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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宗教法庭

保罗上台后没几年就下台了,到1198年,塞格尼公爵洛太里奥当上了教皇,他就是英诺森三世。

在所有主宰拉特兰宫的人中,他是最显赫的。他继位前,是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的高才生,富有、聪明、精力旺盛,年仅37岁。他雄心勃勃,善于权术,“不仅管理了教会,而且还控制了全世界”,这句话他当之无愧。

他赶走了驻罗马的帝国官吏,再次征服了由帝国军队控制的部分巴尔干半岛,最后,皇位继承人被逐出教会,可怜的王子身不由己,乖乖放弃了阿尔卑斯山东面的领地。这样,意大利被洛太里奥从日尔曼人手中解救了出来。

著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是由英诺森三世组织的,但他却去了君士坦丁堡,根本没去“圣地”。他血洗了君士坦丁堡,把金银财宝洗劫一空,犯下了滔天罪行,以至于后来到希腊港口的军士因害怕而整日忧心忡忡,他们怕被送上绞架。英诺森三世不赞成这样做,因为这种悲惨行径使少数很有威望的基督徒灰心失望。不过,他是个务实分子,很能随机应变,他派一个威尼斯人去君士坦丁堡当主教,这招一举两得,既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好感,又使东正教再次落入罗马的魔爪。从此,拜占廷领地被威尼斯共和国看成东方殖民地,任其摆布。

在精神控制方面,这位教皇也是颇有造诣、很有手段的。

经过近千年的犹豫,教会终于决定,婚姻是一桩圣事,只有在神父当众祝福后方能生效,它不再只是男女之间的民事契约。法国菲力浦·奥古斯特和莱昂的阿方索四世曾经任意妄为,按自己的喜恶治理国家,很快得到警告,让他们不要忘了自己的职责。他们立即按教皇旨意行事了。

甚至在基督刚刚传入北方高地时,人们对谁是真正的主人也有清醒的认识。同伙的海盗习惯称哈康四世国王为“老哈康”,他刚刚征服了一个小帝国,除了他所在的挪威外,还有苏格兰的一部分、冰岛、格陵兰岛、奥克尼群岛和海布里地群岛。但在旧天主教堂加冕前,他必须把自己的身世向罗马法庭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

一年又一年,教会的势力根深蒂固。

保加利亚国王以屠杀希腊战俘为乐趣,间或还折磨拜占廷的皇帝。他对宗教思想没兴趣,但还是长途跋涉来到罗马,点头哈腰地恳请教皇承认他是他的臣仆。在英格兰,几个男爵用一些条款来限制皇帝,教会就很不高兴,宣布他们的宪章无效,理由是“它是靠武力取得的”,然后,又因为他们带给世界的那份著名的《大宪章》,他们被逐出教会。

一切表明,那些对教会的法律提出质询的朴实的纺织工和没文化的牧羊人,英诺森三世没有轻易放过他们。

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有勇气的人,他们做的事,我们会看到的。

“异端邪说”真是令人费解。

异教徒几乎都是劳苦大众,没有搞宣传的本事。有时,为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他们写点东西阐明意见,但掌权的宗教法庭派出的机敏鹰犬很快就抓住他们的小辫子,他们便大祸临头了。他们的敌人为了杀鸡骇猴,欺世盗名,也写文章“揭露”“新撒旦的反叛”。我们就是从这些文章和审判记录中了解了“异端邪说”的一点情况。

对这些人的复杂形象,我们得到的印象通常是这样的:他们披头散发,衣裳褴褛,令人作呕;他们三餐是粗茶淡饭,只喝水,对崇高的基督食品沾也不沾;他们住在最破的贫民区的空地窖里;他们对女人退避三舍,每天念念有词,叨咕的全是救世主二次下凡的预言,他们谩骂教士的庸俗和邪恶,还恶意抨击万物的内在规律。

的确,很多异教徒让人反感,这或许是自以为是的人的天命。

很多人肮脏不堪,臭气冲天,以非神圣的热情追求神圣的生活。乡村平静安逸的生活,被那些关于真正基督存在的怪异思想搅得鸡犬不宁。

但是,他们的勇气、诚实、淳朴,还是令人钦佩的。

他们耗尽了一切,却几乎一无所获。

长此以往,他们一事无成。

但是,世界的一切都逐渐组织化了。为了有所作为,就连坚决不相信组织的人也成立了一个“无组织促进协会”。喜爱神话、沉湎于感情中的中世纪异教徒同样如此。他们有一种危机感,谋生的天性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并在自己神圣的教旨外面包上神秘的礼仪外衣作掩护。

