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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19世纪以前，当哲学和心理学这两门学科分开的时候，心理学被认为是哲学的一部分。最早的住在亚洲西部爱奥尼亚地区（即现在的土耳其）的知名哲学家的思想，我们了解得还不是太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思考世界的本质并提出了他们称之为“灵魂”的东西，“灵魂”的概念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是有些关联的。
泰勒斯（生活在约公元前585年前后）、阿那克西麦德（约公元前610～前547年）以及阿那克西麦尼斯（生活在约公元前550年前后），他们解决了当时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确定了世界的基本元素；二是发现了宇宙为什么自己运动。泰勒斯认为水是基本元素，而阿那克西麦尼斯则认为基本元素是空气。阿那克西麦德说曾经有种叫“极大的”东西，所有其他元素都是由于宇宙的旋转而从“极大的”事物中提取出来的。他们都认为宇宙中存在灵魂，它是一种能使事物变化的力量。泰勒斯甚至认为磁铁也有灵魂，因为它能使其他物体移动。
公元前546年，波斯人控制着爱奥尼亚，迫使许多希腊人移居。其中有一个移民就是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70～前500年），他在克罗同（今在意大利）建立了一所学校。他没有一部著作存留下来，因此我们几乎无从知晓他教过的内容，但是他的学生在他死后将他们的发现都归功于他，甚至还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包括几何学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也许这是这位哲学家自己所没有想到的。
毕达哥拉斯的学生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归纳为数字式的关系——甚至是像“公正”这样的抽象概念也能和数字相联系。这种关注数字和比例的做法引发了对宇宙和谐的信仰。毕达哥拉斯将数学看做是一种净化灵魂并将之从人体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手段，他也许就是最早声称灵魂有认知能力（思考的能力）的人。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人在临死的时候，灵魂会从一个个体传到下一个个体，动物亦是如此，它这样存于一个无止境的生命体中，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灵魂转生学说（或灵魂再生说）。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480年），居住在艾菲索斯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他认为，构成一个实体的某种物质不能单独界定该实体的存在；而它的根本结构形成了该实体。例如，尽管一条河的水一直不停地在流动，它的本质仍然是一条河。这种统治着宇宙组织的潜在结构称作“罗各斯”（世界的普遍规律性），也可以解释为“方案”、“原因”或是“命令”。
赫拉克利特也有许多关于灵魂的学说。首先他认为潮湿对灵魂是有害的：“因为灵魂遇水会死亡。”这种说法使一些人断定赫拉克利特相信灵魂是由火组成的。其次，灵魂是一种我们永远都不会彻底了解的神秘物体。再次，灵魂和强烈的情绪是相互对立的：“要与激情作斗争很难，为了它想要的任何东西，它都会以心灵作为代价。”赫拉克利特所提到的“精神”，是又一个由希腊人提出的重要心理学术语，他们认为“精神”是导致勇气、愤慨、怒火和导向其他情绪状态的原因。赫拉克利特也认为灵魂不朽，至少在贵族身上是这样的。
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引来了许多热情的追随者，但是也遭到了尖锐的批评。在他去世以后，哲学思想主要转向了更为抽象的问题，例如世界上有许多东西还是只有一种东西？物体是处于运动状态还是永远静止？物体的位置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还是一直处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克拉迈尼·阿那克萨格拉丝（约公元前500～前428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雅典度过的。他发展了关于理性的理论，即推理和智力。起初，理性只意味着思考的能力，但是阿那克萨格拉丝扩展了这一术语的含义，包括宇宙作为一个整体的合理性——它是一种保持世界有序的原则。
