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原文】
3.1 孔子谓季氏 [1] ，“八佾舞于庭 [2] ，是可忍也 [3] ，孰不可忍也？”
【注解】
[1]季氏：季孙氏，鲁国大夫。
[2]八佾（yì）：古代奏乐舞蹈，每行八人，称为一佾。天子可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季氏应该用四佾。
[3]忍：忍心，狠心。
【译文】
孔子闻季氏舞八佾于庭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谈到季孙氏说：“他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在庭院中奏乐舞蹈，这样的事都狠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不能狠心做出来呢？”
【精读《论语》】
“礼”代表着一种修身与治国相结合的文化精神，它不仅是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具体体现，还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依据。孔子一直主张以礼治国，即利用礼乐规范君臣和官民的行为，让每个人都各安其位，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尤其是作为下属，千万不能越礼行事，否则就是对君上的不敬，就是以下犯上的僭越行为。如果任由这种僭越行为泛滥，社会秩序必将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将陷入混乱。
为了正确理解孔子思想，有必要对“八佾舞于庭”作出解释。在西周时期，贵族享用乐舞的等级，有着明确的规定，即：天子礼乐用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不得擅自越级。由于鲁国公侯是出自周王室的贵胄，可享天子礼乐，但因等级不同，同样有着严格的区别。如此一来，这句话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作为大夫的季氏，竟然公开在家中使用天子礼乐，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无视王权和君权的僭越。因此，高度崇尚礼制的孔子才出奇地愤怒，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呼声，要求严惩这种行为。
由于礼在政治运作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礼制，对于越礼行为严加惩罚，以保证政局和社会稳定。如果有做臣子的胆敢使用天子礼仪，那就是大逆不道，视同谋反。比如，西汉名将周亚夫就是因越礼招祸。周亚夫虽然贤能，并且立有大功，但由于对皇帝不够恭顺，所以汉景帝对他非常不满。汉景帝赏赐给他酒菜，桌上只放了一大块肉，但没给他准备筷子。周亚夫认为皇帝是故意难为自己，就生气地对侍者发火，这种失礼行为坚定了景帝决定除掉他的决心。后来，周亚夫的儿子给他买了五百件皇宫御用盔甲盾牌，准备将来给父亲殉葬。有人对周亚夫父子不满，就向皇帝告发周亚夫，说他购买兵器准备反叛。周亚夫本无反叛之心，但这种僭越行为却解释不清，对他心怀不满的汉景帝便借机将他下狱。作为一代名将，周亚夫不堪狱吏凌辱，在狱中绝食而死。再如唐代李辅国，仗着手握重兵，竟然矫诏率军软禁唐玄宗。后因拥戴唐代宗有功，对皇帝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他的僭越行为，令代宗忍无可忍，派人把他刺杀。
在国家政治上，如果没有礼制约束，就会发生职责不清、政出多门、执行不力、推诿扯皮等种种现象，严重阻碍政治秩序正常运行，使政府和社会陷入混乱。而且，上级的越礼行为，很容易被下级模仿，这会使秩序更加混乱，乃至崩溃。
孔子的这种思想，放到现在同样也很实用。作为古代特有的制度，礼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礼制的精神仍有价值。现在，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还是企业，都有着各种规章制度，明确各职各人的权责，这便是现代的“礼制”。只有严格遵守这些规章制度，组织和企业才能有效运作并产生效率，否则必败无疑。比如，作为员工或是中下级管理者，就应当服从上级的安排，不能越级行事，否则整个公司或者单位就要乱套了。而且，这种行为很容易被上级误解，严重影响事业发展。因此，无论是从政还是做公司职员，只有谨守本分，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才能受到领导的青睐，保证社会或工作的稳定。
季孙氏在自己家里用天子的规格奏乐舞蹈，这是典型的僭越行为。
【原文】
3.2 三家者以《雍》彻 [1] 。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2] ’，奚取于三家之堂？”
【注解】
[1]三家：鲁国当政的三家大夫孟孙、叔孙、季孙。《雍》：《诗经·周颂》中的一篇，为周天子举行祭礼后撤去祭品、祭器时所唱的诗。彻：同“撤”，古代祭礼完毕后撤祭馔，乐人唱诗以娱神。
[2]“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二句：诸侯都在助祭，天子恭敬地主祭。见《雍》诗。相（xiànɡ），助祭的人。维，用于句中的助词，可以译为“是”。辟（bì）公，诸侯。穆穆，庄严肃穆。
【译文】
孟孙、叔孙和季孙三家祭祖时，唱着《雍》这首诗歌来撤除祭品。孔子说：“《雍》诗说的‘诸侯都来助祭，天子恭敬地主祭’怎么能用在三家大夫的庙堂上呢？”
【精读《论语》】
春秋时期的鲁国，由“三桓”联合执政，轮流掌管鲁国大权达三百多年。在此期间，三桓之间争权夺利，大肆扩张封地，私自建造城池，将鲁国国君玩弄于股掌之间，僭越行为时有发生。比如，季孙氏公然在家庙中使用天子礼仪，孟孙氏、叔孙氏也不遑多让，在祭祀祖先之时，演唱只有天子才能唱的诗——《雍》。
历史上，像三桓这样的当权者总是利令智昏，做出不合身份的越礼之事。当时，他们觉得这样做对自己肯定是有利的，但事实上，这是一种短视行为，其僭越之举往往为他们的灭亡种下祸根。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执政者的行为就是天下人的榜样。所谓上行下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这一点，最典型的实例当属曹操僭越，以及由此引发的朝代更迭。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乘势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了汉朝的实权。曹操虽然没有废掉汉帝，但在其生前已经僭越礼制，使用天子礼仪。此外，他的所作所为，完全不是一个大臣的应有的。比如，国家所有的军机要务，全部由他裁决，甚至皇上的私生活也得由他决定。他还先后杀掉董贵人、伏皇后，哪里有一点臣子之礼？所以，诸葛亮等人才说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建安十八年（213年），他威逼汉献帝封自己为魏公，以封地为魏国，并在邺城建立魏王宫铜雀台，享有天子之制。同时，他上朝时“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几年后，他又逼迫汉帝封他为魏王，并可以册立世子。他的种种僭越行为，为篡夺东汉政权做好了一切准备。所以，在他死后不久，其子曹丕便废汉献帝自立，建立魏国。
曹魏立国后，仅仅过了四十余年，司马氏父子便学着曹操的样儿，僭越礼仪，篡夺朝政，最终废掉魏帝建立晋朝。但晋朝建立过程中可耻的无礼行为，100多年后便被权臣刘裕效法。历史轮回的结果是，晋朝皇帝被废，刘宋建立。之后，萧道成、萧衍、陈霸先依样画葫芦，先后废掉了刘宋、齐朝和梁朝皇帝。
其实，仔细想想，他们以自己的贪欲僭越，也同样打开了下属们的欲望之门。当时机成熟，下属们自然会僭越礼制，满足权欲，且没有一点儿愧意。
若是按照现代观点来看，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着共同遵守的秩序、规范和礼仪，有些秩序和规范是强制性的，不能随意进行破坏。例如，如果企业领导带头破坏制度，下属和员工自然会群起效仿，制度荡然无存，效益无从谈起，企业最终亏损破产，受害的自然还是企业的领导人。
【原文】
3.3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 [1] ？人而不仁，如乐何？”
【注解】
[1]如礼何：怎样对待礼仪制度。
【译文】
孔子说：“做人如果没有仁德，怎么对待礼仪制度呢？做人如果没有仁德，怎么对待音乐呢？”
孔子认为，礼之根本不在形式而在内心，治丧的核心是内心哀痛，而不是仪式上的面面俱到。
【原文】
3.4 林放问礼之本 [1] ，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 [2] ，宁戚。”
