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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会愤怒的人是庸人，一个只会愤怒的人是蠢人，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做到尽量不发怒的人是聪明人。这样的聪明人懂得“捭阖”之道，是在关键时刻能够不断改变自己，调整自我状态的人。而蠢人则会在关键时刻暴露自己的弱点，给别人留下进攻的机会。
1809年1月，拿破仑从西班牙战事中抽出身来匆忙赶回巴黎。他的下属告诉他外交大臣塔里兰密谋造反。一抵达巴黎，他就立刻召集所有大臣开会。他坐立不安，含沙射影地点明塔里兰的密谋，但塔里兰没有丝毫反应，这时候，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忽然逼近塔里兰说：“有些大臣希望我死掉！”但塔里兰依然不动声色，只是满脸疑惑地看着他。拿破仑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对着塔里兰粗鲁地喊道：“我赏赐你无数的财富，给你最高的荣誉，而你竟然如此伤害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穿着丝袜的一只狗。”说完他转身离去了。其他大臣面面相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拿破仑如此失态。塔里兰依然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他慢慢地站起来，转过身对其他大臣说：“真遗憾，各位绅士，如此伟大的人物竟然这样没礼貌。”
拿破仑的失态和塔里兰的镇静自若迅速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拿破仑的威望降低了。伟大的皇帝在压力下失去理智，人们甚至感到他已经走下坡路了，如同塔里兰事后预言：“这是结束的开端。”塔里兰激起了拿破仑的怒气，让他的情绪失控，这正是他的目的。人人都知道拿破仑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他已经失去了作为领导的权威，这影响了人民对他的支持。
拿破仑当然不是蠢人，但在这件事上他实在不够聪明。他没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让塔里兰抓住了自己的弱点。而塔里兰则是很好地运用了“捭阖”之道，面对拿破仑的指责，他假装糊涂，是“阖”。在拿破仑气急败坏而离去时，则把拿破仑的弱点公之于众，是“捭”。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如果采用不同的做法，结果会大不一样。要是他首先能够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会反对自己？再私下探听，从手下那里了解自己的缺陷，就可以试着争取他们回心转意支持自己，甚至干脆除掉他们，将他们下狱或处死，杀一儆百。所有这些策略中，最不应该的就是激烈的攻击和孩子气的愤怒。愤怒起不到威吓效果，只会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这种狂风暴雨式的爆发，往往是崩溃的前奏。
拿破仑愤怒失态，塔里兰镇静自若。
一个人的弱点总是在发脾气的过程中暴露出来，这是不懂得“阖”，不懂得隐藏，它往往成为崩溃的前兆。谋略和战斗力也会在愤怒的情绪中消散，因为你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自己的优势自然降低。所以，保持冷静至关重要。
保持冷静就是要懂得“捭阖”，该捭则捭，该阖则阖。愤怒容易让人失去理智，他们把一点小事看得像天一样大，过于认真让他们夸大了自身受到的伤害。他们以为愤怒可以让自己在别人眼中更具有权力，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不仅不会被认为拥有权力，反而会暴露更多的缺点，会被认为缺乏理智，难成大气候。怒气还会让你失去别人对你的敬意，他们会认为你缺乏自制力而更加轻视你。抑制自己的愤怒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的能量会在这一过程中消耗殆尽，你的心理也会严重受挫。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时刻保持冷静和宽容，适时闭藏。面对别人的愤怒不要多想，更不要被他们的愤怒感染，学会隐忍，降低姿态，就能让自己的心情轻松一些。
职场中，面对别人的情绪圈套，你应该保持头脑冷静，适时“捭阖”，这样才能够在权力的争夺战中取得主动权。如果愤怒的情绪已经产生，就应该学会控制和压抑，“守司其门户”，运用“捭阖术”，分析形势，找到恰当的时机解决问题。
