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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仁篇第四

【原文】

4.1 子曰:“里仁为美 [1] 。择不处仁,焉得知 [2] ?”

【注解】

[1]里:可作名词讲,居住之地;也可以作动词讲,居住。均通。今从第二义。

[2]知:同“智”。

【译文】

孔子说:“居住在有仁风的地方才好。选择住处,不居住在有仁风的地方,怎能说是明智呢?”

里仁为美。

【精读《论语》】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关于个人成长,孔子强调了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在他看来,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外部的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因此,他就居住的环境的选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正所谓环境改变人,只有与德行高尚的人在一起,才能在耳濡目染之下培养出高尚的情操。

“孟母三迁”就是环境塑造人的一个典型故事。孟子很小时候就没了父亲,母亲也没有改嫁,家境比较贫寒。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母子住在一处墓地旁。后来,母亲看到孟子和邻居的小孩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了办理丧事的游戏。她觉得这样对孟子的成长不利,就带着孟子搬到了市集上,可是孟子又学商人卖东西的样子。孟母知道后,再次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一所学校的附近。孟子看到学校里的人守秩序、懂礼貌的样子,也跟着学了起来。孟母看到后非常高兴,就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孟子之所以能成大儒,可以说与他生长、学习的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

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构成了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每位身处其中的人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决定着你今后的人生会怎样,甚至能改变你的成长轨迹,决定着你的人生成败。记得曾有人说过,在人的一生中,有三件幸事可以值得庆贺:一是上学时遇到一位好老师,二是工作时遇到一位好领导,三是成家时找到一位好伴侣。这些人对自己造成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觑。

不过,在生活中也有一些人是不幸的。在他们的身边,很少有人追求上进,更是缺少远见卓识的人。也许他们的资质很不错,但是长期在这种平庸的环境下,身上的那点儿“灵气”早晚都会消磨殆尽,丧失前进的动力,进而变成俗不可耐之人。有句话说得好:你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你和谁在一起。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简单,若是你想像雄鹰一样翱翔于天际,那你就得和群鹰为伍,不要落入鸡窝安享太平;若是你想驰骋于森林之中,就要与群狼共舞,而不能流连于那可人的羊。若是你想变得更加聪明一些,就得多和聪明的人在一起;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应多接触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样才会受到他人的尊崇,这也许就是环境对人们做出的潜移默化的改造。

俗话说,读好书、交高人,乃是人生两大幸事。一个人是红是黑,只要看看他身边的人就知道结果了。身边德行高的朋友越多,就代表着你的德行越高,对于今后你在事业上的帮助也就越大。若是能够借人之智,成就自己,那才算是大智慧。

【原文】

4.2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 [1] ,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2] 。”

【注解】

[1]约:穷困之意。

[2]知(zhì):同“智”。

【译文】

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有仁德的人长期安心于推行慈爱精神,聪明的人认识到仁对他有长远的利益而实行仁。”

【原文】

孔子向人讲解“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的道理。

4.3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 [1] ,能恶人 [2] 。”

【注解】

[1]好(hào):爱好。

[2]恶(wù):厌恶。

【译文】

孔子说:“只有讲仁爱的人,才能够正确地喜爱某人、厌恶某人。”

【精读《论语》】

公正地评价别人

儒家在讲“仁”的时候,并非局限于“爱人”的一面,也有“恶人”的一面。孔子认为,不仁之人多是心存私欲,并受此蒙蔽,他们眼中的善恶并非是真正的善恶。只有心怀仁德之人,才会不受私欲的影响,明辨是非善恶。也就是说,只要做到了“仁”,就能公平公正地对他人做出评价,分辨善与恶。

“仁”并不等同于一般的理,但其又在情理之中。判断是非考人心,是情感和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标准就会随着人的内心变化而不同。所谓“仁”,是合乎规律的天道,是没有偏私之心的理智,所以,仁者心正,能够站在客观立场上看待人和事。如果怀着一颗仁德的心,对人对事就能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唐朝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让王珪评价朝中大臣,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兼资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诤谏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太宗听了深以为然,这些被王珪评价的大臣,听后无不大为叹服,认为王珪的评价客观公正。王珪之所以能对诸君子做出如此评价,在于他心底无私。也正因为这一点,唐太宗重用他做谏官,并感慨地说:“王珪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

孔子的观点提示我们,在对他人做出评价时,不能因为个体间的差异,或是自己的喜好而对他人做出有差别的待遇或评价。只有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尽量不要将个人的感情色彩掺和进去,多从客观方面入手,才能做出准确评断。当然,若想做到这一点,大家还应从自身做起,内心要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识,以符合道义的标准待人接物,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

公正评价他人意义重大,有利于辨善恶,识美丑,弘扬正义和大道。表彰那些真正的善行,揭穿恶人的虚伪面纱,就是在培植人间正气,能够引导社会走上正确轨道。同时,公正评价别人也是一种处世智慧。假如我们能够对他人做出正确的评价,别人就会认为我们公正,就会信任我们。可是,若是我们对善行给以恶评,不但会伤害别人和社会,还会遭到他人反感或反击,不利于我们的事业。如果我们故意把坏的说成好的,将一些非常明显的缺陷当成优点进行赞扬,很可能会被别人当作阿谀奉承之徒,遭受无尽的白眼儿。

