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囚禁

在古代世界即将结束的时候，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另一个人物，虽然他英年早逝，但他无愧于“圣徒”的称号。

这个人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331年出生于帝国新首都的朱利安皇帝。337年，名满天下的君士坦丁大帝死了，他的3个儿子为财产饿狼般打成一团。

为了独占产业，他们命令把住在城里和附近的皇亲都杀死。朱利安的父亲惨遭杀害。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没几天就死了，他成了孤儿，当时只有6岁。他和一个体弱多病的表兄相依为命，两人一起读书，给他们讲课的是待人热情、为人平庸的尤斯比厄斯主教，他们学的主要是歌颂基督信仰的内容。

孩子们渐渐长大，为免树大招风，重蹈小拜占廷王子的厄运，大家觉得最好把他们送到远处。于是，两个孩子被送到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里。生活虽然枯燥乏味，朱利安却有机会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都是凯帕多西亚的山里人，很朴实，还信奉传统的天神。

一个在那里长大的孩子是不可能掌管什么要职的，因此当朱利安要求潜心研究学问时，得到了批准。

他首先来到尼科姆迪，只有那里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还在传授古希腊哲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文学和科学，从尤斯比厄斯那儿学来的东西都被挤掉了。

紧接着，他获准去雅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呆过的圣地学习。

与此同时，他的表兄被暗杀。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是君士坦丁剩下的唯一儿子，想到只有他和他的堂弟——朱利安，一个小哲学家，是皇族中两个唯一存活的男性，君士坦蒂厄斯便亲切地接朱利安回来，还让他娶了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并且命令他去高卢抵御野蛮人。

朱利安从希腊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要比嚼舌斗口更为有用。357年，法国受到阿拉曼尼人的威胁，朱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把他们打得惨败，并用计征服了默慈和莱茵河。他住进巴黎，把自己喜爱的书装满了图书室，这时，平时不苟言笑的他也不禁喜形于色了。

皇帝听到了这个喜讯，不但没有点燃庆祝的焰火，反而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欲除掉他，因为他成功得太过头了。

可是，朱利安在士兵中的威望很高，他们听到总司令要被召回（这是一种客气的邀请，回去就要被处死），便闯入他的宫殿，拥护他为皇帝，同时宣扬，如果朱利安拒绝就杀了他。

朱利安并不傻，欣然同意了。

在那时，通往罗马的道路仍然易守难攻。朱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将部队从法国中部开到博斯普鲁斯海岸，在他就要到达首都时，突然传来消息，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死了。

就这样，异教徒再一次成了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说来也怪，像朱利安这样聪明的人，竟然认为已经死了的东西借助某种力量可以复活。他认为伯里克利的时代可以复苏，只要把卫城的废墟重建，让人重新住进荒芜的学园，让教授穿上过时的宽外袍，让人们用500年前就消失了的语言沟通，过去的一切就可以重现。这当然是无法实现的。

但朱利安要做的正是这些。

在执政的短暂的两年时间里，他致力于恢复古老科学，而当时的人对这些不屑一顾。他想重新探索僧人统治的世界，那些僧人是文盲，认为全部有了解价值的东西都在一本书里，人们不能单独调查研究，否则不但会丧失信仰，还会引火（地狱之火）烧身。朱利安还想把有高度活力和热情的人的欢乐生活恢复过来。

他的处境危机四伏，比他还坚韧的人这时也会寝食难安、消极悲观。至于朱利安，他简直是晕头转向了，有一段时间，他还祈盼祖先的真知灼见能显灵。安提阿的基督平民向他投掷石块和泥土，他可以忍受，头脑迟钝的僧人想激怒他，让迫害的悲剧再次上演，他却再三告诫下属，“不许杀任何人”。

363年，朱利安奇怪的一生因一支仁慈的波斯箭结束了。

对于他这位最后的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种结局是最好的。

他如果没那么早死，容忍力和对愚蠢的憎恶会使他成为最专横的人。“在我的统治下没有一个人因为见解不同而被处死”。他躺在病床上时也能坦然地这样想。可是，他的仁慈得到的回报却是基督臣民的永恒仇恨。他的臣民四处宣扬，说朱利安是被自己的士兵——一个基督徒军团的士兵射死的，还处心积虑地仿造了歌颂凶手的颂词。他们大讲特讲朱利安死前是如何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基督的权力。朱利安是一位俭朴苦行、全心全意为臣民服务的正人君子，可是他的臣民为了诽谤他，绞尽脑汁，用上了4世纪盛行的所有贬义词。

朱利安被埋葬了，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自称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了，并立即对亚、非、欧的每个角落进行扫荡，对所有敌对势力进行摧毁。

从364年至378年，正是瓦林廷尼安和瓦林斯兄弟执政时期，当时他们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严禁罗马人用牲畜祭祀旧天神。这样，异教教士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另谋出路。

不过这还算是轻的。狄奥多斯皇帝规定，所有臣民既要接受基督教义，还要接受“天主教”的形式。他俨然成为天主教的保护神，帮助大主教对人们进行精神垄断。

法律颁布之后，一切坚持“错误观点”的人，坚持“愚蠢的异端邪说”的人，忠实于“可耻教义”的人，都要自食拒不执行法律的恶果，被流放或被处以极刑。

从此，旧世界加快了走向灭亡的脚步。异教徒的庙宇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已不复存在，要么被改建成桥梁、街道、城墙和瞭望塔，要么被重建为基督徒的会场。从共和国建立时就开始积累的成千上万座金银神像，不是被没收就是被偷走，遗漏的也被打得粉碎。