【注解】
[1]林放：鲁国人。
[2]易：治理，办妥。
【译文】
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说：“你的问题意义重大啊！礼，与其求形式上的豪华，不如俭朴一些好；治丧，与其在仪式上面面俱到，不如内心真正悲痛。”
【原文】
3.5 子曰：“夷狄之有君 [1] ，不如诸夏之亡也 [2] 。”
【注解】
[1]夷狄：古代中原地区的人对周边地区的贬称，谓之不开化。
[2]诸夏：古代中原地区华夏族的自称。亡（wú）：通“无”。
【译文】
孔子说：“夷狄有君主而不讲礼节，还不如原之地的没有君主而讲礼节哩。”
【精读《论语》】
孔子通过与“夷狄”的比较，阐述了“礼乐”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在他的思想中，“礼乐”代表的是文化制度，是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典章制度。在他看来，“夷狄”之族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不懂得礼仪。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很难长久生存的，更不值得赞许。诸夏之国因为有着“礼乐”文明的传统，即便是没有国君，也能靠这些典章制度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这要比只有国君而没有“礼乐”制度的“夷狄”之邦好许多。
后人对本章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诸夏不如夷狄；二是夷狄不如诸夏。这两种解释虽然截然相反，但却也各有道理，都能说得通。
第一种解释是指华夏诸国连“蛮夷”之邦都不如。在春秋时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统称为“夷狄”，都属于外族。可是，他们虽然身为“蛮人”，但还知道君臣有别，社会还算稳定。但是，诸夏之国却竞相践踏礼制，藐视王室，毫无国君之念。有诸侯胁迫天子的，有臣子专擅国政的，完全不讲规矩，无视礼乐的存在，更不要说什么君臣有别了。这种说法是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发出的感慨，意在指责诸夏之国僭礼的行为。
第二种解释是说蛮夷之邦虽然也有国君，但是他们不懂礼乐，还不如中原之国没有国君时安定呢！这种说法意在说明礼乐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阐述了礼乐在文明的传承中的重要性，本章译文按此解处理。在这种解释中，孔子依然将当时的夷狄视为野蛮和没有文化的民族，而华夏众国则是有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即使国家灭亡了，只要有文化和精神的存在，整个民族都会延续下去。倘若一个民族没有或失去了文化的传承，那么这个民族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其言下之意是说，道德礼义要比君主的存在更加重要。正所谓无“礼”不成章，无“礼”不成国。
其实，孔子用“夷狄”一词，并没有贬低各族的意思，他只是将其视为道德文化方面的代名词而已。也就是说，夫子将不太重视礼制的人叫作“夷狄”，将重视礼制的人叫作“诸夏”，与地域没有多大的关联。在他看来，一个不讲礼制的国家，人们就不会受到规范的约束，极易引起社会的动乱。没有共同道德规范、文化心理和民族信念，一旦动乱很难恢复。反过来看，倘若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自觉遵守礼制，有着共同信念，这个民族或者国家即便动乱，也很容易重建起来！
在本章中，孔子再次强调了“礼乐”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以及弱化礼乐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他看来，一个不讲“礼”的国家和社会，是无法正常运转的。同时，作为现代人，大家也要多进行反思，我们一直声称自己为华夏子民，为礼仪之邦，可是究竟还有多少人真正地了解这些传统文化呢？倘若我们失去了这些文化的传承，我们的民族还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吗？还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原文】
3.6 季氏旅于泰山 [1] 。子谓冉有曰 [2] ：“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注解】
[1]旅：祭山，这里作动词用。在当时，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祭祀名山大川。
[2]冉有：名求，字子有，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冉有当时在季氏门下做事。
【译文】
季氏要去祭祀泰山，孔子对冉有说：“你不能阻止吗？”冉有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懂礼吗？”
【原文】
3.7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1] ！揖让而升 [2] ，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注解】
[1]射：指古代的射礼。大射礼规定两人一组，相互作揖然后登堂，射完再相互作揖退下。各组射完后，再作揖登堂饮酒。
[2]揖：拱手行礼。
【译文】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与别人争的事情。如果有，一定是比射箭了。比赛时，相互作揖谦让后上场。射完后，登堂喝酒。这是一种君子之争。”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精读《论语》】
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君子应是胸襟开阔之人，不要拘泥于小事。真正的君子对自己有着很强的自控力，他们可以管住自己内心的欲望，可以随时享受来自生命本身的喜悦和满足。因此，他们不必再与他人争抢什么。若是非要分出高下的话，他们也会光明正大地与对方展开竞争，绝不会在暗地里给人“下绊子”，充分保证了竞争的公平性。
这里，核心的思想是君子不争。有人会奇怪，不争怎么会得到。关于这一点，子贡曾作过解说。当子禽问子贡，夫子是怎样得闻各国国情的，子贡答“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这句话中，得的对象是各国机密，但同样可以用到其他场合。也就说，孔子认为，对一个君子来说，根本没有必要去争，无论是财富、地位还是官爵，只要你有德行，有贡献，自然会有人把这些东西送给你。当今社会，特别重视竞争，许多人把君子之争视为窝囊忍让的表现，这是极其错误的。君子不争是一种高深的智慧，有道家先予后取的意味。试想一下，假设社会公平，如果你品行高尚、才能出众，哪个组织的领导不愿提拔你？哪个企业的老板不去重用你，地位和财富自然不争而来。
其次，孔子强调，如果非要竞争不可，也不必回避，只是君子之争，必须遵循公开、平等、公正等原则。只有这样，竞争的结果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竞争才会有积极的意义，才会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如果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竞争，从个人的角度讲，不是君子所为，从社会的角度讲，将会极大破坏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恶果。
面对当前由于竞争不公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阅读孔子，他的君子不争、争必公平的思想，能给我们更多的启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竞争，人们自身修养的提高也离不开竞争。对于个人而言，没有竞争对手就不知道自己的修养达到了何种境界，只有参与竞争才能提高自己。所以，在展开竞争之前，应当保证竞争的公平、公正，不能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
【原文】
3.8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 [1] ，美目盼兮 [2] ，素以为绚兮 [3] ’。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 [4] ！始可与言《诗》已矣。”
