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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土地生产物中，粮食似乎总是能够提供地租。而别的生产物则会随着情况的不同，间或提供地租。
除了食物以外，为人类所必需的东西就是衣服和住宅了。
在原始状态下，土地提供的衣服和住宅原材料所能供应的人数，比提供的食物所能供应的人数多得多。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土地在提供食物方面的能力大为提高，远远超过前者，至少，在人们需要衣服和住宅原材料，并且愿意为它们支付代价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因此，在原始状态下，衣服和住宅原材料总是过剩，所以几乎或完全没什么价值；而在社会进步之后，这些材料开始短缺，其价值逐步显现并不断增大。在前一种情况下，大部分过剩的材料被弃置不用，被使用的那部分价格，基本上只等于为使这些材料能够为人所用而进行改造的劳动和费用。这一价格无法为地主提供地租。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材料全被使用，尚且往往供不应求。因此，全部的这些材料都会有人愿意以超过其生产、制造和上市总花费的价格来购买。所以，这些材料的价格，可以为地主提供若干地租。
最原始的衣服材料，取自于兽类的皮毛。所以，主要以这些兽肉为食的狩猎和畜牧民族，就在获取食物的同时获得了超出他们自身需求量的衣服原料。如果不进行交换，这些多余材料就会被视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而被丢弃。在北美土著民族没有被欧洲人发现之前，那里的情况多是如此。不过现在，他们会拿多余的毛皮去交换欧洲人的毛毡、火器与白兰地酒，这样一来，他们的毛皮就被赋予了若干价值。如今，在全世界通商的状态下，哪怕是最不开化的民族，只要已经确立了土地所有制，就一定会有这种对外贸易。虽然多余的原材料在本国内既不能被加工也不能被消费，但在较富裕的邻国却能找到销路，因此，其价格也会提升到运往邻国的费用之上。这样的价格，就能提供给地主若干地租。当苏格兰高地所产的大部分牲畜为内部丘陵地带人们所消费的时候，兽皮就成了最主要的输出商品，人们用它来交换需要的物品，这使得高地的土地地租也有所增加。英格兰从前不能在本国被加工和消费的羊毛，也在当时更富裕、更勤劳的弗兰德国家找到了市场，其售价也为羊毛产地提供了一些地租。然而，在那些耕作条件不如当时的英格兰和现今的苏格兰高地，并且也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衣服原材料明显供过于求，以至于一大部分都被丢弃，而不能为地主提供地租。
房屋原材料大多都无法像衣服原材料那样轻易运往遥远的地方，因此也不太容易成为对外贸易的商品。即便在现今的贸易状况下也是如此。在房屋原材料多余的国家，那些多余的材料，无法为地主提供任何地租。伦敦附近的优质石矿，能提供非常可观的地租，而苏格兰与威尔士多数地方的石矿，却不能提供任何地租。在那些人口密集、农业技术先进的国家，作为建筑用材的树木价值都很高，其产地的地租也很高昂，而在北美许多地方，树木产地的地主们非但得不到地租，还要对愿意砍伐并运走他的林区树木的人表示感激。在苏格兰高地某些地方，由于陆运和水运都不发达，因此只有树皮能被运往市场，而木材则被随意丢弃，腐烂在地上。当房屋原材料严重过剩时，其中已被使用的那部分的价值，也只是恰能抵偿砍伐和搬运所花的劳动和费用而已，并不能为地主提供地租。但是如果邻近的富裕国家对这房屋原材料有需求时，就另当别论了。例如，由于伦敦需要铺路石，因此以前从未提供过过任何地租的苏格兰沿海某些乱石地，便为它们的所有者提供了地租。又如，挪威和波罗的海沿岸所产的树木在国内久无市场，却在英国打开了销路，于是这些树木也为其所有者提供了一些地租。