【原文】

4.4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译文】

孔子说:“如果立志追求仁德,就不会去做坏事。”

【原文】

4.5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1]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 [2] ,颠沛必于是 [3] 。”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注解】

[1]恶(wū)乎:怎样。

[2]造次:急促、仓猝。

[3]颠沛:用以形容人事困顿,社会动乱。

【译文】

孔子说:“金钱和地位,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贫困和卑贱,是人们所厌恶的,但是,不通过正当的途径摆脱它们,君子是不会摆脱的。君子背离了仁的准则,怎么能够成名呢?君子不会有吃一顿饭的时间离开仁德,即使在匆忙紧迫的情况下也一定要遵守仁的准则,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和仁同在。”

【精读《论语》】

坚守信念,不违于仁

在孔子看来,每个人都想过上富裕的生活,摆脱贫困的局面,这本是好事。但是,对于君子而言,富与贵应当取之有道。即便贫困的生活再不好,想要去之也应有道,这才是君子所为。而这个道,就是仁义之道,它是君子安身立命的基础。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在仓促之间还是颠沛流离之时,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有些人认为,人生充满苦难,人总是在痛苦中挣扎。这个观点有些道理,但是我们再想一下,人们为何会这样呢?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没有一种人能摆脱这种痛苦,让生命充实而又快乐?从某个角度看,造成人痛苦的根源在于思想的矛盾。比如,有人看重财富,可等他拥有了财富,面对子孙对自己的财富觊觎和争夺的现实,他心里充满苦恼。这是因为他脑子里有强烈的伦理思想,财富观念与伦理的冲突,导致了他的痛苦。倘若坚守一个信念,他就不会痛苦了。譬如有的人看重家庭,在他的努力下,子孝妻贤,也许他们很贫穷,也许他们的生活备受磨难,但只要亲情还在,他们就能生活得很充实,很美好。

“仁”就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观念。如果坚守仁德,其实是不会在乎贫困还是富贵的,更不会去谋求不义之财,也不会为改变处境而出卖良知。

苏轼少年得志,以才学为朝野瞩目,但因反对新法,评议时政,被朝中小人罗织罪名,身陷“乌台诗案”差点丢了性命。出狱后被贬往黄州,但他不改本色。新法被废后,苏轼被朝廷委以重任,可是他并不领保守派的情,对他们错误的做法予以抨击,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不久便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任职。此后几年间,他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太守,负责安定地方。苏轼志在造福民众,处处勤政爱民,每莅一处,政绩皆有可观。1094年,他被贬往南荒之地惠州,在遍地瘴疠的恶劣环境中,他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乐观诗句。1097年,他被贬往海南儋州(在那时为穷山恶水之地),他坦然言道:“我九死一生,能到海南一游,乃平生最大快事”,把贬谪之辱说成“奇绝冠平生”。

阅读苏轼的诗篇不难发现,他不论是身居庙堂,还是被贬蛮荒,心中总是坦然的,情绪总是乐观的。在别人眼里,他的处境糟透了,可他却能淡然处之。何故?皆在于他有着坚定执着的人生信念,他心存大仁,追求的是为国为民作贡献。无论身处何地,他都有为民造福的机会,处处可以合心遂志,故而生活得精彩而充实。

只要坚守信念,不违于仁,富贵有何喜,贫苦有何悲。但是,如果丢掉这个信念,人就会成为处境的奴隶,为他人的褒贬所左右,生活得痛苦不堪。

【原文】

4.6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 [1] 。好仁者,无以尚之 [2] ;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注解】

[1]好、恶:同4.3章解。

[2]尚:通“上”,用作动词,超过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我从未见过喜爱仁德的人和厌恶不仁德的人。喜爱仁德的人,那就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厌恶不仁德的人,他实行仁德,只是为了不使不仁德的事物加在自己身上。有谁能在某一天把他的力量都用在仁德方面吗?我没见过力量不够的。或许有这样的人,只是我没有见过罢了。”

【原文】

4.7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 [1] 。观过,斯知仁矣 [2] 。”

【注解】

[1]党:类别。

[2]斯:则,就。仁:通“人”。

【译文】

人之过也,各于其党。

孔子说:“人们所犯的错误,类型不一。所以观察一个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

【精读《论语》】

从犯错观察他人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这早已为人们所公认。至于如何鉴别人才,历来是用人研究的重点,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和著作,可谓林林总总。很早之前,孔子给出了一个极为特别的识人技巧,那就是,通过观察一个人所犯的错误来了解他。

这个方法有着出人意料的准确性,有时要比形貌识人法、神态观人法、细节观人法、交友观人法还要管用。人能通过行为举止来掩饰自己的内心,但很难在犯错上掩饰自己人性上的善恶、性格上的缺陷以及情感上的好恶。那些粗暴虐待他人的人,秉性肯定是凶残的;那些索贿受贿的人,必然是贪婪的;那些冒失犯错的,肯定有勇敢或莽撞的性情。从他们的错误或过失中,不难察觉他们的本性。

