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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观察，某些职业虽然收益微薄却另有补偿；而某些职业虽利益优厚却另有减损。影响劳动者工资和资本利润的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况：第一，有令人愉快的职业和令人不愉快的职业之分；第二，从业前学习有的难，有的较为容易，而且培训费用有高有低；第三，工作本身有的很安定，有的则不安定；第四，职业中的工作职责有的很重，有的较轻；第五，有的职业容易成功，有的职业很难有所成就。
第一，工作有难有易、有污秽有洁净、有尊贵有卑贱，劳动工资随这些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例如，就年度所得而言，在许多地方，缝工的收入比织工低，因为缝工的工作比织工容易。织工的收入比铁匠低，因为织工的工作干净得多。铁匠虽属技工，但他12小时的劳动收入，往往还不如一个煤矿工人8小时的劳动收入，因为铁匠的工作没那么肮脏和危险，又是在阳光普照的地面上进行的。对于体面的职业，它带给劳动者的荣誉感可算作报酬的一部分。综合各种因素，从事这类职业的劳动者，其所得的货币报酬一般较低，这一点我会在后面加以说明。而那些低贱的职业，情形则恰好相反。屠户是既粗鲁又野蛮的职业，但在大多数地方，他们的收入往往会高于其他普通职业的劳动者。刽子手可以说是最令人嫌恶的职业，但是，他们的工作量很低，可是他们的报酬却远高于普通职业的劳动者。
在未开化社会最受重视的渔猎活动，在社会进步以后却成为最令人愉悦的消遣。古时渔猎是生计所迫，现今渔猎却是为了娱乐。所以社会进步后，以别人的消遣乐事为职业谋生的人都是极其穷苦的。西奥克里塔斯时代以后，渔夫的生活都是十分贫困的。所有的偷猎者，几乎都是英国各地最贫苦的穷人。在私猎被禁止的国家，即使是特许狩猎者，其生活条件也不见得好多少。许多人从事这种职业并不是为了获得优越舒适的生活，而是出自他们对这类职业的喜爱。而且他们劳动生产物价格不高，与他们劳动量不成比例。从事这样的工作，其收入仅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不愉快和不体面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与其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是一样的。小旅店或小酒馆的老板似乎从来不是自己店铺的真正主人，他们不得不忍受那些喝醉了的顾客的野蛮和无理。他们的职业既不令人愉快也不体面，但是少有哪个普通的行业能以这样小的资本赢得这样高额利润。
第二，劳动工资随职业学习的难易、学费的高低而不同。
高价购置机器，当然希望它在报废以前所完成的作业可以收回所投入的资本，至少获得一般利润。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项特殊的职业技能，也可以看作是购进一台昂贵的机器。学习的人也当然希望参加工作之后能在获得普通劳动工资的基础上，挣回所有学费，并至少获得一般利润。并且，鉴于人的寿命的不确定性，所以还要求要在一定的期间内实现这个目标。这就像考虑到机器的使用寿命，必须在确定期间内收回投资并获取利润一样。熟练技工的工资和一般劳动者的工资之所以不同，就是这个因素造成的。
在欧洲，各国的政府大都规定，机械师、技工和制造师的劳动属于熟练劳动，而所有农村劳动者的劳动则为普通劳动。这种政策似乎认定前者的劳动比后者更加精细巧妙。在某些场合，情况的确如此，但在更多的场合，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我会在后面加以说明。所以，欧洲各国的法律一般都有这样的要求：要想从事技师之类的职业，必须先做学徒，以获得相关资格。各地的要求宽严不一，对于想从事农村劳动的人，则不加任何限制，放任自流。在学徒期间，师傅占有学徒们的所有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学徒的生活费都是他的父母或亲戚供应的，衣服则几乎全由父母或亲戚置办。不仅如此，依照传统，学徒还得向师傅缴纳一定的学费。付不起钱的学徒就要拿劳动时间来抵偿，也就是说，他们做学徒的时间要超过一般的年限。