一个国家的人口与国内所产食物量供养的人数成比例，而不与国内所产的衣服、住房原材料供养人数成比例。食物既能供应，那么必须的衣服及住宅就不难找到。但是，有衣穿和有房住的人，不见得一定有饭吃。在英国大多数地方，一个人单独劳动一天，就能造一栋简易住宅。制一件最简单的兽皮衣服，所需也不过1天多的劳动。对于野蛮民族来说，为获得衣服或者住宅，所费的劳动不过占全年的1%，剩下的99%的劳动都用于寻找食物，即便这样，往往也只是勉强果腹而已。
但随着农耕的改良，一家的劳动就能供给两家的食物，一半人口的劳动便足以向全社会提供食物，所以余下来的半数（或者至少其中一大部分人）就能从事其他物品的生产，以满足人们的其他欲望和需求。这些欲望和需求主要包括衣服、住宅、家具，以及所谓的成套用具。富人并不比他的贫寒邻居消费更多的粮食。对量的需求或许大致相同，对质的要求则有所不同，为富人挑选和烹调食物，可能需要更多的劳动和技艺。但是，对比一下富人的豪宅华服和贫民的寒室敝衣，不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存在着天壤之别。各人的食欲都会因为胃的大小而有限，但人们对于住宅、衣服、家具和各类用品的欲望却是贪得无厌的。所以，人们必定愿意把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食物来交换别的自己想要的东西，将有限欲望满足后的剩余产品拿来换取他物，用以餍足无限的欲望。为了获取食物，穷人们竭力劳作来满足富人的这些欲望；为了使自己的食物供给更稳定，穷人们往往相互竞争，导致他们的劳动产品日趋完美，也日趋廉价。劳动者的人数随食物数量的增大而增加，换言之，随土地改良以及耕作进步而大大增加。他们的工作性质允许最大限度的分工，因此，他们能够加工的原材料增加的数量，要远远多于他们人数增多的数量。也正因为此，人们在修建各类建筑物，加工各种衣服、用品和家具时，对不管是有具体用途的，还是作为装饰的各种原料的使用都大大增加，就连地下的化石、矿产，以及贵金属和宝石，都开始有用了。
如此看来，土地所产食物是地租的原始来源，而后来那些提供地租的其他土地生产物，其价值中属于地租的那部分，都来自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的提高，又是随土地改良、耕作进步出现的。但是，后来那些提供地租的其他土地生产物，并不总是能提供地租。即使是在土地已经得到改良并进行耕作的国家，对这类产物的需求也没有全部达到其价格在支付工资、补偿资本并提供一般利润还有所剩余的程度。这类产物能否提供地租，应视不同情况而定。
例如，煤矿是不是能够提供地租，既要看它的产量，还要看它所处的位置。
判断一座矿山是富饶还是贫瘠，要看在使用同等数量劳动的前提下，从该矿山开采出来的矿物量与从大多数同类矿山所能开采的矿物量相比是多还是少。
有些煤矿虽然位置很好，但由于产量过低没有开采价值，其生产物抵偿不了开采费用。这种煤矿，既不能提供利润，也无法提供地租。
有的煤矿，产煤量价值仅够支付劳动工资、补偿开矿资本并提供其一般利润。企业家或许能够从这种煤矿中得到一些利润，地主却无法从中得到地租。因此，对于这类煤矿，除非地主自己投资开采，才有可能获得一般利润，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凭此获利。在苏格兰，许多煤矿都是地主自营的。地主不允许其他人不交地租去开采它们，而其他人也都无法依靠开矿获利并支付地租。
在苏格兰，还有些出产量很大的煤矿，可是地理位置不好，因此也无法进行开采。尽管这些煤矿利用一般或比一般更少的劳动量，就能获得足以支付开矿费用的产量，但由于它们处在人口稀少、水陆运输不便的内地，所以这些矿产还是无法卖出。
和木柴这种燃料相比，煤炭大体上不太令人满意，据说它也不太卫生。一般来说，使用煤炭做燃料，其花费比使用木柴要少。
