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帝的晨光

早期的教会组织非常简单，当人们明白世界末日不会立刻来临、最后的审判日也不会在耶稣死后立刻降临、基督教还要在泪谷里继续挣扎很久时，便开始觉得应该建立一定形式的统治体系。

起初，因为都是犹太人，基督徒聚会地是犹太教堂。因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隔阂，非犹太人在别人的空屋子里聚会，有时找不到够大的房子来容纳所有虔诚的、好奇的信徒，便在露天或废石场集会。

最初，会议都在周六举行。随着他们之间感情的恶化，非犹太基督徒废弃了星期六安息日，而把死者复活的星期日定为聚会的时间。

仪式很庄严，完全体现了公众的特点和感情。没有不变的讲演和说教，也没有教士，所有人（不论男女）只要感到内心被圣火激励都可以祈祷、忏悔。照保罗的描述，他的心中之所以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是因为这些信徒们雄辩的口才。他们大部分是平民，没什么文化，所以，他们的即兴发言是发自内心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们常激动地大喊大叫，像疯了一样。教会虽然受得了迫害，但承受不了人们的冷言冷语。于是，保罗、彼得及其继承人不得已只好大费周折地维持秩序，平息人们因急于表达精神世界和神圣热情而引发的纷乱。

开始时，因为规章制度和民主精神互相矛盾，这些努力成效很小。但是，最后人们还是从实际出发，同意集会按固定仪式进行。

为了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集会开始先是一首赞美诗。然后，所有教徒高声歌唱为罗马和希腊崇拜者新近创作的歌曲。

演说是唯一预先拟好的耶稣的著名祷文，它倾注了耶稣一生的哲学思想，但几百年来，布道是自发的，只有感到内心有话要说的人才能登台说教。

但是，随着集会越来越频繁，一直对秘密团体高度警惕的警察开始注意并干涉了，因此信徒必须推选某些人来代表基督徒和外界打交道。保罗曾对这些领导的才能做过高度的评价，他用惊涛骇浪中的小舟来比喻他在亚洲和希腊走访的小团体，要闯过波涛翻滚的大海，就一定要有绝顶聪明的舵手。

于是，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们又聚在一起，选出男女执事。早期基督徒关心的事情中有一件是要照顾病人和穷人的生活，选出的男女执事不但要做到这一点，而且要把集体财产管理好，还要处理好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繁琐小事，他们就是整个团体的“佣人”。

后来，教徒越来越多，管理工作也越来越复杂，必须选出专门的执事，被推举担当此任的是几位“老者”。希腊叫“长老”，我们的称呼就是“神父”。

耶稣的讲道非常吸引群众，《圣经》许多章节都记载了人们如何正面回应耶稣的讲道与教导。值得一提的是，耶稣传道、行善、行神迹的对象都是不信基督教教义的人。他总能将他们感化，使其变为信徒。图为耶稣手拿基督教教义在为人们布道。

又过了些年，教堂遍布每个村庄和城市，这时必须制定人人都要遵守的纲领。大家又选出了主教，让他们监督教区的工作，并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交涉。

不久，帝国的各主要城市像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都有了主教这种著名的当权人物。

最初，耶稣生活、罹难、去世以及受尊敬的广大地区都由主教掌管，但是，耶路撒冷被毁、期待世界末日和天国成功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不幸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宫殿里被剥夺了原有的权威。

这座教堂约建于1037年，属巴洛克式建筑。它是东正教在土耳其的一笔辉煌之作，也是拜占廷建筑最光辉的代表。而自拜占廷帝国衰落后，它就转变成了供奉阿拉的土耳其清真寺。如今，它是属于基督徒和穆罕默德信徒共有的一个宗教博物馆。

“总监”顺理成章地成了虔诚信徒的首领，“总监”就是罗马大主教，他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的地方。

和别的主教一样，他也被称作“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的一般称呼，表示热爱和尊敬。但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在人们的书目中，“圣父”这个头衔变成了主教管区首领的代名词，人们口中的“圣父”指的不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只是罗马大主教，即教皇。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就像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无需在前面加“美国”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指的是政府首脑，而不是别的什么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

