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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无知的暴虐

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早在公元527年就统治了东罗马。

他是一个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的塞尔维亚农夫。古雅典的哲学学派被他压抑下去了,唯一的一座埃及寺庙也被他关闭了。而若从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罗河算起,这座寺庙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寺庙位于一个离尼罗河第一个大瀑布不远的名为菲莱的小岛上。这里自古就是朝拜爱西斯的圣地,而不知为什么,除了这个女神灵光不灭,非洲、希腊、罗马其他诸神早已不知所终了。直到6世纪,只有这里才是人们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场所——在别的地方早就被忘掉的一些工作,在这里被极少数的教士继续着。

可现在,庙宇和附近的学校成了国家的财产,神像和塑像成了君士坦丁堡博物馆的文物,教士和象形字书法家进了监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没有一点文化的农夫的命令,这个农夫被人们称为“皇帝陛下”。

实在是太可惜了。

如果不是该死的查士丁尼那么快就斩草除根,几名老象形文字专家就可以被抢救到一个像“诺亚方舟”那样安全的地方,历史学家的工作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尽管凭借商博良的天才,我们再次拼写出了古怪的埃及词汇,但是,它们的含义我们却无法理解。

这样的事情在古代社会的各民族中是司空见惯的。

那一座一座刻满宗教文字的造砖场,是长着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留给我们的。那些人曾经虔诚地大声疾呼:“将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上帝的忠言?”当时,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呢?他们不断祈求圣灵保佑,力图解释圣灵的法律,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也刻上了圣灵旨意,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些圣灵的呢?他们有时心胸宽广地鼓励教士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的奥秘;有时又变成凶残的刽子手,使人们受到骇人听闻的惩罚,尽管受罚者只是稍微忽略了那些早已被人忘记的宗教礼节,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明白。

我们派出了去尼尼韦的探险队,让他们追寻西奈沙漠上的古迹,诠释足有几英里长的楔形文字书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各个地方,我们都尽力发掘能打开智慧宝库之门的钥匙。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竟找到了宝库的后门——其实人们随时都可以进去,因为它一直是敞开着的。

菲莱神庙

这座神庙位于阿斯旺城南15千米处尼罗河中的小岛菲莱岛上,以辉煌而奇特的建筑、宏伟而生动的石雕及石壁浮雕上的神话故事而闻名。它为古埃及神话中司掌生育和繁衍的女神爱西斯而建,是现存最完好的三座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庙宇之一。

但是,这个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是在阿卡达和孟菲斯附近找到的。

它坐落在丛林深处。

它被异教徒寺庙的木柱遮挡得严严实实。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抢掠对象时,遇到了那些所谓的“野蛮人”。

他们的相遇非常糟糕。

可怜的野蛮人举着长矛和弓箭欢迎他们的白人“朋友”,却不知自己误解了白人的用心。

回敬他们的是大口径手枪。

从此,再也看不到平心静气、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

野蛮人总是被写成肮脏、懒惰的废物,他们只会信奉鳄鱼和枯树,他们应该得到任何报应。

18世纪才有了转机。首先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观察世界的是让·雅克·卢梭,他的思想还打动了与他同时代的人,他们纷纷掏出手绢加入流泪的队伍。

他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是那些愚昧无知的野蛮人。在他们眼里(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体现,而这些美德早已被经历了3000年文明制度的人类丧失了。

而现在,我们对这些东西了解得更清楚了,至少在特定的调查领域里。

我们像研究较高级的家禽一样研究原始人,两者其实差不多。

一般情况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野蛮人只是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体现,我们通过对野蛮人的研究,开始认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岛的早期社会。对它们深入的认识使我们豁然开朗,知道了人类许多怪异的天性都是在最近五千年内形成的,如今,在一层薄薄的礼仪和习惯的外衣下我们仍可觉察到它们的存在。

我们不能总是以发现了这些东西而觉得自豪。相反地,我们满足于已经完成了的工作业绩,庆幸自己摆脱了恶劣的生活环境,就要以更大更新的勇气对待手中的工作,如果说还有别的,那就是要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落后的各族兄弟。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本书描写的是宽容。