并且，就像牲畜价格一样，木柴价格也会随农业状态的变化而有所变动，二者的价格变化乃是基于同一个原因。在原始农业阶段，所有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都生长着树木。在当时的地主看来，那些树木不但毫无价值可言，而且还是一种障碍，地主们乐得有人主动来砍伐它们。到了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一部分树木由于开垦农田而被砍去，一部分为了畜牧而被毁掉。谷物是由全人类勤劳而获得的，虽然牲畜的增产不像谷物的增收发展那么快，但是牲畜也在人类的保护和关注下大量繁殖。在丰年，人类为牲畜贮藏足够的草料，以备匮乏年月使用。如此一来，人类为牲畜贮存、提供的食物量，比自然状态提供的还要多。人类还为牲畜扫除敌害，确保它们自在地享受大自然赋予的一切。大量的牲畜群在林间随意放牧，林中的老树倒还受害不深，而幼树却倍受蹂躏。结果，一两个世纪下来，森林就损毁殆尽了。这就造成了木柴缺乏，木柴的价格也因此被抬高。提升后的价格为地主提供了丰厚的地租。有时地主们认为，在最优质的土地上种植树木最为有利，这个大利润，足以抵消树木生长缓慢造成的收益迟缓。这种情况在如今的英国大部分地区似乎都很普遍，在这些地方，种树被认为和种稻谷、种牧草的收益相当。但是，不管在哪里，树林为地主提供的地租，在相当长的期间内都不会超过谷田或牧场，而在农耕先进的内地，种树的利益往往比种稻谷和牧草少得多。如果煤炭作为燃料，在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很容易得到供给，那么从农耕较落后的外国进口木材，往往比自己国家生产的更为便宜。正因为这个原因，爱丁堡这些年来落成的新街市中，恐怕没使用过一根产自苏格兰的木材。
如果在某地烧煤炭与烧木柴的花费大致相等，那么不论木柴的价格是多少，我们都可以相信，这种情况下那里的煤炭价格已经达到了顶点。英格兰内地的一些地方，尤其是牛津郡，情况似乎就是这样。牛津郡的平民日常所烧的火炉中，通常都是木柴和煤炭混用，足见二者的价格差异不会很大。
在产煤国家，所有地区的煤炭价格都远远低于上述最高价格。否则，人们就承担不起这些煤炭的长途水陆运输费用了。如此，就只会有极少数的煤炭能够卖出。煤矿老板和地主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肯定会想，按最高价格卖出一小点，还不如按略高于最低价格的价格多卖出一些来得划算。并且，产量最大的煤矿往往支配着附近所有煤矿出产的煤炭价格。那些产量最大的煤矿的老板和地主发现，只要自己的煤炭价格比附近其他煤矿稍低一点点，由于薄利多销，其利润与地租就会增大。接着，附近其他煤矿很快也不得不以同样稍低的价格出售煤炭，尽管以这个价格出售他们简直都无法盈利了。煤炭价格总是在下降，有时甚至降低到连它们的利润与地租都支付不起，以至于其中一部分煤矿只好停止经营，另一部分则因交不起地租而只能由地主自行经营。
煤炭像其他所有商品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能够继续维持的最低价格，仅仅足够补偿使它上市所需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那些由于无法向地主提供地租，因此非地主本人来经营就得被废置的煤矿所产煤炭的价格，基本上就和这个最低价格差不多了。
即使是能够提供地租的煤矿，煤炭价格中的地租部分通常也小于其他大多数土地生产物价格中的地租部分。通常认为，地面之上的土地地租占总生产额的1/3。这个份额是比较确定的，不大受产量偶然变化的影响。然而对煤矿来说，地租能占到总生产额的1/5就已经非常大了，通常都是占到总生产额的1/10左右。并且，这地租的数额很不确定，会因生产额的变化而随时有变动。这种偶然变化非常大，以至于在置产者以30倍的年租购买田产被认为是平价的地方，以10倍的年租收购煤矿却被看作是高价。