《鬼谷子》曰：“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鬼谷子认为，口是心的门户，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人在说话时应该掌握分寸，懂得“捭阖”之道。生活中，漂亮的说话艺术能及时化解矛盾，帮助自己摆脱尴尬的局面。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当你给对方提建议而陷入困境时，切记不要死撑，应该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及时转变思路跟方法。运用“捭阖”之道，充分发挥言语的作用，见机行事，巧妙的回环，用只言片语化解纷争，可谓是最好的策略。
1909年德皇威廉二世执政，他目空一切，发表了一篇荒诞绝伦的演说，他说德国是世界和平的主宰，只有使德国建立强大的陆海军才能稳定欧洲，并且维护英国的利益。他还声称自己是英国友人，他曾使英国不受俄法两国的压力在非洲获得胜利。
这篇演说在《每日新闻》上刊登，举世震惊，并把整个局势搅得越发混乱。世人都对这篇骄横狂妄的演说加以攻击评论，尤其是在英国最为激烈，连德国的政客亦不胜惊惶，德皇至此也后悔不该说那么露骨的话。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德皇就把责任推到总理大臣布洛克亲王身上，叫他来声明那篇演说是出自亲王的建议。
布洛克与德皇对话懂得及时闭口。
布洛克得知此事后就对德皇说：“陛下，恐怕世人不会相信它是事实。”德皇闻之大怒，便说：“你以为我是笨蛋，能犯你永不犯的错误？”布洛克立即发现自己的错误，于是连忙改正说：“陛下，我说的话绝无这个意思，实际上陛下各方面的学识都远胜过我，我所懂的只是军事和外交上的一些粗浅知识，而陛下在这方面懂得比我多得多，并且精通一切自然科学。陛下每次谈及各种科学原理时，我都深感佩服，因为我完全是个外行，一点儿都不懂。”
德皇经过他这样一补充，心中的不快顿时全消，因为他相信布洛克没有鄙视之意，并且敬佩自己的才能，于是很高兴地握着布洛克的手说：“我们继续互相合作，团结一致，如果有人说布洛克不好，我将对他的鼻子猛击一拳！”
在与德皇产生冲突的时候，布洛克及时住口，是“阖”，继而改变策略，投其所好，大发言论，不仅化险为夷，还为德皇铺好了退路，让他风风光光地退场。德皇也心知肚明自己的不足，故重新考虑了布洛克所说的话，顺水推舟了。
古人云：“敌势全胜，我不能战，则必降、必和、必走。降则全败，和则半败，走则未败。未败者，胜之转机也。”意思是说，在我方处于不利地位时，有降、和、走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只有主动地、有计划地撤出，才是最上策。谈话的时候，无论我们多么小心，也有失策的时候，何况在许多时候大家又都是有口无心。如果不懂“捭阖”，口无遮拦，该闭嘴时不闭嘴，就会造成更大的失误。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地纠缠不休，就会越陷越深，无法挽回。适时“捭阖”，闭在及时，言于关键，或许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善于捭阖的人，当自己的主张与别人产生分歧时，能够避免与他人发生正面冲突，更懂得灵活变通。这样，既能办好自己的事，又能处理好与别人的关系，可谓两全其美。
文学家萧伯纳说：“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变通，就是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晚清大臣曾国藩就是一位善于变通又不失自己原则的人。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使其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即使朝廷对他有所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族贵族的天下，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湘军大部分裁撤。
同治三年（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被太平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南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剪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他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对起义军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果然，高楼寨（东高庄集）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没，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无名小辈杀死。起义军声势更加浩大，咄咄逼人。