乱世之中,群雄并起,许多有识之士就是通过观察首领的过错,进而择主而事的。隋朝末年,由于杨广无道,天下大乱,当时涌现了许多起义领袖,其中著名的有李密、窦建德、萧铣、李渊等。当时,以李密势力最大。但后来,许多杰出人才都离开李密,转投李渊。他们之所以这样抉择,是从李密所犯过错对其做出判断的。瓦岗寨本是翟让所创,翟让见李密才高志大,便推李密为主。但后来,由于翟让贪财求货,李密便设计诱杀翟让的全家和亲信。虽然其中有因,但李密此举,显然是一个大错。杀掉创业者和推举他的人,说明李密残忍并有失道义。不少瓦岗英雄由此初步认清了李密的真面目,开始心生他念。当时,瓦岗军打开兴洛仓,任由百姓取食,贪多的人拿不动,把粮食扔到道路上,李密也不阻止。贾润甫、李等人观察李密之错,认为他没有深谋远虑,不是成就大事的人,对他越发失望。后来,魏徵、程咬金、秦叔宝、李等都相继离开李密,李密最终失败。

这个事例讲的是战乱时期,贤臣择主而事的情况。由于历史上大动乱不是常态,所以,择人与用人多为领导者在和平时期对下属的鉴别和重用。在此,领导者也可以采用“察错识人法”,来观察、识别或者提拔人才。比如,君子待人宽厚,就算自己有过失,其原因恐怕就是过于宽厚了。但是,小人则不同了,他们心存奸险,若是有人犯了错,他们肯定会小题大做,闹得满城风雨,这种方法在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时候非常实用。因此,领导者在择人时,不妨从观察过错入手,寻找自己需要的人才。

【原文】

4.8 子曰:“朝闻道 [1] ,夕死可矣。”

【注解】

[1]道:道理,指真理。

【译文】

孔子说:“早晨能够得知真理,即使当晚死去,也没有遗憾。”

【原文】

4.9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孔子教导弟子要矢志不渝地追求“道”。

【译文】

孔子说:“读书人立志于追求真理,但又以穿破衣、吃粗糙的饭食为耻,这种人就不值得和他谈论真理了。”

【精读《论语》】

贪图奢华者胸中无道

人之所以贪图物质享受,因为心中缺乏真正信仰,缺乏坚定价值观,也就是缺少“求道求仁”的理想。这样的人,终会在不断升级的享受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糜烂。甚至有人还会为了得到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不顾廉耻,卑躬屈膝地去钻营。相反,那些把“道”作为自己坚定信念的人,因为矢志不渝地追求仁德,就不会在意衣食方面的浅薄享受,而是淡泊名利,进德修身。

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邴原,虽然出身寒微,但他能甘于清贫,立志求学,终于成为受后世赞誉的贤德之人。邴原幼时即为孤儿,生活都成问题,就更别谈求学读书了,同龄人坐在学馆朗朗吟读之时,他只能蹲在窗外偷听。幸运的是,先生知道他的处境后,深受感动,破例让他免费就读。邴原也没让先生失望,一个冬天便将《论语》和《孝经》倒背如流,熟谙在胸。之后,邴原辞别学馆先生,外出游学,以期遍访天下学者名流。八九年后,邴原学成返乡,许多年轻后生慕名而来向他求教。

遗憾的是,世上立志求道的人的太少,而贪图享受、渴望锦衣玉食的人太多。从常理上说,喜欢物质享受没有什么错,但问题的关键是,因为心灵上缺少“道”的指引和“义”的约束,人们往往陷入对奢靡生活的追求,被物欲所控制。要知道,人不能单单为了享受而活着,不能见钱眼开、玩物丧志,不能迷失了真正的自己,那样,很容易就会让自己丧失该有的节操,用道德良知换取物质生活的富足。

五代时后晋高祖石敬瑭,因贪图荣华富贵而成为无道之人。综观石敬瑭一生,卖国称帝之前还是很让人佩服的。他不但骁勇善战,战功卓著,而且还有超人的政治谋略。就是在治国上他也堪称干才,治理陕州、河东等地时,都政绩卓著。可惜,战乱频仍之际,他为借重契丹援助得到帝位,认贼作父,奴颜婢膝,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将北方百姓置于契丹铁蹄之下,甘心做了“儿皇帝”。他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就是被贪婪的私欲控制了灵魂。

心中有道,志于求仁才是最重要的,只讲物欲要求的生活是不完全的,是低层次的;没有充实精神的物欲要求是空虚的,心灵空虚的人就如一具行尸走肉。“粗食者志坚,华美者心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志远”。只有对精神层次的追求超过于对物质的追求时,我们的生命才会富有价值和意义。

【原文】

4.10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 [1] ,无莫也 [2] ,义之与比 [3] 。”

【注解】

[1]适(dí):意为专主、依从。

[2]莫:不肯。无适无莫,指做事不固执。

[3]义:适宜、妥当。比:亲近、相近。

【译文】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做,也没有规定一定不要怎样做,而只考虑怎样做才合适恰当,就行了。”

【原文】

4.11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心怀的是仁德;小人则怀恋乡土。君子关心的是刑罚和法度,小人则关心私利。”