不过，由于学徒往往流于懒惰，因此这样做对师傅不见得有好处，而对学徒却是绝对不利的。农村劳动则不同，劳动者往往在从事简易劳动的同时也学会了比较复杂的工作。不论在受雇期的哪个阶段，他都能靠劳动养活自己。从这一点说，欧洲诸国的机械师、制造师以及技工们的工资，一般比农村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略高，这也是符合情理的。这种情况，使他们的生活确实优越了一点。不过，这种优越程度十分有限。单色亚麻布厂和呢绒工厂里普通工人的平均日工资或周工资，只不过比普通劳动者略高而已。由于他们的工作比较稳定和单一，因此他们的年度总收入或许多一些，但是，这也不过恰够抵付他们的职业学习的费用。
需要精巧劳动的艺术职业和特殊劳动的自由职业，学习起来更加耗资费时。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画家、雕刻家、律师以及医生的货币报酬比普通劳动都高得多。
但资本利润却跟所投资的行业是否容易学习关系不大。大城市里较为普遍的投资技巧，其学习的难易程度几乎都差不太多。不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没有哪个行业的投资方法比别的行业更难学习。
第三，劳动工资因各种职业的工作稳定性而有所差异。
与其他职业相比，某些职业要稳定得多。大多数的制造业工匠，只要尚有劳动能力，一年到头几乎天天都有活干，而泥水匠或砖瓦匠每逢严寒酷暑或恶劣天气就完全无事可做。而且，即便是天气再好，他们是否有活干仍不确定，因为这取决于顾客是否有需求。因此，他们长时间没有工作也是可能的。这就要求他们在被雇时的劳动所得不仅要足够维持无工作时期的生计，还要对他在不稳定处境中遭受的焦虑与沮丧做出补偿。所以，大多数制造业工人的日工资和普通劳动者相差无几，但泥水匠和砖瓦匠的日工资却是普通劳动工资的1.5倍乃至2倍。如果普通劳动者每周收入四五先令，泥水匠与砖瓦匠的收入为七八先令；前者若得6先令，后者就会收入9～10先令。要是前者得9～10先令，后者所得则是15～18先令。而在各种熟练劳动中，再没有比泥水匠与砖瓦匠的工作更容易学习的了。我听说，到了夏天，伦敦的轿夫有时会转行充当砖瓦匠。所以，泥水匠们的高工资，与其说是对他们娴熟劳动技能的报酬，倒不如说是对他们工作不稳定的补偿。
建筑木匠的工作似乎比泥水匠更精细，也更注重技巧。虽不能说所有的地方，但在大多数地方，建筑木匠的每日所得却赶不上泥水匠。其原因是他们是否有活干，虽然与泥水匠一样，都是由顾客的临时需要决定的，但他们对顾客临时需要的依赖没有那么严重，并且也不像泥水匠那样受制于天气。
较为稳定的职业工资通常和普通劳动工资保持一定的比例，但如果某种一般情况下都能提供稳定工作的职业突然不能提供稳定的工作了，那么该职业的工资必定会上升，超过原有的比例。同其他各地的短工一样，伦敦一切下层技工都是按天或按周被雇用，并且随时都可能被解雇。因此，即使是最低级的裁缝，一天也能有半克朗的收入，而普通劳动的日工资仅为18便士。在小城市和农村，裁缝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基本是相同的，但在伦敦，裁缝连着几个星期没事做的情况很常见，夏天尤其如此。
如果一种工作既不稳定，又艰难，不愉快并且肮脏污秽，那么即使它只是最普通的工作，其劳动者的工资也会超过最熟练技工的工资。在纽卡斯尔，按件计酬的煤矿工人的工资，通常是普通劳动工资的两倍左右。在苏格兰大多数地方，他们大约是普通劳动工资的三倍。他们所得的高报酬，是因为从事艰苦、不愉快和肮脏的工作。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他们愿意，就总会有工作等着他们。和煤矿工人一样，伦敦运煤工人的工作同样辛苦、不愉快且肮脏，由于运煤船的到达时间总是不确切的，所以大部分运煤工人的工作都很不稳定。因此，既然煤矿工人通常能拿得到2～3倍于普通劳动的工资，那么，煤炭运送工人拿到4～5倍于普通劳动的工资也是可以理解的。数年前的调查结果显示，运煤工人每天的收入是6～10先令，按照当时工资率，这大约是当时伦敦普通劳动工资的4倍。一种职业的最低工资往往可看作是该职业绝大多数从业者的报酬。尽管运煤工人的工资看起来过高，但如果除了补偿职业上的种种不如意之外，剩余是不多的。在这个没有垄断自由竞争的行业里，如果剩余很多，很快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竞争者，最终导致工资回落。