“教皇”这个词最早被载入史册是在公元258年。当时，帝国的首都还在罗马，皇帝篡夺了主教的权力。但之后的3个世纪中，恺撒的后代不断受到内忧外患的威胁，开始寻找新的更安全的地方。他们找到了拜占廷——国土另一端的一个小城，坐落在几条割开欧亚大陆的海峡之畔。名字来源于一个传说中的名为拜扎斯的英雄，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在这里登岸，因此而得名。它紧挨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业要道，控制着几家绝无仅有的工商业中心，是个商业重镇。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曾为它争得你死我活。

但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拜占廷一直是独立的。自落入马其顿人之手后不久，就被罗马吞并了。

如今，经过1000年的财富积累，上百个国家的船只都聚集在这个被称为“金号角”的海港里，这里自然成了帝国的中心。

被抛弃的罗马的臣民任人宰割，任哥德人、范达尔人、天知道还有哪些野蛮人的蹂躏。罗马的皇宫多年来空无一人，政府部门也陆续搬到了遥远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首都的居民却还要遵照千里之外的法律，看到这些他们感到已经到了世界末日。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什么事都有失必有得。皇帝走后，主教就成了城中的最高统治者，他们是实实在在的皇位继承人。

他们牢牢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没有束缚的机会。意大利的所有学者都被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力所吸引，这使主教又成了精明的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己是大家的精神领袖，因此不用急于求成，而是采取潜移默化的方法，看准时机、出奇制胜，而不像许多人因为急于求成造成压力，匆忙决断，结果乱中出错，导致失败。

不过重要的是，主教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以顽强的毅力只向一个目标前进，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了使在人间代表上帝意愿的教会更加强大。

后来，上千年的实践证明，主教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当时，欧洲大陆遭到了野蛮人的血洗，在暴风骤雨的冲击下，结果两败俱伤，整个帝国的围墙渐渐坍塌了，上千个巴比伦平原才有的古老的体制都如垃圾般零落了，只有教堂幸免于难，在各个时代尤其是中世纪，稳如磐石，岿然不动。

最终，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基督教虽然“出身”于马厩，但宫殿却成为它的“归宿”。它的初衷是抗议政府，后来自称能使人和神沟通的神父却让所有的凡世俗人做到绝对服从。本有变革色彩，但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却发展成了新的神权政治集团，古老的犹太国反而成了幸福无虑的臣民自由的安乐窝。

然而这一切是合乎逻辑、肯定会发生的。下面我还要进一步说明。

大多数来罗马游览的人都会看到，在饱经沧桑的科利西姆的围墙里，有一块凹地，数千名基督徒在这里因为罗马的专制而牺牲。

但是，这些对新信仰倡导者的迫害与宗教的专横无关。

迫害的根源是政治。

作为一个教派，基督教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却公开以宗教道德为借口拒服兵役，甚至国难当头时还吹捧和平主义，而且在任何场合都肆意公开诋毁土地法，于是他们被当做国家的敌人处决了。

基督徒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教义做事的，但普通的警官却不管这些，他们也根本听不懂基督徒对自己道德本质的解释。

毕竟是凡人，罗马的警官突然发现，他应召来审判，可是犯人的陈述让他觉得这些事根本不值一提，弄得他茫然了。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他应以超然的态度对待神学中有争论的问题，他还记得很多皇帝命令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世故、圆滑，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企图说理。可是争论涉及某个原则问题时，一切逻辑方法都失灵了。

是放弃法律尊严还是坚持国家最高权力的并不够格的绝对的惩治职能？这是行政长官面临着的最后抉择。不过，那些教徒坚信生命的开始是在死后，他们为能离开邪恶世界到天国享受快乐而热烈欢呼，就连监狱和折磨也奈何不了他们。

于是，政府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争。我们没有全部关于死亡总人数的官方资料。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3世纪的著名神父奥利金的一些亲戚被杀死了，据他说：“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如果认真研究一下早期圣人的生平，就会发现很多充满血腥的故事，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血雨腥风中，一个屡遭迫害的宗教是怎样保留下来的？

不论我提供的数字怎样，都会有人指控我是心术不正的骗子。对此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就让读者自己去定论吧。人们只要了解一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莱里安皇帝的一生，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清迫害最疯狂时罗马专制的本性。

