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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
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日信，初十日一信，具悉一切。家中改屋，有与我意见相同之处，我于前次信内，曾将全屋画图寄归，想已收到，家中即已改妥，十一月初一日一信，则不必依我之图矣。但三角丘之路，必须改于檀山嘴下面，于三角丘密种竹木，此我画图之要嘱，望诸弟禀告堂上，急急行之。
家中改房，亦有不与我合意者，已成则不必再改，但六弟房改在炉子内，此系内外往来之屋，欲其通气，不欲其闷塞，余意以为必不可，不若以长横屋上半节间断作屋为妥。内茅房在石柱屋后，亦嫌太远；不如于季洪房外高坎打进七八尺，既可起茅房澡堂，而后边地面宽宏，家有喜事，碗盏菜货，亦有地安置，不至局促，不知可否，家中高丽参已完，明春得便即寄，彭十九之寿屏，亦准明春寄到。此间事务甚多，我更多病，是以迟迟。
澄弟办 [1] 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等，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 [2] 的意思，诸弟人人当留……心也。
征一表叔在我家教读甚好，此次未写信请安，诸弟为我转达，同乡周荇农家之鲍石卿，前与六弟交游；近因在妓家饮酒，提督府捉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荇农荻舟尚游荡不畏法，真可怪也！
余近日常有目疾，余俱康泰，内人及二儿四女皆平安，小儿甚胖大，西席庞公，拟十一回家，正月半来，将请来笔峰代馆。宋芗宾在道上扑跌断腿，五十余天始抵樊城，天可悯也！余不一一，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注释】
[1]办：惩办，惩治。
[2]哀矜：哀怜，怜惜。
【译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
十二月初九，我接到家中十月十二日、十一月初一和初十的三封来信，已经知道了家中的一切事情。家中的房屋改建，有和我意见相同的地方。我在前次的去信中，曾经将房屋的图纸寄回去，想必已经收到了。家中既然已经改完了，就不必再依我的图纸了。但是三角丘的路，务必改在檀山嘴下面，在三角丘种上密密的竹木，这是我的设计图中最重要的嘱托，希望诸位弟弟禀告堂上大人，急速地实行。
家中的房屋改建，也有与我意见不同的地方，已经修改过的地方就不必再改了。但是六弟的房屋改在炉子里，这是内外往来的屋子，需要通气而不能闭塞，我急切地认为，这样一定不好，不如把长横屋的上半节隔断做屋，则更为妥当些。家中的厕所建在石柱屋的后面确有不便，也太远了点，不如在季洪房外面的高坎处开拓出七、八尺的地方，既可以建厕所和澡堂，后面的地面也可以宽大些，家里有个喜事什么的，也有个地方摆放碗盏菜货，显得宽敞，不至于局促，不知可不可以。家中的高丽参已经用完，明年春天我再托人带回。彭十九的寿屏，也一定会在明年春寄到。这边事务很多，我近来又身体多病，所以什么事都拖延了。
澄弟惩治土匪，虽说是大快人心，然而务必要使那些土匪的亲朋好友们明白，我家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地方上的安定，不是为了显权势、逞威风，这样才会使大家既畏我们家的威严，又不恨我们做得太恶毒。惩治之后，不仅表面上不要露出洋洋得意的样子，就是内心也要有一种怜惜之情，诸位弟弟人人都要留心。
征一表叔在我家教书很好，这次没有专门写信请安，请弟弟们代为转达。同乡周荇农家的鲍石卿，从前是六弟的朋友，最近因为在妓院喝花酒，提督府把他捉到刑部，革除了官职，而荇农、获舟却还在外面游游荡荡，一点都不知道收敛，不惧怕王法，真是怪事。
我近来经常犯眼病，其余地方还算健康。内人和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也都平安，小儿子又胖又大。家塾教师庞先生，打算十一日回家，正月中旬再回来，这一段时间准备请李笔峰代教。宋芗宾走路时摔了一跤，腿跌断了，五十多天才到樊城，真是可怜！其他的事就不一一说了。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
【解析】
曾国藩居住过的“故居”，在家乡有两处。一处是他的诞生地，也就是白杨坪老宅，后称白玉堂。据称，白玉堂老宅三进两横，六个天井，计四十八间房，颇为壮观。后又在老屋西面十二里处的良江村建筑新屋，也就是在此信中所提到的改建之屋，后称为黄金堂。黄金堂的建筑结构与白玉堂相仿，1852年和1857年，曾国藩奔父母之丧，就是在这里居丧守制的。
1848年底，曾家要翻盖房屋，在曾国藩众多的书信中，无论家中的大事小情，都一概操心，更不要说这样的大事了，他不仅事前就寄去了自己设计的图纸，而且千叮万嘱地“希望诸位弟弟禀告堂上大人，急速地实行”。信中特别提到了“在三角丘种上密密的竹木，这是我的设计图中最重要的嘱托”。曾国藩并为此题诗：“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自古把梅、竹、菊、兰称为岁寒四友，而竹是代表着超凡脱俗、清新高雅。宋时的苏轼很喜欢竹子，在《于潜僧绿筠轩》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新房建成后，曾国藩并没有在那里住过多长时间，由于房前池塘中曾淹死过人，他感到不吉利，于是想在富坨村另建一房作为归老田园之用。他相中的那个地方是老九名下的产业，大哥要觅一处养老之地，九弟自然当仁不让，在将富坨村的宅子送给其兄的同时，还附赠了百余亩田地。至于新宅的修建任务，便由主持家务的四弟全力承当。
兄长为国之重臣，衣锦还乡，曾氏满族都面子有光，所以老四办起这件事是劲头十足，务必要体现“侯府”的气派，尽管曾国藩一再告诫要俭省，还是花掉了三千五百两银子。以至曾国藩闻讯后惊呼：“富坨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三千五百两之多？即特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又在日记中反省道：“余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此房建成后，曾国藩未及入住，便死在了两江总督任上。
此信中曾国藩对澄弟惩治土匪一事做了特别叮嘱，当时社会治安极差，“盗匪”众多，于是当地的富户绅家便出面组织维护邻里，曾家是当地首户，自当是责无傍贷，更何况曾家正有个读书虽然不行，却极爱出风头的四爷澄侯，但曾国藩深知“办贼”一事名堂甚多，因此在信中再三提醒各位弟弟做事一定要谨慎低调，不可给人以显权势、逞威风之感觉，这样有损家庭声誉。更何况许多“盗匪”原本都是当地人，因贫困而为，对他们惩治太过，难免会遭到他们家属亲人的忌恨，所以还是低调一些，不要太招摇了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