【注解】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1]倩：笑容美好。
[2]盼：眼睛黑白分明。
[3]绚（xuàn）：有文采。这三句诗前两句见《诗·卫风·硕人》，第三句可能是逸诗。
[4]起：阐明。
【译文】
子夏问道：“‘轻盈的笑脸多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多媚呀，好像在洁白的质地上画着美丽的图案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先有白色底子，然后在上面画画。”子夏说：“这么说礼仪是在有了仁德之心之后才产生的了？”孔子说：“能够发挥我的思想的是卜商啊！可以开始和你谈论《诗经》了。”
【原文】
3.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1]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2] 。文献不足故也 [3] 。足，则吾能征之矣。”
【注解】
[1]杞：国名，杞君是夏禹的后代，周初的故城在今河南杞县，其后迁移。征：证明、验证。
[2]宋：国名，宋君是商汤的后代，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3]文：典籍。献：指贤人。
【译文】
孔子说：“夏代的礼仪制度，我能说一说，但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明；殷代的礼仪制度，我能说一说，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明。这是杞、宋两国的历史资料和知礼人才不足的缘故。如果有足够的历史资料和懂礼的人才，我就可以验证这两代的礼了。”
【精读《论语》】
这一章讲的是孔子对“礼”的发展史的研究。孔子虽然熟知各朝的礼法，但由于不能通过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以及贤人验证，便对古礼秉持保留的态度，不敢妄言。孔子的这种治学态度，也为后世之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典范。这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有根有据，尤其是做学问。
孔子尊礼好礼，曾对夏商礼乐文化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礼乐制度早在夏商两朝就已形成了，周朝的礼制就是在这两朝的基础之上整理出来的，而且还要更加完善一些。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前文做出“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判断了。但是，判断毕竟是判断，也需要有力的事实根据作为依靠，否则只是一种假说推断而已。孔子本想通过古时的典籍验证自己的研究，可是，由于时代久远，能够证明古礼的文献都已不复存在了，这令其痛心不已。
面对这种现状，夫子虽然有些失落，但他却坦诚地告诉别人，即便自己知道许多以前的礼制，但是在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它们是很难成立的，更不要说服众了。也就是说，无法得到证明的推断，只能是推断。凡事都要有证据证明才能成立，没有根据的事情即便做得再好，也得不到大众的认可。
孔子论夏、殷之礼。
实事求是既是治学的态度，也是治国的精神。凡事都应以事实为根据，以现有的法律制度为准绳，做到实事求是。按照现代的观点而言，实事求是就是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说话、办事、做学问。其中的“是”字就蕴含着科学、真理与理想等三重内涵。例如，我们大家所探索、研究、追求的若是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以及事实的真相，这就属于科学的范畴。追求的若是客观事物的合理关系，做出公平、正义、合理的判断，这个属于真理的范畴。倘若是为了验证客观事物的发展前途，以及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属于理想的范畴。无论是哪一种“是”，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依据，即事实。
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做何学问，都应养成严谨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找到真理的所在。倘若传统与现实发生了冲突，我们的思想与世界的潮流出现了偏差，我们是接受还是否定呢？对此，孔子给了我们一个很明智的答案，两者都不选，应该持存疑的态度。思想不能仅停留于掌握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意义，还要学会通过这一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的精髓。
【原文】
3.10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 [1] ，吾不欲观之矣。”
【注解】
[1]禘（d ì）：一种极为隆重的祭礼，只有天子才能举行。灌：祭礼开始时，向代表受祭者献酒的仪式。
【译文】
孔子说：“举行禘祭的仪式，从完成第一次献酒以后，我就不想看下去了。”
【精读《论语》】
在古时，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并且祭礼有很多种，如天地、祖先、各行业的祖师等，都要定时进行祭拜，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人们知恩报恩的精神，告诫人们不能忘记养育了我们的天地和祖先，以及创造了文化和技能的先师等。由于祭祀属于精神层面的修养，因此对于心态的培养特别重视，只有诚心诚意才能不断提高。在本章中，鲁公正是失去了这份诚心诚意的庄重，所以孔子才不愿再看下去了。
祭祀重在意诚，可是，鲁国国君在刚开始举行禘礼时，多少还有些敬意。可是，等到献完酒以后，君臣就都懈怠下来了，虽然仪式尚在，但都成了虚文，内心没有一点儿恭敬虔诚的意思，只要稍有德行之人都是看不过去的。在孔子看来，当时鲁国内的社会文化严重衰败，几乎所有人都无视礼乐制度的存在。在举行祭祀典礼的时候，僭礼行为时有发生，并且君臣在祭祖之时缺少应有的恭敬之心，只是走走过场而已，这让孔子很失望。
祭祀之礼，现在已经淡化许多，但仍有大量遗存。比如，为逝者举办隆重葬礼，在先人的忌日上坟，在清明或中元节为先人上坟化纸，这些活动，都是深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在举办这些仪式时，不是讲究场面多大，花费多高，最重要的是要有真情实感，要有深深的哀思、真挚的怀念。如果离开这种情怀，只注重形式，便失去意义而毫无价值。从国家政府层面上说，像国家领导人去世时的追掉会、伟人的忌日纪念活动，还有清明时节政府组织的烈士陵园祭扫活动，同样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这价值必须由真情实感来体现。如果是虚应故事，就会变成自欺欺人的花架子。这样的活动，多源于古代的祭祀之礼，所以应该理解这些仪式的真正精髓所在，把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
除此之外，国家、政府和民间，也会举办不少庆典，这些庆典本质上都是中国礼仪文化的继承，也有存在的价值和举办的必要。但要把这些庆典办得有意义，有价值，就必须了解中国礼仪文化的精神本质所在，理解这些活动的真义所在，怀着敬诚之心，加以诚挚纪念。如果只注重其外在形式，而忘记这些活动的本质，无异于买椟还珠，舍本逐末。遗憾的是，现在的有些活动外表看隆重而热烈，实际上却没有几个人投入真感情。这已经丧失了最为宝贵的传统礼仪精神，应当警醒。
【原文】
3.11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 [1] ！”指其掌。
【注解】
[1]示：有二义，一为“置”，摆或放的意思，即指放在手上的东西，一目了然；一为“视”。两说皆通，今从前说。斯：指后面的“掌”字。
【译文】
有人问孔子关于举行禘祭的内容，孔子说：“不知道。知道的人治理天下，可能像把东西放在这里一样容易吧！”说的时候，指着自己的手掌。
孔子指着自己的手掌说，知道禘礼的人治理天下，大概就像把东西放在这里一样容易吧。
【精读《论语》】
据本章所载，孔子不仅仅把禘祭看成一套祭祀礼仪，而是把它看成治理国家的原则问题。他告诫“禘祭者”们，只有真正理解了“禘祭”的含义，才能治理好天下。否则，一切都只是妄谈。作为精通礼制的大师，孔子以这样一个高度来论述禘礼，足以说明禘礼的巨大价值和重要意义。
