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原文】
诸位贤弟足下：
十月廿一日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愤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 [1] ，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 [2] ，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关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立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功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功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诸弟看。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
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页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僩 [3] ，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有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 [4] 。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页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 [5] 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盖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在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山西巡抚。
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两千一百万辆，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兄藩手具。（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
【注释】
[1]负薪：背柴，相传汉代朱买臣背着柴草时还刻苦读书。牧豕：放猪。相传汉代函宫一边放猪。同时还在听讲解经书。
[2]数奇：这时指命运不好，遇事不利。
[3]僴：胸襟开阔。
[4]符契：符和、契合。
[5]贽：拜见师长时所持的礼物。
【译文】
各位贤弟：
十一月二十一日接到九弟在长沙所发的信，里面有途中的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日又接到九月初二日的家信，知道一切情况，很是欣慰。
自从九弟离开京城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担忧的，总是担心道路途中会发生什么变故，不能够预测到。等读到了来信，果然跟我想的差不多，经过千辛万苦才到家，也真算是万幸了！与郑一起同行不足以依靠，这个我是早就料到了。郁滋堂这么好，我实在是非常感激。在长沙的时候，没有提到彭山屹，是什么原因？又为祖母买了皮袄，做得非常好，这样也可以弥补的我过失了。
四弟的来信非常详细，字里行间都是他发奋自立的志向，这非常好，然而必须要外出找学堂念书是为什么呢？不过是说家塾离家里太近，容易被家里的事情耽搁，不如在外面找个学堂比较清静。然而出外从师，就没什么耽搁么？若要是出外教书，则耽搁比家塾更厉害。如果能够发奋自立，那么家塾也是一样可以读书的，即使是旷野之地、热闹的场所，都可以读书，就算是在背着柴或者放着猪都能够读书；若是不能够发奋自立，则家塾不适宜读书，即使是清净之乡、神仙之境，也都不能够读书，所以又何必选择地方和选择时间呢？只需要问问自己，立的志是不是真的。
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好，我也深以为然。但是在小考试上就屈服了，小试不顺利就开始发牢骚，我暗暗笑他志向怎么这么小，忧虑的事情也太小了。
君子立志，需要有为民众谋福利的气量，担负起为民请命的职责，内要修到具备圣人所具备的德行，外要有建立帝王之业的雄心，然后才不至于辜负父母生养自己，不愧为天地之间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应当忧虑的事情是这样的，道德不如舜，不如周公，则是要忧虑的；德行不够，学问不够，则是要忧虑的；顽民不能够被教化，则要忧虑；蛮夷侵扰华夏不能顺从，则要忧虑；小人得志而贤能的人遭受排挤要忧虑；匹夫和匹妇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泽则要忧虑。所谓哀叹时世的艰难，怜惜百姓的疾苦，这才是君子应当忧虑的事情。至于一人的得失和一家的饥饱问题、世俗的荣誉和屈辱以及得失贵贱，君子是没有闲暇来忧虑这些事情的。
六弟对小试的失利就有些屈服之意，自认为命运不佳，我笑他立志不够远大。人如果不读书则也就罢了，如果自认为是读书人，则必须要从研读《大学》开始。《大学》有三个纲领，即是明德、新民、止至善，都是我们分内应当做的事。如果读书不能够联系到我们自身，明德、新民、止至善这三项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又有什么用呢？虽然可能学会了写文章和作诗，自认为学识广博，也只能算一个认得字的放猪娃而已！怎能称之为明白事理的有用之人呢？
朝廷之所以以八股文取士，就是因为这样的人能代圣贤说话，也必然能够明白圣贤所言的道理，进而能像圣贤一样做事，可以身居官位为民着想，为民做事，起一个表率作用。如果说把明德和新民这些作为和自己无关的事，只能读读诗写写文章，对于加强自己的修养以及对治人之道是完全不懂，朝廷任用这种人做官，与用放猪人做官有什么差别呢？
既然自认为是读书人了，则《大学》的纲领必须明白，这些都是立身之本。它的条目有八个，在我看来，它们的核心其实就是两点，即格物和诚意。
格物，就是需要明白的事，也就是知识；诚意，就是执行，身体力行去做。物是指什么？就是整个事物的总体，包括本和末。身、心、意、知、家、国、天下，都是物；天地万物，都是物；日常所用以及所做的事都是物。格，就是从事物里去找寻它的道理。例如孝敬长辈侍奉亲人定期省亲，则是物；而为什么要定期省亲呢，研究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格物了。对兄长尊敬要跟随在兄长的后面，这是物；去思考为什么应当跟随在他后面，则是格物了。我们的心，是物；研究是什么来影响我们的心，以及更加深入地去研究省察涵养对我们心灵的影响，即是格物。我们的身体是物；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爱护身体的道理，以及更深入地去了解站如松坐如钟是爱护身体的，则是格物。每天看的书，每句话都是物；当读书结合实际，认真地研究里面的道理，则是格物。知道一句就实践一句，这就是实际行动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下学和上达都在这里。