而所有行业的资本的一般利润，都不受资本的使用是否固定的影响。资本的使用是否固定，取决于经营行业的人，而不取决于行业本身。
第四，劳动者的工资与其所应承担的责任有关系，责任的大小，决定工资高低。
在所有的地方，金银珠宝匠人的工资不仅高于需要同样技巧的其他许多职业的劳动者，甚至还高于技巧性更强的其他职业劳动者。这是因为他们承担着贵重材料的托管责任。
我们把生命和健康托付给医生；把自己的生命、荣誉和财产托付给律师。显然，那些卑微平庸之辈绝对承担不了这样重大的托付，所以医生和律师们得到的报酬必须能够使他们维持一定的社会地位，以承担相应的托付责任。维持这种社会地位，还有从业前必须接受长期教育并花费巨额费用，都会抬升他们的劳动价格。
一个只使用自己的资本经营事业的人，根本没受到任何委托。至于他能否得到他人的信任，不取决于他经营的是何种性质的行业，而取决于别人对他的财产、人品和能力的看法。因此，各个行业利润率的不同，与经营者是否受到委托以及委托程度无关。
第五，劳动工资与劳动者取得从业资格的可能性有关。
参加学习的人获得所学行业从业资格的可能性的大小，因职业的不同而差异甚大。对于大多数的机械工作，学习成功的几率是百分百的；但就某些自由职业来说，却不是太有把握。例如，送孩子学制鞋，毫无疑问他能够学会这项技术；但若送孩子去学习法律，那他能够精通法律并以此为生的可能性仅为5%。就完全公平的彩票来说，中奖人的所得应是全体未中者的集体损失。就成功率仅为5%的职业来说，其中的那个成功者，应该享有20名失败者该得而未得的全部。因此，对于普遍到40岁才能靠法律维持生计的律师来说，他所获得的报酬，应在充分补偿他因受教育耗去的大量时间和不菲花费的基础上，还要充分补偿那些失败者所有的受教育时间和花费。有时候，律师的收费高得过分，但事实上，他应得的报酬远不止这些。核算某地鞋匠或者织工等普通工人的年收入总额和支出总额，你会发现，他们的总收入通常都多于总支出。而以同样的方法核算所有律师及见习律师的总收入与总支出，你就会发现，即使你尽量高估他们的年收入，并尽量低估他们的年支出，其收入也只相当于支出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对律师这个具有彩票性质的行业来说，总体上看是不划算的，也是不公平的。律师和其他一些自由职业或受尊崇的职业，从金钱报酬来看，实在都太有限，难偿从业者的付出。
但是，这些职业仍然能够与其他职业一样发展。狭窄的出路难免令一些人沮丧，但这丝毫不妨碍那些有抱负的慷慨大度之士竞相进入。鼓舞他们奋力以求的原团不外乎两个：第一，希望在这些行业中拔得头筹，争得荣誉；第二，所有人对于自己的能力或运气，都抱有天生的自信心。
一个人如果在一种能达到中等水平都实属不易的行业里做到出类拔萃，那他就是所谓的天才，一定拥有卓越的才干。因为这种才干而赢得的人们的赞誉，可归于他报酬的一部分。至于这部分报酬的高低，则依其所获赞誉的大小而定。对医生来说，荣誉占报酬的一大部分；对律师而言，所占报酬比例更大；至于诗人或者哲学家，荣誉几乎是他报酬的全部。
有几种非常愉快称心而且优美高雅的才能，若能具备，定能博得世人赞誉，但若用以谋利，就会遭世人唾弃，被认为是出卖人格。因此，运用这种才能的人所得的金钱报酬，不仅得补偿他训练此等技能所花的精力、时间和费用，还须补偿他因谋利而招致的声誉损失。艺人、歌剧演员、舞蹈家之所以获得超高报酬，就是缘于这两方面：一、拥有少见的美妙才能。二、由于运用这才能而声名受损。我们一方面在人格上鄙视他们，另一方面却在报酬上给他们丰厚的回报。乍看上去，这颇为矛盾、荒唐，然而，或许正因为我们在人格上鄙视他们，才要对他们的才能予以厚报。一旦世人对这种职业的偏见有所改变，很快就会在他们的金钱报酬上得到体现，他们的收入就会降低。因为会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些行业，竞争加剧势必会导致劳动价格降低。这些才能虽不一般，但也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罕见。有许多人完全具备这种才能，却不屑以此谋利。如果运用这种才能谋生而不会招致骂名，一定会有更多人能够学得它。
