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

列车开过的时候，旁边的看客们惊呆了。

“每当他问起我的时候。”ä字音从句子里跑出来，像一个球在草原上迅速飞去。

他的严肃令我转过身去。脑袋埋在衣领里，头发整齐地排列在头顶周围，一动不动，下面双颊的肌肉紧绷在它们原来的位置。

怎么还在这座林子里呢？这座林子还真够大的。可是我的目光几乎还没达到十步远的地方，我又停住了，又被那无聊的对话引过去了。

在这座黑暗的林子里，在这块柔软而潮湿的土地上，我只有靠着他白色的衣领去认路径了。

我在梦中请了女舞蹈家埃德华多娃 ，可是她还想为克萨尔达斯 跳一次。她有一条长长的影子，或者说，在下额边角和下巴中部的脸部中间有一道光带。这时，正好来了一个人，带着一种浅薄奸诈令人讨厌的动作，告诉她，列车马上就开。从她听到这个消息的表情里，我非常明白，她再也不会跳舞了。“我是一个非常坏的女人，不是吗？”她说。“噢，不是的，”我说，“这不会的。”我随便地转了一个方向走了。之前，我曾向她询问在她腰带上插那么多鲜花的事。她说：“这些花是欧洲所有的侯爵送的。”我在想，这些新鲜的花插在这根腰带上，而且是欧洲所有的侯爵送给这位埃德华多娃舞蹈家的，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意思呢？

舞蹈家埃德华多娃是个音乐爱好者，她到哪里都由两个小提琴手陪同，就是乘电车也是这样，她让他们演奏好多曲子。因为没有那种禁令，如果琴拉得好，车里的乘客又感到舒适，而且不用花一分钱，这就是说，拉完琴后也不向每个人去收钱，为什么不可以在电车里演奏呢？当然开始的时候，人们有点儿惊奇，过不了一会儿，谁都觉得那是不合适的。可是在整个旅途中，在吹过的强劲的风里，在狭窄的甬道里，音乐却是那么悦耳。

舞蹈家埃德华多娃在外面并不像在舞台上那么漂亮。苍白的肤色，一对将皮肤绷得那么紧以致使脸上几乎没有较明显表情的颧骨，那个大鼻子却似从一低凹处突起，但人们绝不可以此来逗乐——比如测测鼻尖的硬度，或者轻轻地抓住鼻梁扭来扭去，同时说道：“现在你得跟着来了吧。”她身材肥宽，腰肢颇高，穿一条裙褶过多的裙子——我要喜欢的话——她看上去像是我的一个婶婶，一位年纪较大的妇女，许多人的年纪较大的婶婶看上去都那么相似。可是对于这个缺陷，除了一双修美的天足之外，在平时的埃德华多娃身上根本没有别的补偿了，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引人追慕、惊异或者哪怕是一点儿注意的了。而且我也真的常常看到埃德华多娃受到冷漠的对待，就连那些很会交际的、十分世故的先生们也不能掩盖这种冷漠，尽管他们在这方面自然是花了不少精力。面对这样一位有名的舞蹈家，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埃德华多娃呀。

我耳边感觉清新、旷野、凉爽、滋润，好像一片叶子。

我写这个完全决定于对我身体和对我身体未来的绝望。

如果这种绝望果是这样注定了的，这样与其对象连结在一起的，像是被一个掩护撤退并为此粉身碎骨的士兵这样制止了的，那么，它不是真正的绝望。那种真正的绝望立刻而且总是超越了自己的目标（在这个逗号的地方表明，只有第一个句子是正确的）。

你绝望了？

是吗？你是绝望了？

你跑开？你想躲起来？

作家在谈论臭味。

穿白衣服的缝衣女工在大雨中受淋 。

在我五个月的一段生活中，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我对此也许是满意了，对我来说，这种状态是没有力量可以取代的，尽管大家或许对此是有责任的。终于，在这五个月之后，我突然心血来潮，又一次要跟自己说话。当我真的问自己的时候，我总还是有问必答，这个时候，总能从我这个稻草堆里拍打出一些东西来，这五个月来，我便是这样一个稻草堆，而且它的命运看上去应该是，在夏天里被点燃，而且旁观的人还没来得及眨一下眼睛，它已迅速地化为灰烬。这个命运却偏偏让我遭遇了！不过，这真应该十倍地在我身上发生的，因为我从不后悔这个不幸的时期。我的处境不是不幸，但却也不是幸运，不是冷漠，不是虚弱，不是疲惫，更不是别的兴趣，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我对此的莫名其妙，大概跟我的无能写作有关。我相信我能理解这种无能之感，但却不明白它的根源。就是说，我突然想起来的一切事情都不是从根本上进入我的脑海的，而是不知从什么地方半途闯入的。那么，谁不妨去试一试将这些东西抓住，试试去抓一棵草，并且死死地去抓住这棵刚刚开始从茎秆半当中长出来的草。有些人大概能这么做，比如日本的杂技艺人，他们在一架梯子上攀爬，这梯子不是架在地上，而是支撑在一个半躺着的人高抬的脚掌上，不是靠在墙上，而只是悬在空中。我不会这一套，再说我也没有那双支撑我的梯子的脚掌。这当然不是所有的一切，而且这样的一种质问还不能让我开口。但是每天至少有一行文字是针对着我的，就如有人用望远镜对着那颗彗星一样。可是我真有那么一次出现在那个句子面前，被那个句子吸引过去。比如说就像我在去年圣诞节的那个样子，在这期间我竟然达到这种程度，我还刚刚能控制住自己，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登上了我的梯子上的最高一级，不过这架梯子是稳稳地立在地上的，依靠在墙上的。可是那是什么样子的地呀，什么样子的墙呀！不管怎么说，这架梯子却没有倒下，我的双脚就这样将它压在地面上，我的双脚就这样将它抵靠在墙上。

