造成泛滥。筑起了堤防，并不等于天下无敌。为了避免洪水，必须精细地计算海水涨潮与河水的流量，在适当的地方，开凿出如梳子般密集的水道，抵消水的冲力。
如果已有现成的合适水道，就增强牢固；如果方向不对，就让它转弯。那些原本没有水道却需要水道的地方，就从头挖起。总之，水路弯直与否不是重点，始终保持水流畅通，才是目的。形状如逆“S”形的著名的威尼斯大运河，其实就是一条自河川流向大海的水道的升级版。
这样，众多的岛屿像“寄木细工
”一样被拼装起来；运河蛛网般密布其间；河上建起鳞次栉比的桥梁，威尼斯城就此成形。
在威尼斯，运河有两种称呼，一般都译作“运河”。一种叫canale，如威尼斯大运河便称“Canale Grande”。另一种叫rio，威尼斯城中星罗棋布的运河，基本上都属于此类。我原以为canale与rio的不同在于天然水路与人工河道的差别，查找资料后，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好像水域较宽的称作canale，狭窄的则叫rio。
正如威尼斯建造运河的目的，是引水而非通航，像一道堤防横隔在威尼斯与外海之间的利多，当然也不例外地开凿了几条运河。为了“活着的潟湖”，在不破坏湖中宁静的海水的同时，还必须保持与外海之间的水流交替。
造完这些运河，并非万事大吉。从定期维护这一点来说，它比陆地道路的保养更麻烦。就职仪式上元首威胁水利官“若玩忽职守将处以绞刑”也有其一定的道理，毕竟这是攸关威尼斯人生死的大事。
决定水路之后，接下来就是造地了。
当然，具体实施时，不可能如此按部就班。相对于由中央决定的水路建设，建设陆地一般交给当地的居民团体。这一点多少也证明了水路更加受到重视。
话说回来，造地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威尼斯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挑选自己喜欢的地方建造居所，因为在沼泽地里建造地基，不是一个家庭能够独立完成的。
首先，需要制作大批的木桩。挑选尽量坚硬的木材，制作成25厘米粗细、2米——5米长的四方或圆形的木桩，将木桩头削成如钉子般尖利，然后，把它们密密麻麻地打进沼泽里。现在的威尼斯地下犹如老树盘根一般，仍保留着无数的木桩。尤其是在建筑物的墙壁、柱子的底部，以及运河的沿岸，木桩数量尤其多，而且特别深。
威尼斯的地基建设
打完桩，再挑选耐海水腐蚀的石头，层层垒上，最后在石头缝隙间灌上水泥固定。建筑物的地基以及被称为fondamenta的河岸地基，都是用这种方法建成的。fondamenta译为河岸是根据其使用目的，原意则是地基。
那些威尼斯运河沿岸的房屋，正因为用这种方式打造地基，所以看上去才像建在水面之上。
当然，在9世纪建国时，还没有非常扎实的地基建设手段，那时的石层应该比较单薄。如今环游潟湖，仍然可以在一些小岛的周围，看见如梳齿般密集地插在海中的木桩，上面建着房屋。威尼斯人的造地工程，是在进入15世纪以后为防止火灾废弃木材改用石材建造房屋，才算真正的完善。
威尼斯人建起了威尼斯城。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是居住在陆地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接下来，我要介绍后来的人们是怎样移居到威尼斯的。
与逃离阿提拉和伦巴第人的入侵一样，人们不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无限制地迁移，而是以神父为中心，以教区为单位地迁移。这种方式并非威尼斯人的首创，在中世纪时，基本上都是以教区为中心构成居民区。
意大利语Parrocchia（教区）指的是，以精神支柱的教会和主教为中心，加上物质面的有力支持者及其工作上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伙伴和他们的家族所组成的团体。如果把威尼斯当作一个生物体，那么教区就是生物体的细胞，这种形态一直持续到12世纪。教区数量最多的时候在70个以上，每个教区平均的人口大约是1500人。
直至12世纪，教区似乎都保持着相当强的自主性。以元首为长的共和国政府，就是由教区选出的代表所组成的。虽然在哪里开凿运河由中央政府决定，但是造地以及街道的建设却属于教区负责的公共事业。
