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希腊人

有一个很小的岩石半岛，坐落在地中海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两个世纪以来，它为当今世界的生活打下完整的基础，这体现在政治、文学、戏剧、化学、物理等许多方面。这一点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人们多少年来始终找不到答案，就连哲学家也花费宝贵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

历史学家与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医学专家不一样，他们总是看不起别人，对人们发现“历史法则”的努力不屑一顾。他们认为用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的东西来研究人类领域简直不可能。

或许我真的错了，但我仍认为“历史法则”的确存在。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收获很小，这是不可否认的，但那是因为我们在探索方面下的工夫太少，我们只是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想过要把它们煮一煮，使它们液化、升华，再从中提取那些对于我们来说很有价值的珍贵而又稀少的智慧结晶。

我刚刚接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感到不知所措。为了阐释历史原理，这里我引用一位科学家的名言：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上乘之作，当所有物理和化学的成分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便开始了。

把上面的话翻译成历史学的概念就是：

“在不健全的世界中，只有当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应运而生。”

为了详细论述这个观点，我举几个反面事例。

一个种族，如果总处于穴居人的水平，即使住在天堂里也不会繁荣昌盛的。

如果一个人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出生，整天目不转睛地盯着海豚洞，等着捕捉海豚，那么即使他是伦勃朗、巴赫、伯拉克西特列斯，也绘不出图画、谱不出受难曲、塑不出雕像。

如果不是被迫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谋求生计，达尔文就做不出生物学上的贡献；如果身为奴隶，住在罗曼诺庄园的偏僻村子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就不会发明电话。

世界上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是气候宜人的埃及，但当地居民却没有健壮的体魄，没有强烈的进取心，只有糟糕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巴比伦和阿西利亚也不例外。后来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的闪米特族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那里气候很好，但政治和经济条件却差得太远了。

巴勒斯坦的气候一般，农业落后，横穿国土、沟通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之外的地区，商业萧条。而且那里的政治完全被耶路撒冷的教士所操纵，这不利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爱琴海附近小岛上的塔钟。阳光之下，爱琴海有一种恬静之美，让每个到过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很好，那里的居民人高马大，经商条件也很好。但是，经济发展却严重失衡，几乎所有财富都被一小撮船主霸占，这些船主还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大富豪成了泰雅和西顿的早期统治者。穷苦大众的权力甚至连最起码的勤劳干活的权力都被剥夺了，他们变得冷淡、麻木。最后，由于统治者的目光短浅和自私贪婪，腓尼基像迦太基一样化为了废墟。

一句话，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总是欠缺成功的必要因素。

5世纪的时候，希腊终于出现了完美平衡的奇迹，但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而且它的发生地并不是希腊，而是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这实在让人感到奇怪。

我的另一本书中有关于著名的岛屿桥梁的描述，这些岛屿和桥梁沟通了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在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就经过它们来到欧洲。他们的登陆，不仅促进了商业沟通，而且把亚洲的思想也带到了欧洲。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有一个叫以沃尼亚的地方，那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距离特洛伊战争还有几百年的时候，这块长90英里、宽仅数英里的疆域被希腊大陆的一些部落征服。那里陆续建立了城市，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和米莱图斯是其中最著名的。这些城市的周围，成功的条件已趋于成熟，使文明有了很高的发展水平。

第一，来自十多个民族的最活跃最有胆识的人居住在这些殖民城市。

第二，这里拥有新老世界之间、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得来的财富。

第三，这里的政府代表了殖民利益，它给予广大人民以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去发挥个人才能。

我不提气候是有原因的，气候对于只经营商业的国家来说，无关紧要。无论天气如何，只要没冷得港口结冰，只要城镇没有被水淹没，人们就可以建造船只、装卸货物，就不会注意天气预报。

以沃尼亚的天气对知识阶层的发展非常有利，没有书籍和图书馆的时候，知识是靠人们口耳相传的，城镇的水泵周围不仅是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

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是他们中第一个被载入史册的人，他的背景很值得怀疑。这并不是说他是因为抢了银行或杀了家人而从外地逃到米莱图斯的。他的祖先是谁？他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是游牧人还是闪米特人？没有人知道。

这表明，在当时，这个坐落于麦安德尔山口的小小古城在世界上有着多么显赫的地位。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它的人民也来自于四面八方，因为这样，人们从不过多注意邻居的家底，只凭表面印象判断。

这不是数学史书，也不是哲学手册，因而无需浪费笔墨阐述泰勒斯的思想。但需说明一点，泰勒斯总是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新思想。以沃尼亚盛行这种风气时，罗马还只是泥泞小河旁鲜为人知的小商镇，犹太人还是阿西利亚人的俘虏，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是鬼哭狼嚎的荒原。