关于自己的才能，大多数人总是自信满满，这是历代哲学家和思想家所言的人性中固有的通病。但人们对于自己运气的过高估计，却往往不为自身所察觉。事实上，人们对自己运气的荒谬臆断，比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还要普遍。一个人只要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就总会相信自己属于幸运者。每个人都会过高地预估了获利的机率，而低估亏损的概率。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人，很少正确地估计亏损的可能性。
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过高估计获利机率，这一点，从大家购买彩票时的心理就可以看出。那种完全公平的彩票，也就是说全部落奖者的损失都归于中奖者的所有彩票，从来都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否则，彩票的经营者便无丝毫利益可图。就国家经营的彩票而言，购买者所付的价格实际上并非彩票的实际价值，市场上的售价通常都超过其实际价值的20%、30%甚至40%。人们对于中大奖的梦想和希冀，是产生这种需求的唯一原因。就算一个头脑清醒、行事稳重的人，即便明知道购买彩票时支付的金额高于中奖机会的实际价值的20%或30%，也不认为花费小钱去钓取1万镑甚至2万镑的大奖是愚蠢行为。奖金在20镑以内的小额彩票，虽然在各个方面都要比普通国家经营的彩票更近于完全公平，但这种彩票的需求量很小。为了增大中大奖的概率，有的人会同时购买几张彩票，有的人会购买更多的分条彩票。但你买入的彩票数越多，亏损的概率就越大，在数学上，这是再明确不过的法则。假若你购入所有的彩票，那就必亏无疑。你买入的彩票的数量越多，你的损失就与上述的必然损失越接近。
从保险行业的微薄利润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往往会过低估计亏损发生的概率。要经营火灾险或海损险之类的保险事业，所收的保险费不仅要足够赔付一般损失、支付经营的费用，还要能向投资人提供经营其他一般事业所能获取的利润。只缴纳普通数额的保险费的投保人，所付的显然只是危险的真实价值，也就是说，只付了他所预估的最低的保险价格。虽然许多人通过经营保险赚得一点小利，但很少有人依靠这项事业发大财。可见，一般的利润与亏损的平衡，对保险业不是太有利，不像其他那些赚钱的行业。但是，尽管保险费数额普遍不大，很多人却因为低估风险而拒绝投保。拿英国来说，为房屋缴纳火灾保险的人家不足5%，甚至不足1%。在许多人看来，海损比火灾更可怕，因此，投保与未投保船只的比例应该比房屋火灾险大得多。但实际情况却是仍有许多未投保船只不分季节时令、不避战争地在海上航行。不过这种做法也不完全是因为忽视风险。如果一个大公司或者一个大商人，其所拥有的二三十艘船同时在海上航行，那么它们就可以相互照应，由此节省下来的保费一般足以补偿海上航行可能蒙受的损失。可是，在更多的时候，船只、房屋不投保，都是思虑不周的结果，都是流于轻率以及轻视风险的鲁莽行为。
轻视风险以及奢望成功的心理，在人的一生中以青年时期择业上的表现最为突出。在这个时期，对成功寄予的厚望大大降低了对不幸的畏惧。这一点，在兴致勃勃地准备参军或出海的普通青年们身上，还有迫切渴望从事自由职业的上流社会青年们的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普通士兵可能遭遇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新战争一开始，青年们就会奋不顾身，踊跃应征入伍。升迁的概率几乎为零，但这丝毫不妨碍青年们大肆幻想立功和获得荣誉。这些渺茫而又虚幻的希望，就是他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全部动力。他们得到的报酬还不及普通劳动者，付出的艰苦却比普通的劳动者大很多。