各个教区所在的居民区建设，首先是从决定教堂的位置开始。意大利语称campo的广场，建在教堂的正前方，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做弥撒之后的聚会地，也是市场。无论宗教活动还是买卖，居民所有的集会活动都在广场上举行。
在意大利语中，广场通常被称为piazza。可是在威尼斯，除了圣马可教堂前的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其余的都叫campo。这可能与初期的教堂广场上种植树木、饲养家禽有关，因为campo的词源就是“农田、田园之家”的意思。不过，进入15世纪之后，几乎所有的campo（广场）都铺上了石板。
广场的正面，当然是教堂。其他面向广场的地方，是权势者的家宅以及小型造船厂。不过，广场旁边占地面积比教堂更大的地方，必须留给运河，这也是威尼斯的独特之处。如今，一些地方已被填平，不见踪影，但是在当年，视“活着的潟湖”为生死大事的共和国时代，广场边上总有运河流过。在威尼斯，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的运送，都必须依赖水上交通。运河因此理所当然地与人们精神生活中心的教堂，享有同等的待遇。广场上建有阶梯，可以下到运河，算是简单的登船口。
广场至少会有两条被称为calle的小路，连接教区的中心广场及其后面的普通民宅。在这一片背对广场的居民区中，也随处可以见到campiello（小广场）或corte（空地）。为了尽量利用土地资源，威尼斯的房屋一般都造到四五层高。这些空间除了是妇女和儿童的休闲地，也给楼宇林立的环境，带来了阳光和清风。通常，这些小广场都不面向运河。
小广场不是市街的尽头。正如渔网般纵横交错的运河，再怎么弯弯曲曲，最终会流入大运河或大海，在威尼斯只要用脚走路，必有捷径可寻，没有什么死胡同。
无论小广场还是空地，一定会有两条方向相对的小巷。广场小，巷子自然也很狭窄，就像歌德所形容的那样，只要抬起双肘，就会碰到两旁的建筑。还有一种穿插在建筑物楼下叫作sotoportego的小路，初来乍到的人们，几乎是不可能找到这种小路的。
站在空无一人的小广场，眺望着四周的楼房，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冒出个人，穿过广场，消失在小巷里。遇到这种情景，我总是会忍不住地生发联想。
一位杀了表兄弟佛罗伦萨公爵的年轻人，逃到威尼斯避难。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自然不会放过他，派杀手追到了威尼斯。
某一个夜晚，久未外出的年轻人，出门办完事后急急地往回赶。就在他离开贡多拉，从广场拐进小路时，发觉背后有人，不禁忐忑不安起来。感到危险的年轻人加快脚步，跑到了提着油灯替他照路的仆人的前头，眼看着离他那位于广场一角的藏身之所只有一步之遥。就在这时，只听见身后一声惨叫，年轻人回头张望，借着掉在地上的油灯发出的光线，看到仆人倒在血泊之中。
年轻人刚想敲门进屋，三个戴着黑色面具、穿着黑色斗篷的男人围了上来。年轻人拔腿狂奔，即使他也不知道究竟该往哪儿跑。穿黑色斗篷的男人们紧追不放，最后，他跑到一片空地，绕着中间的一口水井不停地躲闪，全身的力气几乎耗尽。至此，追逐者与被追者都认为是逃无可逃，三名刺客一语不发地拿起刀剑，年轻人闷声倒地。
周围的人家门窗紧闭，一片漆黑，应该没有目击者。刺客们放心地取下面罩，他们的脸暴露在暗淡的月光下。
突然，他们觉察到一丝异样，抬眼环顾四周，只见空地的一角站着一位吓得目瞪口呆的水手。这位小酌了几杯，带着微醺往家走的水手，原本想抄近路，没料到遇上了杀人现场。
刺客们立刻反应过来，不能放过目击者。因为被杀的年轻人作为政治流亡者，已经得到威尼斯共和国的庇护，如果威尼斯政府知道他是被佛罗伦萨人所杀，绝不会就此罢休。只有杀人灭口了。
三人向水手奔去。水手可不是不谙地形的外来者，他成功地逃脱了刺客的追杀，但还是暴露了长相。就是从那天晚上起，这位名叫安德烈亚（Andrea）的水手，开始了他惶恐不安的日子。
以上是历史真实事件，刺客的模样以及目击者的部分，则是我个人的想象。总是在那些非专长的土木建设中打转，似乎会抑制作家的想象力。偶尔我会情不自禁地去联想一些故事、一些可能发生的场景。