为了弄清原因，我们必须弄明白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掠夺特洛伊城堡的财富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当时，那些所谓的英雄虽然远近闻名，其实不过是最初级文明的产物，就像四肢发达的孩子。在他们的眼里，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充满了刺激、角斗、赛跑等各种竞技的搏斗。现在的人，如果不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整天埋头工作，应该也愿意从事这些活动。

这些武侠血气方刚，对待他们信仰的上帝和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严肃问题一样，坦率、质朴。在公元前10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们统治着希腊人，他们和地球上的人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具有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在什么地方，地球人怎样与上帝分道扬镳的？这是没有人能够弄清楚的谜。上帝虽然高高在上，却对地面上的臣民一直满怀情谊，这种亲切的个性色彩使希腊宗教独具魅力。

当然，有点文化的孩子都知道，留着大胡子的统治者宙斯非常强大，暴躁时电闪雷鸣，好像到了世界末日。神灵的故事，孩子们在儿时就听大人讲过，他们稍大一些的时候，就开始自己读古老的传说了，开始思考这些可怕的神灵的弱点。他们看到，在愉快的家庭晚会的灯光下，神灵们化装成凡人，他们总喜欢搞恶作剧，他们参加凡人朋友们的政治争论，因为各执一词而激烈争吵。因此，希腊凡间的每一次争论，都会在天国诸神之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然，宙斯仍然称得上非常杰出的上帝和无比强盛的统治者，虽然他也具有人类的弱点。因此，为了安全，我们最好不要惹他。值得庆幸的是，他很“通情达理”，现在，华盛顿议会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的说客们对这个词的含义理解得很透彻，宙斯也确实通情达理，如果抓住时机，人们甚至可以贿赂他。最主要的是，他非常幽默，并不把他本人和他的天国看得很重。

也许，对于宙斯来说，这样的评价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有非常明显的好处。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修改宗教思想和天国的概念，因为古希腊没有现代的“信条”，也没有冷峻的教理和靠绞刑架推行教理的职业教士，因而也一直没有规定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误的森严教规。

塞萨利人居住在奥林匹斯山附近，他们对自己的邻居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比阿索庇人差远了，因为阿索庇人住在遥远的拉科尼亚湾的小村子里。雅典人自认为雅典娜是他们的守护神，就对她的父亲宙斯非常无礼。阿卡迪亚人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谷里，信仰却很纯朴，他们对以轻浮的态度对待严肃宗教的现象很不满。福西斯的居民坚信，天神中最伟大的要数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不远千里前来朝拜的人，只要手里还有一两个德拉克马，就应该为阿波罗进香，而他们也靠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维持生计。

犹太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是他们只信仰一个上帝。当时，他们聚居在一个城市里，逐渐壮大，其他的朝圣地都被犹太人的城市一一击败，垄断宗教近千年，否则人们不可能只信奉一个上帝。

而希腊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想使自己的城市成为希腊的首都，长年内战，最后却都以失败告终。

这个民族的个性这么强，它一定会给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希腊人的圣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其实只不过是普通读物，与《圣经》没有多大关系，也没有跨入“圣书”的范围。它们讲述的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冒险经历，这些英雄被认为是当时希腊人的上一辈祖先。这两本书包含了很多宗教知识，原因是天神们都在帮助互相争夺的凡人，没把正事放在心上，他们对自己版图上展开的罕见的大拼杀更有兴趣。

荷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得到米纳瓦和阿波罗的启示才写成的？这一点希腊人从没有想过……

这就是所有的一切。

泰勒斯出生、学习、工作、去世的地方，是一座充满知识和精神自由的城市，到处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所散发出来的呛人气味，华丽精美的东方绸缎点缀其中，饱食终日的人们的欢声笑语飘荡在城市上空。泰勒斯探索出的结论与其他人的不同，就像纽约人都久仰爱因斯坦的大名一样，米莱图斯人也都知道泰勒斯。留着长头，叼着烟斗，会拉小提琴，写过一个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故事——这是爱因斯坦在纽约人心目中的印象。

爱因斯坦抓住了转瞬即逝的真理之光，最终推翻了（至少是大改变）60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结论。但是，懒散随和的纽约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一直到他们喜欢的击球手想推翻万有引力而受到阻碍，这时，他们才想起数学这门学问。

这个难题通常被古代历史教科书所回避，只搪塞地印上“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我们甚至想象，一个标题为“真正科学的秘密被本地的毕业生发现了！”的文章被登在当时的《米莱图斯报》上。

我说不准泰勒斯是何时何地、又是怎样超越前人另辟蹊径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生活在没有知识的真空世界里，智慧也不是凭空臆造的。到公元前7世纪，许多新的科学领域得到开辟，有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资料可供学者参考。

此时，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已经在探索天空了，通过精确的计算，埃及的建筑师已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放在了金字塔中墓室的顶部。