有人向孔子请教禘礼的相关规定，孔子对人说：“不知道。”而后，孔子又说：“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并对人家指了指自己的手掌。意思是说，如果深通禘礼真义，治理好国家易如反掌。由此可知，孔子并非不知禘礼，而是因为鲁国君臣在行禘祭时，既有僭越行为，又有失礼之举。作为鲁国臣子，孔子不便明说，这是为尊者讳。
禘祭是殷周时代的一种重大礼仪，周朝时，其举办者最初是周王，后来公侯也可以举行。其祭祀的对象是主祭者的先祖和先考，举行场所在天子太庙或祖庙，以及公侯之祖庙。祭祀过程中，关于主祭者、参与者和观礼者，以及祭祀的程序、礼器和祭品的规格数量，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由此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极高规格的神秘仪式，它首先具有宗教色彩，在宗法制时代，这个仪式能向臣子昭示国家政权的神秘性和合法性，增强统治集团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其次，祭祀对象和祭祀的权力，也就是先祖先考的排列次序和有关主祭人的规定，有着严格的等级，既彰显长幼有序的宗法伦理，又强调君臣有别的政治秩序，对统治集团内部秩序的稳定和职权确认，有着特别的意义。再者，等级森严的规定、盛大隆重的仪式、庄重肃穆的氛围，能给参与者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和情感熏陶，能培养他们对政权的珍视和对君主的忠诚，能强化他们各安其职的权责意识，能培养其恭敬、庄重、忠诚、审慎的治政态度。总之，禘礼之中，既有道德规范，又有政治制度，更有宗法伦理，有着丰富的政治伦理蕴涵，起着类似于现代宪法、政府组织法和行政法等的重要作用。把这种礼制思想用于朝廷，能使君臣各尽其职，政令畅通，秩序井然；把这种做法推行到天下，则上下和睦，四民晏然，天下太平。故而，禘礼所体现的精神，正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
正因为禘祭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政治意义，所以孔子才说，如果理解禘祭的真正含义，那么天下所有的道理都能了然于胸。而他所处的时代，已是礼崩乐坏，天子和诸侯不能以礼治国，丢失了治国之本，所以才社会失序，天下大乱。
孔子此处言论提醒我们，不论是国家还是组织，不管是机关还是企业，都应该有自己的“礼制”，领导者要牢牢把握住这个治理之本，稳步推进自己的事业。如果放弃传统或败坏制度，必然“礼崩乐坏”，导致秩序混乱而最终失败。
【原文】
3.12 祭如在 [1] ，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 [2] ，如不祭。”
【注解】
[1]祭如在：祭祀祖先时，好像祖先真的就在前面。祭，祭祀。在，存在，这里指活着。
[2]与（yù）：参与。
【译文】
祭神如神在。
祭祀祖先时，好像祖先真的在面前；祭神的时候，好像神真的在面前。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祭了就跟不祭一样。”
【原文】
3.13 王孙贾问曰 [1] ：“与其媚于奥 [2] ，宁媚于灶 [3] ，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注解】
[1]王孙贾：卫国权臣。据说他是周王之后，因得罪周王，出仕于卫。他的问话，用的是比喻，带有挑衅意味。
[2]奥：后室的西南角，被视为尊者所居的位置。
[3]灶：古人认为灶里有神，因此在灶边祭之。这里王孙贾以奥比喻卫灵公或其宠姬南子，以灶自喻，暗示孔子与其巴结卫灵公及南子，不如巴结自己更实惠。
【译文】
王孙贾问道：“与其巴结奥神，不如巴结灶神，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是这样的。如果得罪了上天，到什么地方去祷告求情也是无用的。”
【精读《论语》】
“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意思是说“与其讨好奥神，不如讨好灶神”，这句话是当时流行的一个俗语。奥神虽然身为家中的正神，但却高高在上，不太管实事。但是，灶神就不同了，他掌管着家中的吃喝用度，因此，百姓在祭祀的时候出于私利之心，对其十分看重。以现代的角度去看，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县官不如现管”，与其拍领导的马屁，还不如直接讨好管事的，这样对自己的前程更有帮助。王孙贾这么问孔子，是在暗示孔子自己在卫国掌有实权，讨好国君还不如讨好他呢！
面对王孙贾的诱导，孔子并没有上当，而是以“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作答，向对方明示道，如果违背了天理，昧了良心，必将招祸，到时候谁也帮不了。孔子此言，既婉拒了王孙贾的私利相诱，也提醒他做官要走正道，否则不会有好下场。在孔子看来，做官要走正道，要忠于君上，和于同僚，造福民众，若为一己之私，求名求官，不论是“媚于奥”还是“媚于灶”，都不会有好下场。
武则天时期，有个御史名叫郭霸。有一次，他的顶头上司魏元忠生病，御史们都去看望他。郭霸故意等到人都走光了才去。到魏元忠家里，他竟然亲口去尝大便，并对魏元忠说：“如果大便是甜的，那么病就麻烦了。现在是苦的，说明病快好了！”魏元忠见他如此厚颜无耻，便把这事讲给别人听，郭霸名誉扫地。郭霸便是利欲熏心、“媚于灶”的典型。武则天当政时，曾下令禁止宰杀和捕捞鱼虾，右拾遗张德生了儿子，不少朋友和同僚来贺喜，张德便私下杀了一头羊来招待。补阙杜肃偷偷藏了一些食物，并向皇帝告密。第二天，武则天在朝堂上问张德：“听说你生个男孩儿，很高兴吧。”张德跪谢皇帝的关怀。武则天又问：“待客的肉哪来的？”张德只好实话实说实说，低头认罪。武则天说：“朝廷禁止屠宰，但喜事丧事不限。你以后宴请客人，应该看准人。”说完，拿出杜肃的告密信让他看。当时，杜肃无地自容，退朝后所有官员都想啐他的脸。杜肃为讨好皇帝出卖朋友，是典型的“媚于奥”。由于此二人私欲膨胀，厚颜无耻，有悖大道和正义，可谓“获罪于天”，所以都受到世人唾弃，最终也没有捞到什么好结果。
孔子认为，为人处世，应当遵循天道大义，心怀仁善，如此行事，上利国家，下怀万民，自然会得到尊重与爱戴，所以，无需去刻意讨好哪个人。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个主张仍然有着重要价值。身在官场也好，人在职场也罢，只要走得正，行得端，能力出众，贡献良多，就没有必要去献媚巴结。天道昭昭，自有远见卓识的上位者慧眼识珠。如果出于一己之私，图谋罪恶目的，靠阿谀奉承、媚事领导或上级也许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必将身败名裂。
【原文】
3.14 子曰：“周监于二代 [1] ，郁郁乎文哉 [2] ！吾从周。”
【注解】
[1]监（jiàn）：通“鉴”，借鉴。二代：指夏、商二代。
[2]郁郁：文采盛貌。文：指礼乐制度。
【译文】
孔子说：“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参照夏朝和商朝修订的，多么丰富多彩啊！我主张接受周代的。”
【精读《论语》】
孔子对夏、商、周三朝的礼仪制度有着极深的研究，在他看来，朝代的更迭并不影响礼制的传承，周礼就是在夏、商礼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当然，周礼并非对夏、商之礼的简单继承，而是有所损益的。也就是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千余年的文明成果，又通过改革和创新，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礼制文化，形成了完备的礼法制度。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周礼都要比前朝完善许多，这也是孔子对周礼赞赏有加的原因所在。
礼制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对于文化，孔子所秉持的态度是既要继承，也要发展，而且，对前代的继承尤为重要。揆诸历史，不得不说，这是对待传统文化最正确也是最科学的态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待传统有两种错误做法，一是完全继承，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二是全面打倒旧文化，全部推倒重来。第一种做法主要在古代，历史上不少朝代都有这样的规定，对传统制度和礼法，不准怀疑，更勿论变革。其中，最典型的当数清朝。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生死关头，许多高官显贵死抱这种观念不放，错过最佳改革时机，使清王朝最终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第二种做法更极端，主要是出现在中国近代。由于亡国亡种的危机刺激，当时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一文不值了。于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掀起了一股否定和打倒传统的思潮。
