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奉承
话语中听并非基于“谄媚”

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凭借、依据或针对客观事实，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说话，既需要水平，也离不开勇气。

说话需要水平，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所有的口语交际都是水平和能力的展现。之所以提到勇气，是因为我们在与人交往时，总会碍于或情面或权势方面的考虑，使得内心存有障碍，要么吭哧吭哧，不能直率地表达所思所想；要么唯唯诺诺，以带有“谄媚”色彩的话违心地表达非真实的想法。所以，能抛开各种世俗的束缚，非常自然地将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就需要一定的勇气。

很多人在说话时存有各种顾虑，无非是怕说出的话不合听话人的“口味”，或者怕得罪了话语内容所涉及的人。其实，真正中听的话语，不一定非得是那种听上去带有恭维与奉承味道的语言，而是能够发乎情又止乎礼的肺腑之言。相反，如果一心想着讨别人欢喜而总使用奉承话与人交流，时间长了更会为听者带去不适感。

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向来就是一位以敢于说话、惯于实话实说闻名的著名人士。崔永元不管在原来主持节目的过程中，还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或者在社交场合与他人交谈，都能够做到不卑不亢地正常交流，不带有丝毫的奉承味。从他曾经接受著名媒体《南方周末》采访时，针对他工作过的央视这一权威媒体所发表的评价和感慨，我们就能深深感觉到这一点：

《南方周末》：你说《实话实说》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那你从1999—2002年，还强撑了三年。

崔永元：实际上是我们妥协了。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不让我们保持开放性的讨论，那我们就改成做个案，请一个人来让他讲故事，这就没有争论了。但故事里藏着很多问题、很多观点，就这样来做。但后来，很多故事他也不让你讲。另外，我们觉得太累了。评书的故事讲得多动听，凭什么找个普通老百姓，语言表达能力也不行，我还费半天劲帮他调整，还不如我自己讲呢。然后还要把自己的观点想方设法地放进去，但放进去后，被发现了，给剪掉了。这是干吗呢？太累了。

《南方周末》：你说《实话实说》报10个题目毙了7个，这是哪个阶段？

崔永元：这是常态，不是哪个阶段。报题按两个月算，九期节目，至少要报20~30个题目。当时南方有一个城市，把无人认领的自行车收集回来修好，刷成绿色给农民工用。但社会学者是反对的，什么意思？农民工骑绿车就没有人偷车，是说以前这城市里偷车的都是农民工吗？有的人就说，这太矫情了。我们就把双方都叫来进行讨论。结果最后，这个片子没有通过审查，原因是不符合主流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你的主流声音是什么。还有一期叫《纳米不是大米》，当时纳米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词，据说中国一下子出来一两百个这样的实验室，纳米产品很快上市了——纳米冰箱、纳米电视。其实在它身上，没有研究透的东西还存在。那是不是要建立这么多实验室，这么快地出产品？纳米不是大米，你就知道，争论非常激烈。审片的时候就没有通过，他说建纳米实验室，这是国家的政策，你们不能质疑国家政策。

《南方周末》：你解释、说服过他们吗？

崔永元：没用。我曾经争取回来一期节目，争取了很长时间。一个画家，他小时候上课走神，听老师说了一句话，说林彪不好，他就揭发了，这老师就倒霉了，被关在学校厕所里，用粪水淹着。那时候画家很小，良心发现，就拿了个西红柿给老师送去，当时老师说‘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画家深深地记住了这句话。三十年过去了，他成了著名画家，特别想找这个老师说声对不起。我们把老师找到了。画家讲完，满头白发的老师来了，他跟老师说了声对不起。很好的节目，就是不让播。最后我坚持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让我改哪儿我就改哪儿，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缠着他，陪着他在那儿审片，你说去掉这句话，我就去掉这句话；你说加上那个镜头，我就加上那个镜头。最后播出了，100分变成60分，叫《对不起，老师》。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节目审查是媒体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作为国家重要喉舌的央视，在审查方面更为严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宣传的是主流价值观。但是作为其中一员的主持人，必定会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一位独立思考能力较强的实力派主持人，他会依靠媒体人的专业精神并针对节目性质，以及他所感悟到的社会现实等，对节目设置等方面有很多独到的理解与见解。如果这种理解与见解和媒体规定等方面比较契合，自然不会出现问题；可如果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就需要积极协调。现实情况往往是，较为弱势的一方（一般是人）会顺从于较为庞大和强势的一方（一般是机构），但也总会有一些人对自己坚守的东西比较看重，不愿意对强势方做出妥协，面临的结果就是到了坚持不住的时候只能分道扬镳。我们不能生硬而武断地说哪种情况更好或者哪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值得推崇，但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一个人选择自己最想选择的人生道路来走的时候，他就至少已经在某一方面值得别人肯定了。

