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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所有动物一样，人类的繁衍也取决于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人类对食物有必然的需求，虽然有时多些有时少些。因此，食物总是能够购买或者支配一定量的劳动，为获得食物，愿意付出劳动的大有人在。诚然，有时由于劳动工资高昂，食物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就很有限，与按照最经济的方式所支配的劳动量有一定差别，但不管怎样，参照周边地区劳动者的一般生活标准，食物总是能维持一定量的劳动。
但是，不管是哪里的土地，其所出产的食物在维持它上市所需的劳动以外，都会有所剩余。这个剩余部分，不但足够偿付为雇用劳动所预支的资本及其利润，还能余下一部分作为地主地租。
在挪威和苏格兰的旷野上生长着一种牧草。拿它来喂养的牲畜所产的奶和牲畜幼崽，不仅足够支付所有畜牧工人的劳动工资，补偿牧场主资本的一般利润，还能为地主提供地租。牧场条件越好，地租就越高。优质牧场不但能比相同面积的劣质牧场维持更多牲畜，而且由于牲畜较为集中，在饲养与收获上都较为方便，所需的劳动也较少。因此，生产物数量的增加、维持费用减少，地主就能从两方面获利。
无论土地的生产物怎样，地租都会随土地的肥沃程度而有所不同；肥沃程度相差不多的土地，地租则会随土地位置的不同而不同。城市附近的土地比偏远地区同样肥沃的土地地租更高。前者和后者在耕作方面所需的劳动量虽相同，但要运送偏远地区的产物到市场，则需要更多的劳动。既然偏远地区物产需要维持的劳动量较大，当地的农场主利润及地主地租必然较少。并且，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偏远地区的利润率普遍高于城市附近，因此，属于地主地租的部分就更少了。
由于良好的道路、运河或通航河流能够减少运输费用，使偏远地区与城市附近接近同一水平，因此，在所有的改良中，交通改良的效果最显著。通常情况下，偏远地区占据着一个国家最为广大的面积，交通改良会大大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而且，这有利于打破城市附近农村的垄断，因而对城市也有好处。即使是城市附近的乡村也能从中获得收益。交通条件的改善，虽然一方面会使偏远地区的商品流入这些农村在城市中的旧市场，增加竞争，但另一方面，也为城市附近农村的产品开辟了大量新市场。再者，垄断本身也不利于良性经营。只有通过自由竞争，才能让所有人出于自保而采用良好经营方法，这样，良性经营才能得到普遍确立。50年前，伦敦附近有一些州郡曾请求议会不要将征收通行税的道路扩展到偏远地区。他们说，由于那些偏远州郡的劳动价格低廉，它们的牧草与谷物将会以低于附近州郡的价格在伦敦市场售出，这会导致伦敦附近州郡的地租受连带而下降，他们的耕作事业也将会因此而衰退。但事实上，道路开通以后，他们的地租反而增高了，而耕作事业也得到了改善。
即便是中等肥沃的农田，所出产的食物也要与同等面积的最优良的牧场多得多。虽然耕种农田需要的劳动量更大，但所生产的食物在扣除了种子成本和劳动维持费以后，所剩余的量也大得多。所以，如果人们始终认为1磅畜肉没有1磅面包的价值高的话，那么上述剩余产物在各地都始终具有较大的价值，而且能为农场主和地主提供更多的利润和地租。在农业处于原始阶段的时候，似乎情况总是如此。
但是在农业发展的不同时期，面包和肉这两种食物的相对价值大不相同。在农业原始阶段初期，绝大多数未经开垦的土地都被用来放牧。肉的量比面包多，面包又被人们争相抢购，因而售价会高得吓人。据乌诺阿说，在四五十年前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头牛一般能卖4里尔，相当于英币21便士半，并且在购买的时候，还会有二三百头牛可供挑选。乌诺阿没有谈到面包价格，可能是因为面包价格不值一提吧。他还说，在那里，一头牛的价格差不多和捕获它所费的劳动相等。但无论在哪里，种植谷物都得耗费大量的劳动。况且阿根廷位于拉普拉塔河流域，该河在当时是欧洲到达波托西银矿的直接通道，这样一个地方的劳动价格，势必不会低廉。但当国内开垦出大面积耕地之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面包比肉多，竞争的主要方向转移了，肉价就变得比面包价高。