但宽容的范畴非常大。

离题的吸引力很大,我们根本不知道一旦偏离大道,将会在哪里驻足。

既然这样,还是让我用精炼的文字,准确地解释我所理解的宽容吧。

语言是人类发明的最有欺骗性的东西之一,所以定义都是武断的。因此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无名小辈的徒弟就必须拜倒在一本书的权威之下。

巴比伦的伊斯塔尔大门

巴比伦古城的门都用巴比伦的神祇命名,其中最重要的主门就是伊斯塔尔大门。大门墙上装饰着蓝色的陶砖,上面分布着横向排列的黄色、褐色、黑色陶砖砌成的动物。

我所要说的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此书的第26卷1052页写着:“宽容(源自拉丁文tolerare),要用公正耐心的容忍来对待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容许别人有言行自由。”

或许还有别的定义,但就《大英百科全书》而言,我要把这句话作为引线。

我既然已经摆脱不了某个明确宗旨的束缚,那还是告诉你我从野蛮人身上,从最早的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通常,人们认为原始社会并不复杂,几声简单的咕哝就是全部的语言,并且只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原始人的自由才消失的。

现在,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中非和北极地区以及玻利尼西亚经过近50年的调查,终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并不简单,他们的语言的时态和变格连俄语和阿拉伯语都望尘莫及,原始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奴隶。一言以蔽之,他们是在恐惧中求生、在战栗中死去的凄凉悲惨的生灵。

在人们的想象中,野蛮人的肤色是红的,他们一边自由自在地在大草原上漫步,一边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事实却和这种想象相差甚远。

事实与我们的想象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我看过不少关于奇迹的书。

但人类能活下来的奇迹,从没有被记载。

这些最后成为万物主宰的哺乳动物,当时手无寸铁,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抵御细菌、柱牙象、冰雪和灼热的侵袭,这里就不多讲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够做到的。

为了获取成功,当时的人只能把自己融入复杂的部落生活中,从不张扬个性。

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是统治原始社会的唯一信条。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困难。

因此,活下来是所有其他欲望必须服从的最高信条。

个人相对于集体是无足轻重的。部落是自成体系并且依靠群力的活动堡垒,为了安全,只有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

但问题更复杂,而这些话只适用于现在的世界。在人类发展之初,可见的世界和不可见的世界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为了理解得更充分,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和我们区别很大,他们根本不懂因果法则。

雅典巴特农神庙

巴特农神庙是雅典卫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巴特农神庙之名出于雅典娜的别号Parthenon。

埃及神庙

埃及境内尼罗河的最南端到最北端的河岸上,现分布着22座古代神庙,它们分别建于埃及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后王朝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神庙里有埃及法老向太阳神、老鹰神、鄂鱼神、蛇神等各种神灵敬献供品的壁画,壁画中的象形文字记述着祭祀程序和神话故事。

假如我无意中坐在有毒的常春藤上,我会埋怨自己的大意,一边派人去请医生,一边让人弄走那些东西。理智告诉我,医生会给我药止痒,以免引起皮疹,清除毒藤,且同样的事就不会再次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却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在他的头脑中,绝不会由毒藤联想到皮疹,也分不清过去、现在和将来。上帝是他们死去的首领,精灵是他们死去的邻居,他们陪伴着活着的人,是家族中看不见的一员,这些看不见的成员仍与他们共同吃睡,共同工作。活人应考虑是远离他们还是与他们成为朋友,不然就会立即遭到惩罚。他们总是害怕自己遭到报复,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得到精灵的欢心。

因此,他们找不到一些怪事的根本原因,而只能归因于精灵。他看到臂上长了皮疹,一定会嘟囔:“我得罪了上帝,他来惩罚我了。”而决不会说:“又是该死的毒藤!”他会跑出去要一张符,而不是找医生讨抵消藤毒的膏药,并且这张符要比愤怒的上帝甩给他的那张符灵验百倍。

