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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2.1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1] 。”
【注解】
[1]北辰：北极星。共（ɡǒnɡ）：同“拱”，环绕。
【译文】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说：“用道德的力量去治理国家，自己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安然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
【精读《论语》】
以德服人是指领导者以良好的德行使下属归顺、服从于自己的管理。这种以道德力量感化人民的政治手段，是孔子以礼治国的重要政治主张。“为政以德”的主张，无论是在处理国家政务方面，还是一般的人事管理方面，都有着同样积极的意义。
“以德为政”，若是从字面上看，只要掌握好“政”和“德”字，这句话还是很容易理解的。“政”不仅指政治行为，也指管理一个团体或组织，甚至是一个国家。“德”字也不是笼统指代道德，也可以将其理解成“良好的德行和思想”。因此，这句话按照现代的解释还可以翻译成：作为一个领导者，若想管理好一个团队或者国家，应当有着良好的德行，成为下属们的表率，才能将他们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孔子打的一个比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施行“德”政的人，就像天上的北极星一般，受到满天星辰的拱卫。在古人的眼中，北极星就是宇宙的中心，除了能够用它辨认方向以外，所有的星辰都以它为中心。“居其所”则是指代领导者不能不胡乱指挥，待在自己该待的位置，明白自己的职责范围。
而作为一个领导者，如何才能达到北极星的境界，让自己的追随者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呢？这还得先从“德”入手。自古至今，无论是古时贤能的王侯将相，还是现代企业的优秀管理者，大都是严以律己之人，对自身的品德修养极为重视。比方说，当年的刘备若是从客观上分析，他的军政才干与曹操相比要差上不少，但是他在颠沛流离中招揽到了诸葛亮、关羽、张飞以及赵云等文武之才；在入川前后得到了黄忠、魏延、法正、黄权、李严卓异之士，在这些人的帮助下，他得以由一个卖草鞋的小贩奋斗至三分天下的蜀汉皇帝。他的成功，就是典型的“以德服人”。刘备的做法，倘若放到现代的企业管理上，依然适用。
要做到以德服人，还需强调个人的人格魅力。比方说，作为领导者除了应当有明确的目的外，还应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以及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让他们自愿跟随你打天下。对于现代领导者而言，以良好的德行让下属信服，也能使自己的管理更具权威性和号召力，大大降低工作上的阻力。此外，对于有些领导者而言，有些人觉得“法治”比“德治”更重要，会过多地强调“法治”，而轻视了“德治”，甚至还否定了“德治”，结果陷入管理的危机之中。
总之，以德服人是孔子一贯的政治主张，也是做好领导者的大智慧。我们应当明白，“德”的具体内容就是儒家提倡的仁义。若是领导者施行仁义，自己的下属也必会成为有德之人，这种以道德的力量进行的管理，是较为完美与和谐的方式。
【原文】
2.2 子曰：“《诗》三百 [1] ，一言以蔽之 [2] ，曰：‘思无邪’。”
【注解】
[1]《诗》三百：《诗经》中共收诗三百零五篇。“三百”是举其整数而言。
[2]蔽：概括。
【译文】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孔子说：“《诗经》三百多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
【精读《论语》】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在古代，人们不是把它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是人生和社会教育的教科书。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第一次将文学与政治联系到了一起，提倡用诗来教化民众，移风易俗。
“思无邪”三字，是孔子对《诗经》评价，他认为，《诗经》中的诗歌表达了一种纯正、无邪的思想。而统治者则要善于用《诗经》这样的思想，用之于政务治理，从而让政治走上仁道，让民众归于正道。古人对《诗经》的认识，与现代人有所不同，比如，现代人把《关雎》视为一首纯粹的爱情诗，而古人则认为，水禽“雎鸠”生来有固定的伴侣，不与其他鸟儿相乱；雌雄常相并游，却不狎昵。这种行为合乎夫妇（妃匹）的正当礼仪。所以，匡衡说：“臣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源。’”再如《燕燕》一诗，描写一位女性身遭不幸，而心意不改。其中“终温且惠，淑慎其身”一句，为儒家重视，被解读为“在人的生命中，道德和礼义应占据根本地位”。可见，所谓诗教，乃是儒家发挥诗义，阐明社会、政治、人生的根本意义的重要教育手段。正因为如此，后世统治者无不关注这部经典，并用它作为治理政务的依据。
诗教既具有思想教育的意义，也有阐述君臣之道的价值。据《礼记·经解》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也就是说，如果统治者以《诗经》教民，民性就会敦厚，即便是针对统治者的弊政，也会尊重君臣大义，采用温柔的诗歌加以讽谏，而不是直接和激烈地揭露批判。通过采风观诗，统治者就能了达民情，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关爱民生。如此，就会建立起君民和君臣关系的和谐。
这种倡导“思无邪”和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诗教，在古代中国长期发挥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使节来往频繁，细读史籍不难发现，《诗经》中的诗句，是各国君臣交流的重要工具。可见，当时各国，都进行过较为普遍的诗教。《诗经》中思想、语言和事例，成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交流的共同理念和交际工具。从汉代起，《诗经》就开始被选作学校的教材，甚至有些学者的童仆和婢女都能熟读《诗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级学校都要求学生学《诗经》，在贵族子弟中，读诗写诗风气颇为盛行。以后，到明清时期，各代统治者无不重视《诗经》，倡导诗教。以致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成为中国社会的深厚传统。
【原文】
2.3 子曰：“道之以政 [1]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2]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3] 。”
【注解】
[1]道：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引导的意思，一说是领导、治理，与“道千乘之国”的“道”相同。此从后解。
[2]免：免罪、免刑、免祸。
[3]格：纠正。
【译文】
孔子说：“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制约百姓，百姓可暂时免于罪过，但不会感到不服从统治是可耻的；如果用道德来统治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会纠正自己的错误。”
【精读《论语》】
孔子在本章中提出，刑罚只能避免人们犯罪，并不能让他们生出犯罪可耻的心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荣辱观，光靠政令和刑罚是确立不起来的。但是，若是用道德诱导人们向善，用礼制统一人们的言行，老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还能恪守正道，民心归服。这两种方法比较起来，道德教化和以礼治国要比苛政刑罚高明许多。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德”和“礼”，“德”这里应该理解为道德自律，是人们内心的一种行为准则，时刻都在约束着自己。“礼”是社会规范，是对人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做出的种种规定。因此，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治理国家时，若是用礼仪道德规范人们的言行，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于统治者的管理，不会生出二心。