另外，由于耕地扩大，天然牧场的产出就不能满足人们对肉类的需求，必须借用部分耕地来饲养牲畜。所以牲畜价格不仅要能够维持畜养牲畜所需的劳动，还要足够支付原本作为耕地使用时地主所能收取的地租和农场主所能获得的利润。然而，天然牧场所产的牲畜与耕地上所产的牲畜，按照品质和重量在市场上等价出售。于是，天然牧场的所有者就借此机会依牲畜的价格提升地租。近一个世纪以前，苏格兰高地大部分地区的肉类价格和燕麦面包相同，或者比面包低廉。后来，英格兰跟苏格兰统一了，苏格兰高地所产牲畜有了英格兰市场。而今，苏格兰高地所产肉类的一般价格约比本世纪初高了三倍，而许多土地的地租也同时增加了三四倍。现今的英国各地，1磅上等肉类的价值约等于2磅以上的上等白面包，而在丰收年份，有时甚至能达到3磅乃至4磅面包的价格。
因此，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改良，天然牧场的地租和利润某种程度上开始受经过改良的牧场的地租和利润的支配，而经过改良的牧场的地租和利润，又受农田的地租和利润的支配。每年可以收获谷物，可是需要四五年才能收获肉类。也就是说，同一亩地的肉类产量比谷物产量少得多，而肉类的低产量必须以高价格作补偿。如果价格的补偿超过合理限度，就会有更多的农田被改为牧场；假若价格的补偿低于合理限度，那么已改为牧场的部分土地又会恢复为农田。但是必须强调，只有在那些大多数土地已经完成改良的国家里，牧场与耕地——也就是用来生产肉类食物的土地和用来生产谷类食物的土地——在地租与利润上才可能出现这样的平等。在某些特殊的地方情形则完全不同，牧场的地租和利润要远远高于农田的地租和利润。
对牛奶和马的草料的需求，以及肉类的高价，导致大城市附近的牧草价格大幅上升，大大超过了它与谷物的正常比价。显然，这种局部现象不可能扩大到偏远地区。
有时由于特殊情况，某些国家会出现人口非常稠密的现象，以至于这些国家的全部土地都像大城市附近地区那样，牧草和谷物产量远远满足不了全体国民的需要。所以，这些国家的土地就主要用于生产牧草，因为牧草数量多、体积大，并且运输不便，而国民日常食用的谷物则从外国进口。如今的荷兰就是这么个情况。在古罗马的辉煌时期，古意大利大部分土地都是种植牧草的。西塞罗告诉人们，老加图曾说：“在私有土地的经营中，善于饲养的人所得的收益是最多的占第一位；水平稍好的饲养者占第二位；不善于饲养的人占第三位。”他把农耕得到的收益只列为第四位。古罗马常把谷物无偿或以极低的价格分配给人民，这导致邻近地区的耕作大受妨害。这些谷物来自被征服的各个省份。这些省份有的不必纳税，但有义务将谷物收成的1/10，按照6便士1配克的法定价格卖给罗马。将这些谷物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分配给人民，必然致使罗马旧领土所产的谷物市价大跌，因而必然防碍其农耕生产。
在以谷物生产为主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圈围牧场的地租往往高于附近的农田。圈围方便了牲畜饲养，而圈围牧场的昂贵地租并非依据牧场生产物价值，而是依据被围农田生产物价值来确定的。但是，假如附近的土地都被圈围起来，那么地租就会下跌。而今苏格兰的圈围地地租之所以高昂，就是因为这类圈围地太少，一旦圈围地增多，其地租自然会下降。将土地圈围起来，对畜牧的益处更大。它不但能够节约看管牲口的劳动，而且能使牲畜免受看守人或看门狗的惊扰，摄食更多，成长更快。
但是，在没有这种特殊情况的牧场，其地租和利润就自然会取决于那些生产谷物或其他农作物的土地的地租与利润了。
比起单用天然牧草，兼用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人工饲料来饲养牲畜，更能使牲畜产量得到提升，这样一来，进步国家中的肉类价格远高于面包价格的情况就会有所改善。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至少有例子可以让我们相信这一点，现今的伦敦市场上，家畜肉相对于面包的价格，已经比上世纪初叶低了不少。
在伯奇博士所著《亨利亲王传》一书的附录中，记载了亲王日常消费的肉品价格。买一头600磅重的牛，通常花费为9镑10先令，也就是说，31先令8便士能买100磅牛肉（亨利亲王死于1612年11月6日）。