比如说，我今天有过三次傲慢的举止，面对一位售票员，面对一位站在我前面的人，这么说，仅仅是两个人，但他们使我痛苦得如胃痛发作。也许放肆狂妄是从每一个人方面表现出来的，就好像正是从我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一样。那我就决不再胆怯，就会准备悄悄地去战斗，而最令人恼火的是：没有人注意到，我也将在陪伴我的人面前的傲慢当作是一种傲慢，而且肯定当作是一种傲慢，作出那样必须要负责任的一本正经的脸部表情来；但最糟糕的是，我的一个熟人根本不将这种傲慢看作是一种性格的表示，而是作为性格的本身看待，要我注意我的傲慢，并对它表示赞赏。我为什么不保持本分呢？不过，我现在自问：看啦，人世让你去争斗，售票员、站在前面的人显得平静无事，当你走开的时候，站在前面的人甚至还向你致意，但这毫无意义。在你离去的时候，你什么也没有得到，可是你在你的圈子里会有什么遗憾呢？对这段讲话，我只回答，就是我也宁愿在朋友的圈子里打架，也不在外面自己去打架，可是这个朋友圈子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呀，有一段时间我看见这个圈子是在地球上，就像和石灰一样一起飞溅了，可是现在它只是在我面前如此地飘来飘去，后来连飘也不飘了。

5月17日到18日的短夜。 和布赖、他的夫人和他的孩子在一起。我从自身中走了出来，暂时地听到了我自己的声音，像一只小猫随便发出的哀号，但总还是叫了。

不知多少天又是无声地过去了，今天是5月18日。我甚至连每天将这支蘸水钢笔杆、这段木头抓在手中的决心也没有。我已经知道，我没有这个决心。我划船、骑马、游泳、晒日光浴。因此，我的小腿肚良好，大腿也不错，肚子也可以了，可是我的胸部已经损耗非常，要是我的头转到后颈……

星期日，1910年7月19日， 睡觉，醒来，睡觉，醒来，可怜的生活。

我要是思考这些的话，那么，我必须说，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大大地损害了我。是呀，我并不是在远离的地方，或许是群山的废墟上受教育的呀，对此，我也许确实不能提出什么谴责来。危险的是，我过去的所有老师都不可能理解这一点，我也许愿意，而且最喜欢作那个小小的废墟的居民，被太阳烧焦，这个太阳那时也许在瓦砾之间从各个方面照在我温和的常春藤上，即使我一开始在我良好本性的压力下也许是孱弱的，这种性格可能以野草的力量在我身上猛长。

我要是思考这些的话，那么，我必须说，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大大地损害了我。这谴责涉及着不少人，如我的双亲、一些亲戚、我们家中的一些来客、形形色色的作家、一位专门指定的整年送我去学校的厨娘、一群教师（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必须要把他们紧紧地拉在一起，不然的话我会有时候忘记其中的一位，正因为我将他们捆扎得这样紧，这整个一群又有些部分离散了）、一位学校的督察、慢慢行走的过路行人。简而言之，这个谴责像一把匕首迂回地穿刺着社会，而且没有人，我重复一遍，遗憾没有人肯定，这匕首的尖端会不突然地在前面、后面或旁边出现。我不想听对这个谴责的回答，因为我已经听到过太多的回答，而且因为我在这些绝大部分的回答中也遭到了反驳，我将这些回答一并牵扯到我的谴责中，而且我马上声明，我的教育和这些反驳在颇多的方面狠狠地伤害了我。