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要求，适当做出变革，是最好的做法。汉承秦制，是为全面继承，废弃秦朝的严刑苛法，与民休息，是为变革损益。只经过几十年，汉朝便迎来文景之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无不是靠这种思路取得的。
总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形态和精神，都是经由历代积累而成的，带有一定的历史性。我们不能对其全盘接受，也不能全盘否定，应当有所批判地学习和继承。而且，孔子还就此举例道，商朝的文化礼制源自于夏朝，而周朝的文化礼制则来源于商朝，他们都没有全盘接收，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了适当的增删和改革。对于我们来说，若想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也要具备这种科学的辩证学习方法，才能保证我们在继承的过程中求得发展。
【原文】
3.15 子入太庙 [1] ，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 [2] ？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注解】
[1]太庙：开国的君主叫太祖，太祖的庙叫太庙。这里指周公的庙，周公是鲁国最先受封的君主。
[2]鄹（zōu）：鲁国地名，在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孔子的父亲做过鄹大夫，所以这里称为鄹人。
子入太庙，每事问。
【译文】
孔子进入太庙，每遇到一件事都细细地询问。有人说：“谁说鄹邑大夫的儿子懂得礼仪呀？他进到太庙里，每件事都要问人。”孔子听到这话，说：“这正是礼嘛。”
【原文】
3.16 子曰：“射不主皮 [1] ，为力不同科 [2] ，古之道也。”
【注解】
[1]射不主皮：皮，代指箭靶。古代箭靶叫“侯”，用布或皮做成，中心画着猛兽等。孔子此处讲的射不是军事上的射，而是练习礼乐的射，因此以中不中为主，不以穿破皮侯为主。
[2]为（wèi）：因为。同科：同等，同级。
【译文】
孔子说：“比射箭，主要不是看能否射穿皮做的箭靶子，因为各人力气大小不同。这是古时候的规则。”
【原文】
3.17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 [1] 。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注解】
[1]去：去掉，废除。告朔之饩（xì）羊：告朔，朔为每月的第一天。周天子于每年秋冬之交向诸侯颁布来年的历书，历书包括指明有无闰月、每月的朔日是哪一天，这就叫“告朔”。诸侯接受历书后，藏于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头羊祭于庙。羊杀而不烹叫“饩”（烹熟则叫“飨”）。告朔饩羊是古代一种祭礼制度。
【译文】
孔子向子贡表明自己不同意去掉告朔之羊的主张。
子贡想把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羊废去不用。孔子说：“赐呀！你爱惜那只羊，我则爱惜那种礼。”
【精读《论语》】
按照周礼，每个月的初一都应到祖庙参加告朔饩羊之礼。可是，当时鲁公已不亲自到祖庙之中进行“告朔”了，只是杀只羊走走形式，徒有其表而已。子贡认为，既然国君都不参加了，那么羊也不用杀了。可是，子贡的这种想法却遭到了孔子的反对，在他看来，若是连祭祀的羊都省掉的话，告朔饩羊之礼可就完全被废除了。从孔子的话语中我们能够看出，他希望保留杀羊献羊的仪式，哪怕那只是一个形式。
在孔子看来，子贡的做法显然是忽视了礼仪形式的重要性，不知仪式在礼制中的真正用意。告朔之礼虽然荒废了，饩羊的供奉也已有名无实，但是这个仪式不能废。只要饩羊仪式还在，这就昭示着告朔礼的存在。告朔之礼还存在，诸侯就有履行的义务，这是为人臣者的本分，也是礼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后世之人在看到饩羊仪式后，就有可能探究原委，进而恢复这项礼制。但是，现在若是将羊去除的话，告朔之礼恐怕从此就会消失了。天子也不会再颁布历书了，诸侯也不行告朔之礼了，君臣的名分和等级关系就会更加模糊。这对社会的稳定显然是不利的。
礼制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礼的内在精神，一个是礼仪形式，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比如，祭祀祖先的礼制，既有慎终追远的大孝观念，也有上供、酹酒、叩拜等仪式。有时，有人祭祖纯粹走过场，没有怀思祖先的敬诚之心，但祭祀形式却不宜废除，只要这个形式保留下来，对传承乃至复兴祭祀文化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如果连仪式也没了，祭祀之礼就彻底失落了。再比如，古代皇帝上朝，君臣之间有严格的朝仪，权力再大的臣子，也应该行礼如仪，这样臣子就不容易作乱。而在汉魏之际，曹操、司马昭这样的权臣则破坏朝仪，所谓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不再走形式。接下来，就是改朝换代的篡权行为。
古代的礼，现代仍有所保留，不过已经变化很大了。比如，春节、中秋节、国庆节，这些都可以视为古代礼制遗存。这些节日和庆典，即便纯形式，也应该保留，这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意义可能超出一般人想象。用现代的解释，礼就是制度、规矩和秩序。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有些时候，必要的仪式还是得有的。比如，机构组织的周年庆典、升旗仪式、学校的开学典礼，甚至是学生上课前向老师问好、新领导的就职仪式、新员工介绍等，这些形式对于人心的凝聚、规矩的形成、事业的推进以及秩序的稳定的作用，都不可小觑。
【原文】
3.18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译文】
孔子说：“按照礼节去侍奉君主，别人却认为这是在讨好君主哩。”
【原文】
3.19 定公问 [1] ：“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孔子告诫鲁定公，君主对臣子要以礼相待。
【注解】
[1]定公：鲁国国君，姓姬名宋，“定”是谥号。
【译文】
鲁定公问：“国君役使臣子，臣子服侍君主，各应该怎么做？”孔子答道：“君主应该按照礼节役使臣子，臣子应该用忠心来服侍君主。”
【精读《论语》】
在这里，孔子阐释了正确处理君臣关系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君臣都应该遵循礼节，君主应当以礼待臣，臣下应当以忠事君，这样才能互相取得信任。由于君主身为强者，占据着一定的主动地位，应当先在礼的方面作出表率，才能令弱势的臣子受到感召，依礼而行，遵从于自己命令。
无论是作为君主也好，还是作为有些权力的领导也罢，对待下属都应以礼待之，给予他们足够的尊敬，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干。这是一种以仁换仁、以心换心的思想，只要准确地把握住其中的精髓，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处理好君臣关系，有利于朝政的稳定。否则，必将是君臣离心，危机四伏。
在杨广夺嫡的过程中，杨素立有大功。所以，在许多场合，杨素居功自傲，无视君臣之礼。杨广对他十分记恨，以至于在杨素死后，还咬牙切齿地说：“要不是他死得早，我一定要把它灭族。”杨素的儿子听说后，害怕被杨广治罪，便干脆发动兵变。杨玄感之乱，打开了隋朝的亡国之门。李渊在平叛中有功，但杨广因迷信李氏代隋的谶谣，特别忌恨他。有一次，他把李渊召到行宫。李渊生病无法上朝，便请在后宫的外甥女王氏为自己告假。杨广闻听李渊生病，对王氏说：“能病死吗？”李渊知道后，十分恐惧，便韬光养晦，最终得到机会起兵反隋，夺得隋朝江山。杨广视臣子如仇寇，而无一点信任与关爱，即便是再大的忠臣，也会寒心变节。从杨广身上可见君臣以礼相待的重要性。