【精读《论语》】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就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孔子从各自关注什么的角度做出了评判。他认为君子有“怀德”“怀刑”之心,他们时常记挂着道德礼仪,心中所想的只有仁德和善良。行事的时候考虑的比较周到,所有的一切都力求合理,担心自己的行为违反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而小人所存“怀土”“怀惠”之心,他们心中想的只有自身的那点私利,对一些小恩小惠和个人的利益十分在意,很少有人去关心道德的修养,很少顾及到事情的后果和他人的感受。为了获得一些利益,即使是作奸犯科,他们也在所不惜。

综观历史,就会发现君子小人在这个方面的典型区别。唐德宗在位时期,由于过度掠夺,对士兵刻薄寡恩,结果引起兵变,被迫狼狈逃到奉天,差点被谋反的朱泚杀掉。叛乱平息后,德宗回到长安,用度极为匮乏,开始拼命聚敛钱财。许多地方大员为了讨好皇帝,便搜刮民脂民膏,向皇帝进献财物。当时,江西观察使李兼每月都要向皇帝进献,称“月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更是过分,每天向皇帝进献,称“日进”,其他的如杜亚、刘赞、王纬等人,也都拿着国家的赋税讨好皇帝。他们这样做,一是为媚事皇帝,保全自己的官职爵位,其次也是为了借机搜刮百姓,聚敛财富。这样做既是“怀土”又是“怀惠”,是典型的小人做派。

当时有一个官员名叫阳城,他的做法与上述小人迥异。因为裴延龄等人的构陷,唐德宗贬斥名相陆贽,并准备杀掉他。阳城率谏官王仲舒、王归登、熊执易等人叩阙进谏,求唐德宗赦免陆贽。虽然没有成功,但名震天下。事后,阳城被降职为道州刺史。在道州,对待官吏民众,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使社会迅速安定。道州多山,土地贫瘠,生产落后,人民贫穷。阳城便请求国家免除赋税。朝廷不答应,阳城干脆不征收。上司因此多次责难他,他也不在意。为了催征税赋,上司派一位判官来监督。为了争取为民免税,阳城便把自己囚禁到监狱里。判官闻讯大惊,跑到监狱了见他。判官等他办公催征,阳城便不进州衙,晚上在判官下榻的馆舍门口破门板上睡觉。判官没法,只好离开道州。后来,上司又派人查办他,那人不愿查办阳城,就在半路上跑了。阳城就是君子的典型,他心怀仁德,匡正朝廷,关爱民众,成为唐朝政治的亮色。

君子小人的行为差别很大,原因在于内心追求不同。而这种追求,显然是价值观的体现。人人都去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追求美德和仁义,就会成为君子;如果追求个人私利,就会堕为小人。孔子这里是在提醒我们,一个人,应该建立正确的、对社会和民众有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

【原文】

4.12 子曰:“放于利而行 [1] ,多怨。”

【注解】

[1]放(fǎnɡ):或译为纵,谓纵心于利也;或释为依据,今从后说。利:这里指个人利益。

【译文】

孔子说:“如果依据个人的利益去做事,会招致很多怨恨。”

【原文】

4.13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 [1] ,何有 [2]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3] ?”

【注解】

[1]礼让:礼节和谦让。

[2]何有:何难之有,不难的意思。

[3]如礼何:把礼怎么办?即如何实行礼制呢?

【译文】

孔子说:“能用礼让的原则来治理国家吗?难道这有什么困难吗?如果不能用礼让的原则来治理国家,又怎么能实行礼制呢?”

【原文】

4.14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译文】

孔子说:“不愁没有职位,只愁没有足以胜任职务的本领。不愁没人知道自己,应该追求能使别人知道自己的本领。”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精读《论语》】

人最应该担心的是什么

许多人总是感叹自己怀才不遇,事实真的如此吗?很多时候,人总是高估自己,觉得自己是千里马,可是世间却缺少伯乐。但事实并非如此,人往往处在自己不称职的地位。所以,孔子告诫我们,不要担心没职位、没地位,应该担心自己是否有担当这个职位的德行和能力。如果你有足够的修养和才能,自然会有人抬举你、重用你。如果没这个德行和能力,把你放到那个职位上,结果是对谁都不利。

刘秀虽然出身高贵,但他并没有多大的志向。他喜欢务农,希望过着简朴的生活。有一次,年轻的刘秀在新野见到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便为其倾倒。后来,他到长安太学读书,见到执金吾出行很威风,便感慨地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可见,刘秀立业与成家的理想也不过如此而已。王莽篡位后,多次变革律令,因不合实际而给民众造成严重伤害。再加上连年天灾,很多人流离失所,纷纷揭竿而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绿林起义。刘秀追随自己的大哥刘,也在舂陵起义,不久即加入绿林军。