海军这个彩票性质的职业，总体来说还略比陆军这个“彩票职业”有利。一个好名誉的工匠之子，可能会得到父亲的准允去参加海军。但是，如果他想去参加陆军，就需要瞒着他的父亲了。如果说前一种职业还能让人看到几分成功的希望，那么后一种职业，除了他本人，再不会得到旁人的认可和支持了。陆军上将要比海军上将更受民众崇拜，在陆军中服役也比在海上服役获得的成功更加荣耀。不仅是上将，两个兵种中所有级别的将官都存在着这样的差距。依据规定，海军上校和陆军上校的阶位是一样的，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前者根本比不上后者。由于彩票的大奖较少，所以小奖就比较多。同理，普通海军士兵比普通陆军士兵更容易获得名利和升迁。正是这种中小奖的希望，鼓励着普通青年去参加海军。海军士兵一生都在不停地跟困难和危险作斗争，所以，普通海军士兵的技巧与熟练程度，几乎强于所有技工。可是，在他们的海军生涯中，除了在运用自己的熟练技巧克服危险困难时所获得的些许快感之外，几乎没其他任何报酬。他们的工资，并不比决定海员工资率的港口普通劳动者的工资高。由于海员频繁往返于各地港口，所以，与各港口其他劳动者的薪资相比，他们的月薪更加趋于一致。而且，因为出入伦敦港的海员数量最多，所以这里海员的工资率往往决定着其他港口海员的工资率。伦敦各类工人的工资大多是爱丁堡同类工人工资的两倍，但是，从伦敦出海的海员比由利斯港出海的海员的月工资高出三四先令的情况都极为少见。一般情况下，伦敦商船上的海员的月工资大约是21～27先令。然而，按每周9先令或10先令来算，伦敦的普通劳动者月工资为40先令乃至45先令。诚然，海员的所得除了工资外还有食品，但食品的价值未必能填补他的工资与普通劳动者工资之间的差额。即便偶尔超过这个差额，超出的部分也不是海员的净收入，因为他无法和自己的家庭成员分享这些食品，只能用工资来养活家人。
潜在的危险和艰难的生活非但不能让青年们望而却步，有时反而还成为他们选择这类职业的诱因。下层民众中的母亲，通常不愿把儿子送到海港城市读书，她们担心自己的孩子看到海船，听到海员们谈论那些冒险经历，因而受到引诱赴海远航。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并不能震慑我们，因为我们期待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来摆脱困境，所以这种危险构不成提高这类冒险职业工资的理由。但在那些机智与勇敢不起作用的职业里，情形就不同了。至于污浊肮脏的职业，其劳动工资总会特别高。肮脏污浊本身令人生厌，它对劳动工资的影响应归入不愉快这一项。
各种资本投向的一般利润率，会随着收益的确定性与否而多少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对外贸易的收益比国内贸易更具有不确定性，而对外贸易的某些部门又比另一些部门更有不确定性。例如，对北美贸易的收益，就比对牙买加贸易的收益更为确定。一般来说，危险程度高的职业，其利润率也较高，但利润率增高的幅度与职业的危险程度并不成正比。也就是说，增高利润部分不一定能完全弥补危险带来的损失。在最危险的行业中，破产相当常见。所有行业中最危险的莫过于走私。如果冒险成功，所获当然不菲，但是最终走向破产是这种行业的必然结果。如同其他行业一样，成功的幻想在这里所起的作用诱使大量冒险家参与其中。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他们的利润减少到不足以抵偿危险的程度。这些冒险家的一般收益除了资本普通利润外，不仅能够弥补所有随时可能出现的损失，还要提供一种与保险业同样性质的利润，这样才能完全补偿其中的危险。如果一般收益能够充分满足这些，那么，破产在这种行业中就不会那么常见了。
由此可见，导致各行业劳动工资存在差别的五种原因中，影响资本利润的只有两种，那就是工作是否愉快和职业是否存在危险。就愉快与否来说，在绝大多数的资本用途中都相差不大，或者没什么差别，但在各种不同的劳动用途中差别却很大。而且，资本的一般利润虽然会与危险程度一同增高，但增高程度不一定与危险成正比。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同一社会或同一地区，各种用途的资本平均或一般利润率，比各种用途的劳动工资更为接近，并趋向同一水平，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普通劳动者和业务繁忙的律师与医生的货币报酬之差异，要比行业间一般利润的差异大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再者，表面看到的不同行业的利润差异，往往都不真实，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习惯于把工资和利润混为一谈。