1764年3月，国会就食品价格飞涨的原因展开调查，其中一位弗吉尼亚商人的证言提到，在1763年3月，他为自己的航船购置食品，那时的牛肉每100磅卖24～25先令，据他讲这是当时的一般价格；而到了1764年这个物价高昂的年份，他却需要为同质同量的牛肉支付27先令。即便如此，这个价格还是比亨利亲王日常支付的价格低了4先令8便士。而且，购买为远航而腌制的牛肉时，必定会选最优质的。
亨利亲王所买的牛肉，上等和下等肉混合在一起，平均价格为每磅3.8便士。依此推算，当时上等肉的零售价，一定不会低于每磅4便士半或者5便士。
1764年，国会做调查时的参与者都说，当时最上等牛肉的零售价为每磅4～4.25便士，而下等牛肉的零售价为每磅7个铜元到2.5便士（或2.75便士）。他们都说，这个价格比3月间的一般市价大约高出半便士。但是，这个高价还是比亨利亲王时代牛肉的一般零售价低很多。
上世纪前12年间，温莎市场上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为每夸脱（合9温彻斯特蒲式耳）1镑10先令3.6便士。
可是在1764年及以前的12年间，温莎市场上的上等小麦平均价格为每夸脱2镑1先令9.5便士。
所以，上世纪头12年的小麦价格比1764年及以前的12年低很多，而肉类价格却高很多。
所有大国的大多数耕地，基本都用于生产人类的食物或牲畜的草料。这种土地的地租与利润支配着其他所有土地的地租与利润。假若有特别用途的土地，提供的地租和利润比这种土地少，那么这种特别用途的土地很快就会改为农田或牧场。若提供的地租和利润比这种土地多，那么就会有一些农田或牧场很快被改作这种特别用途。
为了使土地适宜这种特殊用途，要么一开始需投入比农田或牧场更多的改良费用，要么每年需花更多的耕作费用。增加改良费用一般会提升地租，而增加耕作费用一般会增加利润。这种地租和利润的增多，往往只是所投入的高昂费用的利息或合理补偿。
比起谷田或草场，种植啤酒花、果树和蔬菜的那些土地就属于特别用途，其地主的地租和农场主的利润相比，相对较高。但是，由于改良土地以使其适宜于这类种植需要更大投入，所以地主所得地租也应提高。另外，对于这类土地需要投入更精细、更专业的耕作，所以农场主所得利润也应增加。况且，这类作物的收成通常很不稳定，因此其价格须提供一种类似于保险的利润，以补偿可能出现的意外损失。花木种植园主的普通处境有理由让我们相信，他们的智慧和技能很难得到让人满意的回报。他们的这种令人愉快的作业，被很多有钱人当成日常消遣。因此，花木种植园主人们难以依靠经营种植园获得大收益，因为本应成为他们忠实顾客的那些人，自己本来都侍弄着一些珍贵的花木。
地主依靠土地改良获得的额外利益，似乎都只是足够补偿改良过程中的投入。在古代，能提供最大价值生产物的农场，除葡萄园外似乎就是便于灌溉的菜园了。但是被古人尊为农业技术之父的德谟克利特在2000年前所著的这方面的书籍中写道，将菜园用围墙环绕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菜园带来的利润不足以补偿石墙的花费，而砖块（我想是那种靠日光晒干的砖块）一旦被风雨侵蚀毁损，就需要及时修补。在引用德谟克利特的话时，科卢梅拉并未加以否定，但他提出了一个比较经济的办法，就是用荆棘做成篱笆墙。他说，依照经验，这种篱笆既坚固耐用，又能严防外人闯入，但在德谟克利特那个时代，普通人好像还不懂得这个妙法。科卢梅拉这个主意，先是被瓦罗重视，而后又被帕拉第乌斯采纳应用。根据这些古代农业专家的意见，菜园所产蔬菜的价值，除了补偿栽培和灌溉的费用之外，几乎没有剩余。赤道地区的国家，早在那时就意识到应该掌控水源，引水灌溉。科卢梅拉提倡的篱笆，至今还在为欧洲大多数地区的菜园所用。在英国和其他北方地区的国家，不筑造围墙就很难收获优质的果实。因此，这些优质果实的价格中，必须包含偿付围墙的建筑和维修费用的部分。这样，生产物不足以补偿围墙建造费与维持费的菜园，就可以通过用果树来围篱的方法来享受圈围带来的益处。
栽培得当、护理完善的葡萄园，算得上是最具价值的一种农场，这在古代和现代的所有葡萄酒生产国，都是众所周知且毋庸置疑的真理。但据科卢梅拉记载，对于开辟新葡萄园是否有利，古代意大利的农场主众说纷纭、争议不断。科卢梅拉是一个新奇植物爱好者，他支持建设新葡萄园，并力求通过比较费用与利润来证明建设新葡萄园是绝对有利的改良。但是，这种新葡萄园建设计划的预算通常不太准确，对农业来说尤为如此。如果葡萄种植的收益果真如同科卢梅拉所预想的那样大，那么对这个问题就不会有争议了。直到现在，在葡萄酒生产国中，这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农学家，也就是高级种植的爱好者和支持者，都与科卢梅拉一样，对建设新葡萄园信心满满。