孔子在此强调“以德治国”的思想，重视道德修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政治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君主虽然都采用“儒表里法”治国手段，但无论如何，对道德价值的宣讲和践行，对社会的稳定和人际的和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虽然有人认为孔子忽视了政令制度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但德治的理想高于法治的境界则是不争的事实。倘若将他以德治国的思想放到现代，然后再与法制制度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其效果当然会更好。
在周天子统治的时期，社会运转主要是靠礼制加以约束的。但是，到了孔子生活的时期，礼制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再加上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纷纷颁布了繁苛的政刑，很少有人会用礼制安邦。但是，光有政刑，却不能教化民众，没有政刑更是无法管束民众。因此，孔子的这套理论确实不错，但因礼制烦琐而难行得通。所以，在企业乃至社会中，汲取礼制的合理成分，简化程序，并确保其严肃性，还是有极大价值的。
孔子曾与卫国的大夫孔圉讨论过治国之道，孔子说，用礼乐统治黎民百姓就好像用缰绳驾驭马匹，骑马的人只要握住缰绳，它们就知道怎么跑了。用刑罚统治老百姓，就好比拿鞭子驱赶它们一样，很容易失去控制，令骑马者受伤。当时，孔圉提出疑问，只有缰绳，没有鞭子，马儿怎么会怕人呢？若是这样的话，马儿反而会越跑越慢。若是对他们的这段对话加以仔细分析，大家不难看出，孔圉主张以刑罚为主，礼乐为辅；而孔子则主张礼制，反对刑罚，体现出了其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孔圉的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一些。不过，孔子的主张也并非没有道理，若是老百姓都接受道德礼乐的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社会自然会太平无事。
总之，在本章中，孔子的观点还是十分明确的。若是统治者以德和礼治国，就能得到百姓的认同和亲近，整个国家的凝聚力也会提升不少。倘若利用刑罚和政令治理国家，虽然也能相安无事，但是民众对国家的感情却很淡，缺少相应的凝聚力。而最理想的政治形态，莫过于“礼乐刑政”的统一，才是最完备的治国方针。
【原文】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1] ，三十而立 [2]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3]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注解】
[1]有（yòu）：同“又”。古文中表数字时常用“有”代替“又”，表示相加的关系。
[2]立：站立，成立。这里指立身处世。
[3]耳顺：对于外界一切相反相异、五花八门的言论，能分辨真伪是非，并听之泰然。
【译文】
孔子十五岁立志向学，一生修身立德，最终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学习，三十岁在人生道路上站稳脚跟，四十岁心中不再迷惘，五十岁知道上天给我安排的命运，六十岁听到别人说话就能分辨是非真假，七十岁能随心所欲地说话做事，又不会超越规矩。”
【精读《论语》】
在本章中，孔子阐述了道德修养的过程在于不断地进取和完善。他在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时，体会到了道德修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能一下子就完成，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思想和言行上的融合，发自内心的自愿去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是违背心意地勉强去做。另外，孔子这些做人做事的经验，也是想让后人拿来借鉴，给他们指明正确的修道之路。
“吾十有五志于学”，是说孔子十五岁的时候就立志做学问了。当时，男子十五岁就属于成人了，也是人们开始懂事的开端。而且，从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黄金时段，此时立志向学，也是做好的选择。
“三十而立”，经过十五年学习和磨砺，到了三十岁才算有点儿成就。在孔子眼中，自己二十岁的时候还属于“不知礼，无以立也”的阶段。直至三十岁时，才学成知礼，得以立身。这也就是说，通过十五年的学习，他才算确定了自己的人生观点，明白了做人处世的道理，以及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不过，这时虽然得以立身，但是还存有怀疑，思想上容易出现摇摆。在现代，此句大多被理解为开始创立自己的事业，这与孔子的意思完全是两回事情，大家应当有所区分。
“四十而不惑”，这句话是紧承上句而言的，也就是说又过了十年，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才确定了自己坚持的观点和准则，按照既定的人生理想努力前行。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有着明确的行为准则，以及判断是非的标准和处世原理，不会再出现犹疑不定的现象了。不过，做到这一步只是对人生的一般性理解，若想做到更好，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五十而知天命”，到了五十岁时，方知天命，此时他才真正了解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在他看来，天命不仅是一种未知的存在，还有着一定的合理性，自己既然没有能力改变这种天命，就应做好今生该做之事。“五十而知天命”属于人生思想上的理解了，要比“不惑之年”的理解深入许多。
“六十而耳顺”，到了六十岁时，才能辨明善恶是非。另外，大家应当注意，此处的耳顺并不是生理上的问题。孔子的意思是说，自己从十五岁开始学习做人处世，好话坏话都听了不少，到了六十岁的时候，才不会因为这些话而喜怒无常，真正做到明辨是非和内心的平静。到了这个境界以后，遇事才会有着镇定自如的表现。
“七十而从心而欲，不逾矩”，又经过了十年的洗礼，孔子才算如愿到达了“从心而欲”的境界。然而，“从心而欲”并不代表着自己可以随便胡来，也是有限制的，即“不逾矩”，这个规矩就是“礼”。在孔子看来，人的行为应当受到“礼”的约束，即便是自由也不能超越礼制，进而衍变成无止境的欲望。只要自己的言行合乎礼制，看透人生世相，做到无欲无求，这种境界才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儒家士子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世界上几乎所有优秀的政治家都为这四个字而努力过。孔子这些话，是为了告诫后学，道德修养的过程是很漫长和艰难的，只有在工作中多多体会，才能真正理解为人之道和为政之道，修成君子。
【原文】
2.5 孟懿子问孝 [1] ，子曰：“无违 [2] 。”樊迟御 [3] ，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注解】
[1]孟懿子：鲁国大夫，姓仲孙，名何忌。懿，谥号。
[2]无违：不要违背礼节。
[3]樊迟：孔子的学生，姓樊，名须，字子迟。御：驾车，赶车。
【译文】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道。孔子说：“不要违背礼节。”不久，樊迟替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孟孙问我什么是孝道，我对他说，不要违背礼节。”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依规定的礼节侍奉他们；死的时候，依规定的礼节安葬他们，祭祀他们。”