阿克格拉丝·艾佩道丝（约公元前492～前432年）认为宇宙是由火、气、土、水四种元素组成的。他也提出了一个有影响的知觉理论。他声称所有的物质都在持续放出一种effluences（即自身的一种微小的复本），这些微小的复本由感觉器官选择并被传输至心脏，在那儿被个体所知晓。
阿伯德拉·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年～？）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细小的、不可视的原子组成的，其中最细小、最光滑的原子就存在于灵魂之中，这种说法解释了知觉和思维为什么发生得如此迅速。
在阿那克萨格拉丝生活的年代，雅典成为古希腊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旅行的教师成为博学者（来自希腊的智者），他们到那座城市教数学、文学和政治等多方面的东西，雅典是民主的，能言善辩成了尊贵的技术。事实上，一些博学者享有的威望超过了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实际能力。
在雅典和斯巴达发生战争时，这段黄金时期结束了。这座城市开始衰落，失去了它本身的民主统治形式。在雅典最黑暗的时候，有个人曾徜徉在集会场所，分析人们讨论美德、真理、公正和仁慈的本质，结果它让雅典人认识到他们自己对事物的知晓程度并非所想象得那样深刻。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即使他告诉人们：“所有我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也还是有一群年轻人聚集到他的周围听其讲解。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由于“无信仰”和“贿赂”雅典的年轻人，让他们推翻神权，鼓励他们批判政府内阁而受到公众的审判。他被判处死刑并被强制喝下毒药而身亡。
苏格拉底的一些追随者记录了他们听到的苏格拉底辩论的内容。其中一位后来成为了一名伟大的哲学家，他就是柏拉图（约公元前428～前348年），他也是希腊人。柏拉图的著作内容广泛，他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发展了有关灵魂的精细理论，这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理论。为了全面了解这一理论，我们必须知道一些有关这一理论的知识。
柏拉图一生中，一直致力于发展灵魂理论。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分析了通过学习发展人的灵魂的可能性，他认为灵魂是人类道德的源泉。随后他写道：灵魂是比肉体具有更高价值的东西，并且控制着肉体，它是所有知识的载体。知识不是由后天的经验习得的，而是先天就有的。通过一种回忆的过程，经验使这种与生俱来的知识为人所忆起。在其他地方，柏拉图说，灵魂是不死的。从哲学的角度，躯体的死亡让灵魂获得自由，灵魂被困在躯体里能有多久，就能与人们只能模糊感觉到的外形在一起有多久。
后来，柏拉图的灵魂理论变得更加复杂。在《理想国》一书中，他认为灵魂是由三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组成：智力部分、情感部分和欲望部分。
柏拉图认为，在最好的灵魂中，智力部分支配、协调着三个部分的需要。如果欲望部分占主导地位，人们将会被欲望所支配。情感部分是灵魂中的行为部分，它将思想转化为行动，同时它是代表爱、恨、情、愁的部分。
在柏拉图后来的著作中，他更详细地解说了感官以及知觉是如何运作的，他说眼睛能持续地放出一种可视的纯火光束，从而使景象可见。根据柏拉图的观点，触觉的不同是由于物体几何形状的不同引起的。土之所以坚硬，是因为它是具有宽大底部的立方体，因此它触摸起来坚硬；火是四棱锥形，因此它锋利，触摸起来有疼痛感；气是八面体；水则是二十面体，因为有如此多的面，水才很滑并且很不容易被人用手抓住。
柏拉图也陈述了自己对于人类生理和疾病的观点，包括心理疾病。他认为这些是由身体的不均衡性、较差的养育方式以及不良的训练所造成的。
柏拉图研究会的许多学生成了著名的哲学家，然而他们给西方文化带来的影响都远不如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36年，亚里士多德创办了他自己的学校——雅典学园。
亚里士多德有关灵魂的论述是现在留存的关于灵魂的最早著作。在希腊，它被称做《Peri Psyches》，但是今天在拉丁语中称《De Anima》，在英语中称《论灵魂》。在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生命是什么，以及灵魂是如何与肉体结合而最终成为活生生的生命的。