好吧，还是言归正传。
教区居民的另一项共同事业，就是挖掘水井，意大利语称“pozzo”。在威尼斯，无论大小广场还是空地，中间一定会有一口水井。
将“pozzo”译作水井，我多少是有点儿犹豫的。（日语）字典中对于水井的注解是：“挖掘地面，开采地下水的构筑物。”这个注解适用于日本和意大利其他的地区，却不适合威尼斯。因为威尼斯的水井，不是开采地下水，而是贮存雨水，再做汲取。或许译成蓄水槽更妥当。不过，既然威尼斯人将海外殖民地的城塞里用来汲取地下水的水井和国内贮存雨水的蓄水槽，都称为“pozzo”，那么我就决定将它译作水井。
威尼斯到底有没有地下水呢？答案是：虽然水质不怎么好，有还是有的。然而，开采地下水会导致地基下沉。即便是为了保证饮用水这个重要目的，但对于煞费苦心建造起地基的威尼斯人而言，破坏地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于是，威尼斯人运用开采盐田的经验，开创了威尼斯独特的水井。
首先，在广场中央，挖出一个尽可能大的正方形的深坑，做成水池。接着，用黏土将水池的内部固定成一个炒菜锅锅底似的形状，这个黏土层主要是为了隔开地底下渗进的海水的盐分与储存的雨水。完成黏土层后，再向池中灌入大量的沙子。
威尼斯水井
接下来，将一个上方四角开洞，下方无底的箱子埋入沙中。地面上的雨水会流入洞内，经过沙层过滤后，沿着炒菜锅锅底般形状的黏土层，汇集到水池的中央。池中央装有耐海水腐蚀的伊斯特拉产石盘，过滤后的雨水储蓄在石盘上，逐渐注满水井，等着人们汲取。
时至今日，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还是可以发现广场的石子地有微微的倾斜，倾斜的角度正朝着水井上四个雨水的入口处。威尼斯的广场建设之所以比意大利其他地区以及欧洲他国起步早，是有其切实原因的。
在气候干燥的意大利，威尼斯属于湿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如果只是饮用水，水井足够满足需要。可是除了饮用，人们还有洗涤、卫生等需要，仅是厨房的用水量，就相当可观。这些生活用水是利用一根从屋外看不见的管子，把落在屋顶的雨水引入屋内。通常，储水桶会放在厨房边上。
而下水则是通过下水道直接排放到运河。在威尼斯共和国千余年的历史中，政府曾数次颁布命令，规定下水道排放口的高度，不得低于涨潮时的水线。否则，涨潮时下水道内的浊物会倒流回屋内，那绝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
如今威尼斯的下水道仍然是直接排放到运河。想到这点，印象中美丽的威尼斯不免魅力大减，但朝夕的潮流，是它天然的清洗方式。从建国之日起就把“活着的潟湖”作为至高使命的威尼斯人，从来没想过海水会有停止流动的时候。因此，污水会随着潮汐带到外海，人们不会连日被恶臭所困。与同时代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威尼斯在公共卫生方面也处于相当高的水准。
由于大多数威尼斯人按教区居住，因此在事实上消除了因贫富差距分区而住的现象。一直要到进入12世纪以后，有钱人才开始在自家的庭院内挖井取水。在此之前，生活中最重要的饮用水，都是大家共同享用的。
另外，在沼泽地带建造房屋，需要众人齐心合力。因此，应该是在很早的时候，威尼斯人就丧失了土地私有化的观念。建国初期，威尼斯和别的地方一样，也将那些拥有不动产的人，认定为有产阶级。但这些人所持有的地产不在威尼斯，而是在本土。在12世纪前后，威尼斯人大胆地展开了第二次国家建设，没有土地私有化观念，或许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
从运河以及造地建设中，可以看出威尼斯是一个政府“行政指导”非常强势的国家，但是它的市街却没有单一化的格局，正是因为教区制。
那些认为城市应该如棋盘般整齐如一的人，或许不会喜欢威尼斯迷宫般的街道，但它却是一个不会令人厌倦的城市，在那里处处可以感受到人为规划所无法呈现的自由形态。