【原文】
2.6 孟武伯问孝 [1]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2] 。”
【注解】
[1]孟武伯：上文孟懿子的儿子，名彘（zhì），“武”是谥号。
[2]其：指孝子。
【译文】
孟武伯问什么是孝道，孔子说：“父母只为孩子的疾病担忧（而不担忧别的）。”
父母唯其疾之忧。
【精读《论语》】
在这里，孔子强调孝顺的子女应当爱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要让父母为自己担心。同时，做子女的也应多关心父母的健康，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其实，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有着另外一层意思。他觉得真正的孝子，绝不会让父母为自己的言行忧虑，他们所担心的只能是自己的健康，而非德行方面的问题。因此，倘若在德行上没有问题的话，保证好自身的健康，就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孝敬父母。
“父母唯其疾之忧”句意直解，是父母最担心子女的健康状况。扩大理解，则是对儿女所有毛病心存担忧。据史载，孟武伯是孟懿子的长子，为人骄奢淫逸，有声色犬马等诸多切身之疾。孔子在此处的回答，意即为人子者若有诸多不义的行为，就是最大的不孝。他这是借孟武伯问孝之机，婉转地向他提出批评和教育。另外，还有人认为，孔子这里强调的是做子女的若是孝顺父母，就应多关心父母的健康。这种解释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通过对孟武伯的身份以及行事风格的了解，就会发现这种解释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孝、悌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它是一种充满人性化的思想，将其引入到治理国家的方针中，就是“为政以孝”的观念。比方说，当政者应将关注子女身体健康问题，推而广之，扩大为关爱天下黎民，以慈父之心对待治下的民众，关心、担忧他们的健康和疾苦。后世称地方官为“父母官”，与这种思想不无关系。另外，还有相反的说法，说为政以孝是指官员当以孝子之心治理天下，对待治下的民众要想孝顺父母一样，但这种说法最后消亡了。为政以孝的观念，到唐宋以后就逐渐演变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选官思想。上层统治者认为，倘若一个人真心孝顺自己的父母，做官后一定会以孝子之心对待皇帝和上级。
孔夫子对孝的解释，以及后世对这个观念的发挥，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迪。我们应该知道，珍爱自己，管理好自己，让自己有个健康的身心，父母就会少为自己操心，这便是孝了。而“为政以孝”的观念，提醒每位管理者，要关心爱护自己的下属和员工。如果以慈父之心对待员工，他们则将以孝子之心对待领导，这样，事业没有做不成的。
【原文】
2.7 子游问孝 [1]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注解】
[1]子游：孔子的高足，姓言，名偃，字子游，吴人。
【译文】
子游请教孝道，孔子说：“现在所说的孝，指的是能养活父母便行了。即使狗和马，也都有人饲养。对父母如果不恭敬顺从，那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精读《论语》】
现代人对父母最常用的一句话是“老有所养”，并且认为做到这一点就是尽孝了。但在孔子看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只有养，而没有孝敬的心，就与养些犬马没有区别。若是真心孝事父母的话，就不应仅停留在养的表面上，对父母的孝应当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敬爱，这才符合孝道。
从孔子所处的时代至今，人们所谈的孝多半是讲能够赡养父母而已。所谓赡养，就是指子女在经济上为父母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和费用的行为。也就是说，做子女的多数认为应当对父母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责任，应在在物质上对父母进行帮扶。但是，这种行为缺少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恭敬，因此并不能算作是真孝。孔子在提出这个观点后，论证极为简单，用一个类比而已——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这句话是说，就算在家中养条狗或是养匹马都要把它们喂饱，对自己的父母若是只有表面上的养，和养些阿猫阿狗有什么区别呢？这一句话，有力地驳斥了“能养即孝”的观点。
那么，孝的真义是什么呢？“不敬，何以别乎？”由此告诫大家，孝敬父母，不但要承担着赡养父母的义务，还要充分的敬爱之心，“孝”的关键在于尽心尽力地满足父母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方面的需求，对于年迈的父母，更应悉心地照顾。
如今的许多老人，虽然也是儿孙满堂，不愁吃喝穿用，可是儿女们常年在外东奔西跑的，不能陪在他们的身边，因此，他们渴望与儿女们团圆的心理十分强烈。此时，做儿女的就应多抽些时间去陪陪他们，而不是按月将赡养费打到父母亲的银行卡上。只给钱不看望或少看望，若是按照孔子的观点来看，那就是不孝了。
父母辛辛苦苦将孩子教养成人，儿女们孝顺父母也是天经地义。不过，大家不管走到哪里，都应在心理想着父母、敬着父母。趁着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多站在父母的角度想想，尽量让自己的父母生活得开心一些，以免留下遗憾。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千万不要等到父母去世以后才知道尽孝，到那时一切都晚了。
在本章中，孔子与子游之间的谈话，牵涉到的内容依然是“孝道”。不过，孔子在此处阐述的“孝道”，与前两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他在本章中强调，身为子女者不但要赡养好父母亲的身体，还要养好他们的心。只有心存尊敬与爱戴，才能给父母带去快乐和幸福。若是将这套理论套用到治理国家的方针中去，为政者不但可以让老百姓们吃饱穿暖，还能温暖百姓的心，让他们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原文】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1] 。有事，弟子服其劳 [2] ；有酒食 [3] ，先生馔 [4] ；曾是以为孝乎 [5] ？”
【注解】
[1]色难：有两种解释，一说孝子侍奉父母，以做到和颜悦色为难；一说难在承望、理解父母的脸色。今从前解。
[2]弟子：年轻的子弟。
[3]食：食物。
[4]先生：与“弟子”相对，指长辈。馔：吃喝。
[5]曾：副词，竟然的意思。
【译文】
子夏问什么是孝道，孔子说：“侍奉父母经常保持和颜悦色最难。遇到事情，由年轻人去做；有好吃好喝的，让老年人享受，难道这样就是孝吗？”
【精读《论语》】
上一章中，孔子强调真正的孝应是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敬爱；而这一章，他则强调行孝应当在表情上做到和颜悦色。从整体上看，这一章是对前一章的扩充，对孝道的阐述也因此完整清晰起来。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词是“色难”，其意思是指在侍奉父母的时候，想要长期保持着和颜悦色的状态很难。大家都知道，凡事都可以勉强，唯有面色不大容易伪装，因为人的神情是由心理决定的。只有对自己父母有着深切笃定的孝心，才会由衷地表现出愉悦和婉的神色。所以说，若能在父母面前一直保持着和悦的神色，就能算作真孝顺了。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再加上日常事务烦扰，有时心情会很坏。这个时候，见到父母，态度不一定会好，脸色也不一定好看。当然，这并不是内心不孝。但话又说回来，即便你孝心再大，父母整天看着你烦躁不安的神情，看着你喜怒无常的脸色，恐怕也难以感受到你的孝心，心中自然也高兴不起来。这样，你的一片孝心就会打折扣，收不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孔子认为，若是真心孝顺父母，不仅应对父母心存敬爱，态度恭敬和脸色的和悦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对于性格急躁、反复多变的人尤为重要。当父母看到你的不安和烦躁，可能会认为你对他们不耐烦，心中怎么会高兴起来。如果他们对你有着深刻的了解，不认为你不孝，则会认为你遇到了大麻烦，自然会对你忧心不已，也不会快乐。因此，孔子的这个观点还提醒我们，在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最好不要去见父母，如果不可避免，应尽量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以轻松和悦神情出现在父母面前，这样才能让他们安心愉悦。