另外，如果读者没有忘记，就连马可·奥勒留这样开明智慧的君主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基督徒问题上的无能，那么，那些处于帝国边远地区的默默无闻的小官的艰难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本想尽忠职守的他们，要么背弃自己就职的誓言，要么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只因为这些亲朋好友违背了帝国政府的法令，即使这只是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同时，基督徒没有被异教徒表面伤感的伪装所迷惑，他们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4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上诉说，在异教偶像阴影下的日子很伤感，请求皇帝霍希恩搬走胜利女神像。于是，在恺撒建立的宫殿里已矗立了400年之久的神像从此客居他乡了。几个元老曾表示抗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并且还导致一些人被流放。

公元前332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建立了这座城市，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把它定为王国的首都。教父奥利金的亲戚曾在古代的亚历山大城遇害，现在的亚历山大城已经没有古迹，完全成了一个现代城市。

这时，有人写信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

“为什么我们异教徒不能与基督徒友好相处呢？”他问道，“我们站在同一片蓝天下，抬头能看见同样的星辰；我们脚踩同一块土地，各人选择寻求最终真理的道路不同又如何呢？生存的奥妙高深莫测，通向真理的道路千万条。”

其实，认识到这个道理、看出古罗马传统的开放政策受到威胁的人并不只他一个。在罗马胜利女神像被搬迁的同时，立足于拜占廷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发生了激烈的内讧。这场争执引起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关于“宽容”的才智勃发的讨论。讨论的发起人是哲学家西米思蒂厄斯，他虽然忠诚于祖先信奉的上帝，但当瓦斯林皇帝在这场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袒护一方时，他感到有必要让皇帝理解他的真正职责。

他说：“有一个美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之国，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在那里逞强示威。在这个国家里实行强制一定会导致建立在欺骗上的虚伪和皈依。所以，统治者还是应宽容一切信仰，因为只有那样才能防止公众冲突。而且宽容是神圣的，上帝自己就已经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上帝能够明白人类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喜欢被崇拜，喜欢基督徒和一种礼仪，但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他礼仪他也喜欢。”

这确实是至理明言，可惜根本没有人听。

古代世界连同思想和理想都已经死了，任何时钟都不能让时间倒流，历史不可改写。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意味着磨难。旧秩序迅速崩溃，军队被外国雇佣，成了叛徒。边境发生公开叛乱，野蛮人攻占了英格兰及其他边沿地区。

最后，灾难爆发的时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的年轻人发现，晋升之路只剩一条，就是从事教会生涯，别的都已被堵死了。在西班牙，地方长官的权力操纵在基督主教手中，只要是从事有关基督教理论研究的基督教作家就会拥有广大的读者。如果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宫里代表罗马教皇或愿意冒险到高卢、斯堪的那维亚博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外交官就会平步青云。要是当了基督教的财务大臣，还可掌管那片曾使拉特兰宫的占有者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人家的领地，可以大发横财。

世界闻名的罗马圆形大剧场由弗拉维亚王朝的统治者于公元72年至80年建造。这座依山雕凿出的大剧场，可容纳6000人，看台呈扇形，沿山而上排成阶梯。图为大剧院内部。

西班牙有很多基督教教堂，有11个圆顶的皮拉尔圣母教堂就是其中之一。

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见过很多本质相同的事情。直到1914年，那些好高骛远的欧洲青年人仍想跻身政府机关，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海军当官。他们把持法庭重要职位，掌握财政，或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不奢望富有，但他们的官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聪明、勤奋、诚实，就能获得美满的生活和幸福的晚年。

战争接踵而来，旧封建结构的残渣余孽被它荡涤殆尽，下层人民掌握了政权。原来的一些正式政府官员上了年纪，不能改变一生的习惯，便典卖了自己的勋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但大多数人都能相时而动。这些人从小接受教育，认为经商是非常丢脸的事而对它不屑一顾。也许生意不足挂齿，但人们又总得找个职业谋求生计。很少有人为坚持信念而饿肚子的，因此动乱后没几年，我们发现无数官员心甘情愿地做起他们以前鄙视的生意来，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官宦世家，指挥别人易如反掌，因此，生意做得一帆风顺，生活比以前更好。

生意在今天的情形，就是教会在16个世纪以前的写照。

一些青年把自己看成是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后代，因而要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一个朴素牧师的教诲实非易事。但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的东西，正是奴隶出身的朴素牧师所奉献的东西。如果双方都能智敏通达（也许就是这样），就能迅速和睦相处，互相促进。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这是历史的又一奇怪法则。