威尼斯除了盐和鱼，连打造地基的木材都必须依赖进口。所以，威尼斯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自给自足。不过，威尼斯日后成为海洋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不在意国家是否能自给自足。
一般而言，国家大致分为陆地型和海洋型两种。我认为，可以从是否有自给自足的概念来区分这两种类型的不同。
有自给自足概念的地方，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会产生交换的思想，至少不会深入人心。这类国家发展的最终归结，就是成为侵略型国家。因为对他们而言，侵略他国，不过是扩大自给自足圈而已。
鉴于同样的理由，没有自给自足概念的地方，在现状不变的情况下，不太可能成为侵略型国家。因为在那里，生活用品需要通过交换获得一个普遍的价值。而扩张领土，最终只落得资源的浪费。
除了盐和鱼别无所有的威尼斯人，对自给自足概念的不在意，势必是在非常自然的情况下形成的。不过，如果教区制作为威尼斯国家的主要生活形态一直延续下去的话，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变。因为教区制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的共同体。
每一个教区有教堂，商业行为在权势者家中进行，同时伴有宗教活动。教区中配备了销售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店，从木工、泥水匠、教师（神父）到助产士，各行业人员齐全。甚至还有小型的造船厂，连船都无须求他人打造。换言之，教区几乎可以满足居民所有的需要，生活形态与从前日本的村庄，准确地说，与欧洲的乡村大抵相似。
这种状态，在进入12世纪时发生骤变。作为居民共同体的教区的功效变得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Sestiere的行政区制度。
当然，教区并没有就此被废止。在中央集权强化的过程中，绝不会抛弃以前的生活形态，这成了威尼斯国家的一个行政特色。教区居民仍然拥有自己的教堂，举行各自的宗教活动，各教区的集市一如既往地照常营业。不过，生活所需在教区内得到满足的状态，已不复存在。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变化叫作威尼斯走向都市化。我坚信，进步所需的一切能量，唯有从都市中产生。换言之，只有在彻底放弃自给自足的地方，才会产生进步的能量。
以呈逆S型流动的大运河为界，威尼斯分成两大区域。每个区域又划分为三个被称作Sestiere的行政区，总共6个行政区，因此叫六区制。
威尼斯的行政区（六区制）
大运河北边的三区，由西向东，首先是卡纳雷吉欧区（Cannaregio）。
接着是以流经里亚尔托桥到圣马可大教堂和元首官邸（Palazzo Ducale）后面的运河为界，西临大运河的圣马可区，这里是威尼斯政治与经济的中心。
从圣马可区再往东延伸，是造船厂以及港口集中的奥利佛洛区（Olivolo），又称城堡区（Castello）。
大运河南面的三个区，分别是位于经济商业中心里亚尔托桥附近的圣保罗区（San Polo）及其西北面的圣十字区（San Croce），以及包括朱代卡岛（Giudecca）在内的南面一带的多尔索杜罗区（Dorsoduro）。
1171年制定的六区制，一直沿用至今。数量超过70个以上的教区被编入各个行政区，但仍保留了教区的名字和大部分活动。六区制与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区制最大的不同是，它纯粹是由于行政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制度。
在开始实施六区制的同一时期，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圣马可教堂前的圣马可广场的模样以及美丽的玫瑰色元首官邸修建完成，国家的政治中心由此确立。
比政治中心稍早建立起来的，是位于里亚尔托和斯基亚沃尼堤岸（Riva degli Schiavoni）作为贸易用的港口。此外，国有造船厂（arsenale）也完成了建设。对于作为海洋国家正在崛起的威尼斯而言，造船无疑是其重要的支柱产业。伴随着这些变化，一种不同于以往教区制的居住形态开始产生。