我常常考虑这些事情，尔后我总得说，我的教育在诸多方面大大地损害了我。这谴责是对着一群人的，自然，他们在这里是站在一起的，就像在旧的群像中一样。他们不知道相互干些什么，他们连垂下眼皮也想不起来，而且也不敢在希望面前发出微笑。这里有我的双亲、一些亲戚、一些教师、一位专门指定的厨娘、一些来自舞蹈课的姑娘、一些过去来我们家的客人、一些作家、一位游泳教练、一位剧场的引座员、一位学校的督察，还有一些我在街道上只碰到过一次的人，以及其他一些我已无法再回忆起来的人，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我根本就没在意过他们的说教，不管怎么说，当时我就总是心不在焉。总之，这些人是如此之多，使我不得不注意，不要把一个人说上两次。我对他们所有的人说出了我的谴责，以此将他们互相公之于众，但却不容忍反驳。因为我确实已经忍受够了那些反驳，而且因为我在这些绝大多数的反驳中遭到反驳，我不能有别的选择，只好也把这些反驳纳入我的谴责，并且声明，除了我的教育外，这些反驳在诸多方面也大大地伤害了我。

有人大概希望我在一个什么比较远的地方受教育？不，我就是在烦嚣的城市中受的教育。比如说，不是在山里的废墟中或者在海边。我的双亲和他们的一伙直到现在还受到我的谴责，而且感到无望了。如今，他们将这谴责轻松地推置一边，而且发出微笑，因为我从他们那里抽走了我的手抵住了我的额头。我在想：“我要是废墟中的小民该多好啊，静静地谛听寒鸦的鸣叫，任头上飞过它们的影子，月亮下的寒意，即使我在我良好的性格的压力下一开始就有那么一点儿孱弱，这个性格肯定随着野草的力量在我身上成长，被那个在废石堆之间从四面八方照在我这常春藤架子上的太阳烧焦了。”

有人说，而我们也乐于相信，处在危险中的男人就是对漂亮的陌生女人也不屑一顾；如果他们在从失火的剧院里逃出来的时候遇到这些女人们的阻碍，他们就会用头和手、用膝和肘将她们推到墙边。这个时候，我们那些健谈的女人们顿时鸦雀无声，她们无边无际的言谈被粗暴地呵断，原来舒展的眉毛抬得高高的，呼吸带动的大腿和臀部的运动也骤然停止，因恐惧而自然闭上的嘴巴里流进了比平时更多的空气，两个腮帮子看上去微微鼓起。

“你，”我说，并用膝盖轻轻地顶了他一下（在突然讲话的时候，从嘴唇喷出来的少许唾液——不好的标记——飞向我），“没有睡着！”

“我没睡着，”他回答，并在睁开眼睛的时候摇摇头，“我要是睡着了，我怎么能看护你呢？而我能不这样吗？你当时在教堂前并没有因此紧紧抓住我呀？是呀，那已经很久了，我们知道这个，就把表放在口袋里吧。”

“现在已经太晚了。”我说道。我必须作出一点儿微笑，为了掩饰它，我努力地朝房子里看去。

“这真使你这么高兴么？你就喜欢上去，非常喜欢？可是你说说，我不会吃了你的。看，要是你认为上面比下面这儿对你更好，那就马上上去，马上，不要顾我。我的看法，就是一个随便行人的看法，就是，你不一会儿将又要下来，而且那会很不错的。如果一个人随便怎样站在这里，你绝不会看到他的脸，他却挽起你的胳膊，在附近的一家酒店里用葡萄酒使你振奋起来，然后把你领到他的房间，这个房间虽是那么简陋，但倒是有几块玻璃将自己与夜色隔开，以这种看法，你暂且可以吹吹口哨。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可以把你跟我说过的这些再跟别人说说，这里下面对我们不好。是的，对我们来说甚至是糟糕透顶，但如今再也不会有人帮助我了，虽然我这里处在排水沟的地方，雨水涌积，或者我在上面枝形吊灯之下用同样的嘴巴去饮香槟酒，它对我没有区别。另外，我在这两件事情之间真的没有什么选择。是啊，对我来说，还从没发生过那种让人注意的事情，这又怎么能在对我来说必要的礼仪的建筑下发生呢？在这种礼仪下我只能继续地爬行，比一只臭虫好不了多少。可是你，谁知道，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在你肚子里藏着。你有勇气，至少你相信有这个勇气，试一试吧，你究竟敢于做什么——人们常常是从门旁佣人的脸上已经看清了自己，要是他注意的话。”

“要是我真的肯定知道你对我是真诚的话，我就早在上面待着了。我怎么只能说出你是否对我真诚的话来呢？你现在看着我，好像我就是一个小孩子，他什么也帮不了我，他只能把事情弄得更坏。但也许你想把事情弄得更坏。在这种情况下，我再也忍受不了街上的空气，这样，我就已经属于上面的社会了。要是我留神的话，这会使我的咽喉发痒，果不其然，我咳嗽了。你究竟知道不知道上面将会是怎样的呢？在我拖着另一只脚之前，我将要踏进大厅的那只脚已经变了。”

“你是对的，我对你不是真诚的。”