法国的老葡萄园主对建设新葡萄园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似乎可以反证农业家的观点。他们的态度似乎还能说明，在目前的所在国的种植业中，有经验的人都认为，再也没有比葡萄园更赚钱的了。但是，另一方面的情况却表明，一旦法律不再限制葡萄的自由培植，经营葡萄园的丰厚利润就难以为继了。1731年，老葡萄园主们得到了一项敕令：未经国王特许，不准私自建设新葡萄园，或是重开已经停种两年以上的葡萄园。而在请求获得国王特许之前，须先由州长检查，确认这块土地不适宜栽种其他任何作物。据说，当时之所以发布这项敕令，是因为国内谷物、牧草短缺，而葡萄酒大量过剩。但是，如果葡萄酒真的过剩，那么葡萄种植的一般利润就会降到牧场和农田的一般利润的之下，这样无须下达敕令，人们自然不会再去开辟新的葡萄种植园。若说葡萄园的增加导致了谷物短缺，也不尽然。我们都知道，在法国，盛产葡萄酒且适宜生产谷物的那些州，比如勃艮第、吉延和上郎格多克，其农田耕作比别的州更为精细。一种种植业使用的劳动者增多，就会给另一种种植业产品腾出市场，这必然会鼓励后一种种植业的发展。通过减少购买葡萄酒的人数来鼓励谷物耕作事业，无疑是最蠢的策略。因为以阻碍制造业的方式来促进农业，简直是在剜肉补疮。
因此，要求较高的土地改良费以使土地适宜栽种，或者要求较高的耕作费用的那些特殊用途的土地，其地租与利润即便是远高于农田或牧场的地租与利润，但如果这超出部分仅仅够抵偿它们要求的较大投入，那么事实上，它们的地租和利润还是在受着普通作物用地的地租与利润的支配。
事实上，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适合某种特殊作物生长的土地面积太小，产量不足以供应有效需求。这时，全部生产物都可出售给那些愿出高价的人，他们所出的价格，高于这种作物从生产到上市，按照相关自然率或者按照其他大多数耕地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所应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并且仅仅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中去除所有的改良和耕作费用后的剩余部分，同谷物或牧草的这个剩余部分不保持一般的比例，甚至可以在任何程度上超过它。当然，这超额的大部分都归地主所有。
必须指出，我们所说的葡萄酒的地租和利润对谷物和牧草的地租和利润的自然或普通比例，只适用于能够生产较好的普通等级葡萄酒的葡萄园。这种葡萄园土壤松软，混有沙砾，所产的葡萄酒除浓度适中、健康卫生之外，乏善可陈。国内普通土地只能和这种平常葡萄园一较高下，而无法和那些优质等级的葡萄园竞争。
在所有果树中，葡萄树是受土壤差异影响最明显的。我听说，在特殊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特别美味，是其他土地任何人工培育物都无法比拟的。这种现实中或人们梦想的美味，可能仅仅为几个葡萄园所特产，也可能是一个不大地区多数葡萄园特产，最多时也不过为一个州里多数葡萄园的特产。这种葡萄酿的酒在市场上不足以供应有效需求，也就是说，那些愿意按普通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或按普通葡萄园提供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所必须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支付这种葡萄酒的生产和运输代价的人的需求不能全部被满足。因此，只有那些愿意付更高价格的人才能买到这种酒，酒价也会超过一般价格。价格究竟能超出多少，依这种酒的受欢迎程度和稀缺程度所引起的消费者的竞争程度而定。但无论差价是多少，其中的大部分都会归地主所有。虽然这种萄葡园通常都比其他葡萄园打理得更精细，但是与其说是这种精心栽培使其价格变得高昂，倒不如说是因为其价格高昂所以人们才慎重对待、精心栽培。对于这种高价物产，掉以轻心可能会招致非常大的损失，因此，哪怕是非常粗心大意的人，也会格外留意。所以，这高价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够支付生产中投入的额外劳动的工资以及所增加资本的利润。