对于煤矿老板来说，煤矿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其产量的多少，及其位置的好坏。但就金属矿山的价值而言，却是受产量支配的多，受位置支配的少。因为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的金属，尤其是贵金属，价值极其高昂，基本上都负担得起长途的水陆运输费用。并且，这些金属的市场会超越矿山附近的国家，扩展至全世界。例如，日本的铜在欧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西班牙的铁也远销智利和秘鲁；秘鲁的银不仅畅销欧洲，还以欧洲为通道，远销到中国市场。
西莫兰与什罗普郡所产煤炭的售价，对纽卡斯尔的煤炭售价的影响不大，而利奥诺尔的煤炭售价对纽卡斯尔的煤炭售价则根本没什么影响。这些地方的煤矿之间，绝不会出现竞争。但相距甚远的金属矿产之间却有可能发生竞争，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因此，金属产量最大的地方，那里的金属价格，尤其是贵金属价格，必然影响着全世界矿山的金属价格，只是影响有强有弱而已。日本所产铜的价格，必然对欧洲铜矿所产铜的价格产生影响。秘鲁的银价，也就是说，秘鲁银在当地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或购买的货物量，必然对欧洲银矿所产银的价格和中国银矿所产银的价格都有影响。秘鲁银矿投产以来，大多数的欧洲银矿都被弃置。银价下跌到了那些银矿产物不足以偿还开采费用，或偿还开采费用之外不能提供丝毫利润的地步。波托西银矿投产后，古巴和圣多明各，乃至秘鲁的旧银矿，也出现类似现象。
由此可见，各地矿山所产金属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当时世界上产量最大的矿山所产金属价格的支配。因此，大多数矿山所产金属的价格，除了补偿其开采费用外，没有太多剩余，也无法对地主提供很高的地租。在大多数矿山开采的贱金属价格中，地租所占部分很少，而在贵金属的价格中，地租所占比例更是低微。贵贱金属的价格，基本上由劳动和利润组成。
众所周知，康沃尔锡矿是全世界最富饶的锡矿，据该矿区副监督波勒斯先生说，那里的平均地租占总产量价值的1/6。他还说，有些矿山的地租比这个高，有些则不如这个。苏格兰许多产量很高的铅矿的地租，也占总产量价值的1/6。
据佛雷齐和乌诺阿两位先生说，秘鲁银矿的矿主往往只要求开采者将采得的矿石交由他的磨坊来碾碎，然后把磨碎的矿石分给他一部分即可。在1736年之前，西班牙国王对这些银矿所课矿税，占标准银价值总额的20%，这可视为大多数秘鲁银矿——当时全世界最富饶的银矿——的真实地租。假如不征收矿税，那么这20%当然应归地主所有，而那些因交不起矿税而闲置的矿山也必定会重新投入开采。据说，康沃尔公爵所课锡税略高于矿产总价值的5%以上，不论税率高低，假如不课税，这些矿税自然属于矿山所有者。把这5%，与前面所说的1/6加在一起，我们就能发现，康沃尔锡矿的平均地租与秘鲁银矿的平均地租的比例是13：12。可是，现在的秘鲁银矿连这个较低的地租也承担不起了，而银税在1736年也从20%降到了10%。虽说银税是如此轻微，但因为那5%的锡税的存在，人们还是更愿意冒险走私银，而贵重物品本身也比体积庞大的笨重物品容易走私。因此，有人说，西班牙国王根本征不到什么税，而康沃尔公爵征得的税收却很可观。所以，全世界最富饶锡矿所产锡的价格中地租所占的部分，可能比全世界最富饶银矿所产银的价格中地租所占的部分还大。在偿还开采所使用的资本及其一般利润后，剩下的归矿山所有者的部分，贱金属也似乎比贵金属更多。
秘鲁银矿经营者的利润一般都不算很高。前面提到的最了解当地情况而且最受人尊重的那两位学者告诉我们，在秘鲁，如果有谁准备开采新银矿，人们会认为他必定是要倾家荡产的，因而纷纷敬而远之。由此可见，采矿业在秘鲁和在这里一样，简直就被视为彩票，中奖者少，落奖者多，但是总有一些冒险家被引诱，愿意以自己的财产为代价来尝试。