但是,基督教的信徒却不能把这些教派区别开来。在他们眼中,异教徒都一样,他们都被叫着“肮脏的摩尼教徒”或其他更为难听的名字,认为这样就可以搞定一切。

这样,中世纪的摩尼教徒成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当然,这并不是说摩尼教徒是一个纲领明确的政党,像前苏联的统治力量那样。而是指一种含混不清的谩骂,就像房东因为开电梯的小伙计没有把电梯停在适当位置,就向他要房租,小伙计诅咒房东一样。摩尼教徒在当时上等基督徒眼中是最令人讨厌的,而基督徒对此又没有真凭实据,就根据听来的只言片语对他们加以诽谤。在私下聚会中,这个方法倒很有成效,比一般的法庭审判速度还快,但准确率很低,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

摩尼教的创始人是摩尼,3世纪前叶他出生于一个名叫艾克巴塔娜的小镇子,他的父亲叫帕塔克,是影响很大的财主。而摩尼是宽厚和仁慈的化身,就因为这个,可怜的摩尼教徒的情况越来越糟。

摩尼在底格里斯河畔受过教育,青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人们说着各种语言,他们道貌岸然、不信上帝,热衷于功利并充满幻想。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入美索不达米亚大商业中心,其中,有各种异端、宗教和教派的支持者。摩尼倾听着各种说教和预言,他把佛教、基督教、犹太教和古巴比伦迷信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哲学。

摩尼教徒有时把教义扯向极端,假如不考虑这一点,摩尼只是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好、坏上帝的复苏。坏上帝总是和人的灵魂作对,摩尼把《旧约》中的耶和华看成万恶之神一样的魔鬼,把从《马太福音》中的“天父”看成万福之神。而且,(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佛教)在摩尼看来,人的身体是邪恶的、龌龊的,人都应该不断磨砺体肤,困乏其身,以摒除凡心,逃脱万恶之神的魔掌,不被地狱之火烧为灰烬。他还恢复了许多禁忌,约束人的饮食,追随者的食物只是凉水、干草和死鱼。这一项条令可能让我们很吃惊,他们认为冷血生物比陆地的热血亲族强,对人的灵魂损伤小些,所以这些人宁死不肯吃一块牛排,而吃起鱼来却毫无忌讳,津津有味。

格陵兰岛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的东北部,在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间,全岛面积为217.56万平方千米,海岸线全长35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

摩尼轻视妇女,所以他一定是个东方人。他不准信徒结婚,主张逐步灭绝人类。

洗礼是犹太派的创立者约翰发起的一种仪式,摩尼对这些仪式深恶痛绝。因此,即将就职的圣职人员只需行按手礼,而不必将身子浸入水中。

摩尼向全人类宣传他的思想时只有25岁。他先到了印度和中国,传教工作相当成功。接着返回家乡,他给自己的邻国带去教义的祝福。

教义的成功传播使波斯教士失去了大量秘密收入,对这一点,教士们已有所察觉。于是,他们开始反对摩尼,要求处死他。保护摩尼的老国王死后,新国王不喜欢宗教事务,便把摩尼交给教士裁决。教士们把摩尼钉在城墙下的十字架上,还剥皮示众,以对这个预言家异端邪说的支持者进行警告。

摩尼教会和领导人物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它本身也趋于分化瓦解。像众多的精神流星一样,预言家的零碎思想在欧洲和亚洲的大地广泛传播,以后的日子里,在朴实无华的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民众不自觉地拾起了摩尼的思想,再三审视,发现它很适合自己的口味。

我不知道摩尼教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和途径进入欧洲的。

它很可能是经过小亚细亚、黑海和多瑙河流域传过来的。然后它越过阿尔卑斯山,很快在德国和法国享有盛誉。“凯瑟利”、“过纯洁生活的人”是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起的东方名字。苦恼的情绪迅速蔓延到整个西欧,这个词与“异端邪说”不相上下了。

尼德罗斯大教堂

尼德罗斯大教堂,得名于贯穿特隆赫姆的尼德河。

如果认为“凯瑟利”因此形成了一个固定教派,那是错误的,根本没人要另立新教派。摩尼教的形式很特殊,一方面它的思想对很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这些人却又坚持自己只是基督教会的虔诚儿子,这难以察觉,特别危险。