“我是想离开，想上楼梯，即使一定要来个倒栽葱的话。我期望社会给我我所没有的一切，首先是调动我所有的力量，这样一种激化对我的力量来说是不够的，就好像这样的激化是这位街头单身汉的唯一的希望。这位单身汉如果以他的、当然是破损的身体坚持住的话，如果吃上几顿饭的话，如果避开别人的影响的话，他就已经满足了，简而言之，他要在这个正在解体的世界上保持住尽可能多的东西。但他要花强力去寻找他失去的东西，不管是变化了、虚弱了，也不管看上去只是要再次去得到的他早先的财富（而且这是绝大多数情况）。他的生命说来是一条自我残害的生命，它只剩下了啃食自己肉体的牙齿和给自己的牙齿啃食的肉体。因为没有核心、没有职业、没有爱情、没有家庭、没有年金，就是说，没有一般面对世界，自然只是尝试地保持住自己的位置，不以庞大的整套财富在某种程度上使世界惊愕，人们也就不能防护眼前毁灭性的损失。这个衣服单薄、变着花样乞讨、有着苟延残喘的双腿和租金高得可怕的住房、以前被粉碎了的、这次经过长时间又重新唤起生命的单身汉用双臂将这一切抱在一起，不过总得失去他的两件东西，如果他有运气捕捉住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的话。当然这里有着真理，不是任何地方都这样清楚显示出来的真理。因为谁真的作为完善的市民出现，那就是说驾一艘船在海上行驶，前面浪花在飞溅，后面留下航道的轨迹，那就是说对周围产生了许多作用，完全不同于在几块木板上的男人漂在波浪中，这波浪互相冲撞着，而且向这里压迫过来——他，这位先生和市民，处于不算小的危险中。因为他和他的所有并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两样东西，而如果谁要击溃这种联系，谁也就同时击溃他自己。我们和我们的熟人在这方面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完全是被遮掩着的，比如我现在被我的职业、我想象出来的或者是真正的痛苦、文学的偏好等等所遮掩。可是正是我无时无刻，而且太强烈地感到我的缘由，我就连差不多的满意也不可能了。我只需要15分钟不断去感觉这种缘由，恶毒的世事就像水流进正将淹死人的口中一样流进我的嘴里。

“在我和这个单身汉之间眼前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我还能思念在乡村的我的青年时代，而且也许能将自己抛回到那个地方，如果我想这么做，当然也许是以后，如果我的状况确实需要的话。可是单身汉在自己面前什么也没有，因而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在眼前是没有区别，可是单身汉只有这个眼前今天没有人能够认识那个时代，因为没有什么能像那个时代被如此地毁灭。在那个时代，他错过了这些，当他不断地感觉他的缘由的时候，就好像人们突然发现他的身体上有一个脓疮，这个脓疮是迄今我们身体上最后的脓疮。是呀，甚至于还不是最后的脓疮，因为它好像还没有生存，我们身体上与生俱来的（这个东西）现在比所有的东西还多。如果我们到目前为止以我们整个的身体专心致志于我们双手的工作，专心致志于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专心致志于我们耳朵听到的东西，专心致志于我们双脚迈出的步子，这样，我们就会突然完全地转向对立的方面，就像山区里的风向标。

“如今不说昔时的离去，不管在这个最后的去向里怎样，因为只有离去才能保住他立在脚尖之上，只有脚尖能保住他立于世界。他没有这样，而是像冬天里有些地方的小孩躺在雪地里挨冻一样地躺下了。他和这些孩子，他们知道，那是他们的过错，他们躺下了，或者不论用什么方式屈服了；他们知道，他们本该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做这些，可是他们不可能知道，在如今与他们一起在旷野或在城市里发生的变化之后，他们将会忘记每一个早先的过错和每一种束缚，他们会在新的适合自己的环境里活动，就似乎这是他们的第一环境，但是忘记在这里不是准确的用词。这个人的记忆和他的想象力一样都没受到什么损害，但就是群山也不能移动它们；这个人已经不在我们的民族之中，已经不在我们的人类之中，他常常饿得虚弱不堪。属于他的只是那眼前的一刻，永不中断的那个不幸的一刻，接着而来的并不是恢复的那一刻的光亮，他有的总只是一种东西：他的痛苦，而在这世界的整个圈子中就是没有能以医学自居的第二种东西。他所有的只是他双脚需要的那么多的地面，他所有的只是他双手盖住的那么多的支点，就是说比变化多端的空中飞人表演者还少得可怜，因为在这些表演者的下面还张有一张罗网。

“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留住我们另一些人，留住我们。因而我们耗费了几乎所有的我们的空间和我们那么多的职业，以让它们在平衡中浮沉。未来在容量上先有的一切，过去在重量上取代了，而在它们的终点，这两者是不再有区别的了。最早的青年时代会在将来变得光辉的，就像未来，而未来的结束本来就已经与我们全部的叹息有了经验，未来的结束就是过去。这个圈子几乎就这样封闭起来了，我们沿着它的边缘行走。那么，这个圈子现在是属于我们的了，但它只是在我们能抓住它的那么长的时间里属于我们。我们现在仅仅向一旁移动了一下，在不论怎样的一种自我忘怀的状态中，在一种漫不经心中，一种恐怖中，一种惊异中，一种疲惫中，那么，我们已经失去了它的空间。我们从来就是将自己付于时间的长河，现在我们退却了，过去的弄潮儿，当今的闲散人，是毫无希望了。我们是法律之外的人，没有人知道这些，可是每个人都按法律对待我们。

