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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卷包括第6卷移来的1922—1924年之间致友人的书信外，主要收集的是卡夫卡的家书。卡夫卡的家书，由于特殊原因，分三个部分刊载。
卡夫卡文学遗产的保管者和整理者在收集他的遗作的过程中，最困难、历时最长的当推他的家书了。直到1954年，马克斯·勃罗德在他第二次编完卡夫卡的全集后，仍留下一大遗憾：卡夫卡的家书依然是个空白。但很快，60年代初卡夫卡研究界就获得了重大进展，终于发现了一大批卡夫卡的家书，连明信片一共120封，其中101封是致他最心爱的小妹妹奥特拉的，9封是致父母亲的，其余的主要是致他的小妹夫和另外两个大妹妹的。这些珍贵资料经过卡夫卡研究专家H.宾德尔和K.瓦根巴赫的悉心编纂，于80年代初始与读者见面。但阅读这些书信仍令读者感到困惑，这批跨越15年时间（1909—1924年）的书信，其中致父母亲的几乎平均两年才有一封。卡夫卡纵使与父亲关系不是很谐调，但与母亲的关系始终是正常的。尤为蹊跷的是整个1922年连一封致家属的书简都没有。尽管这一年卡夫卡集中精力写《城堡》，但也不至于一封家书也不写，须知他是个勤于写信的人，事实上他这一年给其他友人的信件就不少。5年以后的1986年，卡夫卡家书之谜又一条谜底被揭开：一家布拉格的旧书店收购到又一批卡夫卡家书的原稿，一共32封，全部是致父母亲的，其中绝大多数是明信片，时间从1922年7月下旬至1924年6月2日，即作者离开人世（6月3日）的前夕。这样卡夫卡家书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得到相当程度的弥补。当笔者获得这一消息时，曾欣喜万分，急切地期待着这一宝贵文献的出版。1991年编者在德国考察期间，到处购买此书而不得。一年半前当接受出版社委托负责编纂卡夫卡中译本全集时，这一著作的空缺成了一块不小的心病。今年2月，意外收到德国友人莫格博格·韦伯夫人给编者寄来的这本卡夫卡致父母的家书，真是如获至宝。韦伯夫人一向关心笔者的卡夫卡研究，经常为笔者留意有关出版消息，并寄赠笔者十分急需的书籍。她的这一友好举动，为编者顺利完成《卡夫卡全集》的编纂任务起到了“及时雨”的作用。
当然卡夫卡家书的收集并未达到完满的程度，他给他两位大妹妹的信绝不会只有这么两封；1922年以前给他父母的信也不会这么少，1922年的全部家书更不可能只有一封……这方面还有待于新的发现和突破。
照理，上述两组不同时期发现的书信应当按时间顺序互相穿插成一个整体。但考虑到二者有不同的历史命运，又有不同的重点（一个绝大多数是致奥特拉的，一个是专致父母亲的），为保持其不同的历史面貌和特点，特予分别成辑。
众所周知，卡夫卡还于1919年写过一封未到达收信者手里的长信《致父亲》。这与其说是一封家信，毋宁说是一篇政论，一篇有关社会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和文学的论文，一篇向过时了的价值观念宣战的檄文。其观点之鲜明、文笔之犀利，为一般书信所没有。它反映了时代转型期两代人之间精神上、思想上的隔阂之深，这也正是本世纪头20年表现主义运动中人们普遍关心的主题。与不少表现主义作家一样，卡夫卡在小说中强烈地表现了这一主题。这封长信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用书信体写的一篇创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无怪乎卡夫卡想托母亲转交这封信而遭到拒绝后，他就再也没有采取别的途径让父亲读到它，也没有因此把它撕毁。看来，收信人是否能读到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留下这样一篇文献，而这是符合作者的观点的。他认为，一切真正的文学都是“文献和见证”。鉴于这样的理由，编者没有把这封超级长信与一般意义上的家书等量齐观，而让它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入集。
卡夫卡信件的落款大多很简单，往往不写时间、地点，这里译出的时间、地点都是原编者根据邮戳判断的，并一律用方括号标明。但它们在原件中就像一般的欧洲人所习惯的那样，都放在信的正文的前面右侧，如果是注明明信片的，都放在左侧。这里则根据汉语的信件款式，一律将它们移至签名之后；注明明信片的则放到最后。
本卷的注释方式与原版不同，一律采用篇末注。注释的内容除注明者外，均为原编者所为。其中《致奥特拉和其他亲属》的原编者为哈特穆特·宾德尔与克劳斯·瓦根巴赫；《致父母亲》的原编者为约瑟夫·切尔马克和马丁·斯瓦托斯；《致父亲》译自《卡夫卡手册》，原编者为海因茨·波里策。三本书根据的都是德国法兰克福/M.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分别于1981、1993和1981年出版的版本。
叶廷芳
1995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