药剂师的利润早已成了暴利的代名词。但是这种看上去大得过分的利润，往往只是他理应得到的劳动工资而已。药剂师的技能，要比其他技工的工作更加精细巧妙。他所承担的责任也比一般人重大。他不仅是贫民的医生，在疾病不太严重或病情不太危急的时候，他还是富人的医生。因此，他的报酬，理应与他的技能和所受的委托成比例，他的药品售价自然应当将这些报酬包含在内。在商业大城市中，生意最好的药剂师每年的制药成本也许只有三四十镑，他的所得却有三四百镑。也就是说，他将出售的药物获利在10倍以上。但事实上，这利润或许仅是他应得的工资。因为除了将工资加在药品价格上以外，他再也找不到别的办法来获取自己应得的这部分。
在一些小型港口城镇，小零售商仅以百镑资本就可能获得4%甚至5%的利润，而大批发商却很少能以万镑资本获得8%～10%的利润。对当地居民的来说，杂货贸易能给他们带来便利，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市场狭小，这个行业容纳不下过大的资本。而那些小零售商不仅需要靠此行业维持生活，还须具备堪当此任的资格。他不仅要有小额的资本，能够阅读，能写会算，还得能准确地判断五六十种以上的不同商品的价格和品质，还须有能力以最低的价格购进这些商品。总而言之，一切大商人需要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他都得具备。而他不能成长为大商人的原因，只是资本额不足而已。一个兼具这么多项才能的人，每年获取三四十镑的劳动报酬绝不为过。从他的表面上很大的资本利润里除掉上述部分，剩下的那些不一定会高于一般利润。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表面利润，其大部分也不过是真实工资罢了。
在城市，零售商与批发商在表面利润上的差异，要比在农村和小城镇小得多。在杂货贸易行业能容纳1万镑资金投入的地方，相对于这巨大资本的应有利润，零售商人的劳动报酬就微不足道了。所以，在城市里，生意兴隆的零售商与批发商的表面利润更接近于同一水平。正因为此，城市里商店的零售价格与村镇小商铺的售价同样低廉，甚至比农村价格更低。一般来说，城市里的杂货比小城镇及农村便宜得多，而面包和肉类价格往往差不多。杂货运送到城市的费用与运到小村镇的费用差不多，而谷物和牲畜运送到城市的费用则高得多，因为它们大都来自离城市很远的地方。杂货的进货价格，在城市和农村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货物价格中，附加的利润越少售价就越低。面包和家畜肉的进货价格，大城市要比农村高，虽然大城市所加利润较低，但这些物品的零售价格却不一定较低，而是与农村大体持平。就面包和肉类商品而言，在城市利润减少的原因，就是进货价格的增加。由于市场范围大，一方面因为涌进的资本较多，因此表面利润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供货地较远，因此进货价格增加。这表面利润的减少和进货价格的增加，在许多情况下视为相互冲抵。这就是谷物及牲畜的零售价格在全国各地大不相同，而面包和肉类的零售价格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一般来说都差不多的原因所在。
虽然一般来说零售商及批发商的资本利润在城市比在小城镇和农村少，但以小额投资赚了大钱的人，在大城市比比皆是，在小城镇和农村却是凤毛麟角。由于小城镇和农村的市场狭隘，资本的增加空间有限，贸易无法更好地扩大，因此，虽然这些地方的某些商人利润率很高，但他的利润总额却很有限，每年的积累额也不是很大。相反，大城市的贸易可以随着资本的增加而扩大，一个商人如果足够勤勉和节俭，他的信用会比资本增加得更快。这样，随着信用及资本的大幅增加，他的营业额自然能同比扩张，而他的利润总额也会随着营业额的增长而同比增加，他每年所积累的资金也会因此而大大增加。然而，即便是在大城市，一个人凭借经营一种广为人知的稳赚不赔的正常行业而发大财的情况也不多见，他之所以能发财致富主要缘于自己长期的勤俭节约和苦心经营。诚然，大城市中不乏从事投机生意而一夜暴富的人，但投机商人经营的并不能算作广为人知的稳赚不赔的正常行业。他可能今年是谷物商，明年却成了酒商，后年又变为糖商、烟草商或茶叶商。一旦他预见到某个行业的利润有可能高于一般利润，他便立马加入；一旦预见到该行业的利润将要减少到和其他行业相等，他又马上离开。因此，他的利润和亏损，不能和其他任何广为人知的稳赚不赔的正常行业的利润与亏损等而视之。一个大胆的投机商，可能因为两三次的偶然成功骤然大富大贵，但也可能因为两三次的投资失误而债台高筑。这种生意在大城市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没办法进行。因为只有在商业最发达、交易最频繁的地方才能获取经营这类生意所必需的信息。