孔子的思想在当今仍有重大价值，仍是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重要准则。比如，在管理者与下属之间，倘若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能够率先依“礼”、依“仁”、依“德”而行，那么在与对方相处时，就会很少有矛盾产生，更易于达到人顺、事顺的和谐局面。有些管理者在心情好的时候，对待下属是一脸的和颜悦色，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乱发脾气，对待下属颐指气使的，这样的领导是很难服众的。若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就要学会礼待自己的下属。此外，作为下属也要注意，应当尽心尽职做好自己的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上司交代的任务，这才是孔子所言的“忠”。
【原文】
3.20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 [1] ，哀而不伤。”
【注解】
[1]《关雎（jū）》：《诗经》中的第一篇。
【译文】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快乐而不放荡，悲哀而不悲伤。”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精读《论语》】
在本章中，孔子借《诗经》中的名篇《关雎》，提出了哀乐都应有所节制，体现出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他看来，男女情爱是很正常也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情感的表露应当以礼节之，不应过分快乐或哀伤，要把握好自己在情感上的尺度。倘若置理智于不顾，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对己对人都不利。在古代的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中，有修养的人对情感的处理都会遵循这个原则，追求中庸和适度。
战国时期的齐威王比较嗜酒，对朝政比较懈怠。楚国借机对齐国用兵，齐威王惊慌之下派出大夫淳于髡赴赵国求援，才解了齐国之危。事后，齐威王很高兴，便要赐酒给淳于髡。淳于髡便借机向齐威王进谏道：“喝酒喝得多了就会乱了礼节，人们快乐到了极点可能就要发生一些悲伤之事。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只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都会走向它的反面。”齐威王听到淳于髡的劝告后，恍然大悟，改掉了酗酒的恶习。后来，齐威王励精图治，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齐国强大起来。
从这件史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做人做事应当把握好分寸，不能只知道贪图享乐。倘若齐威王不听淳于髡的劝导，恐怕还会招来灭国之灾，这也绝非是在危言耸听。历史上，因纵情声色亡国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陈后主陈叔宝、南唐后主李煜、齐后主高纬等。其实，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的性情基本没有改变，正确控制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一个具有永恒性质的话题，所以孔子的这个观点仍具有巨大价值。他提醒我们，做事时要控制情绪、保持理智，言行应该把握好分寸。否则，很有可能会乐极生悲，对自己造成不利。
按照现代话来说，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不但要具备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崇高性，还应时刻保持着理智，这样才算是完美。也就是说，凡事都要讲求适度，以中庸之道处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才能将事情做得臻于完美。这句话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主要有两点启示：一是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做到恰如其分，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避免走极端路线；二是重视诗教的作用，也就是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乐而不淫，可以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品格，保全自己的名声和尊严。哀而不伤，则能让我们远离烦恼，避开那些让自己不快乐的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求索的过程，得到的就是最好的，失去的只能说明它本来就不属于你，不必为此而挂怀。
【原文】
3.21 哀公问社于宰我 [1] 。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 [2] ，既往不咎。”
【注解】
[1]社：土地神，祭祀土神的庙也称社。宰我：名予，字子我，孔子的学生。
[2]遂事：已完成的事。
鲁哀公问宰我祭祀土地神的牌位该用什么木料。
【译文】
鲁哀公问宰我，做土地神的神位应该用什么木料。宰我回答说：“夏代人用松木，殷代人用柏木，周代人用栗木，目的是使百姓战战栗栗。”孔子听到这些话，告诫宰我说：“已经过去的事不用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不要再劝谏了，已过去的事也不要再追究了。”
【精读《论语》】
夏朝用的是松木，殷商用的是柏木，都有长久统治天下之意。而周朝用栗木，鲁哀公不明白周武王为什么会弃松柏不用而选择栗木，所以问宰我。鲁哀公身为周王室的宗亲，又是鲁国之君，自然知道神位的重要性，故有此问。宰我明白回答说：武王选栗木，就是为了让人民害怕，进而安心接受自己的统治。关于栗木的使用，历史上有两种解释，其一确如宰我所言，意在威慑百姓；二是表示敬畏天命，提醒自己执政时要战战兢兢。
从孔子听到宰我的解释后的反应来看，周武王选用栗木的目的确实是为了恐吓百姓。所谓“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就是告诉宰我，事情过去不必再提，既成事实多说无益，以往的过错不要再追究。显然孔子认为周武王用栗木做牌位确实是错误的，只是希望宰我对这事不要再提，以免误导鲁哀公。孔子教训宰我的这三句话，为后世确立一个对待过去错误或失败的原则，那就是“既往不咎”，这种思想利弊兼有，对后世影响极大。
从有利的一面来说，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和失败，能使人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以轻松的心态面对未来。倘若将过去的错误或失败时时挂在嘴边，说别人可能只会招致别人的反感，说自己则会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垂头丧气，总之是不好。所以对于一些木已成舟的事情，多说无益，无需再去浪费力气。比方说，东汉时期的大臣孟敏，在他年轻的时候曾买过甑。有一天，他绊了一跤，担子里的甑被摔碎了，他站起来后头也不回挑着担子就走了。于是就有人问他：“你的甑摔坏了怎么都不回头看一眼呢？”孟敏十分坦然地回答道：“甑既然已经摔破了，我再看、再心疼，它也不会恢复原状了，还不如想想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呢！”这就是一种对自己的大度，一种宽恕自己的既往不咎的豁达。当然，对别人的错误或失败秉持这种态度，也是一种宽容与豁达。
从不利的一面来看，这种观点是中国人形成健忘性格。在面对过去的罪恶与失败之时，中国人多半会秉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的心态，缺少必要的检讨和反省，以至于我们总是在错误的道路上一错再错。我们不能对过去的错误一点也不说、不讨论，应该积极“内省”，只有通过反省，我们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
【原文】
3.22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1] ！”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 [2] ，官事不摄 [3] ，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 [4] ，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 [5] ，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注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1]管仲：名夷吾，齐桓公时的宰相，辅助齐桓公成为诸侯的霸主。