另外，孔子还特别强调，若父兄有事，做子弟的帮忙代劳，为人子弟者有好的酒菜，请父兄先来享用，这些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并不能作为判断孝顺与否的标准。在前文中，子游向孔子请教何为孝道，夫子告诉孝在于内心的敬爱，而到了子夏请教孝道时，夫子则告诉他孝的关键在外形上和悦。子游与子夏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在侍奉父母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孔子此言也是怕他们对父母的敬爱之心不够恳切，才会有此种说法警示他们，让他们明白侍奉父母除了敬养于内，还应表现于外，不让父母亲有疑，才是真孝。
【原文】
2.9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 [1] ，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 [2] ，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注解】
[1]回：姓颜，名回，字子渊，孔子最得意的门生。
[2]退：从老师那里退下。省（xǐnɡ）：观察。私：私语，指颜回与别人私下讨论。
【译文】
孔子说：“我整天对颜回讲学，他从不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像个蠢人。等他退下，我观察他私下里同别人讨论时，却能发挥我所讲的，可见颜回他并不愚笨呀！”
【原文】
2.10 子曰：“视其所以 [1] ，观其所由 [2] ，察其所安 [3] 。人焉廋哉 [4] ？人焉廋哉？”
【注解】
[1]以：为。所以：所做的事。
[2]所由：所经过的途径。
[3]安：安心。
[4]廋（sōu）：隐藏，隐蔽。
【译文】
孔子说：“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考察他处事的动机，了解他心安于什么事情。那么，这个人的内心怎能掩盖得了呢？这个人的内心怎能掩盖得了呢？”
【精读《论语》】
知人是与人打交道的依据，也是一门极为高深的学问。孔子认为，不论是为人处世还是治理社会和国家，都不能不知人，知人虽然很难，但并不是没有办法。在这里，孔子便教给我们一套了解他人、认识他人的科学方法。孔子的这套方法，可以概括为“视”“观”“察”识人三部曲，具体说来，就是要想了解一个人，必须先看的他的言行，其次观察他做事的内在心理，最后确认他的价值取向和志趣所在。经此三步，就能对一个人做出较为彻底的认识和全面了解，使他在你面前无处遁形。
每个人的行为都不相同，有人为恶，也有人为善。若是真正了解一个人，就应先看他的行为表现。行善的就是君子，作恶的就是小人，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初步判定这个人的品行。这种方式只是从眼前之事分析，并不足以了解对方，只是从表面上知人识人，还应更进一步才行，这才是“视其所以”的本质。
所谓“观其所由”，是指观察一个人行事的动机和方法。观察为恶的人，看他是迫于无奈还是心存恶念，心存恶念就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多采用一些坑蒙拐骗的伎俩。至于行善的人也要分开来看，应当观察他是不是真心为善，是否诚实，以及他的目的何在。若是真心为善，就不会伪装，只是为了行善而没有别的目的。但若是假意行善，则是沽名钓誉之徒。这种方法是从较为长远的角度了解对方，要比前一步深入许多。
第三步是“察其所安”，要求我们要深入了解对方价值取向和志趣所在。若是以行善助人作为自己的价值观，这样的人就会真心喜欢行善，就不会有着过分的矫情，就是真君子。但若出于某种目的或形势不得不这样做，即便是行善，也非志趣所在，也不会乐于长期做下去，这种人便不是真正的君子。倘若能够看透别人内心的善恶以及志趣所在，也就达到了知人识人的最高境界。
孔子识人法，是对一个人从外看到内做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考察。即便他人的城府极深，极力想将自己的真实想法掩藏起来，只要我们耐心观察，照样能让他们无所遁迹，乖乖地现出“原形”。一般情况下，很多人都能做到前两点，可是这并不能真正地了解他人，只有把握其价值观，才能彻底地了解他。言语是最表面的东西，最不靠谱，就连日常的行为也只是初步判断的标准而已。了解到他人做事时的动机，已经能够较为准确地认识他人。如果能认准其价值观和志趣，当算是真正知人了。
对于为政者而言，“知人”的目的在于“善任”，只有“善任”才能使人才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做到人尽其才，保证国家的政策得以贯彻和落实。这就需要为政者必须具备知人的本领，在选人用人时都能量才使用，使客观需要与主观能力达到完美的统一。
【原文】
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译文】
孔子说：“在温习旧的知识时，能有新的收获，就可以当老师了。”
【原文】
2.12 子曰：“君子不器。”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
【原文】
孔子对弟子强调“温故而知新”的重要性。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译文】
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说：“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实行了，然后说出来。”
【精读《论语》】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在“言语”一科中，这也说明了子贡本人在言辞方面是比较擅长的。子贡虽然善辩，但是也有言多失礼的地方。孔子在此处的这番言论，意在教育子贡，说得再好都不如做得好更让人信服，这也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例。
“先行其言而后从”的意思是说，君子应先做后说，不能眼高于顶。说得再好而不付诸行动，属于本末倒置的行为，这种人永远也成不了君子。这些人大多是些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有点小成绩就沾沾自喜，进而说些大话空话，最终一事无成。在孔子眼中，君子就是有德行的人、为学之人。他们会先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等到自己成功之后，才会告诉别人自己当初的想法。比方说君臣父子之道，仁义礼智信之德，在讨论这些之前，只有自己先做到了，才能挺直腰板讲给别人听。有着这种先做后说的行为的人，就是实实在在的君子。
对言行次序，荀子作过总结，即：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也就是说只有能说能干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只要是自己提倡的，就应该事事走在前，干在前，身体力行，这样才能做好别人的表率。考察孔子本人的做法，不难发现，他在教育弟子的时候，就注意行在言先，所以，他的“身教”明显多于“言传”。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敏于行而慎于言，成为真正的君子呢？首先应当避免说大话，以免放出去了豪言，到头来只是让人“虚惊”一场，光说不练可不是真把式。其次，注意保证自己的言行前后一致，倘若言行不一，也很容易失信于人，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话又说回来，若想保证言行的一致，还是等做了之后再说才是最保险的办法，即便结果不尽如人意，但也不会落得失信于人的地步。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现在的社会中，大家可能经常会碰到一些能说会道的人，在初次接触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他们很不错，觉得对方挺会说话的，而且分寸也把握得很好。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对方只是嘴上功夫了得，若是论起实干的话，基本上就看不到他们的影子，这种人的行径就是巧言令色，与君子之为也相差甚远。
