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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四位老弟左右：
昨廿七日接信，快畅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 [1] 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 [2] ，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 [3] ，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之后，家中亦甚整齐，待率五归家便知。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神，而刻刻警醒。
季弟天性笃厚，诚如四弟所云“乐何如之”。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另纸开示，余不具。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
【注释】
[1]韩昌黎：即韩愈。苏黄：即苏轼和黄庭坚。
[2]丁艰：旧时称遭父母之丧为丁艰。
[3]受黜：受到罢免或者遭到降职。
【译文】
四位老弟：
昨天（即二十七日）接到来信，感觉非常畅快，因为你们的来信很多，且个个都把事情说得很清楚。四弟七夕的诗写得很好，详细的评注已经写在诗的后面了。此后多作诗是很好的，但必须有恒心，一直坚持，才能够有所成就。
我在诗这一方面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只可惜当今世上已经没有韩愈和苏轼以及黄庭坚等诗作大家和文豪，如果有这样的人，就能引起我发表狂言了。因为我这边应酬太多，所以也不常作诗，但是要用心思索，这一点是时刻都不敢忘的。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只有进德、修业这两件事是靠得住的。进德，是指对父母等长辈要有孝敬之心，对兄弟手足要有友爱之心，对朋友他人要有仁义之心；修业，就是指读书、作诗、写文章的本领。这两者都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可以由我们自己做主的。得到一尺，这一尺就属于我们自己；得到一寸，则这一寸属于我们自己。今天在德行上提高了一分，就相当于积了一升谷子；明天在学业上进了一步，则又算多剩下了一文钱；德和业一起进步了，则家业也就慢慢兴旺起来了。至于功名富贵之类的，那些都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是丝毫不由我们自己做主的。曾经有一位官员，他有一个门生为本省学政，就把自己的两个孙子托付给他，当面拜为门生。但他的两个孙子却在临近岁考的时候大病一场，科考的时候又遇到父母去世，这样一耽搁，竟然不能入学。几年以后，两个孙子才都入了学，大点的孙子仍旧中了两榜。这个事例可以说明，入学早一点或者迟一点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努力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能不能成则要看老天的安排，千万不能自己妄想。六弟的天分要比其他几位弟弟更高一些，今年考试没有考取，难免会产生气愤和埋怨的心理，然而既然情况已经这样了，则要更加仔细地去衡量一下自己，要以卧薪尝胆的精神继续加深功力，千万不能因为气愤就荒废了学业。
九弟劝我治家的方法，非常有道理，我非常开心也非常欣慰！自从荆七被派遣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都很好，待率五回去你们就知道详细情况了。《尚书》说，“知道一个道理不难，但是将知道的道理真正实践起来就比较难了”。九弟说的道理，我也是早就深深知道的，但是做人不能过于严肃，让人看见就像对着神明一样。今后一定把九弟的批评当座右铭，时刻警惕反省自己。
季弟天性笃厚，正像四弟说他“整天都乐呵呵的”。让我指示读书的方法和加深德行修养的途径，我再另外写出来，其他的暂时不多说，国藩手书。（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解析】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位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却对压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大加贬损，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进德与修业。《周易·乾》中讲：“君子进德修业。”进德就是提升德行修养，修业就是提升才能事业，也就是说君子要有德有才，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这二者有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曾国藩认为，修身立德的学问都在孔、孟的书中，而经世济人、治理国家的才能则在《史记》、《资治通鉴》这一类史书中，说到底，进德修业的办法只能通过努力学习。
即使是帝王将相，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也是首先重视教其如何做人。明太祖朱元璋在教育子女时，就特别注重品德的教育，他经常训诫儿子进德修业的道理。他说：“进德，即进益道德；修业，即修营功业。古代的君子，德充于内，又见于外，故器识高明，善道日多，恶行邪僻皆避之。己修道已成，必能服人，贤者集拢于你的周围，不肖者远避。能进德修业，则天下必治，否则必败。”为了使诸子做到“进德修业”，朱元璋聘请各地名师，精选经典著作，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德行”教育。他要求这些老师：“好师傅要做出榜样来，以德教人。我的儿子将来是要治理国事的，教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正心。正了心，什么事都可办好，正不了心，各种私欲便会趁虚而入。”
清朝康熙帝对于子女的“德业”教育也是十分地严格。康熙共有35个儿子、20个女儿，孙子辈则有97个。除了言传身教外，他聘请老师，让子女们学习各种儒家经典。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叫“上书房”，每天要从早上3点到5点，皇子皇孙就要到书房复习头一天的功课，5点到7点，老师们教授新课。此后，康熙如有时间，就会来看看皇子皇孙的背书情况。之后，皇子们还要学习书法、练习武艺等。不论寒暑，皆是如此。在如此严格的教育下，康熙的皇子皇孙礼敬老师，为人谦和有礼，分别在政治、文化、艺术等方面显出了才能，当中没有一个纨绔子弟。
曾国藩把读书看作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将“敬德修业”作为自己进步的基础。对于读书的目的，曾国藩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读书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明理的君子，从而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达到“圣人”的境界。同时他又推崇陈亮“经世致用”的治学观点，认为读书也要讲求实际，大则可以报国为民，小则可修身谋生。正是凭着“敬德修业”的自我勉励，曾国藩才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使他从湘军首领成为了“中兴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