[2]三归：三处豪华的公馆。
[3]摄：兼任。
[4]树：树立。塞门：在大门口筑的一道短墙，以别内外，相当于屏风、照壁等。
[5]反坫（diàn）：古代君主招待别国国君时，放置献过酒的空杯子的土台。
【译文】
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太小啦！”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有三处豪华的公馆，他手下的人从不兼职，怎么能称得上节俭呢？”“那么管仲懂礼仪吗？”孔子说：“国君在宫门前立了一道影壁，管仲也在自家门口立了影壁；国君设宴招待别国君主、举行友好会见时，在堂上设有放置空酒杯的土台，管仲宴客也就有这样的土台。如果说管仲知礼，那还有谁不知礼呢？”
【精读《论语》】
之所以认为管仲“器小”，孔子有两点依据，一是管仲缺乏节俭的美德，二是管仲不遵礼制。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礼制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管仲不遵礼制，当然称不上君子。在古代道德评价中，节俭占有很大的分量，而管仲生活奢侈，故而受到孔子批评。有人也许会问，遵礼和节俭与“器小”有何关系？在孔子看来，遵礼是对传统和制度的敬畏，节俭是对自己欲望的约束，越礼必然狂妄，奢侈必然放纵，狂妄放纵的人肯定偏狭，容不下不同思想和持不同意见的人，故曰“器小”。器小之人，固然可以凭才干成功于一时，但很难广采博纳，建立起为后世效法的制度。的确，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了伟大功业，但是，在他死后，齐国便人亡政息了。也就是说，管仲并未为建立一套真正的能使齐国长治久安的制度。孔子说他器小，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在古时，人们对于“器量”二字非常重视。因为，它不仅是为人之道，也是为官之道，是一种处世的哲学。向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圣明之君、贤达之臣、聪慧之士，无一不是器量大度之人，并因此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像一些器量狭小之人，由于不能容人容事，等着他们的多是人生和事业上的双重失败。
当唐高祖还在位时，魏徵任太子洗马，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他见李世民暗中与太子争夺皇位，就劝太子先下手为强，早作打算。后来，经过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便将魏徵召来，责问他为何挑拨自己与太子的关系。虽然众同僚皆为他担心，但是魏徵却从容地回答道：“太子若是听了我的话，哪里会有今日之祸。”李世民听闻此言，便觉得魏徵是个难得的诤臣，便升他为谏议大夫，他们之间的轶事也被传为美谈。两人原本是互相对立的敌人，但唐太宗却能尽释前嫌，表现出了恢宏的气度和开阔的心胸，这也是他能成为千古一帝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实，将此道理放到现代依然适用，做领导的若是没有容人之量，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虽然有时能称心遂意，但最后也难免会落个人才散尽，哪里还有大业可成？反观那些器量大、能容人的领导就应另当别论了。他们有着宽宏大量的美德，不仅能够广纳天下英才，甚至还能化敌为友。试问，有着如此心胸的领导，何愁大事不成！
【原文】
3.23 子语鲁大师乐 [1] ，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2] ；从之 [3] ，纯如也 [4] ，皦如也 [5] ，绎如也 [6] ，以成 [7] 。”
【注解】
[1]语（yù）：告诉，作动词用。大（tài）师：太师，乐官名。
[2]翕（xī）：意为合，聚，协调。
[3]从（zònɡ）：放纵，展开。
[4]纯：美好、和谐。
[5]曒（jiǎo）：音节分明。
[6]绎：连续不断。
[7]以成：以之而成，即以从之纯如、曒如、绎如三者而成。
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
【译文】
孔子给鲁国乐官讲奏乐过程：“奏乐过程是可以了解的：开始演奏时，各种乐器合奏，声音宏亮而优美，听众随着乐声响起而为之振奋；乐曲展开后美好而和谐，节奏分明，连续不断，如流水绵绵流淌，直至演奏结束。”
【精读《论语》】
古时候，乐不只是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也是陶冶情操、抒发胸臆的手段，乐与礼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礼制的主要内容，二者也经常会相提并论。从孔子的言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音乐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且他对音乐的要求也不只是悦耳那么简单。
在孔子的眼中，音乐与为政的道理是相通的，好的音乐不但可以滋养人的性情，还能起到改变天下风俗的作用。倘若人们整日里听着靡靡之音，思想处在一片混沌之中，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问题，埋下动乱的种子。若是音乐之中透着一股浩然正气，必能是让人心生振奋，对美政良俗的形成有着不小的影响。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已是“礼崩乐坏”，这让他非常痛苦伤心。就连当时掌管乐的鲁国大师，也对乐的精神不甚了解。孔子实在看不上去了，便予以指点，期望能把礼乐精神传承下来。
事实上，从古至今，人们都非常重视礼乐制度建设。在古代，君主主持的祭祀、节日庆典、皇帝及太后的千秋节、君臣朝会、皇帝出巡、接见外国使节的朝觐、科举放榜传胪、送将士出征、将军凯旋献俘等重大事务中，对使用的礼乐都有明确的规定。不仅如此，同一个仪式中，开始、中间、结束时所应使用的礼乐也同样有着明确的规定。在不同场合使用的礼乐，与这一事务的性质相结合，能起到烘托肃穆气氛、熏陶君臣情感、振奋与会者精神的作用，能使相应的国务活动显得庄严隆重，对君臣礼仪和政治伦理形成和强化、政治秩序的稳定运行，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今，国家重大典礼中的奏国歌、欢迎外国领导人时的奏乐、升旗仪式时奏国歌，其实都是古代礼乐制度的遗存。
此外，音乐是人们真情实感的表达和内在感受的真实流露，人的喜怒哀乐等各种心情在音乐上都具有不同的表现。古人云：“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也就是说，由于音乐有着情感化的特征，所以可以间接地反映民风民情。统治者会通过民间音乐所表达的情感来调整相关政策。反过来，音乐也“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具有教化人民的作用，所以，统治者应该积极运用或倡导某种礼乐，引导民风民俗。这就是孔子强调的“乐与政通”了。
【原文】
3.24 仪封人请见 [1] ，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 [2] 。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 [3]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4] 。”
【注解】
[1]仪：地名。封人：镇守边疆的小官。请见：请求会见孔子。
[2]从者：随从之人。见之：让他被接见。
[3]二三子：你们这些人。患：忧愁，担心。丧（sànɡ）：失掉官位。
[4]木铎：以木为舌的铜铃，古代用以宣布政教法令。
仪封人对孔子的弟子感叹道：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你们的老师正是上天派来教化世人的圣人啊。
【译文】
仪地的一个小官请求会见孔子，说：“凡是到这个地方的君子，我没有不求见的。”孔子的学生们领他去见孔子。出来以后，他说：“你们几位为什么担心失去官位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因此上天将以孔夫子为圣人来教化天下。”
【精读《论语》】
本章描述的事情发生在孔子被免官周游列国之时，当时孔子之名早已传遍列国，而且慕名前来请教的人也很多。仪封人在见到孔子之后，大为叹服，将其比为天人，坚信孔子就是代替上天向世人传经授道的，礼乐传统将来必能由孔门而复兴。