亚里士多德作了一系列的类比。首先，他将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比喻成一座建成的房子和一堆建成这座房子的砖块之间的关系；其次，他将它们的关系比做一块蜡和印在蜡上的图案的关系；第三，他说，若将一把斧子比喻成自然的肉体，那么使斧子具有砍伐能力的物质就是灵魂。在第四个比喻中，他说：“如果说眼睛是动物，那么视力就是灵魂……就像瞳孔和视力构成眼睛一样，灵魂和肉体构成了动物。”
亚里士多德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拿蜡这一比喻来说，图案是由一些物质呈现的。亚里士多德相信所有的事物都可能被分析为具有特定形式、特定类型的物质。他认为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灵魂是构成躯体的物质形式，灵魂和肉体又共同形成了活生生的生命。
亚里士多德多次描述了灵魂的潜能。其中一个观点是这样陈述的：“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是有生命的，那么它就具有智力、知觉和空间运动能力，此外，静止或运动与营养、生长和衰退等相关。”另有一次，他写道：“灵魂是由认识、知觉和信念组成的。一般情况下，它还包括食欲、愿望和欲望。它是动物运动的源泉，也是它们成长、兴旺、衰败的根源。”后来，他说灵魂有生长、知觉、欲望、运动和认识五种潜能。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潜能可以排成等级。简单生物体的灵魂仅具有最基本的潜能，而较复杂的生物体就具有较复杂的潜能。对于生物体来说，生长是最基本的，它是植物所具有的唯一潜能。要成为一个动物，生命体必须具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和听觉等感知潜能。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一个“共同感觉”的概念，它是指将各种各样的感觉结合成一个整体的心理映像。若一个动物具有感知能力，那它也有想象和欲望。他相信想象是感觉器官的一种自发运动，它是感官对感知到东西的一种反应。
运动是整个等级中最高级的一种能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一部分动物具有这种能力。最后，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说，只有人和其他类似于人或高于人的极少数动物具有思维和智力。他也相信人起初头脑中是一片空白的，因此，知识可以通过经验描述来掌握。
古希腊医学传统的后继者对于心理也有许多论述，有时候，他们的观点甚至和哲学家相对立。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年）是著名的医学之父。他写了几百本文献著作，与他的弟子的一部分著作合称为《希波克拉底文集》。他们喜欢对抽象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进行超自然和形而上学的分析。希波克拉底和他的追随者与众不同，他们并不认为疾病是神给予的惩罚。例如，他们认为淋巴疾病是由脑的问题所引起的，而不是神造成的。
在许多著作中，人们认为健康是与平衡相关联的，这种平衡是指元素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例如冷和热。他们还认为维持体内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它们的不平衡是导致身体疾病和心理问题的根源。这一规则构成了中世纪医疗保健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还有它的影响：血液过多使人乐观开朗，黏液过多使人冷淡，黄胆汁过多使人易怒，黑胆汁过多使人忧郁。
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的思想影响了其后2000多年的科学思想，为生物学、解剖学、身心健康以及疾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西方，最早尝试研究心理学的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心理学这个词来源于两个希腊词psyche（意思是“心理”或“灵魂”）和logos（意思是“学说”或“推理”）。“精神病学”也源于希腊文psyche和iatros，意思是“心理治愈”。