崔永元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对央视的评价和理解、对选题审批和节目制作过程中所遇境况的描述，必定有主观的东西存在，但从他介绍的内容整体和说话的语气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有人对人、事、物的理解与评价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但在阐述自己的想法、看法和感悟时，能够以尽量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态度说出来，不仅不会使话语不中听，或许还会因为很多人都曾经历过类似局面从而更能听到心里去，引起一定程度的共鸣。

在社交中，拣好听的话奉承别人，是非常常见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的确是出于社交目的考虑，毕竟听上去顺耳的话能使听话人在第一时间就心情愉悦起来，更有利于取得社交成效；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经历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洗礼，一些带有封建色彩的等级文化与传统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地延续至今，对现代人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在古代封建等级森严的局面下，人与人打交道，特别是官场交往，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恭维奉承”与“颐指气使”。也因此，古代出现过的那些带有刚正不阿品性的人，更是我们从中挖掘和学习的重要对象，比如明朝有名的清官海瑞。

据《明史·海瑞传》记载，海瑞乡试中举后，担任南平县教谕，也就是负责教书，这是他初次接触官场和官员。有一天，御史来到县学学舍视察工作，下级官吏们全部跪地参拜，唯独海瑞只作揖而不下跪。有人特意提醒他注意分寸，小心被“穿小鞋”，他却说了这样两句话：“台谒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意思是，如果是在御史台谒见御史大人，那当然得按照对属官的礼节规制而下跪参拜，可御史来的这个厅堂是师长教诲学子的地方，不需要下跪。海瑞的语气没有丝毫谄媚，道理也讲得清楚明白，不光让那些习惯了奉承上级的小官吏很信服，就连御史大人也无话可说。

海瑞不光对一般官吏如此，即便在皇帝本人面前，也一直以刚正不阿和直言不讳的形象闻名。有一次，两位大臣因为向嘉靖皇帝劝谏而被关押了起来，所有官员都知道这两位忠心可鉴的大臣受了多大委屈，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劝性格乖戾的皇帝，只有海瑞冒着获罪的危险，有理有据地劝说嘉靖皇帝，最终不仅说通了皇帝，还被赞为可以与比干相提并论的臣子（“此人可方比干”）。

在生活中与人交往时，很多时候说那些违心的奉承话，我们自认为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没有比恭维更令人心理愉悦的说话方式了，其实则不然。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说得好：“要宣扬你的一切，不必用你的语言，要用你的本来面目。”卢梭所说的“不必用你的语言”实际上指的是不需要“花言巧语”，只要以“本来面目”与人交往，传达最真实的想法，自然就达到了交流一切的目的。而且，交往讲究以心换心，只要你用一颗真诚的心灵来面对，不刻意地仅为了所谓的“好听”而拿奉承话当社交法宝，时间长了积累起来的人缘才最扎实、最有效。你所说的话，就算在短期内会引起别人的不适，也不影响“日久见人心”这一至理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而且与你的高尚品质相比，仅有关颜面的问题根本无关紧要。这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说：“我宁愿以诚挚获得一百个敌人的攻击，也不原以伪善获得十个朋友的赞扬。” eok0lQ4YmlU/fOl/mTn7DEVwuP+7pCiwguXWawQ6i9YihmgHYbPq2fyC/BcW40/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