不愿坐视灭亡的王莽,调动大军镇压绿林军。莽军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率军围困绿林军重镇昆阳。而刘秀当时正作为一个不起眼的将领与其他将军驻守昆阳城。看到莽军几十万大军的浩荡声势,昆阳的守将们吓坏了,不少人想逃跑。刘秀向将领们冷静地分析形势,指出逃跑是死路一条。大家听后,都认为有理,便决定坚守。之后,刘秀提议其他人坚守,自己出城求救。刘秀只带着十几个人,冲出重围,搬来救兵,与昆阳城守军里应外合,打败莽军,杀掉王邑。昆阳一战,刘秀名震天下,后来,许多名士猛将都聚到他的麾下。最终,刘秀在群雄之中脱颖而出,扫平各路诸侯,统一天下。

刘秀本不想成名,但因为有才能,有策略,有品行,不仅扬名天下,而且成就霸业。可见,一个人只要有才能,不用担心自己没有地位,也不用担心没有名望。相反,一个人如果不加强自身修养,不锻炼自己的才能,即便得到机会和地位,最终还是守不住。与刘秀同时的皇室刘玄,在昆阳大捷后被绿林军拥立为皇帝,但是,因为德行能力不足,举措失当,任用小人,贤士离心,民众叛逃,最终成为刘秀的阶下囚。

通过刘秀和刘玄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人最应该担忧的是自己有没有才德,而不是有没有名位。有才有德,最后必得名位;不修德,不成才,纵有名位,最后也会失去。

【原文】

4.15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1] 。”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2] 。”

【注解】

[1]贯:贯穿,贯通。如以绳穿物。

[2]忠恕:据朱熹注,尽己之心以待人叫作“忠”,推己及人叫作“恕”。

【译文】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孔子说:“曾参呀!我的学说可以用一个根本的原则贯通起来。”曾参答道:“是的。”孔子走出去以后,其他学生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的学说只不过是忠和恕罢了。”

【精读《论语》】

忠恕之道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忠恕之道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儒家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强调的是个人对人对己的根本道理。在本章中,曾子将孔子的仁学思想归结为忠恕之道,其本身就有着深远的意义。他不仅指明了人与人之间相处时的基本道德准则,也为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意义。可以说,行忠恕之道就是行仁道。

在孔子的眼中,忠恕之道既是一种沟通的原则,也是一种限制性的原则,而且,沟通是建立在限制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比方说,孔子在后面提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的就是这种关系。

在过去,人们只要一谈到“忠”,大多会狭隘地理解为忠于君主或忠于国家。其实,“忠”更强调内心的真诚,并且其内涵也要丰富得多。某种程度上说,“忠”涉及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方说,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相亲相爱,对自己的职业尽忠职守,对他人托付之事竭尽全力等,就是“忠”在感情、生活、事业等方面的体现。对此,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人应尽的基本责任和义务。

至于“恕”,就是将心比心,己之所欲,推之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成人之美和宽容。在一般情况下,对于自己亲近和尊敬的人,我们很容易关怀宽容他们。可是,对方若是陌生,或是自己憎恨的人时,还能做到宽容吗?若是还能做到的话,那就说明你已具备了“行仁”的资格。当然了,宽容并不是无限制的,它也是有底线的,否则无度的宽容就会演变成纵容,到时候再想收场就有难度了。

那么,具体怎样做才符合“忠恕之道”呢?在确定自己要做的事符合“仁”的原则后,不管是自己要做的,还是承诺别人的,都忠实于内心的想法,全心全意,竭尽全力做好;自己喜欢的,要考虑别人是否也会喜欢,自己讨厌的,要考虑到别人是否也会讨厌,如此推而广之,运用到实际的人际交往之中,对他人善待、包容和宽恕,就是“忠恕”。秉承忠恕之念做事,都是从人们自身需要出发,而不是强加于人,所以很容易被人接受。

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忠恕之道”,在生活中可能会陷入困惑。当我们怀着一颗忠诚于事业的心,却无人赏识,这个时候还要不要忠呢?还有,倘若我们将心比心善待他人,却遭受到对方无情的中伤时,又该如何做才是恕呢?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两种心态是特别重视别人的评价,这种想法不是“忠恕”。真正的“忠恕之道”重在内在的体验,强调“我这样做问心无愧就可以了,至于别人怎样说并不重要”。如果能正确理解“忠恕之道”的确切思想,就不会陷于迷茫。

【原文】

4.16 子曰:“君子喻于义 [1] ,小人喻于利。”

【注解】

[1]喻:通晓,明白。

【译文】

孔子说:“君子懂得大义,小人只懂得小利。”

【原文】

小人只关注自己的利益。

4.17 子曰:“见贤思齐焉 [1]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2] 。”

【注解】

[1]贤:贤人,有贤德的人。齐:看齐。

[2]省:反省,检查。

【译文】

孔子说:“看见贤人就应该想着向他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要反省自己有没有类似的毛病。”

【精读《论语》】

省心向善去恶

自我反省是道德修养的一种方法,经常反省自己,可以去除心中的杂念,理性地看待自己,快速地改掉自己的缺点,完善自己的道德境界。《论语·为政》篇中提到,曾子每日“三省吾身”,在此孔子又提出了“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的修养方法,就是为了说明在一个人完善自己的人格和学问,提高道德修养的过程中,自省的重要作用。