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有时固然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人活在世上，不可能靠耍“嘴皮子”生活下去，要能说更要会做、肯做，这样才是长久之计。孔子的这段话虽然是在教育子贡，其实也是在告诫为政者，应当多为老百姓做些实事，不要总是做些表文章，用些好话糊弄老百姓。只有做了才是最有力的证据，才能让老百姓信服。
【原文】
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1] ，小人比而不周。”
【注解】
[1]周：团结多数人。比：勾结。
【译文】
孔子说：“德行高尚的人以正道广泛交友但不互相勾结，品格卑下的人互相勾结却不顾道义。”
【原文】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 [1] ，思而不学则殆 [2] 。”
学而不思则罔。
【注解】
[1]罔：迷惘，没有收获。
[2]殆：疑惑。
【译文】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惘无所得；思考而不学习就不切于事而疑惑不解。”
【精读《论语》】
孔子在本章中的观点十分明确，学习离不开思考，思考也不能脱离学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学习的最基本方法。
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对学习的知识只知道死记硬背，而不去思考，那么，所学到的内容充其量只是一些文字堆积起来的符号而已。这种得自书本与老师的知识，如果长期不用，就不会加以思考，所以难以在大脑中形成稳固的知识结构，很容易忘记。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毕业几年以后，如果与所从事的工作无关，在高中和大学阶段所学的知识，几乎遗忘殆尽。从事文职工作的人，不要说微积分，就连高中阶段学习的函数都记不起来了。其次，所学知识如果不能思考其中道理，必将无法应用于生活。许多人理论上一大套，但缺乏深入思考，以至于在实践中相当笨拙，就是缺乏思考的缘故。所有的纸上谈兵者，都是学而不思造就的。学习之后，只有通过思考才能掌握其中精华，将多个知识点融会贯通，洞察事物的内在联系，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也只有这样，才能把知识应用于实践，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可见，学习知识虽然很重要，但若缺乏相对应的思考，学到的只是一些死板的知识，很难在生活中应用，更勿论创新和发展了。
光学习不思考不行，光思考不学习也不行。思考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养成离不开知识，需要以知识位作为思考的材料和对象，并以知识凝结作为思考的结果。倘若没有积累到足够丰富的知识，只是一味地冥思苦想，就好比没有加油的发动机在空转，不仅收不到任何效果，还可能带来危险。这种没有一定知识做基础的空想和瞎琢磨，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既流不长远又长不大。不过思考也得建立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之上，才能有所收获。若是不经学习，只凭空思考，只是徒费精神。
在孔子看来，天下万物皆有其道理，只要用心体会，都能有所得。但在体会之前，必须先从这些事物中分辨出哪些是自己需要的东西，并对其加以学习，通过勤奋的实践，然后再从中有所悟道，这才叫学。等学到了这些道理以后，若是经过反复琢磨和研究，彻底了解了其中的精妙之处，就是思。学与思这二者缺一不可，若是只是埋头学习，而不去思索，永远都不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领会不到其精髓之所在，最终还是会迷惘不已。但是，若是每天都不去用心学习，只知道胡思乱想，最终只会落得个身心疲惫，终日惶恐不安。由此可见，学习的时候必须借助于思考，才能将所学的知识弄透彻；在思考之前得有一定的知识作基础，思索出来的东西才有价值。这两样无论是偏废了哪一个，都很难获得真正的学问。
在现代社会，为政者也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思考，提高自己的修养，走出故有的狭隘经验的盲区，避免成为故弄玄虚的空想家。为政者只有在学与思的过程中，才能参悟为政之道，造福于一方的百姓。
【原文】
2.16 子曰：“攻乎异端 [1] ，斯害也已 [2] ！”
【注解】
[1]攻：做。异端：中庸的两端，指“过”和“不及”。
[2]斯：连词，这就、那就的意思。也已：语气词。
【译文】
孔子说：“做事情过或不及，都是祸害啊！”
【原文】
2.17 子曰：“由 [1] ！诲女，知之乎 [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注解】
[1]由：孔子的高足，姓仲，名由，字子路，卞（故城在今山东泗水县东五十里）人。
[2]知：作动词用，知道。
【译文】
孔子说：“由啊，我教给你的，你懂了吗？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精读《论语》】
孔子在本章中阐明了对待学习时应当持有的态度，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反映出了孔子实事求是的科学求知态度。他觉得，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谦虚诚恳，知道的就说知道，不能不懂装懂、自欺欺人。
子路其人，为人比较直爽，说话有点口无遮拦。孔子在此处与他的对话，也有些许的呵斥成分。这是孔子有针对性的教育，是他“因材施教”的又一例。
孔子告诉子路，做学问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千万不能不懂装懂，否则吃亏的还是自己。做学问应当保持着谦虚的态度，天下的知识何其丰富，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识，总会碰到一些不懂的问题。人不懂并不可怕，也不可耻，但若不敢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而强装知道，这就有些不知羞耻了。人们只有虚心地向别人学习，不耻下问，才能不断地进步。
做学问的过程中有许多困难，如我们很难分清自己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而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则是治学时最难的地方。在《庄子·齐物论》中有一段关于啮缺和王倪的问答，其中王倪的回答就很诚恳。当时啮缺一共问了王倪三个问题，第一个：万物是不是有着共同的标准？王倪答道：我怎么知道！第二个：你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第三个：万事万物均不相通吗？王倪依然答道：我怎么知道！对于这三个问题，王倪的答案都一样，均是不知。虽然他也想试着讲讲自己的看法，可他确实不知道，只有如实回答了。王倪虽然没有答上一个问题，但是他的诚恳却让啮缺兴奋不已，因为他知道王倪是真心向他求学的。曾有心理学家指出，那些平时动不动就喜欢说“我知道”的人，很不受欢迎，因为他们给人的感觉通常都比较虚伪、不真实。敢于说“我不知道”的人则显得诚实许多，也更受人们的欢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所以强调何为知与不知，就是为了能让绝大多数的人明白“学而知之”的道理。只有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疑惑，知道如何学习和质疑。而掩饰自己的“不知”，只会遮蔽住我们的双眼，失去对事物的准确判断，寻求不到真正的智慧。只有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态度，才能破除求学路上的重重障碍。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说起来相当容易，可是真要做起来的话却是难上加难。对于为政者而言，更需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身处高位，但也不能事事尽知。因此，为政者在作决定之前，最好能够得到多方论证以后再行实施，减少犯错的概率。倘若为政者只凭主观臆断而无视他人的意见，就是对大众的不负责，实非合格的领导者。