上述五种情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的较大的不均衡，但是在不同用途的劳动或资本中却没有造成任何真实的或想象上的利害不平等。上述这些情况，一方面补偿了某些金钱报酬较少的用途，另一方面消减了那些金钱报酬较多的用途。
但是，如果想要使劳动和资本所有不同用途的利害在总体上趋于平等，即使是在最自由的地方，也必须具备下面三个条件：第一，劳动或资本的用途，必须已经于所在地区确立很久并且广为人知。第二，这些用途必须处于一种普通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状态。第三，这些用途必须被经营者当作唯一或者是最主要的用途。
第一，这些用途只有在当地确立很久并且广为人知，平等才会产生。
在所有条件都基本相同的地方，新行业的工资一般都比旧行业高。经营者在拟建新产业之初，所提供的工资必须高于其他行业以及本行业的平均工资，这样才能使其他行业中的工人转投过来。而且，直到很久之后行业稳定了，才能把工资降到平均水平。某些制造业的需求完全取决于时尚和大众一时的喜好，它总是在变化，很少能够长久持续，因而这种行业极难维持到成为老制造业。相反，另一些制造业的需求基于产品的效用和必要性而很少有变动，同一形式和相同结构的产品可历经数百年仍为人们所需。因此，前一类制造业的工资就可能比后一类要高。伯明翰制造的产品大多属于前者；谢菲尔德制造的产品大多属于后者。我听说，这两个地方劳动者的工资差异就很符合制造业性质的差异。
任何时候经营一种新的制造业、商业或农业，并期望由此获得超常的利润，都是一种投机行为。这样的利润有时颇为巨大，有时也许极微小，但总的来说，这种新兴产业的利润并不与当地及周边原有产业的利润保持衡常的比例。如果经营成功，最初的利润会非常高。可是一旦这种行业稳定了，被更多的人知晓了，由于竞争加剧，其利润就会降到与其他行业同样的水平。
第二，只有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时候，劳动和资本的所有不同用途的利害才会在总体上趋于均等。
人们对每一种劳动的需求几乎都会时大时小。劳动需求大的情况下，劳动用途的收益会增加到普通水平以上，劳动需求小的情况下，劳动用途的收益会减少到普通水平以下。在锄草期和收割期，对农村劳动的需求比一年中任何时期都要大，其劳动工资也随着需求的扩大而增高。战争期间，原先为商船服务的多达四五万的海员，被强制转为为国家服务。因为人员的短缺，商船对海员的需求大大增大，这个时候海员们的工资会由每月21～27先令增加到40～60先令。相反，日益凋敝的制造业中许多劳动者，因不愿放弃原来的职业，只能无奈地拿到与他们的工作性质极不相称的较低的工资。
资本的利润随使用这一资本生产出来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变化。当一种商品的价格超过其普通的或者平均价格的时候，至少为该商品生产销售而使用的部分资本的利润会上升到原有水平之上；当该商品价格下降时，相应利润也会降到原有水平之下。所有商品的价格多少都会有所变动，但一些商品的价格变化幅度可能比其他商品大得多。就人类劳动生产的产品来说，每年所用的劳动量必然受每年需求的支配，以使年平均产量尽可能地接近于年平均消费量。前面已经讲过，在有些用途中，等量的劳动总会生产等量或几乎等量的商品。例如麻布或者呢绒的生产，同一数量的劳动者每年制造的麻布或呢绒的量几乎不变。因此，这类商品的市场价格的变动只可能是需求的偶然变动导致的。国丧期间，黑布的价格就会升高，但是，由于人们对素麻布和呢绒的需求没什么变化，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基本不会变动。在有些用途中，等量的劳动却不一定能生产出等量的商品。拿谷物、葡萄酒、啤酒花、砂糖、烟草等商品来说，同一数量的劳动者每年生产的产品数量大不相同。所以，这类商品的价格不仅受需求的影响，更受商品产量频繁变化的影响，因而其价格波动非常大。经营此类商品的那些商人，其利润必然也随商品价格的变化而增减。很多投机商人大都依靠经营此类商品获利。他们预见到此类商品价格将要上升就立刻买入，预见到此种商品价格将要下降就马上卖出。