在人的一生中,重要的不是你能做出什么伟大功业,而是能否战胜自己。战胜自己,就是促使自己内心向善力量的增长,去除心中的不良念头,塑造和重建自己的人格,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自省是办不到的。自省的方法很多,比如慎独和曾子的三省吾身,这两个方法都注重内在的感悟。而孔子这里提出的方法则是由外而内,避免了独坐枯思可能带来疲倦和迷茫,从而使自省变得生动和活泼起来。

据史载,苏轼在年少的时候,他的母亲程氏教他读《后汉书》。当读到《范滂传》的时候,苏轼为范滂母子大义凛然的精神感动,就问自己的母亲说:“如果有一天,我做官成了范滂,那母亲将如何呢?”程氏回答说:“你要是能像范滂一样为国尽忠,我难道不能像范滂的母亲那样吗?”范滂是东汉名士,因清廉正直而得罪权贵。第二次党锢之祸时,十常侍诬陷范滂,下令将他逮捕。许多人劝范滂逃走,不少地方官甚至有意纵放。但是,范滂的母亲却劝他学习李膺,慷慨赴义。苏轼母子这番对话,就是典型的见贤思齐。也正因为有这样向善自省的修为,苏轼后来才成为一代贤士。

见贤思齐,是寻找一个进德修身的人生榜样;而见不贤内自省,则是找一个反面典型。以正面形象作指引,以反面教材作镜鉴,不失为自我修养的捷径。其实,一个人起点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人有缺点或者过失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满身错误而不知。面对我们自己的种种不足或过失,如果能够正视它、改正它,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正如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所说的那样:“追悔可耻的行为就是对生命的拯救。”什么叫追悔,说白了就是正视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反省。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非但不能自省,还自欺欺人,觉得都是别人的过错,自己只是受到了牵连而已。对于这种人而言,他们很难会正视自己的错误,更不希望有人将他的缺点给揭露出来。对于别人的批评,大多会采取文过饰非,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这就像已经发现了堤坝上的裂缝,却不进行修补,只是在上面涂上一点水泥将缝隙掩盖住。从表面上看,堤坝仍是完美无缺的,但在洪水猛烈地冲击下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原文】

4.18 子曰:“事父母几谏 [1] 。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2] 。”

【注解】

[1]几(jī):轻微,婉转。

[2]劳:劳心;担忧。

【译文】

孔子说:“侍奉父母,对他们的缺点应该委婉地劝止,如果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仍然要对他们恭敬,不加违抗。只在心里忧愁而不怨恨。”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

【精读《论语》】

如何劝说父母

在本章中,孔子讲到了孝敬父母的问题。在他看来,做子女的侍奉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做子女的对于父母的要求也不能一味地服从,否则就是愚孝。对的,我们当然要听,可是不对的地方,我们就得婉转地提出来,不过得注意下技巧,不能直言规劝。若是他们能够知错改错,自是再好不过。可是,他们若是一时难以接受,也不能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否则就是忤逆的表现。

其实,在家庭生活中,家人之间产生一些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没必要大惊小怪。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得体地处理这些矛盾。家中的矛盾,有时候是因父母而起,有时候是父母与子女共同造成的。如果的确是父母的不对,做子女的该如何劝说父母,让他们知错改错呢?这个时候,做子女的应当多体谅父母,他们也是普通人。即便是圣贤也有犯错的时候,更何况是普通人呢!再者说,作为子女,在遇上父母的失误或过失时,若是直言规劝,与父母大吵大闹或对其不理不睬,不仅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适得其反,伤害到父母的心,于情于理都不符合孝道。而且,在遇到问题时,也不是仅靠耐心或解释就能解决的。有些时候,大家也须懂得婉转的道理。比方说,做子女的可以利用婉转的方式劝说父母,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同时,还要注意,父母作为我们的长辈,在学识和人生经验上都要丰富一些。因此,在对父母进行劝说时,一定得注意好自己的礼仪态度,不能把话说得太直太露,咄咄逼人。

在《后汉书》里中就记载着这样的一篇故事:战国时的乐羊外出求学,有好几年都没有回家,家里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苦。有一天,乐羊的母亲嘴馋,就把邻家的鸡偷来宰杀了。乐羊的妻子看到这种情况后很不满意,不过,她却没有正面提出批评。当婆婆把鸡肉端上桌的时候,她却伤心地哭了起来。婆婆很奇怪,就问她为什么哭,她答道:“因为家里面穷,我又没侍奉好您,才让别人家的肉上了咱们家的桌,我是为此而伤心啊!”婆婆听后,觉得十分惭愧,就将那鸡肉给倒掉了。乐羊的妻子规劝自己的婆婆,从关心、爱护的角度出发,并采用委婉的方式,所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有些父母的确是挺通情达理的,有了过失时,对子女的劝说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有些父母则比较固执,明明是自己错了,却硬是不愿承认或悔改。若是碰上这种情况,我们更不应和父母吵闹,大家应多学学乐羊的妻子,开动一下脑筋,多想出些巧妙的办法,有策略地提醒劝说父母。不过,无论我们想出什么样的方法,我们都要以尊重父母,不能伤父母的心为前提,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原文】

4.19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译文】

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子女不远游外地;即使出远门,也必须要有一定的去处。”

【原文】

4.20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译文】

孔子说:“如果能够长时间地不改变父亲生前所坚持的准则,就可说做到了孝。”