【原文】
2.18 子张学干禄 [1] ，子曰：“多闻阙疑 [2] ，慎言其余，则寡尤 [3] ；多见阙殆 [4] ，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注解】
[1]子张：孔子的学生，姓颛（zhuān）孙，名师，字子张。干禄：谋求禄位。
[2]阙疑：把疑难问题留着，不下判断。阙，通“缺”。
[3]尤：过失。
[4]阙殆：与“阙疑”对称，同义，故均译为“怀疑”。
【译文】
子张请教求得官职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听，把不明白的事情放到一边，谨慎地说出那些真正懂得的，就能少犯错误；多观察，不明白的就保留心中，谨慎地实行那些真正懂得的，就能减少事后懊悔。言语少犯错误，行动很少后悔，自然就有官职俸禄了。”
孔子教导子张为官要慎言慎行。
【原文】
2.19 哀公问曰 [1] ：“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 [2] ，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注解】
[1]哀公：鲁国国君，姓姬，名将，鲁定公之子，在位二十七年，“哀”是谥号。
[2]错：同“措”，安置。诸：“之于”的合音。枉：邪曲。
【译文】
鲁哀公问道：“我怎么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答道：“把正直的人提拔上来，使他们位居不正直的人之上，则百姓就服从了；如果把不正直的人提拔上来，使他们位居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服从。”
【精读《论语》】
孔子认为，为政者，尤其是君主，在选拔人才时应唯贤是举，远离小人，树立起良好的道德标准，让老百姓真心顺服。孔子提出的这种治国思想，也为后世挑选官员确立了新的标准，即任人唯才与德。孔子在此处论政，其中心是用人的问题。
鲁哀公向孔子求教治国的方法，问他作为君主应当如何去做才能让百姓信服自己。其实，鲁哀公的这种疑惑也是历代君主最关心的事情。只有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真正地理解孔子所给出的答案的含义。
孔子的答案简洁明了：“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他告诉鲁哀公，君主在用人之时，应当多任用和提拔那些贤能之人，这样一来，民心自然就能归顺了，国家也会得到安定和团结。作为君主，若是错用了小人，让一些心术不正之人得志，就是颠倒了用人之道，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意志，自然会遭受到百姓们的非议。孔子的这一思想，成为后世君主选才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北伐中原，临行前上表嘱咐后主刘禅：“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的这一观点，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孔子的这种政治主张，即便是放到现代，对提拔和任命官员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考察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几个盛世，都与重用贤才有关系。众所周知的“贞观之治”，正是唐太宗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唐太宗即位后，先后任用了房玄龄、杜如晦为相，任命李靖、李、侯君集等人为将，任用魏徵等人为谏官，才造就了辉煌灿烂大唐盛世。“开元盛世”的出现，也是贤才治国的结果。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为相，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后来，他任用欲壑难填、擅长玩弄权术的李林甫和杨国忠为相，不仅国家迅速走向衰落，而且酿成了安史之乱的滔天巨祸，几乎葬送了唐王朝。
在孔子看来，为政者若是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权术让百姓臣服于自己，是霸道而不是王道。在这种统治下，百姓只是迫于高压或摄于利诱不敢反抗，根本就不是统治者的长久之计。而王道，则是利用道德规范令百姓自然地顺从，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拥护，这样的国家才是稳固的。当时鲁国的政局混乱，朝政大权旁落，孔子也是借此婉转地指出了哀公的用人不当。
现实中，“举直错诸枉”的为政之道谁都明白，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很少。领导者想要真正取信于民，让他们信服于自己的管理，就必须有切实的行动，真正重用那些正直的人，远离奸佞小人的蛊惑。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清明的政治，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民众的安居乐业。
【原文】
2.20 季康子问 [1] ：“使民敬、忠以劝 [2] ，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3] 。”
【注解】
[1]季康子：鲁大夫季桓子之子，鲁国正卿，“康”是谥号。
[2]以：通“与”，可译为“和”。
[3]劝：勉励的意思。
【译文】
孔子委婉地告诉季康子，为政之道重在求诸自身。
季康子问：“要使百姓恭敬、忠诚并互相勉励，该怎么做？”孔子说：“如果你用庄重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恭敬；如果你能孝顺父母、爱护幼小，他们就会忠诚；如果你能任用贤能之士，教育能力低下的人，他们就会互相勉励。”
【精读《论语》】
季康子身为鲁国的正卿，是鲁国当时的三大权臣之一。他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百姓，让百姓安心接受自己的统治。他问得比较具体，而孔子给出的答案也很有针对性，具体说来，就是要求为政者庄重肃穆、孝亲慈众、举善教不能三大要诀。作为领导者，如果做到这三点，百姓自然会不治而安。
作为执掌朝政的权臣，季康子管理民众，显然是很有阻力的，所以才问政于孔子。他想知道，为政者应当如何做，才能让百姓对自己恭敬、忠诚，相劝为善。当然，这不仅是季康子个人想知道的问题，也是众多统治者的共同疑问，因为他们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
孔子的回答言简意赅，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他明确指出，要想让百姓恭敬，统治者必须“临之以庄”，意思是说，为政者在面对老百姓的时候，只有保持着庄重严肃的态度，才会赢得人们的恭敬。也就是说，若是想让别人尊敬你，首先你得尊敬别人才行，这是礼“上”往来。执政者应当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以虔敬之心对待君主，以庄重严肃的态度处理政务，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之情，那么，老百姓自然会效仿，敬重执政者。
而要想让民众忠诚于政府，最好的办法是执政者的“孝慈”。领导者在生活中，若能做到孝顺父母，并以慈爱之心对待子女，并将此推及普罗大众，以仁慈之心关爱他们，没有任何的刻薄之情，那么，民众就会自然归附，并忠诚于自己的领导。也就是说，为政者若是能善待大众，其恩德之情也足能获取民心，百姓自然没有悖逆之心。