“‘你现在可不必想我。你怎么也拿我与你作比较呢？我待在这个城市里已超过20年了。你只要好好地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呀？我在这里度过了20个春夏秋冬呀。’——这时，他在我们的头顶上摇晃着握得松松的拳头。——‘这里的树不断地往上长了20年之久，在它们下面人们会是多么的渺小啊。你知道，在这许多的夜晚，在这些所有的住房里，人们有时候躺在这个墙边，有时候躺在那个墙边，这样，窗户便围着这个人转。在这些早晨，人们从窗口望去，从床边拉来沙发椅，坐上椅子喝咖啡。在这些晚上，人们支起胳膊，以手托腮。是呀，但愿这完全不是所有的一切！如果人们接受一些新的、就如这里每天在街道上都看得见的习惯该多好啊。——现在你大概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是在抱怨这些？可是不是，我为什么要抱怨这些，没有什么会允许我这么做的。我只有去散步，因此，这已足够了，在这方面，世界上还没有我不可以散步的地方。现在看上去竟又是如此了，好像我在为此自负。’”

“由此可见我是轻松的。我也许肯定不会在这里的房子前面站着的。”

“你不要在这里拿我跟你作比较，也别让我把你弄得晕头转向。你毕竟是一个成熟的人，你反正像看上去的那样，在这个城市里是颇孤独的。”

是的，快轮到我了。在这个城市里我这个要保护的生命看来已经解体了。在最初的日子里，我的感觉是美好的，因为这个解体是作为神化而发生的，在这个神化的时刻，所有维持住我们生命的一切，都从我们身上飞走了，但正在飞走的时候，这一切还用它人道的光辉最后一次地照耀我们。我就这样站立在我的单身汉面前，因此他可能非常地爱我，可是他并不明白为什么。偶尔，他的说话好像是说明，他熟悉、他知道面对的是谁，因此他对一切都那么随意。不，那不是这样的。还不如说他是用这种方法去迎合每一个人，因为他只能作为隐居者或寄生虫而活着。他只是无奈的隐居者，一旦通过他不知道的力量，这种无奈就被克服，他已经像一个尽可能死皮赖脸活着的寄生虫。在世界上，他当然是无可救药了，而且人们会从他的举止里想到一具溺死者的尸体，被某种水流冲上水面，撞到一位精疲力竭的游泳人，将双手放在游泳人的身上，并欲死死地抓住。尸体不会变活的，甚至也没人营救，但它却能把这个精疲力竭的游泳人拖下水。

11月6日。 Ch.夫人谈论缪塞 。犹太女子接吻出声的习惯。理解法语要有各种准备，并越过名人轶事的疑难；应该继续活在心中的、在全部名人轶事废墟上的、在我们的眼前熄灭了法语光辉的那个结束语就将来临，到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太专心了，懂法语的那些人在结束前就走掉了，因为他们已经听够了，另一些人还远远没有听够。大厅的声响效果，与其说有利于传达演讲的话声，还不如说更有利于传出包厢里的咳嗽声；晚上在拉赫尔那里用餐，她朗诵拉辛 的《费德尔》，书就放在他们之间的桌上，顺便说一下，这张桌子上什么都有。

克劳德尔 领事，眼睛里闪出光亮，那张宽脸吸收了这束光亮，并将它反射出来。他老是想告辞，他即使很容易地与个别人告别了，可是对整体来说却不行了，因为，他若与一个人告别，就会有另一个人站过来，已经告别过的人又会在这另一个人之后接踵而来。演讲台上有几排座位是给乐队的。所有的嘈杂声互相干扰着。侍者从走廊走出。客人们在他们的房间里。一架钢琴，一个远处的弦乐队，最终一声锤击，一阵互相的争吵，争吵的地方错综复杂，但却令人刺激。在一处包厢里，一位夫人耳环上的钻石几乎不断地发出各种闪光。在柜台旁边站着一圈法国人，他们都是穿黑色衣服的年轻人。有一个人在向别人致意，鞠了一个很深的躬，他的双眼都快接近地面了，同时他微笑得很有力气。不过他只是在姑娘们面前做这些动作，他对男人们却是毫不掩饰地直接朝脸上看去，严肃地闭着嘴，并以此将前一种致意作为一种也许是可笑的、但不管怎么说是绝对必要的礼节。

11月7日。 维格勒 作关于赫贝尔 的演讲。他坐在一间现代化房间里的有布景的舞台上，好像他的情人为了最终开始这场戏而从一扇门跳了进来。不，他是在讲演。赫贝尔的饥饿。赫贝尔与伊丽莎·伦辛的复杂关系。他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位老处女教师，这个女人抽烟、吸鼻烟、打人、对正派人想入非非。他哪儿都去（海德堡、慕尼黑、巴黎），并没有十分清楚的目的。最初是一位教堂督察的仆人，与楼梯下的车夫睡在一张床上。