第三，劳动和资本的这些用途，必须被经营者当作唯一或者是最主要的用途，才会产生这样的利害均等。
当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并不占用他的大部分时间时，他往往会在闲暇时候兼营另一种职业，即便由此获得的报酬低于和工作性质相称的水平，他也毫不介意。
在苏格兰很多地方有一种雇工，虽然数量比前些年明显减少，但至今仍然存在。他们相当于地主与农场主的外仆。通常，雇主会给他们一间房屋，一块小菜园，一块能够养一头母牛的草地，另加一两亩较为贫瘠的耕地。每当雇主需要他们的时候，有时每周还会向他们提供价值约为15便士的两加仑燕麦片。一年之中，他们只需要为雇主提供少量的劳动，有时甚至完全不需要为雇主劳动。至于他们自己的小块耕地，也不会占用他们太多的时间。所以，据说在这种雇工数量较多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以极少的报酬雇用他们为自己工作，哪怕这报酬远低于其他劳动者。在古代，这种雇工遍布欧洲各地。如果不采用这种方式，在耕作不良、人口稀少的国家，大多数的地主和农场主根本无法在农忙时节加雇到自己需要的临时劳工。这些劳动者从雇主那里得到的菲薄的日酬劳或周酬劳，显然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劳动价格。雇主无偿给予他们的小块耕地，构成了他们劳动的全部价格中很可观的一个部分。可是，有些学者似乎把他们为雇主劳动时所得日酬劳或周酬劳当成他们的全部劳动价格，这些学者在搜集了以往劳动以及食品价格的数据之后，总会自以为是地宣称，二者的价格都相当低贱。
这类劳动产品在市场上的售价，往往比它应有的价格低。苏格兰不少地方出产的手工编织袜子比其他任何地方生产的机织袜子的售价要低廉很多。这是因为那些编织袜子的劳动者主要依靠其他职业获取生活资料。设德兰每年都向利斯出口1000多双袜子，每双袜子的价格从5便士到7便士不等。据说，在设德兰群岛的首都勒韦克，普通劳动者的日工资平均为10便士。但是，在设德兰群岛，他们所织的毛袜却有每双售价超过1几尼的。
在苏格兰，纺亚麻线的活计也和织袜子一样，主要的劳动者大多是兼职做这项工作。这些人希望靠这两种工作来补贴家用，但赚取的报酬却非常有限。在苏格兰，一个每周能挣20个便士的女纺工，就称得上其中的佼佼者了。
富裕国家的市场一般都很广阔，基本上任何一个行业的劳动和资本都能全部被容纳并且得到充分运用。依靠一项主业谋生，又兼职一项副业以赚取些许额外收入的情况，多半在贫穷的国家才会存在。然而，与上面所述相类似的情况，却在一个很富裕国家的都城出现。我相信，在欧洲再也找不出一个城市的房租能高于伦敦的了。但是，要说家具齐全、租金低廉的分租房屋，那么整个欧洲也首推伦敦。伦敦的分租房不但比巴黎低廉很多，也比爱丁堡同等房屋低廉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分租房租金低廉的原因之一，竟是整租房租金过于高昂。大城市房租居高不下的原因不外乎：劳动价格高昂、建筑材料昂贵（一般需要从远方运来）、地租昂贵（垄断了地皮租赁市场的地主们，对又脏又乱街区一亩地的要价，往往比百亩良田还要高）。伦敦的房租高昂，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按照当地特有的风俗习惯，户主在租赁房屋时，一般会将整所住宅全部租下。住宅这个词，在法国、苏格兰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常常指建筑物的一层，而在英格兰，却指同一屋顶下的所有房屋。在伦敦，商人们不得不在顾客所在城区租下整栋房子，底层作为店铺，顶楼作为自己和家人的住房，中间两层则分租给他人，以收回部分房租。他主要靠自己经营的生意来养活家人，并不指望以分租的租金过活。而在巴黎和爱丁堡，往往有人依靠分租房间所获的利润来谋生，所以，第三方支付的分租房租金，不仅能使承租人支付房租，还须足够承租人维持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