执政者都希望治下的民众团结向善，自强自立，要做到这点很难。孔子认为，只要执政者做到任人唯贤，选拔那些道德素养高的人为官，用心教育培养那些能力较差的人，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试想，贤德之人日日精进并得到提拔，能力稍差的人也得到教育培养，这样就会形成相劝为善，携手进步的社会风气。
在本章中，季康子问得好，孔子回答得更好。在孔子的眼中，为政者若想让百姓对自己恭敬、忠诚和勤勉，为政者必须把握三大要诀，并从自身做起。也就是说，若想让老百姓对你恭敬，你必须有可敬之处才行；若想让老百姓对你尽忠，你得先是忠孝之人才可；若是想让老百姓勤勉互助，你得先营造出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才行。倘若做领导失职缺德，下面的人也会跟着做些坏事。正所谓，“上不正，下参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孔子的这番言论，若是放到现代企业的管理中照样适用。比方说，现在许多公司的领导者都希望下属们有凝聚力，忠于公司，还能吃苦；希望下属们对自己恭敬，做到爱岗敬业，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但是，身为公司领导，你把下属当回事了吗？你对下属敬重吗？你是否让下属在工作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感受到工作的自豪和归属感了吗？倘若这些你都做到了，那么，你所希望的一切都能实现。
【原文】
2.21 或谓孔子曰 [1] ：“子奚不为政 [2] ？”子曰：“《书》云 [3]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4]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注解】
[1]或：有人。
[2]奚（xī）：疑问词，当“何”“怎么”“为什么”讲。
[3]《书》：指《尚书》。“《书》云”以下二句见伪《古文尚书·君陈》，略有出入，可能是《尚书》逸文。
[4]施于有政：“有”在此无实在的意义。
【译文】
有人问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当官参与政治呢？”孔子说：“《尚书》中说：‘孝呀！只有孝顺父母，才能推广到友爱兄弟。并把孝悌的精神扩展、影响到政治上去。’这也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当官才算参与政治呢？”
【精读《论语》】
孔子一直看重孝道价值，并把它提高到治国方略的地位，认为将友爱、孝顺之心延及社会事务之中，就是在完善政治。他指出，要是将家庭关系、朋友关系都处理好了，整个社会自然就会和谐，这也是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在孔子眼中，孝亲也是为政，没有必要非去做官不可，政治是无处不在的。
当时的人都知道，夫子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因此对他不去做官心怀疑问。从客观上讲，他人有此问也很正常。当时的孔子早已年过不惑，学问也有所成，正是出来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时候。但是，由于鲁国执政者贪图权势，与孔子的为政之道格格不入，所以，孔子才没有机会入仕。针对孔子在此处的言论，朱熹解释说：“盖孔子之不仕，有难以语或人者，故托此以告之……”不过，这句话也从侧面反映了夫子渴望从政的热切理想。这句话同时也表达了孔子的某种自信，他认为个人只要有着高尚的道德，便同样能影响社会乃至政治。只是，这种参政方式有点特别而已。
借他人之问，孔子在这里阐明自己的政治路线，那就是引孝入政，以德治国。他引用《书》中名言，谈的是“齐家治国”的道理，认为只要将孝悌的精神延伸到各种事务中去，在工作上就能勤勤恳恳、努力上进，就是在为社会作贡献，等于参加了政治。这里，孔夫子将政治与道德放在了同一高度进行论述，并将道德视为政治的基础，并再次强调了为政应先做人，为政当先修德。
在孔子的眼中，“政”就是使不正的人归于正道，并以此推行于整个国家，使一国之人服从教化，才是为政。国是由家组成的，若是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保证家人遵纪守法，同样也是为政。这虽然是孔子借以自嘲的托词，但在道理上却没有任何问题。此语思想，与《大学》中“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的说法是一致的。
自远古人类的群居到家庭的出现，再到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结合形成部落联盟，并最终发展成为国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靠家庭伦理关系组成的。也就是说，国与家密不可分，只要有伦理关系存在的地方，就能找到政治的影子，这并不是哪个人随便就能改变的。而孔子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会提出了以孝悌为基础的“仁政”，他希望能够通过个人的修养影响到自己的家庭，再由家庭推及到整个家族，最后延伸至整个国家。在众多小环境的影响下，国家便有望上轨道。
【原文】
2.22 子曰：“人而无信 [1] ，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2] ，小车无 [3] ，其何以行之哉？”
【注解】
[1]而：如果。信：信誉。
[2]大车：指牛车。（ní）：大车辕和车辕前横木相接的关键。
[3]小车：指马车。（yuè）：马车辕前横木两端的木销。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誉，真不知他怎么办。就像大车的横木两头没有活键，小车的横木两头少了关扣一样，怎么能行驶呢？”
【精读《论语》】
孔子认为，执政者能够得到百姓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诚信既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也是为政者取信于民的基础。为政者在百姓面前应当信守承诺，不能朝令夕改，否则所有的规定都会成为废纸，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倘若得不到人民大众的信任，再有才华的官员，也办不成任何事情。只有以诚信立身，才能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取信于人，才能处理好政府与民众，以及民众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才是一个好的执政者。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诚信的美德是在生活中培养起来的一种信念，需要从小事做起，从点点滴滴中积累。说到言而有信，曾子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在这方面做得就很不错。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市场上买菜，他的儿子非要跟着过去，并且还哭闹起来，妻子没有办法就哄孩子说回来后给他杀猪吃。待到她从集市上回来后，曾子就真的去捉猪准备杀掉。妻子见状就阻拦道：“我只是跟孩子说说而已，当不得真！”但是，曾子为兑现妻子的承诺，坚持把猪杀掉了。这里，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应当谨守诺言，说到做到。
在孔子看来，不讲信用的人好比缺少铆钉的车子，难以行走天下。
为了阐明诚信的意义，孔子打了个比方，说一个人如果不讲诚信，就像车子上没有和一样，只有一个空架子，根本就无法行进。事实正是如此。西周时期，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数次点燃烽火，戏弄诸侯，诚信品格丧失殆尽，最终招来亡国之祸。战国时期，齐襄公派连称等人去守卫葵丘，说好瓜熟蒂落时节就派人去接替他们。可是期限已经到了，齐襄公也没派人来去替换。朝中有人提醒齐襄公应派人前去接替连称等人，齐襄公也不肯。连称等人听说后十分气愤，便勾结公孙无知发动叛乱，杀掉了齐襄公。由此可见，一个人诚信与否，只会关系到他个人的命运，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以及代表政府的官员，如果不守诚信，不仅会导致国破身死的悲剧，还可能会使社会陷入混乱和动荡。因此，执政者和政府官员应该把诚信视为生命，倍加珍视。