但是在秘鲁，由于国王要依靠银矿取得自己的大部分收入，因此发现和开采新矿是会被政府嘉奖的。不论是谁发现了新矿山，国王一律会在他看准的矿区划出一块长246英尺、宽123英尺的土地归他所有，他可以自行开采，而不必向地主支付任何报酬。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康沃尔公爵在他的公国内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凡是在荒野或未被圈定的地方发现锡矿者，都可在所发现锡矿处划出一定范围，这叫作为锡矿定界。设定这个界限的人，就是该矿区的所有人。他无需经过原土地主人的授意便可自行开采，或租给别人开采，开采后只需给地主一点微薄的报酬就行了。在这两种规定中，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都因为所谓的公共收入利益而被侵犯了。
在秘鲁，新金矿的发现与开采也会受到同样的奖励，而国王征收的金税只占标准金产量总价值的5%。最初，金税和银税一样都是20%，后来削减到10%，但就实际的经营情况看来，就算课税10%，还是显得太重。佛雷齐和乌诺阿曾说，靠经营银矿发财的尚属少见，靠经营金矿发财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这5%的税额，似乎可看作智利、秘鲁大部分金矿所支付的全部地租。走私黄金比走私白银更容易，不但是因为黄金相对于其体积来说价值更高，而且还因为金的天然产出方式。银和其他大多数金属一样，在被挖掘之初一般都搀杂着其他矿物，很少有纯银块，而从混合物中提炼出银，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这种操作必须在特定的厂坊里进行，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受到国王所派官吏的监视。而金就不同了，在被发现时候一般都是纯金，有时，即便是相当大的一块金子中搀杂了微乎其微的砂土或其他东西，只需经过极简便的操作，就可以提纯了。不管是谁，只要有少量的水银，就可以在自己的家中进行提纯工作。因此，如果说国王从银税中只获得了很少的收入，那么他从金税中所获的就更微不足道了，因而地租在金价中所占的比例必定远远低于其在银价中所占的比例。
贵金属在市场所售的最低价格，也就是说，在较长的时期内，贵金属在市场上所能换得的最少的其他物品量，必然和其他所有货物的一般最低价格一样受统一原则的支配。决定这种最低价格的，是贵金属上市所需投入的资本量，也即是使贵金属上市所需的衣食与居住消费。这个最低价格，必须足够偿还投入的资本和支付资本的一般利润。
但贵金属的最高价格似乎只取决于贵金属本身的供给量是否充足，而不受其他任何外物支配。贵金属不像煤炭那样，价格由木柴的价格决定，除了木柴，别的任何东西匮乏都不会引起煤炭价格上涨。如果金的稀缺达到了一定程度，那么最小的一粒金子可能变得比钻石还昂贵，并且可以交换到大量的其他物品。
人们对贵金属的需求，一半是由于它们的用途，一半是追求其美丽。除铁以外，贵金属可能比其他任何金属都要有用。贵金属易清洁，不易锈蚀，因此，由金银打造的餐桌和厨房用具倍受人们喜爱。银制的饮煮具比铝制、铜制或锡制的饮煮具清洁。金制的饮煮具又比银制的饮煮具更清洁。不过，贵金属更大的价值在于它的美观，这使得它特别适宜于装饰衣物和家具。镀金的那种光华，是任何颜料或染料都无法媲美的。由于贵金属稀少，似乎就更增强了它的美观。对于大部分富人来说，富有带来的愉悦，主要在于炫富时的那种优越感，自己拥有别人求之不得的象征财富的标志物，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给富人带来满足感的了。在他们看来，有用又美观的东西，如果又比较稀缺，那么必定会耗费异常多的劳动，非一般人所能支付得起，而他们可以。尽管有很多物品比它们美丽得多、有用得多、只不过较为普通，但他们更愿意用比普通物品昂贵得多的价格来购买这种物品。有用、稀缺、美观这些特性，便是构成贵金属高价的原因，即在各处都能换得大量其他物品的根本原因。贵金属在没有被当作货币使用之前，就已经具有了很高的价值，正是这种高价值，赋予了它们能够被用来铸币的特质。不过，由于这种用途的出现带来了新需求，减少了其他用途的贵金属数量，因此有助于保持或提高其价值。