古希腊的医师兼哲学家希波克拉底指出，疾病是由体液或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液体的不均衡造成的。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体液说。疯狂被认为是由于黑胆汁质过多造成的。在某些地方体液说直到19世纪末才被人们认可。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人和动物的行为都感兴趣。他直接观察自然界的方法促进了经验主义的发展，经验主义认为，知识是在观察的基础上习得的，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用这种方法研究自然界的西方人，他也用此方法研究人的行为和疾病。
此后，在罗马的希腊人主张，治疗心理疾病应该采用安静又有效的职业和药物疗法。
在中世纪（公元5～15世纪），西方学者从宗教而非科学的观点研究人类行为。他们对自然的兴趣胜过医学。在欧洲，医学领域大约2000年几乎没有什么进步。
人们普遍认为行为不正常的人是被邪恶的灵魂所支配，或是受到了魔法的影响。患者通常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不合常理的行为。治疗的目的就是释放这种邪恶的灵魂，中世纪的“汗屋”就采用闷烧树叶、用烟来熏出“魔鬼”的方法来治疗这些受痛苦折磨的人。魔法的或宗教的行为当时也很流行。受害者被宣称是不正常的、疯子或是精神错乱者。一些人在宗教命令之下接受治疗了，然而大多数人被迫成为乞丐或是游民。维持希腊医学传统的任务就留给了信仰穆斯林教的阿拉伯人，他们在医学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公元8世纪为心理疾病患者建立了第一个收容所。而直到15世纪早期，欧洲才建立了第一所精神病院。
在14～17世纪（即人们熟知的文艺复兴时期），心理和脑解剖的研究又恢复了生机。
研究者们不再研究动物，他们转而研究人类的行为和解剖学。1506年，克罗地亚的人本主义者马可·马乌力首先使用了“心理学”这一术语。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认为，身体和心理是彼此独立的，相互之间有着强有力的影响。他坚信躯体的运作方式是机械的，而灵魂的运作方式既不是物理的也不是机械的——它是经过脑与躯体的互动而产生的智能。这种身心关系的二元论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影响。
荷兰哲学家布拉什·斯宾诺莎（1632～1677）相信身心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而是共同地、平等地影响着行为，因为它们受到同一个刺激物的影响。这种二元论的观点导致了心物平行论（这种观点认为脑活动的过程和心理活动过程共存，不需要相互影响就能发生变化）。学者们曾尝试将这些哲学的原则应用到医学中去。
在欧洲，17世纪之前被认为属于正常社会之外的人都被禁闭在疯人院等诸如此类的机构中，其中包括心理疾病患者、残疾人、罪犯和游民。
当时的疯人院由教堂或是慈善机构建立，它不像医院，而更像监狱。自愿前来的医师有时会去那儿给他们服用一些由灌木和药草做成的药品，例如，促使呕吐的药物。大多数病人被枷锁锁着，用链子锁在墙上或是捆在紧身衣中。在这种疯人院中，最古老的、最著名的要数英国伦敦伯利恒市的圣特玛利医院，这是一个充斥着残忍、忽视、鞭笞、枷锁和污秽的地方。伯利恒简称为伯利，早已成为“骚乱”的代名词。
1793年，法国医师菲利浦·皮内尔（1745～1826）被任命为法国巴黎的一个心理疾病患者服务机构的负责人。
皮内尔对心理疾病患者一直受到非人道的对待很反感，他要求给精神病院中的患者除去手铐，给他们舒适的房间，并允许他们在训练场锻炼。他认为，心理疾病患者的行为表现之所以像动物，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残忍的对待。这种观点冲击了传统观点——精神疾病导致了人们的行为表现像动物。虔敬的天主教徒皮内尔提出了一种人性化、道德化的治疗方法。他将精神疾病分为精神抑郁、狂躁、白痴和痴呆等几类。他停止了给病人吃泻药和放血等治疗方法，而采取和病人交流并允许他们参加系列活动的方式。
皮内尔对他所负责的这个机构和与之类似的为妇女服务的医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作品影响广泛，被译成英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在其他国家，这种道德化的治疗也得到了发展。例如，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维森·卡拉其（1759～1820）在心理机构的组织方面实施了根本性的转变措施。