如果一些病菌在省级卫生部门的显微镜下就能看见,那么,由这些病菌引起的疾病,即使让最普通医生诊断也不是很难的事。

一些小生物在超紫外线照射下仍然能隐藏形迹,天神庇护我们不受它们的侵害,它们还要继承世界。

基督教的看法是:摩尼教是最危险的社会瘟病,它让高级人物的头脑充满恐惧,只有在各种精神苦恼到来时才会觉察到。

这种话是不能公开说的,但早期基督信仰最忠实的支持者的确表现出了这种病的症状。比如十字军的杰出勇士圣·奥古斯丁,他曾经身先士卒地把异教的最后堡垒摧毁,而据说他心里却偏向摩尼教。

385年,倾向摩尼教的西班牙主教普里西林被烧死了,他成了《反对异教法》的第一个试刀鬼。

渐渐地,可怕的波斯教义连基督教会的头面人物也征服了。

他们开始对读《旧约》的不懂神学的人加以劝阻,并在12世纪宣布了著名的条令,规定所有神职人员都不许结婚。这些精神变革的头面人物身上很快留下了波斯理想的深刻烙印,最受人爱戴的艾西斯的弗朗西斯制定的新修道院条令,也具有严格的摩尼式纯洁的色彩,这为他赢得了“西方释迦牟尼”的美誉。

一件早已注定的事情发生了,正值自愿贫穷和谦卑的高尚理想已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皇帝和教皇的战争正蓄势待发的时候,为争夺地中海珍贵的弹丸之地,扛着镶有十字架和苍鹰旗帜的外国军队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带着从朋友和敌人那里掠夺的不义之财的十字军蜂拥回国的时候,修道院的一群阿谀之徒深居在豪华的宫殿里的时候,乘马车横冲直撞地穿过熙攘的人群的教士正去饱享狩猎早餐的时候。

法国的一个地方首先产生了对基督教现状的不满。这一点也不奇怪,虽然那里的古罗马文化传统维持时间最长,却始终没有把野蛮融化在文明之中。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地中海、隆河、阿尔卑斯山组成的三角形的地方,这是普罗旺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马赛一直是它的重要港口,这里的乡镇和村落大多比较富裕,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阳光雨露。

普罗旺斯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在当时欧洲别的地方还沉溺于长发英雄条顿的野蛮故事时,就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就是现代小说。由于普罗旺斯人与邻国西班牙和西西里都有密切的商业往来,所以他们能及时看到最新的科学图书,而这种书在欧洲北部却少得可怜。

在11世纪的前10年,普罗旺斯再现的早期基督教运动就已开始明朗化。

但不管怎样,这些都不能成为公开反叛的理由。一些小村落里有人委婉地指出,教士应像教民一样朴素——他们拒绝随爵士征战沙场(古代的牺牲者,多么令人怀念啊);他们为了便于阅读福音书,要学一点拉丁文;他们公然宣称不赞成死刑;他们否认“炼狱”的存在,而在耶稣死后,它就被官方视为基督天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们向教会分文不交。

只要一有机会,带头反对牧师权威的人就被揪出来,如果死不悔改,还会被暗地里驱逐出教。

但是,邪恶继续蔓延。最后普罗旺斯的主教不得不集会,商量阻止这场煽动性骚动的办法。而到1056年,他们的争执才停止。

事实证明,像逐出教会这种一般性的惩罚是毫无作用的。只要能在监狱铁窗里表现基督仁慈和宽厚的信条,这些朴实的乡民就高兴不已,如果有幸被判处死刑,他们就会像羔羊一样顺从地走向火刑柱。况且,一个牺牲者倒下去,马上有十几个心怀圣念的人站起来。

教会的代表要用更残酷的方法加以镇压,而地方贵族和牧师由于了解百姓的本意,拒绝执行罗马的命令。他们说暴力只能使异教徒坚定反叛的决心,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这样的争吵持续了整整1个世纪。

这场运动在12世纪末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支持。

有一位叫彼得·沃尔多的商人,住在与普罗旺斯隔隆河相望的里昂小镇里。严肃持重、心地善良、宽宏慷慨的他一心想追随救世主,都有些痴迷了。耶稣曾说过,让富有的年轻人进天堂比让骆驼钻进针眼还要难。耶稣说这话时的真正含意,30代基督徒绞尽脑汁也没有弄明白。彼得·沃尔多没有多想,读了这句话便深信不疑。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分给穷人,然后退出商界,永远不再经商。

约翰写道:“我们需要自己寻找《圣经》。”

20个教皇对这句话加以评论,并小心地定出条条框框,规定一个凡人不经教士指点自己研究圣书需要什么条件。

彼得·沃尔多不同意这种看法。

既然约翰说:“我们需要自己寻找《圣经》。”