尤利乌斯·施诺尔·冯·卡罗尔斯菲尔德——弗里德里希·奥利维埃画像，他在一山坡上作画，他在那里是多么美、多么严肃（一顶高帽子像一顶被压扁的小丑的帽子，有遮盖到脸的斜窄边，披散着波浪的长发，眼睛紧盯着他的画，双手显得稳重，画板放在双膝上，一只脚在斜坡上微微下滑）。啊，不，这是弗里德里希·奥利维埃，是施诺尔画的。

11月15日，10点。 我不会让我自己累着。我要跳进我的小说里，即使这会划破我的脸孔。

11月16日，12点。 我读《伊菲格尼在陶里斯》 。除了个别明显缺漏的地方外，这里面从一个纯真的孩子的嘴里说出的干巴巴的德语着实令人吃惊不小。在读的时候，每一个字在朗诵者的面前都被诗行抬到了高处，在那里它沐浴在一条也许是窄窄的，但却是强烈的光线中。

11月27日。 伯恩哈德·凯勒曼 朗诵。“我笔端没印出的一些东西”，他就这么开始了。看上去是一个可爱的人，直立的头发几乎灰白了，脸面光滑，显然在刮胡子上花了一番工夫，尖尖的鼻子，颧骨下面的两颊肌肉常常像一束波浪上上下下地动。他是一位有着好职位的中等水平的作家（有一个人走出走廊咳嗽，并向四周看看，是不是那里没有人），也是一位诚实的人，他要朗诵他允诺了的东西，但听众却不让。由于对第一个精神病院的故事感到可怕，由于对朗诵的方式感到无聊，由于对故事情节感到并不怎么紧张，不断有人稀稀拉拉地离去，还装出一副好像去听隔壁朗诵的热忱的样子。当他朗诵到故事最初的三分之一之后喝一点儿矿泉水的时候，已经有一群人走掉了。他大吃一惊。“马上就完了”，他索性撒了个谎。当他说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似乎有人鼓掌，鼓掌声是从一个坐在所有站立者中间的人发出的，他好像是在为自己鼓掌。可是凯勒曼这时还想继续念另一个故事，可能还要长。面对这些人要离去，他只是张了一下嘴。在他被劝说之后，他终于说道：“我还很想朗诵一个小小的童话，它只需要15分钟。我现在休息5分钟。”有些人留下来，接着他朗诵了一则童话，它理所当然地使得每一个人都从大厅最靠边的地方穿越过全部听众往外跑。

12月15日。 我简直不相信我从我目前的、至今已经持续了几乎一年的状况中得出的结论，我的状况竟非常地严重。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说，这不是新的状况。我本来的看法当然是这个状况是新的，我曾经有过这类似的看法，但这样一种状况还没有过。我现在就像是石头人，我像是我自己的墓碑。这不是对在特殊或一般情况中的怀疑或相信、爱情或厌恶、勇敢或恐惧来说的空白，只是存在着一种模糊的希望，但并不比墓碑上的碑文更好。我写下的每一个字几乎没有一个与另一个相适应的，我听见辅音如何像破锣似的互相摩擦作响，而元音就像展览会上的黑人和着这种响声在歌唱。我的疑惑围着每一个字转圈圈，我先看到的是疑惑，尔后才看见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根本看不见我发现的那个字。说起来，这或许还不是最不幸的事情。不过，我以后也许一定能发现那些词句，他们能够将尸体的气味朝着一个方向吹去，使这种气味不致一下子向我和读者迎面扑来。如果我坐到写字台前去，我并不会比一个在车水马龙的歌剧院广场中央跌倒而摔断双腿的人感觉得更为舒服。所有的车辆尽管发出噪音，它们却是默默地从各个方向驶来，又向各个方向驶去，那个男人的疼痛使得交通秩序如此井然，连警察也望尘莫及，车辆也许不必掉头，疼痛已使那个男人闭上了双眼，也使广场和大街小巷变得空空荡荡了。这些喧嚣的生活使他痛苦，因为他毕竟是交通的一个障碍，可是空寂虚无也不见得好多少，因为它将他原来的痛苦也释放出来了。

12月16日。 我不会再丢下日记。在这里我必须紧紧地抓住自己，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做到这些。我喜欢要说出这幸福的感觉，这种幸福的感觉有时好像恰恰就在现在充满在我的心中，它确实是冒着气泡并发出嘶嘶声的东西，它带着轻微而舒适的颤动整个地充满我的内心，它使我相信这些能力，但对于这种能力的存在我却无时无刻，包括现在不能完全肯定地确信了。

赫贝尔称赞尤斯蒂努斯·凯尔纳的《旅行的阴影》：“几乎不存在这样一种作品，没有人认识它。”