欧洲各国所拥有的西印度地区的甘蔗园与这种高价的葡萄园类似。甘蔗园的总产量满足不了欧洲地区人们的有效需求，因此，只会将产品卖给愿意支付比这产品生产和上市所应当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按其他同类产品通常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更高的价格的人。波佛尔先生对交趾支那的农业有深入了解，他说，该地区精制的最上等白糖的价格，一般为每昆特尔3皮亚斯特，相当于英币13先令6便士。此处所言的昆特尔，在巴黎的150～200磅之间，平均值为175磅。以英计量单位来算，每100磅约合8先令。这价格还不到我们从殖民地输入的红糖或粗砂糖一般价格的1/4，不到最上等精制白糖价格的1/6。交趾支那的大多数田地以生产国民日常所食的谷米为主。在那里，谷米、砂糖的价格，也具有自然的比例，使地主和农场主，都能够得到与原始改良费用和每年耕作费用相符的报酬。但我国殖民地甘蔗园所产的砂糖价格，却不和欧美农田的稻麦价格成比例。一般来说，甘蔗栽培者们都希望以糖酒和糖蜜之所得来补偿投入的全部栽培费用，这样砂糖的收益就是纯利润了。但我可不敢奢望这能成为现实，就好像谷农也希望仅仅靠糠麸和秸秆就能补偿全部耕作费用，而将谷粒作为纯利润一样。伦敦还有其他城市的商人组织，经常在我国产糖的殖民地购置荒地，委托人去进行改良和耕作，以期获利。即使当地距离遥远，司法与行政都不健全，收入不确定，也丝毫不影响他们这样做。可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在苏格兰、爱尔兰或北美粮食产区的沃野上来进行这样的改良和耕作，尽管这些地方司法健全，而且他们的正常收入还有保障。
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因为种植烟草获利更丰，所以人们都乐意种烟草，而不愿种植谷物。在欧洲大多数国家，种植烟草的收益同样丰厚，但由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征收烟草税，而对国内烟草产地征收税款，还不如对进口烟草征收关税来得容易，所以大多数地区都下令禁止烟草种植。于是，那些允许烟草种植的地区，便获得了一种变相的垄断权力，而弗吉尼亚与马里兰的烟草产量最大，所以即便是存在少量竞争者，它们还是享有烟草种植业的大部分垄断利益。可是，种植烟草的利润好像没有种植甘蔗那么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英国商人去投资改良和兴建烟草种植园的。凭借种植烟草在殖民地发财后归国的，也不像依靠经营甘蔗园、生产砂糖发财后归国的那么多。殖民地的居民喜欢种植烟草而不愿种植谷物的事实告诉我们，欧洲对烟草的有效需求似乎全部得到了满足，而砂糖的供给就不那么充足了。如今的烟草价格带来的一般利润率或许已经超过了农田的一般利润率，但烟草的生产、制造和上市的全过程所得利润与农田利润的差额，必定没有糖价带来的利润和农田利润的差额大。因此，我国在殖民地的那些烟草栽培者与法国的老葡萄园主一样害怕生产过剩。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通过决议，规定16～60周岁的黑奴每人只允许种植6000株烟草，预计可产烟草1000磅。他们觉得，每个黑奴除了生产上面数量的烟草以外，还能耕种4亩玉米地。道格拉斯博士说，每到丰年，为了防止市场供给过剩，他们会像荷兰人焚毁生产过剩的香料一样，把黑奴们生产的烟草焚毁一部分。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假如必须采用这种过激的办法才能控制住当今的烟草价格，那么，烟草种植较之于谷物种植的好处，恐怕也所剩无几、难能持续了。
由此可知，生产人类食物的那部分耕地的地租支配着其他田地的地租。任何一种特产所能提供的地租，必定不会长久地低于多数耕地的地租，否则，种植特产的土地很快就会被改作他用；而任何一种特产所提供的地租，如果长期高于多数耕地的地租，必定是因为出产这种产物的土地太少了，无法满足相应的有效需求。
欧洲人主要以谷物为食。因此，欧洲各国谷田的地租支配着某些特殊耕地以外的其他所有耕地的地租。对英国来说，羡慕法国的葡萄园和意大利的橄揽园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除非他们的葡萄和橄揽占有那些特殊的位置，否则其价值也都是受谷物价值决定的。