站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回看孔子，我们可以这样说，孔子是不幸的，因为他终生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渴望恢复礼制，期望致天下于太平，并且穷一生精力，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但是，他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个白发苍苍、四处奔波，最终却失望而归的落寞背影。当时，各诸侯国的国君对他无不尊敬有加，但无一人采纳他的建议和主张。
但孔子又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既有孔子的个人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从孔子个人来说，他的人生努力，不仅仅在匡正天下的事功上，还在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上。也许学术研究和设坛授徒并不是孔子真正的志向，但却获得意想不到巨大成功，使之成为后代敬仰的万世师表。这种命运的反差，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从时代因素上讲，动荡时代给了他学术研究和传播的自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才得以广收门徒，把自己毕生所学和自己创造的思想体系广泛传播。在政治上失意以后，孔子整理六经，删订诗书，把上古时代文化传统加以整理，并加以创新，创立体大思精的儒家学说，并最大限度地传播开来。他就像一位农夫，把儒家思想的种子撒遍中华大地，待到时机成熟，自然会万木竞秀，蔚为大观。果然，在经历了战国的兵燹，遭受秦朝的书厄之后，到了汉代，孔子的理论终于在众多学说之中脱颖而出，被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而且被尊奉两千年。从这个角度讲，孔子是幸运的，而且获得了无上荣耀。仪封人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可谓目光如炬的识人之语，此人真是孔子的知音啊。
这个荣耀是历史对孔子致力学术研究和传播的褒奖，是对传承和弘扬人间大道者的充分肯定。孔子以衰迈之躯，壮心不已，把中国上古的文化融冶锤炼，传之弟子，使中华文明薪尽火传，使天之大道永存世间，乃是人间少有的壮丽事业。当今社会，那些热爱和真正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眼下也许是贫穷的，也许是寂寞的，但是，如果在文化传承和文明创新上有所成就，后人就会像对待孔子那样，给予他至高无上的历史荣誉。
【原文】
3.25 子谓《韶》 [1] ：“尽美矣 [2] ，又尽善也 [3] 。”谓《武》 [4] ：“尽美矣，未尽善也。”
【注解】
[1]《韶》：相传是舜时的乐曲名。
[2]美：指乐曲的声音美。
[3]善：指乐曲的内容美。
[4]《武》：相传是周武王时的乐曲名。
【译文】
孔子为弟子讲解《韶》乐与《武》乐。
孔子评论《韶》，说：“乐曲美极了，内容也好极了。”评论《武》，说：“乐曲美极了，内容还不是完全好。”
【精读《论语》】
仁德的内容和蕴含就是善，而好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就是美。也就是说，如果能将艺术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就是尽善尽美。虞舜时期的《韶》乐，有着浑厚的道德基础，而且形式完美，是尽善尽美的。但是，到了周武王时期的《武》乐，虽然在形式上也是完美的，可是在道德基础上却存在着缺憾，只有尽美没有尽善。由此可知，孔子所期待的社会，应当是个完美的、尽善的、和平的，没有暴力的理想社会。
在孔子看来，礼乐制度的核心在于“仁”。如果失去了这个核心，礼乐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他曾经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也就是说，人不仁不可以谈及礼乐。而真正的仁者之乐，必然是尽善的。这种“仁”的音乐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修养，最终可以用来巩固统治，并使社会安定。
在礼乐制度较为完备的三代，统治者对音乐是十分重视的，所以都以政府的名义制作大型乐舞，用于国家大典。这种乐舞，必然反映着统治者的意志和治政心态。舜靠美德受禅天下，以仁德治理天下，那么，在他主持下制作的大型乐舞，必然反映着他对仁德重视和对民众的关爱。这种内在的精神，就是孔子所说的“善”，而乐音的悦耳，则是孔子所说的“美”，所谓“尽善尽美”，就是对音乐内涵和表现形式的高度赞美。
武王推翻商朝统治，毕竟是武力征服，虽有其不得已之处，但还是沾染上了暴力和鲜血，在道德上存在着污点。周武王崇尚武力，这一点必然会在他主持制作的乐舞中反映出来，这种蕴含在音乐中的暴力思想，与“仁德”是背道而驰的，故曰“未尽善”。我们再看后代，唐朝建立以后，在唐太宗李世民的主持下，唐代宫廷乐师制作了大型乐舞《秦王破阵舞》，其间充满金鼓之声和杀伐之气，如果让孔子评价，肯定说它“不善”。
这种体现在音乐之中的统治思想，必然会对君主们的治政方略乃至治下民众的潜在心理产生影响。崇尚仁德，君主就会心存仁爱，民间会形成良善风俗，有利于长治久安；崇尚暴力，君主就会喜欢暴政，民间也会有暴戾之气，社会容易出轨。西周末年，厉王暴政，最终导致国家覆亡。唐朝时期，社会崇尚军功，边将安禄山欲壑难填，起兵发动安史之乱，大唐由盛转衰。这两个朝代国乐中有不善的暴力内蕴，最终又都因暴力而衰亡。礼乐之于国家的意义，来不得半点含糊，故求尽善尽美。
【原文】
3.26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译文】
孔子说：“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不能宽宏大量，行礼的时候不恭敬，遭遇丧事时不悲伤哀痛，这个样子，我怎么看得下去呢？”
【精读《论语》】
在很多人眼里，礼制是一套烦琐的仪式，在政治运作中没什么实用价值。这其实是对礼制的误解，礼制不仅是精深思想和完善仪式的结合体，更是一种具有操作价值的政略。孔子在强调完礼制的重要性之后，特意在此举例论述，礼制可以作为政略使用。
孔子强调，居于上位的领导者，为政宜宽，执事宜敬，临丧宜哀，这就是礼制在治政中的具体运用。其中，为政宜宽和执事宜敬，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这里所谓的“宽”不仅指宽仁的政策，还应包括领导者做人眼界和胸襟的开阔。如果为政严苛，为人精明，必然使人畏惧，离心离德。若是没有宽容的胸襟，眼界狭隘，领导者就很难吸引人才，不会有大的作为。
东汉末年，袁绍与曹操二人在政略、用人等方面，就有着鲜明的区别。我们先说袁绍，他在表面上是有些小聪明，但其本质上却是个刻薄猜忌、器量狭窄的人。他虽然喜欢招揽贤才，却很少听取他们的合理建议。在官渡之战失败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反省检讨自己的失误，而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杀死了多次劝谏他不要攻击曹操的参谋田丰。而曹操则与之相反，他在宽以待人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比方说，他宽恕了曾经背叛并杀死他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大将典韦的张绣，并与其结为姻亲，终生优礼有加。官渡之战后，他宽恕了与袁绍暗通款曲的朝廷官员，在极大程度上获得了广大士人和军民的拥戴。此外，他还任命了写檄文大骂自己的陈琳，与其尽释前嫌。曹操的策略，是典型的居上以宽，其效果有目共睹。可见，居上以宽的政略有时比绝对的政治或军事力量还要有用，居上者倘若能够明白这一点，何愁天下不会太平。
作为“居上”者若是没有宽宏的度量，就不会有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目光，当然也就无法领导属下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此外，为礼以敬也很重要。有些领导者，表面温良谦和、礼貌备至，但是其内心却没有半点儿诚意。谁都不是傻子，你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大家心里明镜似的。领导者若能真正礼敬臣下，做臣子的多半会誓死效忠。如果得到下属和民众的真心拥护，没有做不成的事。
“礼”固然有其烦琐的一面，但其珍贵的精神价值不可忽视。同时，作为领导者，如果能精熟礼制，就会心领神会，能够融会贯通，从礼制之中找到很多有效的政治策略和管理方法，能有效推进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礼之义，深矣；礼之用，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