通过研究太阳的运动，尼罗河的数学家们预测出了旱季和雨季的时间，这给农民提供了日历，使农业劳动规律化。

然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人们，还是把自然界的力量看成是无形上帝的意志的直接表现，他们认为，就像总统的议会议员掌握着农业部、邮电部和财政部一样，上帝掌管着季节、星球和海潮。

泰勒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不过，就像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他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谈论这个问题。如果泰勒斯看到海滨的水果商被日食的怪异景象吓得趴在地上，祈求宙斯的保佑，他肯定不会对他们说：“这是日食，就连有点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也会预测出公元前585年5月25日会发生日食，米莱图斯城在几分钟内会陷入相对的黑暗。”因为，泰勒斯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这次著名日食发生的当天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亚人正在战场上厮杀。由于光线不足，他们停止了互相残杀。泰勒斯不相信这是利迪亚的神灵们为了能让自己宠爱的一方取得胜利而突然熄灭了天国的光芒，这样的奇迹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曾经发生过。

把一切自然现象看做受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人们一直想象的天神任意支配的结果，这是泰勒斯达到的境界，是他的佳绩所在。在他看来，即使那天下午没有发生大事，只有类似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哈利奇举行一次婚礼筵席这样的小事发生，日食也依旧会发生。

凭科学的观察，泰勒斯把万物的产生归结于一条普遍必然的法则，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世间万物来源于水，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从创世纪的时候就与世共存了。这是他的一个推测，而这个推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

可惜，我们没有泰勒斯的手稿，现在他的手稿已无处可寻，虽然那时他已有可能把他的思想用文字表达出来。我们只是通过和他同时代的人的书中提供的凤毛麟角的资料了解了他的一点生活情况。泰勒斯是个商人，和地中海各地的人都有接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早期哲学家都是商人。哲学家是“智慧的恋人”，但“生活的秘密寓于生灵之中”，这个事实他们始终没有忽视。他们认为，就和“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吃饭”的谬论一样，“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是贻害无穷的。

他们认为，好的、坏的、居中的，各种个性的人世界上都有，衡量世间一切的最高标准莫过于此。因此，“人”这种高深莫测的动物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研究的对象，而且他们的研究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按照人的本来面目研究。

这使人和人之间和睦相处，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比喋喋不休的说教、给人指点迷津更有效。

他们几乎很少提出森严的清规戒律来限制人们的活动。

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只要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会得到象征一切幸福的灵魂深处的安宁。哲学家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得到认可后，就有了充分研究、探索、调查的自由，甚至在那些被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干预的领域中他们也不受限制。作为这个新福音的先驱者，才华横溢的泰勒斯把一生都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虽然他把希腊人眼中的世界分解了，还对每一个细微部分进行了考查，甚至公然质疑自古以来公认的事情，但是人们还是容许他寿终正寝。即使当时有人为难他，我们如今也无法考证了。

有泰勒斯指明的道路上，追随者蜂拥而至。

比如说阿那克萨哥拉，他36岁时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后来一直当“诡辩家”，还做过私人教师。他在天文方面的造诣很高，上课时他指出，太阳不是人们所说的由一名天神驾驭的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烫、比整个希腊还大一千万倍的火球。

他并没有因为这个理论而引祸上身，也没有因为胆大妄为而受到天国的雷劈。于是，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月球表面上覆盖着山脉和山谷”的理论，还暗示说，有一种“种子”从寰宇诞生之时就存在了，它是世间万物的起源和归宿。

但是，阿那克萨哥拉涉及的领域也有危险，因为他所谈的是人们都熟悉的事情，后来，许多科学家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般来说，哲学家并不在乎怎样称呼太阳和月亮，因为它们和地球的距离太遥远了。但是，他们认为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理论实在太荒谬了，把“是天神在大洪水后用小石子创造了男男女女，使世界重又人丁兴旺”的故事全部否定。而这个故事是所有孩子在童年就知道的，因此，对它的庄重严肃的真实性的否定不仅会使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而且还会扰乱现存社会的安宁，这是万万不可的。于是，阿那克萨哥拉受到了雅典父母的大肆攻击。

当时，如果正处于君主制或共和制初期，那名宣扬不受欢迎教理的老师就会得到城邦统治者的保护，免受无知的古雅典农民的迫害。但此时，雅典的民主制已发展到了顶峰，个性自由不可同日而语。人们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反对独裁。而当时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弟子伯里克利非常受人鄙视，这更为法庭对这位天文学家治罪打开了方便之门。

郊区的行政长官奥菲特斯教士提出了一条被人认可的法律，要求“对所有怀疑宗教和与神明作对的人，都要立即治罪”。阿那克萨哥拉被送进监狱。最后占了上风的却是城市的开明势力，阿那克萨哥拉只缴点罚款就被放了出来。他到小亚细亚安享晚年，直到公元前428年去世。