朝廷不得不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督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官员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的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官场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他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当曾国藩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他明白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困难却很大。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围剿起义军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
曾国藩善于权衡形势、适时变通。
湘军北上围剿太平军。
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上司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在人生路上，当自己的主张与别人产生分歧时，就应该及时捭阖，适时变通，更应该兼顾灵活性和原则性。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在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时，更兼顾处理好别人的关系。关系融洽了，就会事事顺心，一举两得。
曾国藩做事向来能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况且，朝廷处处防范，自己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向朝廷推辞缓行。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忽视起义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起义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经过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八日登舟启行，北上围剿起义军。
古人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用人方面，皇帝身上肩负的使命就不言而喻了。对于那些良臣名将，帮助自己打江山的功臣，不仅要重视，更要把握分寸，在放权的时候要懂得掌握火候，该放则放，该收还得收。
《鬼谷子》曰：“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意思是说：“古代那些大智大勇的圣者生活在人世间，之所以能成为芸芸众生先知先觉的导师，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阴阳、分合变化的观测，揭示它们的本质属性而给它们立一个确定的名号，并洞晓其生成、发展、灭亡的关键，追溯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预测其结局，还能洞察世人的心理变化规律，及时发现世上事物、人事的发展征兆，从而把握其关键所在。”
说到驭人方面，就是要懂得收放的分寸，要把握事态的关键。采用“捭阖阴阳术”，阴阳结合，才能将主动权稳固地把握于己身，达到事不躬亲也能运筹帷幄的效果。
刘秀当上东汉开国皇帝后，有一段时间很忧心。群臣见皇帝不开心，一时议论纷纷，不明所以。一日，刘秀的宠妃见他有忧，怯生生地进言说：“陛下愁眉不展，妾深为焦虑，妾能为陛下分忧吗？”刘秀苦笑一声，惆怅道：“朕忧心国事，你何能分忧？俗话说，治天下当用治天下匠，朕是忧心朝中功臣武将虽多，但治天下的文士太少了，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行呢？”
宠妃于是建议说：“天下不乏文人大儒，陛下只要下诏察问、寻访，终有所获的。”刘秀深以为然，于是派人多方访求，重礼征聘。不久，卓茂、伏湛等名儒就相继入朝，刘秀这才高兴起来。刘秀任命卓茂做太傅，封他为褒德侯，食二千户的租税。后来，又让卓茂的长子卓戎做了太中大夫，次子卓崇做了中郎，给事黄门。
伏湛是著名的儒生和西汉的旧臣，刘秀任命他为尚书，让他掌管制定朝廷的制度。卓茂和伏湛深感刘秀的大恩，他们曾对刘秀推辞说：“我们不过是一介书生，对汉室的建立未立寸功，陛下这般重用我们，只怕功臣勋将不服，于陛下不利。为了朝廷的大计，陛下还是降低我们的官位为好，我们无论身任何职，都会为陛下誓死效命的。”刘秀让他们放心任事，但一些功臣对刘秀任用儒士不满，并上书给刘秀，开宗明义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之意。
刘秀宠妃向刘秀建议征聘文士之事。
针对武将多、文儒少的状况，刘秀重礼征聘文儒，卓茂、伏湛等名儒相继入朝。
刘秀于是把功臣召集到一处，耐心对他们说：“事关国家大事，朕自有明断，非他人可以改变。在此，朕是不会人云亦云的。你们劳苦功高，但也要明白‘功成身退’的道理，如一味地恃功自傲，不知满足，不仅于国不利，对你们也全无好处。何况人生在世，若能富贵无忧，当是大乐了，为什么总要贪恋权势呢？望你们三思。”