人们之所以对宝石产生需求，完全是因为它们美观。除了用作装饰外，宝石不具有其他用途。它们的美观，因为稀少，因为采掘难度大、费用高而更显得弥足珍贵。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和利润几乎构成了宝石高价格的全部。在宝石价格中，地租只是一个极其微小的部分，或者根本就不含这个部分，只有产量最大的矿山才可能提供较大的地租。在考察戈尔康达与维沙普尔两地的钻石矿时，宝石商塔弗尼尔听说，当地的矿山是专门为国王而开采的。国王曾下令，除了出产最大且最美的钻石的矿山之外，禁止开采其他所有矿山。其余这些被禁的矿山对其所有者来说，不具任何价值。
我们知道，各地贵金属或宝石的价格，是由世界上产量最丰富的矿山出产物的价格决定的，所以，出产贵金属或宝石的矿山能为其所有者提供的地租，和矿山绝对产量不成比例，而和它的相对丰富程度成比例，也就是取决于它相对于其他矿山的优越程度。如果新发现的银矿优于波托西银矿，就像波托西银矿优于欧洲银矿那样，那么，银价就会再次下降，甚至连波托西矿山也会丧失经营价值。在西属西印度群岛被发现以前，欧洲最富饶的矿山对其所有者提供的地租，也许就已经像秘鲁最富饶的矿山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地租那么大了。那时的白银数量虽然比现在少得多，却可以交换到和现在基本相等的其他货物量，而矿主所得部分能够换得的劳动量或货物，也大体和现在相等。生产物和地租的价值，换言之，它们为公众和矿主所提供的实际收入，古今可能都是一样的。
储量最丰富的贵金属或宝石矿山，并不能增加世界的总财富。这类产品的价值主要是因它们的稀缺而产生的。如果这类产品多了，必然会贬值，那么，用比以前较少的劳动量或商品量，就能购得金银餐具、衣服和家具上的华丽装饰等。这就是丰富的贵金属和宝石产量所能提供给世界的唯一好处。
地面上的地产情况就不一样了。土地产物和地租二者的价值，不与土地的相对出产力成比例，而和其绝对产量成比例。生产一定量衣服、食物、住宅的土地，总能供应得起一定数量的民众，而且，不论地主占有的比例是多少，这份地租使他总能支配相应比例的劳动和这劳动所能购买的商品。一块最贫瘠土地并不会因为处在最肥沃土地的旁边就贬值，正相反，它的价值还往往会增加。肥沃土地所维持的众多人口，为贫瘠土地的产物提供了较大市场，在贫瘠土地原本维持的人口中，绝对找不到这样的市场。
所有能提高土地产物产量的东西，不仅能提升被改良土地的价值，还能为许多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创造新的需求，从而提升这些土地的价值。土地改良使得许多人拥有的食物自己都消费不完，因而对贵金属和宝石，以及衣服、住宅、家具和家庭设施等方面地所有便利品和装饰品都有了需求。食物不仅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财富，而且只有食物丰富了，其他各种财物才会被赋予其价值。在西班牙人发现古巴和圣多明各之初，那里的贫苦居民经常用小金块作为头饰和衣服装饰。这些金块之于他们，似乎就好像那些稍稍特别一点的小鹅卵石之于我们一样，值得拾取，却也随时可以毫不犹豫地赠与别人。一旦有客人请求金块，他们会立刻赠与，丝毫不认为是赠送了什么贵重的礼物。他们吃惊于西班牙人对金子的渴求。他们想不到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国家，那里的人们对于他们总是缺乏的食物竟有如此大的剩余量，甚至为了得到一点这种闪闪发亮的玩意儿，甘心拿足够供养全家好几年的大量食物来交换。如果他们能理解这个缘由，就不会对西班牙人的黄金热感到吃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