这表明，官方根本无法压抑科学理论的发展。阿那克萨哥拉虽然被迫离开雅典，思想却永存。200多年后，亚里士多德以他的思想作为自己科学假想的基础。又经过一千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传给了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路西德（通常称阿威罗伊），他把这种思想在西班牙南部的摩尔大学里大肆宣扬，并结合自己的观察写下许多著作。这些书又被立刻送到巴黎和布伦大学，并被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书中的观点全都被西欧和北欧人接受了，如今就像乘法口诀一样，成为学习科学的入门功课之一。

我们再说说阿那克萨哥拉，希腊科学家在他受审后的几十年里，“承蒙恩准”可传授和民间迷信差不多的学说。而公元前5世纪末，又发生了一件事。

这次的受害者是一个流浪教师，名叫普罗塔哥拉。他来自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的阿布戴拉村。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有价值”的理论是他提出来的，因此他被看成是激进分子，受到监视，也是因为他，阿布戴拉村的名声不是很好。

普罗塔哥拉受德谟克利特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研究，向人们宣布说：“人是衡量世界的标准，生命很短暂，因此，宝贵的时间不能浪费在探讨神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人的全部精力应该用来使生活更美好、更愉快。”

这个观点切中要害，比以前的一切理论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当时正是雅典和斯巴达之战的关键时刻，人们在失败和疾病的挫折面前已经走投无路。这个时候怀疑上帝的超凡神力，无异于自找麻烦。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人们要求他必须改变理论，使它服从于法庭。

只有死去的伯里克利可以保护他。普罗塔哥拉对殉道毫无兴趣，尽管他是科学家。

他逃走了。

但可惜的是，他的船在驶往西西里的航程中触礁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很可能已经溺水身亡。

心狠手辣的雅典人迫害的另一个人是戴阿哥拉斯——一个青年作家，不是哲学家。在一次官司中，戴阿哥拉斯没得到上帝的帮助，于是他把怨恨全发泄在上帝身上。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郁郁寡欢，思想上的变化很大。他到处奔走，用恶毒的语言诽谤希腊北部人敬仰的“神圣玄机”。他被判处死刑，但在受刑前，他逃到了科林斯，在那里他继续咒骂奥林匹斯的天神，最后死于肝火过旺。

法庭对苏格拉底的臭名昭著的死刑判决，标志了希腊人不容异说的偏见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依旧，谈到古代雅典人的心胸狭窄，就一定会提到苏格拉底，他最能证明希腊人的顽固。今天经过详尽的考察，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了。苏格拉底的一生很平凡，他才华横溢，为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当时的人们却很讨厌他。

由于当时的老百姓仍坚信天神的存在，因此苏格拉底把自己说成代表上帝的预言家。虽然对苏格拉底所谓的“精灵”不甚了解，但人们可以领悟这一事实：对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他并不赞成，对传统习俗也不屑一顾。最后，当政者杀死了苏格拉底，而他的神学观点和他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借以判他死刑的只是官方一个牵强附会的借口。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个石匠，由于孩子多、收入少，苏格拉底没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因为那个时候学费很贵。苏格拉底认为，追求纯真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是一种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一个人有没有几何学的知识，知道不知道彗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善于培植自己的信念。

苏格拉底其貌不扬，身材矮小，衣着俭朴，他白天到处和无业游民争执，晚上忍耐妻子的唠叨，他因参加过战争和远征而受人尊敬，曾经是雅典参议院的议员。而当教师的时候，他为了自己的信仰竟引颈受戮。

要弄清事情的原委，我们首先要知道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雅典的政治状况是怎样的。

苏格拉底想告诉人们的是：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空洞的欢乐和虚无的胜利上而使年华虚度，这样的生活毫无意义；为了满足自己小小的虚荣心和野心而肆意挥霍上帝赐予的一切。苏格拉底打破旧哲学的种种禁锢，坚信人的命运是崇高的，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走得还远。他说：“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是人的无形意识（或者应该是）：命运要靠自己，而不是上帝。”而普罗塔哥拉则认为，“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

在法官面前，苏格拉底的演讲（这是更准确的说法，因为法庭上的500名法官都是他的政敌，其中还有文化人）对每位听众来说，都是令人振奋、浅显易懂的道理，哪怕他们并不持同情的态度。

“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别人的信仰，也不能控制别人的思想。”苏格拉底争辩说，“人只要有自己的信念，即使一无所有，也会成功。但不搞清问题的始末缘由，就得不出正确结论，因此探讨问题的自由必须不受官方干涉”。

可惜，这个被告阐述问题的时间是错误的，所以结论也是错的。雅典贫富、主仆之间的关系，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就已经对立了，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想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中立者，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当时双方剑拔弩张，没空对付他。