当心理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的时候，一门新的学科即后来的精神病学产生了。纽约和英格兰的精神病院的不善管理和对待心理疾病患者的残忍程度令人震惊。1796年，愤怒的信徒们组建了一种基于平静、舒适和良好氛围的慈善治疗法。图克派——管理这个机构的富有的茶商家族，在转变人们对待心理疾病患者的态度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威廉姆·图克（1732～1822）将他的收容所比作儿童场所，他相信他的坚持不懈会得到回报，即病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会得到改善。这反映了当时主要的新变化：第一次使心理疾病患者有了治愈的希望。1813年，塞缪尔·图克（1784～1857）给由大不列颠政府组成的议会委员会投递了一封措辞激烈的报告，让他们去看看疯人院。他描述了疯人院的治疗方法，将它比喻成充斥着野蛮和管理不当的地狱，并且将它与“约克疗法”作了比较。由于图克派的努力，心理疾病是一种需要特别治疗的疾病开始为人们广泛认同。
美国的精神病治疗法是由英国的模式发展而来，“约克疗法”影响了波士顿、哈特福德和费城的著名精神病院。然而美国的医学之父本杰明·拉什（1746～1813）更倾向于采用抑制的治疗方法。他认为静脉放血术是使精神病患者镇定的有效方法。
由于人们对心理疾病的态度转变了，18世纪早期疯人院更名为精神病院。精神病学家约翰·卡诺里（1794～1866）是英格兰南部的米德尔塞克斯的一个大精神病院的主管，他努力使该精神病院成为一个人性至上的休养所。他支持非抑制疗法，而且鼓励医生写个案以记录病人的心理和社会背景。
卡诺里以颅相学为证据，将精神病学和心理学联系了起来，这是一个包括精神病学和行为研究的运动。颅相学最初由弗冉兹·加尔发展起来（1758～1828），他认为脑是思想和意志的器官，头颅里的肿块决定了人的性格。虽然颅相学在现在看来是伪科学的，但它是精神病学发展史和心理疾病人性化治疗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此期间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心理疾病起源于人体，可能产生于脑。而且，有关心理疾病的书籍和心理医生急剧增多。
1808年，英格兰国会通过的一项法令，使当地的权威人士能够利用税收为那些被称做疯子的穷人建立精神病院。许多官员视察了这些地方，但精神病医生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身份。第一个专业的团队，即精神病院官员，直到1841年才产生。1853年，这个英国协会出版了《精神病院杂志》，此后更名为《心理科学杂志》。至此，人们对心理疾病的本质和治疗方法的兴趣增长了，人们对心理疾病可以治愈抱有极大的希望。
1883年，德国精神病学家爱弥尔·克雷佩林（1856～1926）开始写《心理疾病的分类》这本书，他将心理疾病分为两类：一类是他认为可以治愈的，另一类是他认为不可以治愈的。他一直在细化他的分类体系，直到去世前仍在修订第9版本。在20世纪早期，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19世纪中期，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时的德国科学家约翰斯·缪勒（1801～1888）和赫曼·赫尔姆霍茨（1821～1920）第一次开始系统地研究知觉和感觉，他们用观察的科学方法来考察心理活动。但是直到19世纪后期，在医学和生理学方面受过训练的威廉·冯特（1832～1920）在德国出版了第一本实验心理学杂志，以仔细观察为基础的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建立。这些做法有助于将心理学从哲学和精神病学中分离出来，使其有自己独立的身份而稳步地发展。
精神病学上最著名的方法是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法。最初它是一种治疗策略，它也是一种心理失调的理论，是了解人类本质的途径。弗洛伊德认为深藏在潜意识里的力量决定着人们的行为。
如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是两门独立的学科。心理学工作者研究正常和变态行为，取得了深层次的学术造诣，并转向更深的专业练习。精神病学属于医学领域——精神病学者致力于脑和心理障碍的研究，并获得医学学位。他们有权开处方药和给病人进行其他的治疗方式。
然而它们两者之间仍然有许多方面是交叉的。1879年，人们引进“临床心理学”这一术语，用以表述医院这样的机构给病人做的分析。以心理健康为工作中心的临床心理学家常在富有经验的精神病医师手下接受训练。心理学工作者和精神病研究者也将联合起来，帮助病人解决各种问题和治疗各种心理疾病。