W.弗雷德的《孤寂的街道》这样一些书是怎么写出来的？一个在零星小事里竟做出出色事情的人，在这里以一种如此可怜的方法将他的天才扩展成为一部小说的大作，使人感到恶心，即使人们忘不了去佩服那种在滥用自己天赋中的精力。

我在小说、剧本等等的作品里读到那种被追踪的次要人物。这种息息相关的感觉，我现在就有！在《比绍夫斯堡的处女们》 （是不是这么叫的？）中，说到两个女裁缝，她们用一整块的白色织物为新娘制作婚纱。这两个姑娘怎样呢？她们住在哪里？她们干了些什么呢？她们不可能一起裁剪这块料子，而只能在外边的诺亚方舟前面淋着倾盆大雨，被淹得奄奄一息，最终只好将她们的面孔紧贴在一个船舱的窗户上，使得下层的旅客刹那间看到一个什么黑色的东西。

12月17日。 蔡诺随随便便地说了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不是根本没有什么是静止的。是的，飞行的箭是静止着的。

如果法国人按他们的本性是德国人该多好啊，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被德国人羡慕至极。

我将那么多的东西搁置一边，并用笔划去，几乎是所有的尤其是我在今年写好的东西。这不管怎么说也非常地妨碍我写作。是啊，这是一座山，它更是我过去任何时候所写东西的五倍，它已经通过它的数量将我所写的一切在我的笔下从我身边远远地拉到它那里去了。

12月18日。 我将那些信（当然是那些大概可能没有什么重要内容的信，像刚才的那一封）没有拆开地搁置了一段时间，其原因只是懦弱和胆怯。这胆怯随着一封信的打开而迟疑不决，就如它迟疑不决地去打开一个房间的门。在这个房间里有一个人可能迫不及待地在等着我，如果这也许不是肯定的话，我也许还能为丢在一旁的信件从头至尾更好地解释一番。也就是假定说，我是一个细致认真的人，我必须这样试着尽可能地扩展所有牵涉到这封信的内容，同时已经慢慢地将这封信打开，慢慢地而且多次地读着这封信，并作长时间的思考。用许多方案来准备誊清稿，而最终还是迟疑不决地寄出去了。这一切全由我来处理，只是刚好突然收到一封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却是不自然地拖延着这些，我长时间地不打开信，让它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它却不断地寄到我这里来，我不断地收到它，但并不将它拿过来。

晚上，11点半。我如果没有从办公室里解放出来，我简直就失望了，这只是在于，如果坚持将头抬得高高的，我就不致被淹死。这将会是多么沉重啊，这肯定要从身上花出怎样的力气来啊。这从下面的事已经表现出来，我今天没有遵守我的新的时间分配，从8点到晚上11点坐在写字台旁，我甚至目前并不把这种事情看做是如此大的不幸，我赶快地写下这几行，只是为上床睡觉。

12月19日。 已经开始在办公室里工作。下午在马克斯那里。

读了一点儿歌德的日记。那遥远的地方已经静静地记录下了这样的生活，这些日记燃烧着火焰。一切事情的发生过程是那么清晰，使它们神秘起来。如此，就像一座公园的栅栏让眼睛得到了宁静，在观察远处草坪的时候却将我们置于了不适当的敬畏之中。

正好，我已婚的姐姐第一次来看我们。

12月20日。 我以什么来原谅昨天写的关于歌德的说明呢（这说明几乎是那样不真实就像由它描述出来的感觉，因为真实的感觉被我的姐姐驱散了）？什么也没有。我用什么来原谅我今天什么也没写呢？什么也没有。特别是我的身体状况不是最坏的。我的耳朵里经常有一种呼唤：“你来吧，看不见的审判官！”

为使这些虚假的、无论如何也不会从历史里跑出来的地方最终让我安静下来，我写出两点：“他的呼吸就像对一个梦境的叹息，在这个梦境里的不幸要比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不幸更容易忍受，以致使平常的呼吸已经变成满足的叹息。”

“现在我从高处看他是那么自由，就像人们俯瞰一场小小的有耐心的游戏，对这种游戏人们会对自己说：那是在做什么呀，我不能将这些小球弄进洞穴里去，一切都是属于我的呀，这玻璃、这镇定自若、这些小球体，还有这里的什么；所有的技巧，我都能简单地将它们装进口袋里。”

12月21日。 从米夏依尔·库斯明的《阿历山大大帝的事迹》里择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一个孩子，他的上半身死了，下部分还活着。孩子的尸体有着两只缓慢活动着的红红的小腿。”

“两个有麻风病的国王高格和马高格，他们靠蠕虫和苍蝇活命，他将这两个国王赶进开裂的岩石里，并用所罗门的印将他们封在里面，直至这个世界结束。”

“石头河，石头在有水的地方滚滚地咆哮着，沿沙溪流去。这些沙溪三天朝南方流去，三天朝北方流去。”

“亚马逊族女战士，烧去右胸的女子们，头发短短的，穿着男人式样的鞋。”