我的朋友吴竹如格物的功夫非常深厚，每一件事物都要找出它们的道理来。倭艮峰先生则是在诚意上要求非常严格，他每天都要记日记，一天之中，一念之差、一件事情有过失、说了一句话或者是沉默了一次，都要记录下来。他所记录的东西全部都用正楷字体书写，三个月订成一本册子，从己未年开始，到今天已经有三十本了。他具有非常严格的“慎独”精神，即使是他一个人的时候，偶尔有些妄念或者是冲动，都会及时克制自己，并且记录下来。所以读他的书，如果将其与我们自身紧密结合起来，则每句话都是治我们身上毛病的良药，现在将艮峰先生的日记抄三页附在信后寄给各位弟弟看。
我从十月初一开始，也按照艮峰的样子，每天一个想法一件事情，都写在册子上，以便于看到了就尽量克服，并且也是用楷书书写。冯树堂与我同一天开始记的，也有记日课的册子。树堂是非常虚心的一个人，像爱兄弟一样爱我，像尊敬老师一样尊敬我，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
我向来的缺点是缺乏恒心，从这次写日课本子开始，可以保持终身都有恒心了。这么多良师益友，把我重重包围在中间，只能进步不能后退的。本来想抄我的日课册子给各位弟弟看的，因为今天镜海先生来，要把我的本子带回去，所以来不及抄。十一月有信使，再抄几页附回去。
我的益友，如倭艮峰心胸开阔，让人对他肃然起敬；吴竹如、窦兰泉精益求精，一句话一件事都要实事求是去追寻；吴子序、邵蕙西在谈论经书的时候思考得很深入，道理辩得很明晰；何子贞在谈文字的时候，非常精妙，没有一处不合理的，尤其是谈诗的时候跟我非常投机契合。子贞非常喜欢我的诗，所以我从十月以来，已经写了十八首诗，现在抄两页附回给各位弟弟看。冯树堂、陈岱云心怀大志，心情非常急切但是做事从容，也是良友。镜海先生，我虽然没有正式拜他为师，但是心里已经将他视为老师了。
我每次写信给各位弟弟，都不觉得说得太多，我想各位弟弟也许觉得厌烦或者很难看下去。然而如果各位弟弟有长信给我，我是非常高兴的，如同获得了宝物一样，人固然是各有各的性情。
我自从十月初一开始记日课，想要改过自新。反思以前与郑小珊有些矛盾，实在是一时的气忿，太不近人情了，马上想要登门谢罪。恰好初九小珊来拜寿，当天夜里我就到小珊家里和他谈了很久。十三日和陈岱云一起请小珊吃饭，从此以后所有的矛盾都解开了，我们又和好如初。
金竺虔任满之后被用为知县，现在住在小珊的家里，喉咙痛了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全好。李笔峰在汤家还是同从前一样。易莲舫要外出找书馆，现在更加用功了，也是学倭艮峰。同乡李石梧已经升至山西巡抚的职位了。
两大将军都被押到京城治罪，拟斩监候。英国蛮夷的事情，已经和平安抚下来了，给他们银两两千一百万两，另外还割让五处码头。现在英国蛮夷已经全部撤退了。两江总督牛鉴，也押到刑部治罪。
最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容我以后再继续写信告知。哥哥国藩亲笔书信。（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解析】
这是曾国藩与诸弟谈论为学之道的一封信，信中对于四弟曾国潢执意要外出求学读书的想法，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在曾国藩看来，读书人首要的是立志，一个人如果有了真正的志向，那么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环境，都能够去潜心学习，如果说要选好的时机和舒适的环境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则要反思这个志向是不是真的了。
很显然，这是用了双重标准。他本人也是非常重视学习环境的，这在多封家书中都曾经提到过，甚至在这封信的末尾还说了良师益友不可或缺。之所以这样对待四弟，也许是因为他看不到四弟身上有什么过人的才华，又或者是质疑他是否真正的立志读书。正所谓知子莫若父，知弟莫如兄。曾国藩的四弟在家守着田产房屋，从未见过他有什么显赫的事迹，可知即使在曾家众兄弟之中，这位四弟也只能算是才能平庸的人。
不过年已二十二岁的曾家老四，并不安心在家过着一边教书一边攻读的日子，只想到外面找一个学馆，理由是外馆清净，家塾为杂事耽搁。曾国藩对自己这个四弟非常了解，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安居清净的人，所谓“清净”一说，只是在为自己功名未中而找的借口。作为大哥的曾国藩，在家信中断然制止了他的躁动。这位曾家老四后来遵循兄长的教诲，安居家中，教育子侄，协助父亲与叔父管理家务。曾家的大事小情，如祖父母和父母的赡养安葬，及建祠修房，与地方打交道等，都是他主持操办。井然有序，虽然没有其兄弟们威风显赫，但在其家乡也坐了个士绅首领的位置，死后诰封为通议大夫、建威将军，也算是风光了。
曾国藩对六弟曾国华因“小试的失利就有屈服之意，自认为命运不佳，我笑他立志不够远大”。曾国藩强调读书人要立志高远，要为国为民，若只是想到一己之利，则根本不能算是立志。于是劝六弟好好学习儒家经典《大学》。这本书着重阐述的是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其中以“修身”为是最根本要义。曾国藩认为，一个读书人如果把“明德”和“亲民”作为和自己无关的事，不加强自己的修养以及学会治人之道，则只能读读诗、写写文章，朝廷任用这种人做官，与用放猪人做官毫无差别。
信中提到的“镜海先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在鸦片战争时，唐鉴曾上疏弹劾琦善、耆英等误国而“直声震天下”。当时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在于散漫无恒，于是虚心向这位众所公认的大学者请教。唐鉴向曾国藩推荐倭艮峰“用功最笃实”，尤其称赞其坚持每天做“札记”的自省修养工夫。这位倭艮峰是道光九年（1829年）的进士，同治帝之师。曾任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其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艮峰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艮峰批阅指教，倭艮峰毫不客气地要他“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在写给弟弟的信中称：“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不过这位倭公思想保守落后，同治年间成为顽固派的首领。他反对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又长期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这与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改革图变的曾国藩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