而使他遭罪的毒藤则照常生长,不会引起他的注意。假如有个白人用煤油把它烧死了,一定会遭到他的责骂。

所以,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认为虚幻的生灵主宰一切,他们就要绝对服从能使上帝平息怒火的律法,这样才能使社会维持下去。

律法在野蛮人的眼中是真正存在的,它是祖先设立并遗留下来的。把它完美无缺地传给下一代是每一代人最神圣的使命。

在我们看来,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只相信进步、发展和改进。

不过,“进步”是现在才有的概念,在低级社会形态中,他们没有见过别的世界,所以认为现状很好,无需改进。

假如一切如我所说,那么怎样才能使已定的律法和社会形式一成不变呢?

答案并不复杂。

就是让那些胆敢违抗上天旨意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说得明白点,就是靠专制。

巴别通天塔

在巴比伦古城中矗立着一座无比壮丽的“巴别”通天塔。据说,它是天上诸神前往凡间途中的踏脚处,是天路的“驿站”或“旅店”。

假如因为这样我就说野蛮人最不宽容,也不是对他们的侮辱,因为我紧接着要说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专制是应该的。因为那些清规戒律是对他们人身安全、头脑纯洁和部落生活的一种保护,如果他们一味忍让,那些清规戒律就会被人践踏,会面临被消灭的危险,那他们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但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今天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警察和数以百计的军队,在推行一点普通法律时还会感到困难重重,当时,那几个人是用什么办法把那一整套口耳相传的条例保护起来的呢?

答案同样并不复杂。

我们远没有野蛮人聪明,因为他们精明地估算出了什么东西是用武力不能推行的。

他们发明了“忌讳”这个词。

也许用“发明”这个词有点不太恰当,因为这类东西一般是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实践的,不是灵感的产物。不管怎么说,“忌讳”这个词被非洲和玻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来了,从而省去了不少麻烦。

“忌讳”这个词起源于澳大利亚,它的含义我们略知一二。忌讳——也就是不能做的事或不能说的话,现在的社会处处都有,例如:在吃饭时,谈到刚刚做完的一次手术是犯了忌讳,把小勺放进咖啡杯里不拿出来也是犯了忌讳。不过,这些忌讳都只是一些礼节,是无足轻重的,不会扰乱人们幸福的生活。

但对于原始人,忌讳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用希伯莱语说,它是“神圣”的东西,意味着超然于这个世界的人或没有生命的物体,人们绝不能冒着立刻死去或遭受永恒磨难的危险谈论或涉及。如果有谁胆敢违抗祖先意志,他就会遭到人们的痛骂,且不会得到半点怜惜。

到底是教士发明了“忌讳”,还是为了维护“忌讳”才产生了教士?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因为传统的历史比宗教更悠久,所以,极有可能是忌讳在男巫师和女巫婆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巫师产生之后,就马上成了“忌讳”的顽固支持者,他们用巧妙的方法大胆盗用这个概念,把“忌讳”变成了史前“禁物”的象征。

我们第一次听说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它们还处于“忌讳”发展的关键时期。那时的“忌讳”是很粗糙的,只是带有“汝不能……”这样字眼的戒律,并不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样。它们就像我们熟悉的基督教“十诫”中的六条一样,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严肃的否定式准绳。

当然,在那些国度的早期历史中,没有人知道宽容是什么。

我们偶尔看到的宽容,只是一种因为无知而导致的冷漠和麻木。

我们发现国王和教士同意别人履行“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的虚假,他们对此没有一点诚意。现在,这已成了我们的社会理想。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本书的兴趣不是研究史前的历史,也不是研究一般的所谓的“古代历史”。

一直到发现了个性,人们争取宽容的斗争才开始。

个性是现代最伟大的新发现之一,这应该归功于希腊人。 UApyVSAYOvMyxLOH+LERozV37qpWvzONkfGaM5RYdL3BZ+1xJ7IRuKmZSbUDD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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