公元前403年，国家政权被彻底的民主派所控制，贵族被赶走了，这个哲学家也未能幸免于难。

苏格拉底的朋友知道了这一切，劝他明智些，赶快离开。

但他的敌人比朋友还要多。几十年来，这个“口头评论家”是个聪明的大忙人，习惯于当众撕下那些自称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假面具。天长日久，他的名字尽人皆知。说过的话，不一会儿就会家喻户晓。还有人专门为他编演了戏剧。所以他被捕时，大小事情，全希腊人都了如指掌了。

主审官们（比如那个没有一点文化、只凭对上帝的旨意的精通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可敬的粮贩子）深信苏格拉底是一个只能教给奴隶懒惰、犯罪和不满的人，是一个所谓的“知识界”中最危险的分子，他们对他的审讯是在为社会尽职，为城市除害。

在这样的环境里，凭着出色的口才，苏格拉底竟使大部分陪审员同意释放他。他们的条件是苏格拉底必须放弃辩论、争吵、说教，不再干涉别人的喜恶，不再用盘问纠缠他们。

苏格拉底拒绝了。

“这不可能！”他喊道，“只要我的良心和理智还在，我就会继续把通往真理的道路指给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瞻前顾后。”

这样，法庭只能判处他死刑。

苏格拉底被缓刑30天，因为每年都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法律规定，在这期间不准行刑。这期间，苏格拉底放弃了多次逃跑的机会，他在地窖里安静地思考着怎样改进他的理论的逻辑性。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已经不枉此生，现在他累了，要走了。甚至直到行刑的时候，他还在和朋友交谈，用自己的理论来开导他们，劝他们要多考虑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

接着，他将毒药一饮而尽，然后躺在床上。随着他的长眠，一切争论都结束了。

他的门徒几次三番地被愤怒的近似疯狂的公众吓破了胆，他们认为还是应该躲开过去的活动场所。

等到一切都过去了，他们又回来了，他们重操旧业，公开讲学，苏格拉底的思想在他死后的十多年里得到了更广泛地传播。

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希腊半岛争夺战已经结束5年了，最终，体力战胜了智力——雅典败了，斯巴达胜了。然而，好景不长，除一些军事战术现在还在足球比赛中被运用外，斯巴达人没留下一句有用的话，对人类的知识没有一点贡献。斯巴达人以为战胜了雅典，他们便功成名就。但是，雅典人并没有因战败而失去敏捷。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10年后，世界各地的船只云集在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在希腊联合舰队中，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东山再起。

伯里克利的努力在当时虽没有受到重视，却使雅典像公元前4世纪的巴黎一样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许多国家的有钱人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如果谁家的孩子被准许参观卫城的某一所学校，家长就会感到受宠若惊。

在古代社会，生存被看得至关重要，这一点我们现代人是理解不了的。

早期的基督教是一切异教文明的死敌，在它的影响下，罗马人和希腊人被看成是狼心狗肺的家伙。他们随意崇拜一些所谓的天神，剩下的时间里便吃喝玩乐，偶尔奔赴战场也只是为了满足他们噬血的乐趣，因为他们杀害的都是些无辜的人。

的确，希腊和罗马都有不少商人和战争贩子，罗马可能更多。这些人丝毫不顾苏格拉底的伦理道德观念，开始聚敛钱财。人们之所以忍气吞声，是因为他们财大气粗，但这些人在社会中毫无威信，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文化的化身。

在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里，我们搜出了他的万贯家财，这是他和尼禄洗劫罗马及其殖民地得来的。我们望着这个用不义之财建造起来的豪华宫殿，不禁感叹：“太腐败了。”

爱比克泰德曾经是埃帕菲罗迪特的仆人。但我们读着他的书，却好像是在与一位圣人交流。

众所周知，人们都喜欢对其他人说长道短，但不要忘了，像埃帕菲罗迪特代表着朝廷中的小人一样，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也是名副其实的时代代表。2000年前的人们也像今天的人一样追求完美的生活。

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完美概念与今天有着天壤之别。那时的完美与东方社会毫不相干，是欧化的结果。但是，我们的祖先、那些所谓的“野蛮人”，对完美的概念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把它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并慢慢发展成一种公认的生活哲理。假如我们认为“知足常乐”的最好保障是良心纯正、衣食简朴、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也可以认同这个哲理。灵魂的归宿并不能引起“野蛮人”的兴趣。他们只是把自己看做比其他生物高级的特殊动物，像我们今天说“原子”、“电子”、“乙醇”一样谈论上帝。他们认为万物的起源要有一个名称，因此，爱比克泰德谈宇宙时，就像欧几里德解题时用X和Y一样，只是一切尚无答案的难题的代号，其含义可大可小。

当时，人们对生活最感兴趣，而仅次于生活的，就是艺术。

他们按苏格拉底创造推广的分析方法研究生活，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犯错是难免的。为了寻求完美的精神世界，有时，他们也令人遗憾地走了极端。在古代理论家中，只有柏拉图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挚爱而不提倡宽容。