“少数聪明人统治多数普通人”，是从人类形成之时起，始终不可避免的一个规律。两种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称呼不同：代表力量和领导的一方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代表软弱和屈从的一方称为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是大同小异的，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它总是以怪异的形式出现，笨拙地给自己披上爱人类、忠实于上帝、造福人类的伪装，其漂亮外表下的内心却埋藏并坚守着这样一个原始而严酷的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一些人对于人类出生于哺乳动物世界的理论很反感，更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他们用“实利主义者”、“愤世嫉俗者”等称呼我们，一直把历史当做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所以当他们发现历史也是一门被其他事物无可动摇的规律操纵的科学时，便万分诧异，他们可能还会反对平行线法则和乘法口诀表吧。

我奉劝他们，对规律还是服从的好。

只有这样，历史对于人类才会有实用价值，而不是一些从种族偏见、部落专横和广大居民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人的联盟。

如果谁不相信，就请到我几页前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去寻找证据吧。

去研究一下最初4个世纪教会领导者的生平就会发现：教会头目都出身于古老的异端社会，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学过哲学，后来必须要选择一个职业来谋生时才迫不得已加入基督教。当然有几个受了新思想吸引的人是诚心诚意地做基督徒，而大部分人之所以由效忠凡世主人改为效忠天国统治者是因为那里晋升的机会多。

教会一方也是通情达理的，并不追究新教徒加入基督教的动机，而是对每一个人都仁至义尽。教会提供机会给那些向往庸俗生活的人，让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大显身手。教会给对信仰情深义重的人提供幽静的场所，让他们远离拥挤不堪的城市去思考生存的弊端，去追寻对灵魂的永恒幸福至关重要的个人圣境。

这种信守上帝、潜心静修的生活方式在开始时显得逍遥自在。

基督教在成立的最初几百年里，只是对远离权力中心的普通百姓稍有约束。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的政治组织后，隐居生活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许多善男信女就开始向往过去逍遥自在的生活，那时，做善事和祷告是所有真正基督徒的权利。为了追寻幸福，他们想人为创造条件，再回到过去自然发展形成的局面。

争取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最早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它对后来1000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教会镇压不信教者和异教徒提供了一支忠实有用的突击手。

对此，我们不必大惊小怪。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文明古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人们却开始厌倦这种古老的文化。仅在埃及就有10种不同文化此消彼长，自从第一个居民在尼罗河谷住下来，这些文化就以不同方式循环往复，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不例外。路旁无数的庙宇和宫殿的废墟，证明了当时人们生活的空虚和徒劳无功的努力。基督教体现了欧洲青年对生活的期望，激发了他们的精力和热情，因此被他们接受。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宗教生活的看法却不同。

对他们来说，宗教是一种盼望已久的解脱。他们怀着对死亡的快乐时辰的期待，逃避记忆，躲避现实，只与悲伤和上帝做伴，把现实置之度外。

在耶稣被钉死又复活以后，那些从前跟随他的门徒，领受了主的托付，将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境、撒玛利亚传遍埃及，做主复活的见证人。

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改革对士兵总是充满诱惑。他们比所有人都更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野蛮和恐怖的一面。另外，他们还明白，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查理五世军队中的一个上尉是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勇士，他第一个把精神落伍者组成团体。他就是帕肖米厄斯，是埃及人，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当过兵。一个叫安东尼的人和他来自同一个国家，这个人是一个隐居者组织的头目，帕肖米厄斯在兵役结束后加入了这个组织。他离开城市，来到了沙漠，同豺狗和睦相处。但隐居生活常常会使他思想矛盾，引起某些可悲的过分的虔诚，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荒芜的坟墓里度日，这会成为异教徒的笑料，使真正的信仰者悲伤。于是，帕肖米厄斯决定把这个运动建立在更为实际的基础上，他成了第一个宗教秩序的先驱。从那时起，即在4世纪中叶，住在一起的隐居者都要服从“最高统帅”，而“最高统帅”有权任命修道院的院长，有权把修道院称为“主的堡垒”。

346年，帕肖米厄斯死了，在他临终前，亚力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主教把他的修道院思想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借机逃离现实，逃避现实的邪恶和无休止的勒索。