如今的威尼斯只是一个观光都市。要说它有别于其他同类城市的，应该就是大运河。征服了威尼斯的拿破仑将大运河定为国宝（这个法律保留至今），只要是去过威尼斯、曾经坐船游过运河的人，想来都会赞同他的这个决定。
不过，相对于大运河本身，河两岸比肩而立的豪华宫殿更引人注目。人们眺望着这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想象着当年那些富豪们是如何不惜重金，在威尼斯的中心地带，建起一座座豪宅。
为了美化自己的居所，这些富豪们的确是大费周章，以至于我们来往一趟大运河，即浏览了一遍整个威尼斯的建筑史。然而，这一切不是从开始就有意而为的。富豪们在运河两岸兴建豪宅，并非为了炫富，而是由于生存与繁荣的需要。威尼斯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基于其必要性而存在。按这个思路去观察，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威尼斯人。
12世纪开始的国家建设，可以看作威尼斯建国的第二阶段。在这个时期，威尼斯的商贸活动，与过去相比有了质的改变，成了国家经济的支柱。
威尼斯的有产阶级，原本是依靠在本土的地产而获得收入。不过从很早开始，这些人就将一部分收入投资贸易，只是投入的金额很小。随着河川贸易的兴起，他们投资于贸易的金额，占总资产的比例逐渐上升。这个比例逆转之时，正好是12世纪，威尼斯作为海洋国家就此诞生。
大型船成了必需品。商船最好能直接停泊至交易地。于是，那些建在运河沿岸的小型造船厂、石材工房，奉命迁移，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由地主变身为贸易商的人们，他们将原本面向教堂广场的居所，搬到了大运河的两岸。当时的大运河，可以停泊200吨位的船只。
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也大幅度地增高，因为它必须承担灯塔的职责。为了保证从外海经利多港进入潟湖的船舶的安全，到了晚上，钟楼便点火照明。在里亚尔托，架起了开关式的木桥。以此桥为中心的运河两岸，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确立了其经济中心的地位。之前在这一带销售鲜鱼和蔬菜的市场搬到了别处，曾经充斥着鱼贩子和女人们喧嚣的地方，变成了希腊语、阿拉伯语、德语等各种语言混杂的国际市场。（如今这里又恢复为菜市场。）
人们的居住状态，与从前以教堂为中心的教区时代相比，也不得不发生改变。
以贸易为生的家庭原本居住的那种入口朝向陆地的房子，已经不能再满足需要。为了提高物资运输的效率，房屋必须有一个朝向运河的入口。如Casa Fondaca（住居兼仓库）一词所示，居所和工作场所不得不合二为一是由于威尼斯的土地有限。
进入面向运河的正面大门，首先是前后贯通的中庭，周围并排而立的房间，既用作仓库，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另外还有一个入口可以从中庭通往外面的小路。中庭并不宽敞，中央照例有一口水井。
中庭内建有台阶，拾阶而上，先是回廊，廊柱后面是来客用的房间、主人家客厅以及食堂等。再往上一层，是主人的卧房，最顶层则是仆人的房间。通常大商人家的房屋格局便是如此。
现在，如果想不受拘束地参观这种类型的建筑，可以去威尼斯最高级的酒店达涅利酒店（Hotel Danieli）。昔日的中庭，如今天井已覆上了玻璃。坐在酒店的大堂眺望四周，让人不禁相信传说中的深闺大小姐是真正存在过的。小姐们只要站在一楼的回廊，便可以随意饱览楼下在中庭干活的男人们。同样，楼下的男人，透过哥特式廊柱蕾丝般的镂空雕纹，望见影影绰绰的美人，也会怦然心动吧。这类事情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应该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如果将富商们建在大运河沿岸的一栋栋豪宅算作头等区域，那么在这些建筑背后，无须面对运河仍然不影响营生的工匠、日用品商贩的住家则属于次等区域。