那好吧,他就要自己找找看。

他发现一些东西与圣杰罗姆的结论并不一致,便重译《新约》,并把译稿散发到普罗旺斯各地。

他的活动在开始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渴望贫穷好像没有危险,他很可能被说服,愿意为过艰苦生活的人建立一种新型禁欲条令,况且他还指责现存的修道院太奢侈太舒服了。

罗马很会寻找一个适当的场所,供信仰过盛而常常闹出乱子的人来发泄。

但一切都要照章办事。这样,普罗旺斯的“纯洁人”和里昂的“穷人”真令人棘手。他们不但没有把自己的做法告诉教皇,甚至还宣称没有职业教士的指点他们也能成为完美的基督徒。在自己的司法权力之外,罗马主教没有权力告诫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信仰什么,就像培尔塔利的大公爵或巴格达的哈里发没有这种权力一样。

此时,教会进退两难,说句实在话,它犹豫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终于决定对这些“异端邪说”采用武力。

如果一个组织认为,只有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是正确的,那么,当它的权威受到质疑时,就一定会采取极端的措施。

如果教会做不到这一点,就有毁灭的危险。这强迫罗马立刻采取行动,制定出一系列惩罚条例,让以后的异教徒都心惊胆战。

中世纪的里昂建筑

里昂历史非常悠久,已有2000多年。沃尔多教的创始人彼得·沃尔多就曾经住在里昂的一个小镇上。

阿尔比城是新教义的发源地,以它命名的异教徒阿尔比和沃尔多教徒(因其创始人彼得·沃尔多得名)在国家中没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因此被选中做第一批牺牲品。

普罗旺斯被一个教皇的代表统治了好几年,那里被他当做征服的领土。他作威作福,因此被人杀了。英诺森三世以此为借口来干涉。

为讨伐阿尔比教徒和沃尔多教徒,他召集了一支正规的十字军。

这是一支攻打异教徒的远征军,在40天内志愿加入队伍的人可以得到这些恩惠:欠债免交利钱,赦免过去和将来的一切罪恶,在一段时间内不受一般法庭的审判。这些可观的恩惠,北欧人正求之若渴。

圣马可大教堂

圣马可广场又称威尼斯中心广场,是威尼斯的政治、宗教中心,被拿破仑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客厅”。图为广场上主要建筑圣马可大教堂。圣马可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最负盛名的大教堂之一,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出发地。

攻打普罗旺斯的富足的城市可以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回报,不远千里到东方的巴勒斯坦打仗得到的好处和荣誉也就如此而已,北欧人当然会选择路程较短的地方去从军。

那时“圣地”已被遗忘,为了躲避地方长官的掠夺,法国北部、英国南部、奥地利、萨克森和波兰贵族绅士中的败类带着所有钱财纷纷逃到南方,把一切灾难都推给了富裕的普罗旺斯人身上。

到底有多少人被十字军绞死、烧死、斩首或大卸八块?我也不清楚。各地在正式执行大规模死刑后很少提供具体数字,一般来说在2000人和2万人之间,视城镇大小而定。

十字军占领贝济埃城后,士兵分辨不清谁是异教徒,谁不是,很为难。他们把这个问题送到随军的教皇代表精神顾问那里。

“孩子们,杀吧,把他们全部杀死,主知道谁是良民。”这家伙说。

有一个叫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英国人,他久经沙场,残暴无比,是个嗜血狂,其杀戮掠夺的招法层出不穷。他的“功绩”得到的回报是大片刚被他抢掠过的土地,他的部下也都因“功”受赏。

只有几个沃尔多教徒幸免于难,他们慌忙逃入渺无人烟的庇耶德蒙山谷,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教会,一直到16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

还有比这更糟的,那就是阿尔庇教徒。他们经受了100年的折磨和杀戮,最终从宗教法庭的报告中消失了。但300年后,一个叫马丁·路德的撒克逊教士,把他们的教义稍做修改又卷土重来,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打破了教廷1500年来的垄断历史。

当然,这一切都骗过了英诺森三世机敏的眼睛,他原以为困难已经结束,绝对服从的信条已经确立。《路加福音》中记载着一条著名的命令,说在一个晚会上,主人发现还有几个客人没有来,便对佣人说:“去到大街上把他们拉进来。”现在这条命令又一次用上了。

他们(异教徒)被拉了进来。

现在教会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留住他们,这个问题直到多年以后才得到解决。

因为地方法庭不能完成使命,比如阿尔庇教徒第一次造反时,欧洲其他首都陆续建立起特别调查法庭,专门负责审判所有异端邪说,所以后来人们干脆称之为“宗教法庭”。

即使现在宗教法庭早已失去了作用,我们听到这个名字仍会心有余悸。我们好像看见哈瓦那的黑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科夫的铁锅和烙人的刑具,黄色的兜帽和黑色的面纱,无数的囚犯慢慢走向绞架,而一个下额宽大的国王正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们。