先天和后天的问题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理解：人性中有多少成分是遗传的（与生俱来或是固有的）？多少成分是后天习得或培养的？答案似乎无法回答，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先天与后天的争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将心理比做是一张要凭感觉印象来填写的白纸。这一观点直到中世纪还有人在坚持。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也认为人生来没有智力。因此，这些早期的思想家们反对人生来就拥有知识的观点。
16世纪，英国学者里查德·马尔卡斯特（约1513～1611）提出了“先天”和“后天”这两个术语来指代这一争论的两个极端。他既不同于他之前的学者，又不同于他之后的学者，他持一种折中的观点。他认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先天遗传和后天经验都很重要。虽然他的具体的观点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是他提出的两个术语一直流传了下来。
1859年，随着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的出版，在先天和后天之争中生物因素的作用变得更大。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1822～1911）是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论首先表现出兴趣的学者之一。他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之后，对将进化的原则用于人类产生了兴趣。然而，与英国的经验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关注的是“个体差异是由先天和后天中哪种因素决定的”。这种关注差异，而不是关注个体知识发展的观点是这一争论中的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高尔顿推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只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由父母遗传的不同的生物特征；另一种是不同的环境的力量，包括人们的经验和学习。他进一步指出，研究者可以通过观察特性是如何在家族之间遗传的，去探讨遗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命运。他在1869年出版的《遗传与天才》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的“高级心理能力能够遗传”的观点，可以用他表兄达尔文的观点来解释。
尽管高尔顿对于基因和遗传机制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创建了行为遗传学——如今成了更有影响力的一个学科，就像遗传学、生物学和统计学一样为人们所熟知。它也是先天和后天之争的主战场。
当高尔顿和其他人在发展他们有关基因和遗传的观点时，另一个心理学派——行为主义诞生了。英国经验主义的观点得到了行为主义者的支持。与高尔顿信奉遗传决定性格相反，行为主义之父——美国心理学家约翰·B.华生（1878～1958）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因此，行为主义者力求从事实上解释行为的各个方面，不管是人类的行为还是动物的行为，依据学习的法则，行为主义者提出了两种模式：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条件反射。
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1849～1936）偶然发现了经典条件反射。当他在研究狗的消化过程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在他给狗喂食的过程中，狗在食物到达之前就开始分泌唾液。经过更仔细的观察，巴甫洛夫发现在给狗喂食之前摇铃铛，即使是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狗听到铃声也会分泌唾液。因为狗在铃声和食物之间已经形成了联系，这种联系是先前所没有的。
心理学家E.L.桑代克（1874～1949）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学习理论，这种理论被称为操作条件反射。他认为动物往往会重复一些获得积极结果的行为，他称这种法则为“效果率”。根据他的法则，受到奖励的行为将会重复出现，而受到惩罚的行为将会逐渐消失。