对一个人来说，信用是立身之本，守住了信用就等于塑造了自己的完美形象。对一个政府来说，公信力就是政府合法性所在，守住诚信，也就保证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信之人总能用极其严格的要求对待自己，以极为负责的态度对待别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许诺，就一定会说到做到，倘若让这样的人执政，老百姓能不拥护他、尊敬他吗？
总之，诚信无论是在古时还是现代都重要。身为执政者，只有做到诚信才能将国家治理好，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不仅如此，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应以诚信作为基础，才能有着光明远大的前途。也只有将诚信作为一笔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每个人能做到诚实守信，社会才会走向繁荣与安定。
【原文】
2.23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 [1] ？”子曰：“殷因于夏礼 [2]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注解】
[1]世：古时称三十年为一世，一世为一代。也有的把“世”解释为朝代。也：表疑问的语气词。
[2]殷：殷朝，即商朝，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来就称商朝为“殷”。因：因袭，沿袭。
【译文】
子张问：“今后十代的礼制现在可以预知吗？”孔子说：“殷代承袭夏代的礼制，其中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殷代的礼制，其中废除和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以后如果有继承周朝的朝代，就是在一百代以后，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精读《论语》】
热衷政治的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预知未来，孔子告诉了他一个秘诀，那就是损益预测法。孔子认为，认真考察历史，就能从中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此推演出未知的东西。历史上各朝代的政策虽然在变，只是在前代政策上有所损益，总有一些东西是始终不变的，并且，其核心的思想也是不会改变的。如果能够透过表象，看清社会政治的本质，就能对未来作出正确的预断。
在这里，孔子讲了这么一句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说，商代的礼法大多是沿袭夏朝的，其增减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通过考证而得知。周朝实行的礼法是在商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制度形式上的增减，也能通过考证而得知。由此可以推断，天道礼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变通，但其核心内容是不会改变的，无论是那个朝代当政，规律都是一样。按这个规律预测后世，即便是百代以后的事情，我们照样可以看得清楚。这个预知后世的方法，便是损益预知法，用较为现代的话说，就是遵循历史规律，预测未来。
这个理论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后来的历史确实能证明这一点。比如，汉承秦制，继承秦朝的一整套政治管理制度，包括中央的三公九卿制度和地方上的郡县制度，只是把秦朝严刑苛法和使民无度，改变为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而已，这样的扬弃，有变有不变，也就是有所“损益”，保留核心的、合理的制度，改革弊政，创造了西汉盛世。我们再往后观察，不难发现，唐朝全面继承隋朝制度，所变者只是统治者本身更为克制，治国更为爱惜民力。同样，宋朝对唐朝制度有继承也有变革，所变者是为了解决唐朝军阀割据和宦官专权的弊端。明朝对宋朝制度、清朝对明朝制度，都是略加“损益”，而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上的郡县制度、文化上大一统制度、外儒内法的治政制度，几乎都没有变动。同样，我们仔细观察从清末到民国，再由民国到现在，同样能够找到其间“损益”，并依照规律，去预测未来的政治走势。
另外，孔子的这种态度，含有一定的弘道意味。在孔子眼中，创制礼仪制度之人对文明的发展虽然有着突破性贡献，但是文明本身也离不开连续性的传承、累积和发展。在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国情，对礼制进行适当的增减，就是在弘扬为政之道，也是对前朝文明的继承。在他看来，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典章制度，在每朝每代都有所增删，既不全面继承，也不全面废除，只要礼制的核心内容不变，就能预见出未来社会的运转模式。
【原文】
2.24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译文】
孔子说：“祭祀不该自己祭祀的鬼神，那是献媚；见到合乎正义的事而不做，那是没有勇气。”
【精读《论语》】
在孔子看来，人在行事的时候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该作为时“乱作为”，一种是“当为不为”，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应该避免的。尤其是手握大权的官员，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要保持高度警惕，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为了阐述这个观点，孔子结合了具体的情况，以“祭祀非鬼”和“知义不为”为例加以说明。“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意思是说，不是自己的先祖而去祭祀。作为古代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祭祀是国家和民众的头等大事，而祭祀，依礼应当祭祀自己的祖先和信奉的神灵。放着自己的祖先不祭，而去祭祀别人的祖先，肯定是为了向别人献媚，这就是该做的事不做，却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而“见义勇为”是一种美德，也是君子的义务，如果“见义不为”，便是放弃道义和职责，成为不仁不义之人。
从孔子的本意来看，这话应该是说给执政者听的。因为普通人胡乱作为与当为不为，只会对自己和周围有限的人产生影响，而执政者一旦行为失当，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譬如，当政者“所祭非鬼”，可能引起信仰混乱。在中国，统治者只有在屈膝投降之后才会祭祀别人家神灵，比如后晋石敬瑭称辽国皇帝为“父皇帝”，自己为“儿皇帝”，那就得祭祀“父皇帝”的祖先了。这种为私利而谄媚的行为，便是“所祭非鬼”。当然，当政者还有很多不应该胡乱作为的事情，比如，失信于民、任人唯亲、滥权残民、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等，这些事情一旦做了，必然会导致国家混乱。
至于“见义勇为”，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无需多说。孔子在此强调，已在告诉执政者，身在其位，应该勇于担当。比如，如果君主无道，做臣子的应该勇于进谏，不能怕丢官而阿附君恶，那就是为虎作伥，非但不勇，而且不仁；如果朝中有奸臣，忠义之士应该勇于弹劾，不能让恶人当道，否则就是好好先生，是乡愿之人，成为德之贼。还有，如果所做之事能利国利民，但有很大的阻力，也应该勇于推行，因为这是官员的职责所在，否则就是尸位素餐。当面对这些当为之事，缩头隐身，便是“当为不为”，其后果必然是正气衰退，歪风大盛，进而会导致社会黑暗，经济衰退。所以，面对合乎道义的正事，君子当勇于承担，奋力作为。唯有此，才是真正的勇者，真正的大仁大义。
孔子认为，见义而为，敢于驳斥小人，可以称之为勇。
孔子的这番言论，对现代社会有着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