这些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被写入19世纪后期的通俗小说里,我们可以认为四分之一是作者的想象,四分之一是异教徒的偏见。即使这样,剩余的恐怖也足以证明,秘密法庭是文明世界不会容忍的魔鬼。

亨利·查理呕心沥血写成的8卷书讲叙了宗教法庭的活动。在这里我把它缩减成两三页,这当然不能精辟解释中世纪最复杂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和现在的最高法院或国际仲裁法庭相比。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宗教法庭,不同的宗教法庭有不同的使命。

其中,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圣宗教法庭最著名。而前者具有局限性,负责监督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教徒。

罗马的圣宗教法庭向欧洲各地伸出它的魔爪,在大陆的南北两面分别烧死了乔达诺·布鲁诺和圣女贞德。

准确地说,宗教法庭真的没有杀过一个人。

异教罪犯被宗教法庭宣判之后,便送到宗教之外的当局手里,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处置他。假如当局饶他不死,便会惹祸上身,甚至被逐出教会或失去教廷的支持。如果罪犯逃离了此难,没有被送到地方当局(这种事也发生过),那么他的磨难会更大,他会在宗教法庭的孤独牢房里苟延残喘。

许多无辜的囚犯大包大揽地承认一切罪名,是期望被判处异端邪说罪而早日脱离苦海,他们不想在岩石城堡的黑洞里缓慢发疯而死,那比在火刑柱上了却残生更恐惧、更难受。

谈论这个题目很难不带偏见。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整整5个多世纪里,世界各地,仅仅由于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而深更半夜被从床上拖起来的人就有成千上万。他们长年累月地被关在污浊的地牢里,眼巴巴等待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审判。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和被指控的内容,也不知道证人是谁,不许联系亲属,更不准请律师。如果他们一再坚持自己无罪,就会受尽折磨直至四肢尽断,别的异教徒可以揭发控告他们,但是替他们说好话是没人听的。最后,他们会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被处死。

更令人费解的是,已经死了五六十年的人也难逃厄运,他们被人从坟墓中挖出来“缺席”判罪。虽然已经死了半个世纪,但被这样定了罪的人的后裔还是会被剥夺财产。

这是事实,因为宗教审判官正是靠没收来的物品中饱私囊的。因此这种荒唐的事绝不罕见,像因时隔两代的祖父孙子们被洗劫一空之类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什么是暗探?读过20年前沙皇俄国全盛时期的报纸的人都知道。这种暗探总是以引人注目的个性和“悲伤”的样子出现,扮成地道的小偷或改邪归正的赌徒,故弄玄虚地让人知道他是因为创痛才参加革命的,常博得真心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当他探到新朋友的秘密时,就会向警察局告密,拿到报酬后,又转到另一个城市继续肮脏的交易。

在13世纪至15世纪中,南欧和西欧这些居心叵测的私人暗探到处都有。

他们靠告发那些据说抨击了教会或怀疑教义中的某些内容的人来谋生。

如果周围没有异端邪说,他们就要捏造几个。

他们心里清楚,不管被告多清白无辜,严刑拷打下也会屈打成招。他们不会有任何风险,可以永远从事这种职业。

很多国家都有一种制度,人们可以匿名告发别人心怀不轨,这让人们感到恐怖。最后,连最亲近的朋友也不敢相信,心存戒心,即使一家人也不例外。

暗探造成的恐惧被掌管宗教法庭大量工作的托钵僧人充分利用,他们在200年中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是这些盛气凌人的寄生虫已经使民众深恶痛绝了,他们披着虔诚的外衣,闯入本分人的家里,睡最好的床,吃最好的饭,嘴里还喋喋不休,说他们是上宾,应当受到优待。而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吓唬人,说如果没有得到奢侈的享受,就把他们告上宗教法庭。

当然,教会可以这样答复,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起到思想健康检查的作用,防止群众受到错误思想的侵蚀。它还举例说明对受蒙蔽而误入歧途的异教徒既往不咎,甚至宣称除背教者和屡教不改者被处以极刑,没有其他人被处死过。

但这又能怎么样呢?

诡计可以把善民变为死囚,也可以使他披上悔过自新的虚伪外衣。

暗探和伪造者一直形影不离。

几封伪造的文件,对于奸细来说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dH8fTop0cyu3Nou/yolSbOb/tyqYUsX3wJ5BrsJTGtAXsTazhVdBYu48ysyIVR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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