【原文】

孔子认为,父母在世时,子女最好不要远游。

4.21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译文】

孔子说:“父母的年纪不能不知道,一方面因其长寿而高兴,一方面又因其年迈而有所担忧。”

【精读《论语》】

要记住父母的年龄和生日

为人子女者,大家可以在心里问一句,父母的生日是哪一天,他们今年有多大了?对于这个问题,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上来的。而且现代社会,由于多数人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对父母的关心也日渐淡漠起来,除了不记得父母的生日以外,就连节假日的时候也不主动问候一声。这种行为,实际上是有违孝道的。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即便生活再忙碌,都不应忽视对父母的孝敬。

记住父母的生日,是孝道的具体表现。之所以这样说,有两点原因,即孔子所说的“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个真正孝顺父母的人,会非常关心父母的年龄和生日,他们会为父母健康、得享高寿而高兴。这样不仅能与父母同享天伦之乐,自己也会有足够时间孝敬他们。但是,他们也会因此而惧怕自己陪伴在父母跟前的日子又短了些,不能尽孝于他们。也就是说,父母的生日在他们的心里可能永远都是惧大于喜的,因为自己能做的太少,而父母能给的太多了。若是等到父母不在的时候你才幡然醒悟,你就算是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说起来真是让人伤感,很多人可以记住爱人、孩子,甚至是同学、朋友的生日,可是却记不住父母的生日!我们常年在外求学、工作,回家的次数也在逐渐减少。也许我们还会经常惦记父母,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问候他们,有时也会给父母准备一些礼物,可却将有着独特意义的父母的生日给忘了。有的时候,我们或许会给父母过生日,但程序是越走越简单,孝敬之心也随之淡化。

不管怎么说,忘记父母的生日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明白,只要父母还健在,就是子女们的福分。所以,从今天起一定要知道父母的年龄,记住父母的生日,要在父母有限的晚年,尽可能多地为他们做些什么,最大限度地宽慰父母之心。要知道,在给父母一份孝心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获得了一份安心。

【原文】

4.22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1] 。”

【注解】

[1]逮(dài):及,赶上。

【译文】

孔子说:“古代的君子从不轻易地发言表态,他们以说了而做不到为可耻。”

【精读《论语》】

孔子说:古代的君子从不轻易地发言表态,他们以说了而做不到为可耻。

不要轻许诺言

在孔子的眼中,做人应当谨言慎行,不要轻易地对他人作出许诺。若是做不到的话,很有可能会失信于人,影响到自己的威信,难以服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的就是要遵守诺言和说话要算数的道理。

在这方面,东汉时期的范式足能成为大家的榜样。年轻的时候,范式与张劭同在洛阳读书。学成后他们准备回家,由于两人的感情很好,在分别时依依不舍。范式对张劭说:“兄弟,两年后的今日,我一定去你家拜望老人,与你聚会。”两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二人的约期眼看就要到了。张劭就让母亲准备酒菜,打算好好招待范式。张劭的母亲劝他说:“山阳(范式的老家)郡离咱家有一千多里地,而且又过了这么久,他不一定会来的。”张劭却肯定地对母亲说:“范式是个极为守信的人,他一定会来的。”张劭的母亲看到他对范式如此信任,只得准备酒菜去了。等到了二人约定的那天,范式果然如期而至,没有忘记当年许下的诺言。范式和张劭之交,其信义之风,受到了很多人的敬仰。

孔子认为,诚实与信誉可以为人们赢来良好的人际关系,帮助他走向成功。而能否兑现曾经许下的诺言,则是一个人是否讲信用的主要标志。当大家许下对别人的承诺时,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欠别人的心理。因此,当你要允诺别人某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行。对方若是没有得到你的许诺,心里就不会有希望,更不会毫无价值地等待下去,失望也就不会有了。你若是许下了承诺,就好比在对方的心里播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指望着你能帮他实现自己的愿望。要是你能做到自然是两全其美,可一旦你给他的希望落了空,那给对方带来的可就是最直接的打击,甚至对你产生质疑,以后都不会再相信你了。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没机会去做或者没有能力做好,只是大家没有将自己的诺言当回事,用心去履行而已。这种轻诺寡信的行为,是为人处世时的大忌。

因此,大家在以后的生活中,不要轻易地向别人许诺,即便是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也不能马上答应,一定得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当然了,给自己留有余地并不是为自己的不努力找理由,只是事态的发展并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若是你轻易地承诺下来,将会给自己接下来的行动增加难度。若是完不成的话,还会失信于人,成为一个言而无信的伪君子。不管怎样,许诺不做,或者许下诺言而做不到,对自己来说,都是极为可耻的。

【原文】

4.23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1] 。”

【注解】

[1]约:约束,拘谨。

【译文】

孔子说:“因为约束自己而犯错误,这样的事比较少。”

【原文】

4.24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1] 。”

孔子告诫弟子,说话做事要说到做到。

【注解】

[1]讷(nè):说话迟钝。

【译文】

孔子说:“君子说话应该谨慎,而行动要敏捷。”

