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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顷接来缄，又得所寄吉安一缄，具悉一切。朱太守来我县，王、刘、蒋、唐往陪，而弟不往，宜其见怪。嗣后弟于县城、省城，均不宜多去。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变，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至要至要！吾年来饱阅世态，实畏宦途风波之险，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 [1] 。家中一切，有关系衙门者，以不兴闻为妙。（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
【注释】
[1]以免咎戾：以免惹出祸端。
【译文】
澄侯四弟：
刚接到来信，又接到寄到吉安的一封信，现在已经知道了具体的一切。朱太守来到我们县，王、刘、蒋、唐都去陪同了，而弟弟没有去，也难怪他会见怪于你。以后对于县城、省城，弟弟都不宜多去。现在正处于大乱未平的时候，应当要藏身匿迹，稍微将头角露一点在外面都不可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这些年来看透了各种世态，实在是害怕官场的各种风波和凶险，经常想要及早抽身脱离官场，以免稍不小心就会惹出祸端。家里一切与衙门有关的事，都以不参与为好。（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
【解析】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是曾国藩为人处事的一贯准则。
这封写给四弟的家书简洁明了，主题就一个：“不宜露头角于外”，不做出头之人，这是典型的中庸之道。这封家书的写作背景是咸丰六年（1856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当时的清朝一片乌烟瘴气，官场黑暗，百姓疾苦，内忧外患都比较严重。不久咸丰帝病逝，慈禧趁机联合奕发动宫廷政变，夺得政权，从此垂帘听政，清朝政治更加腐败无能，政权逐渐开始向外国侵略者妥协，爱国人士和民众遭到排挤，在这种动荡的情况下，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
身处官场多年的曾国藩深知宦海险恶，连他自己都希望能及早抽身，以免不测。同时，也希望家人避开官场，避免招灾惹祸。最安全的方式，莫过于将自己隐藏于众人之中，这样才不至于有危险发生。但现实中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官场和军营对他的诸弟们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眼看大哥在外面叱咤风云，当小弟的又怎能甘心在家当个小农夫呢？当时老六、老九都不甘寂寞，各自招兵买马，先后成为了曾国藩的偏师。曾国藩虽然并不希望自己的诸弟投笔从戎，但诸弟一旦下定决心要走这条道，他还是欢迎的，因为这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像他这种自募成军的统帅，更是时时要防止部下拥兵自重，掌握在自己胞弟手中的军队，相对来说可以放心一些，所以六弟和九弟组军之后，曾国藩对这两支军队还是刻意培养的。
但这位四弟本身没什么本领，只是借他的名气充当了家乡士绅的首领、游走于官府衙门之间，这却是曾国藩所不能不加以劝止的。因为这事做得好时还没什么，一旦做得不好，舆论马上就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可以说是有害无益。但曾国藩又要顾及四弟的面子和自尊，不便明言，只好拿自己说事，说：“现在正处于大乱未平的时候，应当要藏身匿变，稍微将头角露一点在外面都不可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这些年来看透了各种世态，实在是害怕官场的各种风波和凶险，经常想要及早抽身脱离官场，以免稍不小心就会惹出祸端。”最后才捎上一句：“家里一切与衙门有关系的方面，都最好不要参与和过问。”
俗语说，“枪打出头鸟”，意思是凡事不可招摇，不要做出头之人，曾国藩一直恪守“低调做人”的准则。道光年间，他官运亨通，连连升官，直到官至二品。尽管官位越来越高，但他的日常出行规格却一直没变，仍然乘坐原来的蓝轿。在当时，三品以上官员是可以乘坐绿轿的，三品以下则必须是蓝轿。蓝轿是由四人抬，而绿轿则是八人抬，从而显示身份的差别。曾国藩则不在乎这些虚荣，坚持乘坐蓝轿，并且能省的时候还尽量省去。低调是一种智商高的表现，正是由于曾国藩懂得这一点，才得以使他在鱼龙混杂的官场纵横几十年，最终官至一品，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虽功高盖世，却能安然得以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