刘秀当皇帝的第二年，就开始逐渐对功臣封侯。侯爵地位尊崇，但刘秀很少授予他们实权。有实权的，刘秀也渐渐压制他们，进而夺去他们的权力。大将军邓禹被封为梁侯，他又担任了掌握朝政的大司徒一职。刘秀有一次对邓禹说：“自古功臣多无善终的，朕不想这样。你智勇双全，当最知朕的苦心啊。”
邓禹深受触动，却一时未做任何表示。他私下对家人说：“皇上对功臣是不放心啊，难得皇上能敞开心扉，皇上还是真心爱护我们的。”邓禹的家人让邓禹交出权力，邓禹却摇头说：“皇上对我直言，当还有深意，皇上或是让我说服别人，免得让皇上为难。”
邓禹于是对不满的功臣一一劝解，让他们理解刘秀的苦衷。当功臣们情绪平复下来之后，邓禹再次觐见刘秀说：“臣为众将之首，官位最显，臣自请陛下免去臣的大司徒之职，这样，他人就不会坐等观望了。”
刘秀驭人非常注重把握分寸，阴阳结合，重大的人事调整做得滴水不漏，不着痕迹。
刘秀嘉勉了邓禹，立刻让伏湛代替邓禹做了大司徒。其他功臣于是再无怨言，纷纷辞去官位。他们告退后，刘秀让他们养尊处优，极尽优待，避免了功臣干预朝政的事发生。
作为一个明智的皇帝，刘秀“一张一弛，开合有道”，不仅统领全局，更达到了治国安邦的目的。面临权利施放的问题，他懂得“阴阳结合”，用文官来约束武官，刚柔相济，把本来棘手的问题解决得完美绝伦。
刘秀是一个高明的统治者，他懂得将权力下放，懂得将具体工作交给下属去办，懂得自己应站在一个高度上统筹全局，但是又懂得收放结合，不事事躬亲。事不躬亲是使用人才，任人而治，而事必躬亲却是使用力气，任力而治。前者是使用人才，可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而后者则不然，敝生事端，劳手足，烦教诏，必然辛苦。
叔孙通一生先事秦而后辅汉，两代为官，都曾红极一时。最初，叔孙通因有文才而被秦朝朝廷征召；后来，秦朝灭亡，叔孙通又曾协助汉高祖制定汉朝的宫廷礼仪，成为西汉开国之初一位引人注目的角色。但人们对其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司马迁誉之因时而变，为大义而不拘小节，称其为“汉家儒宗”；司马光则责之制定礼乐只为逞一时之功，结果使古礼失传。是是非非，真相如何呢？这只能从真实的历史背景中去体察、去感悟。
叔孙通是秦二世时的儒士，被任命为待诏博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纷纷响应，秦二世听说后，也很是忧虑，便召集待诏博士和儒生询问方略。
叔孙通是秦二世时的儒士，被任命为待诏博士。
秦二世问：“由楚地来的戍卒攻占了城池，先生们认为该当如何？”三十多名博士和儒生异口同声地说：“百姓造反，这是不能赦免的死罪，希望陛下赶快发兵讨伐。”二世听后，勃然大怒，脸上的神色都变了。
叔孙通上前说：“如今天下合为一家，先帝毁掉郡、县的城墙，销天下的兵器，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打仗了。况且上有圣明天子，下有完善的法律，人人尽职守法，四海安宁，哪里有人想造反呢？这不过是些偷鸡摸狗的小贼罢了，何足挂齿。”
二世转怒为喜，笑道：“先生说得很对。”博士儒生们见此情状，脑筋灵活的很快来个急转弯，附和叔孙通，说起义者不过是盗贼。脑筋僵硬的便依然坚持说是百姓造反。于是秦二世便把说是造反的都关进监狱，赐给叔孙通二十匹帛，一件衣服。
叔孙通向刘邦建议制定朝廷礼仪。
当时那些人都骂叔孙通是“阿二世”，就是阿谀奉承秦二世的意思。叔孙通面对责问，只是说“不如此，几不脱虎口矣”。叔孙通讲完这些话就匆匆走了，因为他是个聪明人，知道秦二世这个政权已经没有希望了，没必要严肃对待。
后来，秦朝败亡，叔孙通便带着儒生们逃出咸阳。他先是投奔项梁，项梁死后又侍奉楚怀王，后来又投奔刘邦。刘邦最讨厌儒生，所以见到儒生，便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往里面便溺，以羞辱儒生。
叔孙通知道刘邦的脾性，便脱掉儒装，改穿短小贴身的衣服，刘邦很是高兴。叔孙通既不向刘邦宣讲儒家学说，更不向人推荐自己的学生，而是向刘邦推荐那些盗贼出身的壮士，刘邦更是高兴，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叔孙通的学生们饱受冷落，都暗地里骂叔孙通：“我们跟随先生多年了，如今不推荐我们做官，反倒天天推荐那些狡猾的盗贼，这是什么道理？”叔孙通听到后，便对学生们说：“汉王正冒着枪林箭雨争夺天下，你们这些儒生能上阵杀敌吗？你们跟着我，我并没忘记你们。”
刘邦平定天下，跟随他一起打天下的都是没有知识的武夫，更不懂什么规矩，在朝堂上喝酒争功，醉了就大喊大叫，甚至拔剑砍殿上的柱子。刘邦看着乱糟糟的景象，也很头痛。
叔孙通猜到了刘邦的心思，知道时机已到，便对刘邦说：“儒家虽不能争夺天下，却善于守成。臣愿招集鲁国的儒生，和臣的弟子们一起制定朝廷礼仪。”刘邦同意后，叔孙通便与鲁国的儒生和自己的学生一起，斟酌古代和秦朝的礼仪制度，因时制宜，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礼仪制度。
从此，大臣们上朝，都严格遵循礼仪，稍有越轨便被一旁监视的御史拉下惩治，人人心中畏惧，朝中气象大为改观。刘邦看着驯服的臣民，慨叹道：“我直到今日才知道天子的尊贵啊！”