众所周知，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

他把恩师曾经说过和想过的东西都编成对话，称之为《苏格拉底福音书》。

在这之后，针对苏格拉底理论中一些晦涩之处，柏拉图开始进行详尽的解释，写成精彩的文章，通过讲课，他使这种思想越过国界，流传世界。

虽然柏拉图在这个活动中的忘我精神简直可以和圣徒保罗相媲美，但圣徒保罗一生走南闯北，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了地中海的每个角落，而柏拉图却没有离开过家门，整天坐在花园里等待众人的拜见。

他能够这样，是因为他出身世家，而且有可以使他自立的经济来源。

其一，他是雅典人，他母亲的祖先是索伦。

其二，他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足以维持生计，而且生活得很富裕。

其三，他口才出众，只要是听过他在柏拉图学园讲课的人，都愿意不远千里地来到爱琴海。

同时，柏拉图具有许多当时青年人的特点：当过兵，但不喜欢军事；擅长摔跤和赛跑，却榜上无名；热衷于出境旅行，曾跨越爱琴海，到过埃及北部，重温他祖父的历程，但此后50年的时间里没再出去过。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有一座风景宜人的花园，柏拉图在那里潜心传授他的教义，那座花园因而得名“柏拉图学园”。

柏拉图是由数学家转变为政治家的。在政治领域，他为现代政治机构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性格乐观，坚信人类的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过程，世界上美好的制度产生于美好的实体，而美好的制度也创造了美好的思想。

他的这种想法很有吸引力，当他想把这种想法变成具体原则，作为他的理想共和国的理论基础时，他追求真理的热情高涨，以至于心无旁骛。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视柏拉图的共和国主张为人类的最高境界。当时的共和国组织存在许多偏见，那是一些收入丰厚、生活富裕的退伍军人独有的偏见，他们喜爱谈论政治，异常鄙视下层人民，并借此来显示他们“上流社会”的地位和特权。

糟糕的是，柏拉图的书在西欧中世纪学者手中变成了向宽容精神开战的可怕武器。

那些博学多才的学者故意忘记，柏拉图的时代和他们生活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柏拉图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把神明看成是马其顿庸俗的乡下佬，并因此而深恶痛绝。他为史书中记载的神明的丑恶行径感到羞耻。等到成年时，终日坐在小橡树园里的他对家乡小公国之间的争吵越来越义愤填膺。旧民主理想的失败，让他相信，对于一般人来说，宗教是必需的，否则，他理想的共和国就会陷入混乱。于是他主张，应该制定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规则，任何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否则就要被判刑。这一主张是对苏格拉底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彻底否定，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这种世界观转变的原因很明显。苏格拉底扎根于民众之中，而柏拉图却畏惧生活。为了逃避现实，他躲在自己臆想的王国里。他明白，自己的梦想根本不会实现。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是集权统治的时代，整个希腊半岛很快就会归并到马其顿帝国。

但是，在希腊半岛的各个民主城邦还没有被征服的时候，出现了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灭绝的希腊民族。

这个人就是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代，他可以说是无所不知的，他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了更多的财富。他的书是智慧的温泉，是丰盛的精神食粮。在他以后的半个世纪，人们都可任意从中汲取自己所需的营养。

18岁那年，亚里士多德离开故乡马其顿，投学柏拉图的门下。毕业后，直到公元前336年，他都在各地讲学。之后，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开办了自己的学堂，这所哲学学堂位于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世界各地的学生都纷纷来求学。

可奇怪的是，雅典人不愿意多开学堂。原来，雅典开始逐渐丧失商业上的重要地位，除了那些一文不值和懒散成性的人，人们都搬到了亚历山大港、马赛和其他的城市。这些剩下的人都是老一辈自由民中的保守派，既为灾难深重的国家增了光，又导致了它的灭亡。对柏拉图学堂里发生的一切，他们一点好感也没有。在柏拉图去世10年后，他的得意门生也重返故土，接着讲关于世界起源和神明威力有限的教义。对此，守旧派煞有介事地摇头叹息，对他们把家乡变成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场所低声咒骂。

这些守旧派本可以把这位门生赶出国门，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位健壮、讲究、博学的绅士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根本不是几个打手所能对付得了的。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的宫廷医生，这使他可以和皇子一起学习。毕业后，他又成了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他们在一起整整8年。这样，他得到了自古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帮助。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受到希腊各省摄政王的关怀和保护。

但是，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希腊以后，亚里士多德陷入了险境。他不愿重蹈苏格拉底的覆辙。他像柏拉图一样，不愿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平民掌权的不信任是无人不知的。他看到雅典人怒火冲天，马其顿的守卫部队都被赶跑了，于是，他渡过埃维亚海峡，到了卡尔希斯。叛乱被马其顿人平定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几个月了。