假如一个国家国民的主食并非谷物，而是另一种粮食作物，并且假定通过和谷物相同或近似的耕作方法，在这个国家的普通土地上所获的这种作物的产量，远远多于最肥沃谷田的产谷量，那么，那里地主们的地租，也就是在支付劳动工资和补偿农场主资本及其一般利润后所剩余的食物量，必然会比谷物多得多。因为这个剩余量较大，所以，不论这个国家劳动者的普通工资是多少，它都能维持较多的劳动量，故而，地主所能购买或支配劳动量就会更多。他所得的地租的真实价值，也就是说，他因能向劳动者提供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所以享有的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也相应大得多。
稻田比麦田的粮食产量大得多。一般来说，每亩稻田一年可收获两季，每季产量为30～60蒲式耳。虽然稻田的耕作所需劳动较多，但其所产的稻米在维持劳动以外的剩余也较多。因此，在以大米为主食，农民主要以种植水稻为生的国家，地主的所得比产麦国的地主更多。在卡罗莱纳和其他英属殖民地，耕作者一般既是农民又是地主，因而地租与利润经常被混为一谈。虽然当地稻田一年只收获一次，而且大米并不是来自欧洲的这些当地移民的主食，但耕种稻田还是被认为比耕种麦田更有利。
优良稻田里一年四季都是泥淖，并且其中一季还灌满了水。所以，无论是做麦田、牧场，还是葡萄园，它都不合适，实际上除了水稻以外，它不适宜于种植别的任何对人类有用的农作物。反过来说，在适于别的用途的土地上，也不适合种水稻。所以，即便是在产米国，稻田地租也不能支配别的耕地地租，因为那些耕地无法改作稻田。
马铃薯种植田的产量堪比稻田的产量，比起麦田的产量更是大得多。一亩地产1.2万磅马铃薯算不得什么稀罕事，然而一亩地产2000磅小麦却是相当难得的。诚然，马铃薯的含水量高，马铃薯和小麦的固体营养物质含量与其重量不成比例。但是，即使从马铃薯的重量中扣除一半算作水分，一亩地的马铃薯仍含有6000磅固体营养物质，相当于一亩小麦所含固体营养物质的3倍，而且我们扣除的这个含水量算是相当大的了。一亩马铃薯的耕作费用比一亩小麦的耕作费用要少。并且，麦地在播种前通常需要休耕，单这一项所费就超过种植马铃薯的锄草和其他费用。如果马铃薯能成为欧洲某地人普遍喜食的粮食，如同大米在那些产米国家那样受欢迎，使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比例，和当今小麦还有其他人类喜食谷物的种植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比例相同的话，那么，单位面积的耕地必定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并且，如果农民普遍靠种植马铃薯为生，那么扣除了劳动工资、耕作资本及利润外，还将有更多剩余。这种剩余的大部分也将归于地主。地租不但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高，而且也会远远超过现在。
只要是适合马铃薯生长的土地，基本上其他农作物均可种植。假如种植马铃薯的耕地所占全部耕地的比例与现在的谷田一样，那么，马铃薯种植地的地租就能像现在的谷田地租一样，支配其余大多数耕地的地租。
听说在兰开夏某些地区，人们认为燕麦面包比小麦面包对人体更有益，苏格兰也流传着类似的说法。我总有些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说起来，常食燕麦面包的苏格兰人，根本不像常食小麦面包的同一阶层的英格兰人那样强健、那样俊美；他们工作起来也不如英格兰人有干劲，健康状况似乎也不如英格兰人。而两地的上层人士却不存在这种差异。经验似乎表明，苏格兰普通民众的食物，不如英格兰普通民众的食物那么有利于人类的体质。但马铃薯就不同了。伦敦的轿夫、挑夫和煤炭工人，还有那些以娼妓为业的不幸妇女，他们或许可算作英国最强壮的男子与最美丽的女子了。据说，这些人中有绝大多数来自爱尔兰最下层，他们普遍以马铃薯为食。这种现象无疑能够提供最确凿的证据，证明马铃薯的营养价值，证明它作为食物是多么适合人类。
马铃薯能保存一年是不容易的，更别提像谷物那样存放上两三年。由于担心无法在腐烂以前全部卖出，人们不愿意种植马铃薯。在所有的大国，马铃薯都不能像面包那样成为社会各阶层群众的主食，或许主要是因为这个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