第三等则是造船及其相关产业的工人们的居住区。这一带靠近Fondamenta Nuove（新河岸）。新河岸与大运河方向相反，是私营造船厂的聚集地。
尽管居住地有所不同，但威尼斯共和国一直到灭亡，也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出现过泾渭分明的富人区和平民区。因为大多的威尼斯人必须将住所的底层用于工作，所以自然是选择最适合工作的地点而居。
大运河沿岸能建造的房屋数量有限。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国有小麦仓库的建造，优先于任何大富商的公馆。因此，对于商人们而言，哪怕是住在货船可以进出的小运河边上，就很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游客乘坐的贡多拉驶进狭窄的小运河（rio）时，眼前会突然出现豪华大宅的原因。
教区制转为六区制，产生了一种威尼斯独特的副产物——桥。
在各教区独立的时代，教区内的运河上虽然建有简单的桥，但要去其他教区，只有靠船移动。在各个教区编入6个行政区，即威尼斯作为城邦国家成型之后，自然不能再依靠船来连接全域。桥成了需要，而且是无数的桥。
最早的桥是木造的，不是那种仅用于渡河的呈水平状的桥，而是犹如屋顶般隆起，以便于桥下行舟。到了13世纪末期，威尼斯几乎所有的桥都变成了拱形石桥，除了横跨大运河的里亚尔托桥依然是中间可以开合的木桥。不同于其他狭窄运河上的桥梁，里亚尔托桥的桥下有大型船通过，而当时的技术尚未能解决桥身高度的问题，因此一直要到16世纪，它才被改建为石桥。
尽管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桥，但运河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减少。的确，依靠陆地解决人的移动以及物质运输的比例不断上升，但运河的使命是保证“活着的潟湖”。12世纪的威尼斯人连接国土的方式不是填平运河，而是在它上面架起了无数的桥梁。
于是，由150个以上的岛屿、近180条运河以及410多座桥梁所组成的威尼斯就这样诞生了。其他城邦国家以墙围城，而威尼斯的城墙就是水。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像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说此话的，是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
的确如此。这两个被视为文艺复兴双花的共和国，差异之大，以至于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同样出自意大利人之手。
我打算按照马基雅维利的启示，将威尼斯当作一个人，通过一个个历史故事，来讲述它是如何以建国时所培养出的人格，去面对之后所发生的各种事情。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不同。佛罗伦萨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家。只要汇总各路英雄的事迹，就是一部完整的国家历史。而威尼斯却是一个反英雄的国家。从人格上来论述它的历史，相信是唯一的方法。
接下来的第二章，讲的是威尼斯人走向海洋的故事。它发生在公元1000年前后。
当初不得不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求生的威尼斯人，在付出艰辛努力，克服了困难之后，开始思考如何将不利的因素转变为有利的武器。对他们而言，那就是走向海洋。从河川贸易，转向高风险、高利润的海洋贸易。
就在这个时候，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们，正在为《启示录》中预言的即将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降临的巨大灾难而惊慌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