很多年过去了，现在追查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诚的背景很困难。不过，在一个业余演说家充斥的国度里，他的活动一般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不得人心，不只是因为他散布了骇人听闻的新的异端邪说，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对几个偏激的实力派的蔑视。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那些独立的小城邦共和国的世界末日到了。

很快，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的一切，希腊从此成了他们的一个省份。

争执结束了，因为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宽容。他们允许臣民自由思考，但是不许对灵活的政治原则提出质疑，这一点是他们始终保持繁荣安定的根本原因。

西塞罗那一代人的思想和伯里克利的理想有些不同。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人物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总结出一些结论，宽容精神就是在这些结论基础上产生的。罗马人对这方面不感兴趣。他们以对理论漠不关心为自豪，和理论相比，他们更注重行动，更注重实用的东西。

罗马人欢迎那些下午坐在老橡树下，讨论统治理论或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的异国人。

如果异国人的知识可以指导实践，就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别的诸如唱歌、跳舞等东西，罗马人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那是希腊等外国人的事。

罗马人的职责是尽全力巩固和扩大领土，训练充足的外籍步兵和骑兵，以保卫边疆、巡查要道和维持不同部落及民族之间的和平。

但是，荣誉桂冠的得主要名副其实。

罗马人的功劳是伟大的，他们精心工作，创建了一个现在还沿用的庞大的政治体系。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赋税，表面上尊重统治者定下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他们必须永远记住这一原则：“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这是实现“罗马和平”的前提。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干涉、强迫别人，即使自己的信仰被亵渎了，也不必到官府寻求公道，因为：“如果上帝认为必须补偿他的话，上帝自己会关照的。”这是台比留大帝的一句话。

凭这句微不足道的话，法庭就不会受理所有这种涉及个人见解问题的案子。

假如哥罗西人允许卡帕迪西亚商人在自己的地盘居住并可以信仰自己的上帝，建筑自己的庙宇，同样，哥罗西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必须得到同等的权力和自由。

人们常说，罗马人因为非常轻视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和所有野蛮部落的人，所以才会摆出绝对宽容的姿态。这也许是对的，这无法确定。但是，宗教上的宽容在文明和半文明的亚欧非的大部分地区盛行了整整500年。事实表明，罗马人发展了统治的方法，尽量减少矛盾，最终获得丰硕成果。

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最起码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这样的，虽然罗马征服了世界，却毁灭了自己。

在无数的战场上，都可以看到罗马年轻战士的白骨。

在500年的时间里，统治者把精力都花在管理这个巨大殖民帝国的工作中。

想运筹帷幄地统治世界，这个梦想最终拖垮了罗马。

后来，又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人们开始厌倦自己的生活。

他们霸占了所有的住房、游艇和马车。

他们成了全世界奴隶的主人。

他们尝遍了珍馐美味，踏遍绿水青山，玩遍所有女人，收集了所有文字的书籍。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家在他们吃饭时为他们演奏。童年时，有最出色的教师为他们上课，教给他们所有的知识。结果，佳肴失去了味道，女人失去了魅力，图书变得乏味，甚至连生存都成了负担，很多人为了体面而自杀。

对他们来说，只有遐想是一种安慰。

然而，上帝早已不在了，聪明的罗马人是不会相信赞颂丘比特和米纳瓦的儿歌的。

社会上出现了享乐主义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他们宣扬仁爱、克己和无私，宣扬为他人着想的美德。

街头到处都是塞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里面写的内容头头是道，但这种哲学思想过于空洞。

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哲学思想开始追求“情感”，但这种精神食粮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营养。

由此说来，只有极少数人对纯哲学色彩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崇高理想和宗教思想联系起来，就可以说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感兴趣，这些人差不多都属于饱受个别授课待遇的上流社会。

在普通百姓的眼里，这些哲学思想简直一文不值。他们已经知道古代神话是祖先幼稚无知的产物，但还不能像那些哲学家一样否认上帝的存在。

于是乎，他们表面上还一本正经地推崇上帝，背地里却匍匐在一个宗教行会的脚下去祈求真正的幸福。这个宗教行会在过去的200多年里，受到了台伯江畔古城人的热烈欢迎。

“行会”一词来源于希腊，本意是一群“受到启示的人”。行会的信徒们对他们知道的秘密必须“守口如瓶”，他们像中了咒语似的结合在行会里。

在公元1世纪，行会只是一种崇拜形式、一种说法、一种教派。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已经离开长老教会加入基督科学教会，他会告诉别人他去参加“另一个行会”去了。“教堂”、“英国北部教会”、“贵族院”在当时是鲜为人知的新词汇。

当时，罗马的情况几乎在今天纽约的任何一份报纸上都有记载。报纸上有很多关于从别的国家引进的新教旨和新处方的广告，给人们带来健康、富有和灵魂得到永恒拯救的希望是这些广告的初衷。