【精读《论语》】

少说话多做事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此语言简意赅,一语道破了为人处世的玄机,即少说话多做事。在春秋时期,这句话就已成了当时智者行事的重要法宝之一,时至今日,依然是人们为人处世的重要准则之一。

讷于言,有两层含义,首先提醒我们少说话。当然,少说并不等于不说。若是一个正常人整天不说一句话,那就有点儿不正常了。但是,说话多了也不行,正所谓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其次,要求我们少说空话和大话,空话废话毫无意义,而吹大话,最终只能使自己成为别人的笑柄,就像纸上谈兵的赵括。孔子一向反对多言,并且一再告诫弟子们话应当少说。

少说话对于大家来说,尤其是对一些刚刚入职的人们来说,更是一条好好生存下去的金科玉律。不该说的就不要说,想说的也要经过仔细的斟酌后再说,这才是比较高明的交际手段。大家想想,一个初出茅庐的“菜鸟”,最好还是沉默一点的好。若是忍不住多嘴的话,很有可能你连自己如何出丑都不知道。虽然此言有点儿消极,但却不失为一条明哲保身的妙计。

孔子不仅强调“讷于言”,更强调“敏于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子知道,说大话容易,做成事困难。许多事情,尤其是社会性事物,表面上看着简单,实际上却是千头万绪。而且,许多时候是有一利必有一弊,看起来是做件好事,实际上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再说,任何事物都处在时时变动之中,眼前有利,并不代表将来有利;对有些人有利,并不代表着随社会大众有利。如此等等,不加深思和认真实践,很难理解做事之难,也不会有长远眼光。少说话,勤观察,理清头绪;重实践,多做事,识得轻重缓急,才是正确的思路。只有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才能兴利除弊,造福社会;只有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才能提高自己办事的效率,事半功倍。

【原文】

4.25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译文】

孔子说:“品德高尚的人不会孤独,一定有志同道合的人和他做伴。”

【原文】

4.26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孔子认为,有德者总有与其志同道合的人为伴。

【译文】

子游说:“进谏君主过于频繁,就会遭受侮辱;劝告朋友过于频繁,反而会被疏远。”

【精读《论语》】

保持恰当的人际距离

在子游看来,人与人之间太过亲密或是太过疏远都不是最好的。每个人都应有着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若是双方太过亲密,没有一点秘密的话,时间久了肯定会产生厌烦的情绪,对双方的发展都不利。若是双方过于疏远的话,就会产生冷淡,也不利于双方的交往。也就是说,双方只有在适当的距离内,才能奏响最和谐的音符。

冬天天气非常冷,有两只小刺猬躲在洞中。其中一只刺猬对同伴说:“我们互相靠近一点,会暖和一些。”同伴觉得有道理,就靠了过去。可是,由于靠得太近,双方身上的刺刺到对方。为了取暖,它们没有轻言放弃,开始了又一次的尝试。这一次为了避免伤害到对方,它们就一点一点地向对方靠近。最后,终于让他们找到了一个既能感觉到温暖,又刚好刺不到对方的距离,平安地度过了冬天。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像故事中的两只刺猬一样。双方离得远了,就想互相靠近找份依靠和温暖;而离得近了,又会在不经意间伤害到对方。无论是离得过远还是过近,都不是最完美的选择,除非你能找到那个最合适的距离。作为一个智者,子游敏锐地观察到这个现象,提出了“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的观点。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早年的好友同学,因为长期不来往,便生疏起来。有时会发现,原本非常要好的朋友因过从甚密,会由于一些小摩擦反目成仇。就是刺猬法则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在交际中忽略了一个“度”的问题。在这里,子游说了两个方面的典型问题,第一是与君主关系过于密切,就会受到严重的侮辱。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有道是“天心难测”,与君主来往过密,难免会了解甚至泄露国家秘密或者是君主隐私,这些都是君主大忌。君主一旦翻脸,做臣子的难免受辱。比如,与乾隆皇帝关系最密切莫过于和珅,在大臣中受辱最多的恐怕也是和珅。再者,有些人劝谏君主无休无止,这很容易惹怒君主,招来逆鳞之祸。现在与领导相处,也必须注意有度,千万不要把领导当哥们儿,否则,只会自取其辱。与领导交往,在注意度的同时,最关键的要“知礼”,任何事情都不越礼,就不会招来羞辱。

其次,子游强调了朋友之间的相处,指出朋友过于亲密,最终必然疏远。之所以会这样,关键在于亲密容易使人放松无忌,会在无意中触犯朋友禁忌;来往过密必然了解较深,过于深入则会侵犯隐私。一旦犯了忌讳,或者对朋友的隐私缺乏应有的尊重,最后必然会不欢而散。所以,正确的相处之道是保持恰当距离,尊重别人的隐私。不论对方与你的关系有多亲近,也要给对方留有私人的空间。若是过度地打探对方的隐私,很容易让人产生反感,进而产生疏远于你的念头。其次,就是好好利用距离效应。在与他人交往时,应当与对方保持好适当的距离,双方都留下一些神秘的空间,这对双方的交往很有利。 L+KBXPbmsOFw5nloJ1moesyA9hNF+6oEIwBYvqHKcfju1HPnK8Sx4CN/cO2lBc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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