“鳄鱼用它们的尿烧毁树木。”

我曾在鲍姆 那里待过，听过如此美好的事情。我一直是体弱的，有那种约束的感觉，同时还有别的。如果人们失去约束的话，也许会更为恶劣。

12月22日。 我今天竟然不敢谴责我自己。向这个空空如也的白天喊去，这也许会有一种令人厌恶的回响。

12月24日。 现在我更加仔细地察看我的写字桌，并认识到，在这张写字桌上做不出什么好东西来。这里处处放着那么多东西，构成一幅失去平衡的、绝对不能容纳那些横七竖八东西的杂乱无章的画面。在通常的情况下，任何乱七八糟的场面里总能容忍那些乱放的东西。看那块绿色的布料上也是乱得很，要多乱有多乱，这也可以说是旧剧院的正厅中间或后排座位的情况。但从站立的地方……

〔明日接下去写〕

12月25日。 ……从桌子装饰下面敞开的格洞里冒出了装订成册的旧报纸、目录、风景画片、信件。这些所有的册页，有的部分已撕碎了，有的部分翻开着，形式如露天的阶梯，这种不值一提的状况毁坏了一切。正厅里少数可称为大件的东西以最显眼的姿态矗立在那里，好像剧院里容许这些事情似的：商人可以在观众厅里清理他们的商业书籍，木匠可以锤锤打打，军官可以挥动军刀，神职人员可以在那里向心灵做祷告，学者可以据他的理解侃侃而谈，政治家可以向市民作滔滔不绝的讲话，热恋者可以在那里情不自禁地亲吻，等等。唯有在我的写字桌上当当正正地放着一面刮胡子用的圆镜子，就像人在刮胡子用它的时候那样；刷衣服的刷子刷毛面朝上地放在桌子上；小皮夹子放在那里明显是为了我要付钱准备的；钥匙串里露出一把钥匙，是工作完时用的；领带还有一部分缠在脱下衣服的领子周围。那个最近处较高的、被旁边已经锁上的小抽屉挤得紧紧的饰板隔成的空间倒不如说是一个废物间。这么说吧，就好像是观众大厅里的低低的楼座，实际就是剧院里最显而易见的地方，是为最下等人、为那些老花花公子保留的地方，他们身边的保镖可以从里到外地进出，为那些粗野的汉子们保留的地方，他们可以将他们的一双脚挂在楼座的边上。人们只能是匆匆地一看，没法统计有这么多孩子的家庭，他们正在这里整理可怜的孩子们房间里的垃圾（这已经闯进了剧院的正厅）。在黑暗的背景里坐着不少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当灯光照进去的时候，人们才有幸看见他们，等等。在这个格子里放着不少废旧的纸张，我若是有个纸篓的话，我会早将它们扔进去的。一些已经折断了笔尖的铅笔，一只空的火柴盒，一只出自卡尔斯巴德的镇纸，一杆带边框的尺子——尺子边缘凹凸不平，要是用它来画一条公路的话，就实在太糟糕了——还有许多领扣，磨损了的刮胡刀附件（世界上没有放这些东西的地方），领夹，还有一个重重的铁镇纸。在这格子的另一边——

可怜，可怜，可是感觉良好。那是在午夜，这时我很舒适地醒了，这也许在白天我根本什么也没写的情况下才是可原谅的。燃烧着的白炽灯，安静的住处，外面的黑暗，清醒状态的最后时刻，它们给我权利去写作，不管那是最可怜的。我赶紧地利用这个权利，我也就是这个权利了。

12月26日。 两天半里，我——自然不是完全地——孑然一身，这是本来的我，现在我已经就这样在路上了，即使没有变化。独处的时候有一种永远也不会失灵的超越我自己的力量。我内心的东西跑出来了（暂时只是表面的），我准备将更深的东西挖掘出来。我内心中一种小小的秩序开始形成，我不再需要什么，因为杂乱无章伴随着平庸之才乃是最可恨的东西。

12月27日。 我的力量连写成一个句子都不够。是呀，如果这涉及要说的话，如果写下一个单词，这就足够了，而且如果人们能在安详的意识中转过身去，完全用自己来充实这个单词就好了。

我这个下午因睡觉耽误了部分时间。在清醒的时候我躺在沙发上，思考着我青年时代的一些爱情经历，自己生气地搁浅在一个错过的机会上（那个时候我有点儿着凉，躺在床上，我的家庭女教师给我朗诵《克莱奏鸣曲》，她同时理解地享受着我的激动），把素食的晚餐放在自己面前，对我的消化表示满意，可是担心，是不是我的目光足够我全部的生命。

12月28日。 如果我有几个小时表现了人的举止行为，就如今天和马克斯在一起，后来在鲍姆那里，我在去睡觉前就已经傲慢起来了。 TOaL+5ie8qpaiikBMqIY3ceQB/tpCWHyd5DPT9Hz1SECI4NTlGeYusEupBUV4Oq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