他迁升叔孙通为太常，又赐金五百。叔孙通这时才提出：“臣的学生们跟随臣多年了，又和臣一起制定礼仪，希望陛下给他们封官。”刘邦此时已从心里喜欢儒生了，便把叔孙通的学生们都封为郎官，叔孙通又把刘邦所赐的五百金都分给学生们，学生们这才明白叔孙通的用意，都高兴地说：“叔孙通先生堪称圣人，懂得这个世界的事情和规律。”
《鬼谷子》有云：“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志意、喜欲、思虑、智谋，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适用捭阖之术使事物转化，是阴阳之道的关键。灵活变通，把握那人的内心思想，也把握住事物的关键。人们用“圣人”来形容叔孙通可能有些过，但是叔孙通的确通晓权变之奥秘。叔孙通一人之身，能够适应秦二世之昏、项羽之威、刘邦之薄……在那样一个天下大乱、文人遭劫的年代，不只苟全性命，而且处处得意、荣通富贵，这一切都取决于他很好地把握住了“变与不变”的尺度。
所谓“变”，就是要在摸透君王的脾气、秉性、喜怒、好恶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言行与对策。
俗语常说“偷鸡摸狗”，最早就是从狐狸开始的。狐狸在偷鸡时，如果遇到了狗在看家门，会主动诱惑狗追他，然后让狗落入自己所铺设的陷阱，而此时它同伴就会趁机捉到鸡，逃之夭夭。打击一个群体，首先要把群体中最强者除掉，方予自己可乘之机，这就是所谓的“擒贼先擒王”了。
要征服整个羊群，必须先打击领头羊，而羊群一旦失去核心点，便会茫然不知所措，四处奔逃。狐狸除掉了看门狗，鸡则任它予取予求，正是运用这个道理。
唐代诗人杜甫《前出塞》中有云：“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民间有“打蛇要打七寸”的说法，都是一个意思。“打蛇打七寸”，就是说打蛇要命中要害。蛇的三寸，是蛇的脊椎骨上最脆弱、最容易打断的地方，使它的神经中枢和身体其他部分的通道被破坏；而蛇的七寸，是其心脏所在，所以必死无疑。而这种打击事物关键之策略，也是三十六计其中一计。世间无论任何事物，只要失去了核心，都将四分五裂。对准核心人物，将他击垮，这是控制整个局面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则。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便是利用这种方法来维护统治的，他手段强硬，为人机敏。上任后不久欧洲强权纷纷妥协，德意志和奥地利甚至割让领土以求生存。在这种大势所归的情景下，意大利最富饶的地区多斯加尼却拒不臣服，这让他感到恼火。
多斯加尼最强大的城市是佛罗伦萨。如果卜尼法斯八世能够征服佛罗伦萨，就能够让多斯加尼臣服。佛罗伦萨的一部分富裕市民希望城市独立，不愿意受制于教皇，成立了“白党”；另一部分没落户，希望借助教皇的势力翻身，成立了“黑党”。两派长期争斗，但丁热烈主张独立自由，因此成为白党的中坚。
1300年，但丁成为城市6名执政官中的一员，掌控了实际权力。他用感人肺腑的语言揭露教皇的阴谋，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抵抗教皇，在教皇的强权下竭力维持着佛罗伦萨的独立。第二年，教皇亲自请法国国王的弟弟亲王查理·德·瓦卢斯协助他维持欧洲的秩序。查理的军队让佛罗伦萨人紧张不安，佛罗伦萨的妥协派推选但丁作为代表前去罗马求和。万般无奈之下，但丁去了罗马。
教皇温和地对城市代表团说：“在我面前跪下来，我告诉你们，说真的，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要促进和平。”最后教皇指名要但丁留下，其他人都回去了。查理用钱贿赂某些官员瓦解了白党，黑党巩固了权力。这个时候教皇才放势单力薄的但丁离开。黑党宣布：只要但丁踏入佛罗伦萨一步，就要将他处以极刑。但丁被放逐了。他所热爱的国家，被教皇控制了。最后但丁于1321年客死他乡，在意大利东北部腊万纳去世。
教皇将矛盾重点缩小在反对派但丁一人身上，从而控制了局面。
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没有但丁的白党，就等于失去了核心支柱。所以教皇将矛头指向了但丁，打击了白党之中的“王者”，其他人自然不足为虑，多斯加尼被迫臣服。试想如果教皇以强取豪夺的方式硬侵占多斯加尼，必然会引起它的国民反弹，人们奋起抗击。这样即使教皇得到了多斯加尼，这个国家也必定变成一片废墟，再也不是他心中理想的梦幻国度。所以教皇选择以软禁但丁的方式，叫多斯加尼不战而亡，的确是一个高明的计策。因此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学会看事物的关键之处，认清控制整个事件的核心处，然后对其发动全面而迅捷的攻击，便能令其整体迅速折服。
鬼谷子在《捭阖第一》篇讲：“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圣智之人在处理世间事物时，都会根据事物的规律来考察其发展变化的关键，进行各方面的比较参考。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才会扬长避短，就虚避实，正确而恰当地处理好问题。可见，看事物的关键之处，就是要认清控制整个事件的核心点。这样才能在整体上进行把控，才能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