亚历山大的塞拉佩尤姆庙，600多年来一直为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所尊崇，现在也被夷为平地。但从亚历山大大帝时就世界闻名的大学保存完好，并且继续被用来讲授古代哲学，亚历山大主教下令保留这所大学，地中海各地的学生也都赶来求学。但当地教徒不管这些，他们闯进教堂，对柏拉图学派的最后一位教师海帕蒂娅严刑拷打，把她大卸八块后，扔到大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更糟糕。

罗马首都变成了一片废墟。丘比特的庙宇关闭了，代表古罗马信仰的经典著作《古罗马神言集》也被付之一炬。

在高卢，执政的是著名的图尔斯主教，他宣布旧天神是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化身，于是所有的庙宇都荡然无存了。

住在偏僻乡村的农民，有时会站出来保卫自己心爱的天神，却被赶来的军队称为“撒旦的叛乱”，用斧子和绞架加以平息。

希腊的破坏进行得较慢。394年，国家生活的中心——奥林匹克运动被禁止了，其他活动也相继停止。哲学家被驱逐出境，最后，贾斯蒂尼安皇帝一声令下，雅典大学也关闭了，基金被没收。最后的6位教授为了谋生逃到了波斯。在那里，他们受到了乔思罗斯国王的友好接待，过起了世外桃源般的晚年生活。他们的活动主要是玩棋——印度一种神奇新颖的游戏。

到了5世纪上半叶，克莱索斯陀大主教便毫不夸张地宣称：“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绝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人遗忘，更不用说所有基督徒恨入骨髓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了。他们要想重见光明要等到600年以后，人们只能心惊胆战地对待文学艺术，任凭神学家的摆布。

用医学术语来说，这真是古怪的节食，但并不平衡。

虽然基督教徒战胜了异教徒，但是却没能摆脱困境。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大声疾呼，要为自己的古老上帝进香，但他们是容易制服的。棘手的是，奥斯特罗戈斯、阿拉曼和朗戈巴德人争执得面红耳赤，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亚力山大教士利厄斯描绘的基督的真实面目是否正确，阿塔纳修斯——同一城市的里艾利厄斯的死敌是否错误；在基督与上帝“并非同类，只是相像而已”的问题上，朗戈巴德人和法兰克人打得不可开交；为了证明内斯特所说的圣母玛丽亚只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的正确性，范达尔人和萨克逊人闹翻了；布尔戈尼人和弗利西人为是否承认耶稣具有二重性而关系紧张。这些头脑发达的人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义，却误入歧途。但对他们不能按照一般戒律逐出教门，也不能用地狱来吓唬，因为他们还是教会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对他们必须好言相劝，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找回仁爱和献身精神并迷途知返。要解决问题，首先，他们必须明确教旨，知道是非曲直。

人们要求把各种有关信仰的说法集中和统一，于是“基督教世界范围联合会”这个著名的集会应运而生。自4世纪中叶起，这种会议就不定时召开，会上主要决定教义对与错，错的被认为是带有异端邪说的，被指为错误、谬论和异端。

325年，在离特洛伊不远的尼西亚召开了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56年以后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于431年在以弗所召开。后来，会议连续几次在查尔斯顿召开，君士坦丁堡开了两次，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次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那是869年。

从此以后，会议就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召开。因为在4世纪，人们已经默认，皇帝在行使布置会议地点的权利的同时，要为忠诚的主教出路费，而且对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必须予以考虑和重视。我们无法知道第一次尼西亚会议是谁主持的，但以后会议的主持者都是教皇，圣会的决定不经教皇或其代表批准就无效。

现在，我们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风调雨顺的地区走一走。

宽容和专横的斗争始终此消彼长，宽容在一方心目中是人类的最高美德，在另一方心目中却是道德观念衰弱的产物。这个问题我不想从理念角度谈，但必须承认，教会的拥护者在为残酷镇压异教徒的行为辩解时，讲得条条有理。

他们说：“教会和其他组织（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和一片森林）一样，必有一名总指挥，一套明确的任何成员都必须遵守的法规和细则。一切发誓效忠教会的人也等于立誓要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有谁做不到，就要让他自食其果，从教会里滚出去。”

到现在为止，这些都是正确的。

今天，一个大臣如果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经典，可以改信美以美教派；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对美以美教派的教旨也失去了信任，还可以转到别的教派，如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犹太教、印度教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教。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人反对他，除了他饥肠辘辘的家人。

但这是轮船、火车和充满经济机缘的时代。

5世纪的世界却不如此简单，到处都充满了罗马主教的影响。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印度，但路途遥远，往往九死一生，永远与妻儿天各一方。

既然人们觉得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没错，那么迟早可以说服教会，让他们修改一下教旨，他们为什么不争取自由信仰的权利呢？

这正是症结所在。

早期的基督徒，无论是虔诚的还是异端的，都认为思想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博学的神学家极力想解释无法解释的事情，为此，他们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这是滑稽可笑的，就像数学家们为X的绝对值的争论把对方送上断头台一样。

但是，自以为是和自命不凡的风气四处弥漫，直到最近，在“人们不可能分辨对与错”的基础上，有人倡导宽容，他们在坚持自己主张的同时还有生命之忧，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意思，他们把自己的忠告都谨慎地隐含在拉丁文里了。 rsjB33tY677jtBfN9mFknAFyfIdQIC316KT4eia/Vtj0Rttfrl37/c2atnnpIl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