欧洲的气候和人们的本性，使创始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原来的目标。这里的天气不像尼罗河那样好，冰天雪地，饥寒交迫，而且西方人很现实，在他们看来，神圣的东方理想龌龊不堪，没有丝毫启迪的作用，反而让他们觉得恶心。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扪心自问：“教会早期呕心沥血所做的善事又得到了什么呢？难道住在深山老林的潮湿帐篷里禁欲苦行就能使寡妇、孤儿和病人从中受益了吗？”

西方人想把修道院体系改变得更加合理，而这都要得益于本尼迪克特，他被人们通称为圣人本尼迪克特。他是纳西亚镇人，住在亚平宁山脉，曾在罗马求学，但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心灵感到非常恐怖，于是，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在尼鲁时代的一座古老乡间行宫里。

在那里他过了3年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便美名远播了。一些愿意和他接近的人很快就名扬天下。于是，许多隐居者慕名前来，多的足以再组建十几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随后离开了乡下的住所，成了修道生活的制典人。他首先立法，所有的法令都显示出了他的罗马血统。那些曾发誓遵守他制定的院规的僧人别指望无所事事，他们不但要做祝福和祷告，还要耕田种地。干不了体力活的老年人，负责教育年轻僧人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们恪尽职守，使本尼迪克特的教育千百年来独树一帜，且在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有资格、有权力教育和培养才能卓著的年轻人。

僧人们得到的回报是体面的衣服、丰富可口的食品和舒适安逸的床铺，每天没事的时候还能睡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僧人是上帝的奴仆，而不能只是逃离现实世界和义务为来世灵魂祈祷的凡夫俗子。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他们必须使自己名副其实，成为传播上帝力量和荣耀的骨干精英。

在欧洲传教的初步工作已经完成，要巩固教徒的成果，他们就要得到当地民众和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拥护。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斧头，捧着祷告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远方冰岛的不毛之地，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为远方的土地带去了文明之音，在这以前，那里的人对这些只是道听途说。

罗马教皇是所有教会的最高执行首脑，他用这种方法激发了各种人的精神力量。

就像做梦的人能得到丛林中幽静的幸福生活一样，那些务实的人最终也会美名远播。所有的努力不会白费，它最终导致力量的增长。很快，执政者如果不能体察自称是基督追随者的要求，就有被推下台的危险。

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很有趣，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事出有因的，绝不像一般人想象的心血来潮迸发出来的浩荡的宗教狂热的结果。

在戴奥里先皇帝时代，爆发了对基督徒的最后迫害。

奇怪的是，在借近卫军的力量统治欧洲的众多君主中，戴奥里先并不是最坏的，可是，古往今来统治者受到的非难他都没能幸免。其实，他连最起码的经济知识都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瓦解、衰败，而且一落千丈。罗马的军事体制内部有致命的弱点，这一点，戎马一生的他当然知道。这个体制把边防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领地的早已丧失斗志的士兵，这些士兵变成了悠闲自在的乡下人，把白菜和胡萝卜卖给那些应该拒之门外的野蛮人。

这种风雨飘摇的体制，戴奥里先无力去改变。为解燃眉之急，他把一些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支新型野战军，一旦有人入侵，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能在几周内迅速赶到。

这个主意虽然很好，但像一切有军事色彩的主意一样，需要高额的费用，而这些费用要靠向内地百姓征税来获取。正像他们预料的那样，这项活动激起了民愤，人们声称再缴钱就一无所有了。皇帝一边向百姓解释说他们误解了官方的意思，一边交给收税官“格杀勿论”的权利。但一切都于事无补，因为老百姓辛辛苦苦忙了一年，最后却赔了本，便都背井离乡，聚集到城里或沦为流浪汉。可是，皇帝却干脆又颁布了一项法令用来解决实际困难，他使各行各业都变成了世袭的职业，官员的儿子不管自己是否愿意都要当官，面包匠的儿子即使有音乐或典当天赋也要子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即便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一生不能改行。苦力虽然是自由职业者，但像奴隶一样行为受到限制，不得越境一步。这一切都表明古罗马帝国深深堕入了东方专制主义，并且已经到了极点。

一些人对法规是遵守还是违背，完全根据自己的好恶，这是自信心极强的统治者不能容忍的。我们在评价戴奥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务必记住，他已经进退两难，成千上万的臣民对他无比忠诚，可是他却不相信，认为他们只是在皇帝的庇护下醉生梦死，对国家的危难漠不关心。