罗马和现在的大都市一样，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异地和本地的宗教。因为它与世界有着复杂的联系。小亚细亚北部的山上，人们开始崇拜神母，把神母尊为天神之母。随着对神母的崇拜，人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变得不合礼仪而放荡。这迫使罗马政府靠武力关闭了神母庙，还制定法律禁止一切传教活动，因为这种宗教只会教人们学坏。

埃及这个古老、神秘、矛盾的国度，为人类提供了五六个荒诞的天神。在罗马时代，人们熟悉奥赛利斯、塞拉皮斯和爱西斯就像熟悉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一样。

而希腊人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创造了抽象真理和行为法典的雏形体系。这时，他们又建立了著名的艾蒂斯、迪奥尼修斯、奥尔费斯和艾多尼斯等“宗教行会”来满足异国居民的崇拜热情。虽然这些神明的品德都不尽善尽美，但人们还是非常欢迎。

在整整1000年里，腓尼基商人频频光顾意大利海岸，罗马人熟悉了他们的上帝巴尔和他的妻子。巴尔是耶和华的死敌，他的妻子是奇妙的女神，老年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中心为她建造了一个高坛，这种行为震惊全国。漫长的地中海战争中，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是公认的迦太基城的庇护者，她的庙宇在亚洲和非洲被打碎以后，她摇身一变，成了欧洲的基督教圣人。

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神，他誉满全军，从莱茵河到罗马边境，到处都有他破碎的金身。

他就是米思拉斯神。

幼发拉底河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附近曾经建有很多古城，图中的古城即是其中之一。

米思拉斯是专管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神，在里海低地平原香火很旺。那里是欧洲的发源地，是一片处在山峰峡谷之间的牧草茂盛的土地。米思拉斯赐予人类种种美好的东西，大家认为这里的统治者之所以能施展权力，完全是天意。米思拉斯整天处在天火之中，有时他把一缕天火降在要员身上，以示天恩。他虽然早已不在了，连名字也被忘记了，但是从中世纪起，圣人们头上的光环告诉了我们一个在教堂诞生1000年之前的古老传说。

虽然米思拉斯曾长期受到人们的无比崇敬，但要想准确了解他的一生却困难重重。这是有原因的。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恨之入骨，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神灵，这些传教士视印度神为天敌，竭尽全力地破坏能让他们流传于世的一切。这种破坏是毁灭性的，所有米思拉斯的寺庙彻底消失，像美以美派和长老会在美国盛行一样，这个在罗马盛行了500年的宗教在历史上没留下只言片语。

幸运的是当时还没有发明炸药，建筑物留下了断壁残垣。通过仔细搜索，人们从一些废墟和几个亚洲古地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因此填补了资料上的空白，使我们现在能准确地了解这个有意思的天神及其轶事。

很久很久以前，米思拉斯神秘地从一块岩石中脱胎而生，他睡在摇篮里，几个牧羊人向他参拜、送礼，逗他开心。

儿童时代的米思拉斯有过无数奇异的冒险经历，其中很多事情类似希腊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赫尔克里斯，而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米思拉斯心地善良、与人为善。在一次角逐中，他把太阳神打翻在地，最后彼此像兄弟一样，不分你我。

罪恶神艾赫里曼想毁灭人类，降下一场干旱，米思拉斯一箭射向岩石，立刻水如泉涌，缓解了旱情。接着，艾赫里曼又想用大水实现自己的阴谋。米思拉斯得知后，让一个人造只大船，带上亲属和家禽，再次拯救了人类。他为了人类的生存，用尽了力气，然后升入天国，永操正义的大权。

当时，谁要想成为米思拉斯的信徒，就必须通过这样一种仪式，先吃礼餐，主要是一些面包和酒，这是为了纪念米思拉斯和太阳神的著名的晚餐。然后在水前接受洗礼，做许多现在人理解不了的事情，这种宗教形式已经废除1500多年了。

所有米思拉斯的信徒都是平等的。他们一起祷告，一起唱赞美诗，一起庆祝米思拉斯12月25日的生日。为了纪念米思拉斯，他们在每周的第一天什么也不做，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礼拜天”。死后，信徒们的尸体被摆放整齐，等待审判，最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些精彩的神话和米思拉斯精神在罗马士兵中的深远影响，表明人们对宗教是非常热衷的。事实上，在最初的几百年里，罗马帝国一直在寻找精神上的寄托。

公元47年，有两个人乘坐一叶扁舟离开了腓尼基，驰向通往欧洲各条道路的起点——佩加城，他们没有带任何行李。

这两个人就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都是犹太人，其中一个人有罗马身份，但具有自己种族的智慧。

他们的这次旅行被载入史册。

这是基督教征服世界的开始。 kuwR9hVzZctwSzGM4QxulkOPuvSgIpzv8Qd+8t4OmCVqZCnAyBk3hJwwWXQtuO4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