早期的基督徒从没写过任何东西。他们认为花钱费时地写东西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期望世界随时灭亡，认为文学成果会在几年内付之一炬。遗憾的是，新教的预言并没有应验。经过百年的等待后，基督的故事被人添油加醋地口耳相传，已经面目全非，教徒也因无法识别真伪而手足无措了。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出一本权威性的书，把耶稣的传记和圣徒信件的原稿综合成一卷，这就是《新约》。

《天启录》是其中的一章，里面有关于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证和预言。在罗慕路斯时代，人们就知道罗马建立在七山之中。匿名作者谨慎地把那个城市称为他深恶痛绝的巴比伦，但帝国官员还是理解了书中的意思。在书中，那座城市被说成是“妓女的母亲”和“地球的污点”，沾满了圣人和牺牲者的鲜血，是一切恶魔的栖身地，是所有肮脏可恶的鸟类的卵巢……类似的不敬之词还有很多。

“一个可怜的狂热者想起了50年来被迫害的许多朋友，他因为被怜悯和愤怒蒙蔽了双眼而口不择言。”这些言论可以这样解释。然而宣读这些言论是教堂庄严礼拜仪式的一部分，每周都要在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认为，它表达了基督徒对台伯河畔大城市的真实感情。我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没有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的理由，我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戴克里先没有产生这种热情而责备他。

但这并不是全部。

罗马人对“异教徒”这个从未耳闻的概念日益熟悉起来。最初，“异教徒”三字只是指那些愿意相信某些教旨的人，或用来指一个“教派”。但它的意思逐渐缩小到指那些不信仰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的人，用圣徒的话说，就是指那些“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人。

因为几个死守旧信仰的罗马人隔膜在基督教徒之外，而且准确地说，他们也得不到机会解释自己的观点，所以可免遭异端邪说的罪名。同样，《新约》中也有伤害皇帝自尊的话，比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邪恶的，像通奸、猥亵、淫荡、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还有更多，出于礼貌，就不再多讲了。

所有的这些引发了摩擦、误解，接着导致了迫害，基督囚犯挤满了罗马监狱，刽子手疯狂地杀害基督教徒，结果血流成河却一无所获。最后，黔驴技穷的戴克里先放弃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回到家乡达尔马提亚海岸，专心过起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在后院种起了大圆白菜。

戴克里先的继承者看到用武力消灭基督教是根本不可能的，便不再采用镇压政策，开始进行肮脏的交易，想靠收买人心来赢得敌人的好感。

313年，基督教会首次得到了君士坦丁大帝官方的承认。

假如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所有享受“大”字称号的，包括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都要以特定的准绳来衡量，那么君士坦丁大帝最需要站在这个法庭前进行审慎研究。

君士坦丁是个狂野的塞尔维亚人，他疯狂地驰骋在欧洲的各个战场，挥舞着长矛从英格兰的沃克一直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廷。妻子、姐夫、侄子都被他杀死了，他还屠杀了一些地位卑微的亲戚。即使这样，他还是赢得了“第二个摩西”的美名，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都推崇他为圣人。因为他在面临最强大的敌人莫克赞蒂厄斯时不知所措，心慌地为获得基督徒的支持而大加许愿。他死活都是个野蛮人，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一直企图用蒸祭祀羊的五脏卜测未来。可是人们把这些都忘了，只看到了《宽容法》——皇帝用来保护可爱的基督臣民“自由表达思想和集会不受干扰”权利的虚伪之书。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4世纪上叶的教会首领都是实用政治家，他们终于让皇帝签署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法令，从而使基督教由小教派一跃而成为国教。但是，成功是怎样取得的？他们知道，君士坦丁的后裔也清清楚楚，他们想极力用语言来掩盖真相，但机关算尽仍不能瞒天过海。

内斯特主教对狄奥西皇帝说：“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和我一起，把反对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和你在一起，消灭你们的敌人。”

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也有过别的交易。

但是，这个不光彩的妥协使基督教从此大权在握，这种事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QIY0GTuNUUob/ycH6pIUDDV4WX53koPFijh36Z6yqaF/l0EE0OoMl7TH1PDBpiy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