在一个实验中，桑代克将一只饿猫放在一个带有简易门闩的笼子里，笼子的外面有一条鱼。一开始，猫企图从笼子的缝隙中拿到鱼，失败之后，它在笼子内到处转悠，偶然的机会它撞到了插销，并从笼中逃脱，吃到了鱼。这个过程多次重复之后，猫学会了迅速地打开门闩。给猫吃食物的积极奖励消除了猫在笼中到处转悠的行为。
心理学家B.F.斯金纳（1904～1990）用了著名的“斯金纳箱”发展了桑代克的研究。他也认为有机体的现有行为是重复原来受到奖励的行为的结果。在斯金纳的实验中，像老鼠或鸽子这样的动物会忙于做出特定的行为，这些行为是研究者通过奖励鼓励它们做出的。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动物最终可以学会表演各种复杂的动作。这种操作条件反射就是杂技团或电影中训练动物表演技巧所采用的主要方法。
这些研究学习理论的行为主义者在先天和后天之争中都偏向于“后天”，因为他们强调经验是行为的源泉。经典条件反射认为，动物能够学会将任意的两个刺激联系起来，“先天”仅仅提供了感觉和做出这些联系的能力。操作条件反射认为，任何一种行为都可以通过适当的奖励和惩罚来塑造。这两者都强调生物存在的作用仅仅是提供对奖赏的先天感觉。因此，认为先天的作用是很小的，是经验填充了有机体的大脑，并形成了它的行为。
行为主义理论的反对者认为动物不只是一张白纸。他们认为如果展示一些动物生来脑中就存有的东西，那么这些理论就不得不修改。特别是如果可以证明动物形成一些联系比其他的联系更容易，那么就意味着除了学会联系的能力之外，动物还有其他的天生能力。
在1960年，约翰·加西亚和他的同事在用老鼠做的一系列实验中得到了明确地证实。加西亚给他的老鼠一只小的吸管，让它们去品尝之前从未尝过的液体。当老鼠吸食的时候，灯就亮，并伴有滴答声。每当这时，老鼠就被置于使它们暂时生病的X射线中。
如果行为主义理论是正确的，老鼠就应该在光、滴答声和品尝液体这三种情形与生病之间形成联系。简言之，它们应当学会避免这三种情形，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相反，老鼠学会了避免品尝液体，但没有学会避免光和滴答声。也就是说它们将生病和新奇味觉联系了起来，却没有和光或声联系起来。
这正是加西亚期望得到的结果。自然环境中的老鼠需要在它们味觉的基础上，学会了解哪种食物好吃，哪种食物有毒。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它们学会了远离使它们生病的新奇食物。就像加西亚在他的实验报告中以玩笑形式指出的那样——老鼠并没有责备使它们生病的光和滴答声，而是在推断“一定是我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行为主义者并不认为老鼠的心理对其学习是必要的，他们相信，受到刺激后生病的老鼠，改变自己的行为不必通过有意识的思维过程。
就在同一时代，B.F.斯金纳先前的两个学生——凯勒和圣母玛利·柏兰德亚夫妇，发表了标志着行为主义终结的至今为止都很经典的一篇论文。在他们的那篇文章《有机体的错误行为》中（这篇文章提及到了他们的导师的名著《有机体的行为》），柏兰德亚夫妇给出了很多实验例证，其中作为实验被试的有机体并没有表现出如行为主义者所说的行为。
其中的一个实验例证是，他们训练一只浣熊往金属盒中投掷硬币。起初，因为浣熊能很容易地捡起硬币而受到奖励，这种行为对于浣熊来说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要求它将硬币投掷到盒子中才会受到奖励。尽管有奖励的潜在诱惑，但是浣熊一旦得到了硬币就不愿意放手。所以，柏兰德亚夫妇报告说：“浣熊喜欢将东西聚集在一起，甚至是以一种吝啬的方式。”它似乎将硬币误以为是食物了。这些动物没有表现出行为主义者所说的行为的实例，使柏兰德亚夫妇得出如下结论：“很明显，这些动物被一种强烈的本能行为所束缚。”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反对行为主义的证据不断地聚积。例如，行为主义者认为对有机体已发生的行为进行奖赏是必要的，它有利于生物有机体产生以后的行为，但是很多实验结果与此是相矛盾的。
沃尔夫冈·柯勒（1887～1967）指出黑猩猩解决问题不需要对它们的行为进行强化或是奖赏，它们可以使用“顿悟”，通过对问题的仔细感知找出解决办法。
哈利·哈洛（1905～1981）用猴子做了类似的实验，也表明对一些特定的行为进行奖赏并非总是有效的。他将新生的猴子与它们的母亲分开，给它们提供一个由坚硬的、不舒服的金属丝制成的带有吸管和奶嘴的人造“母亲”。尽管被这个“母亲”喂养（即是奖赏），但这些小猴子并没有表现出依恋它的倾向，除了吸食之外，也不在它的身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只由柔软的绒毛制成的玩偶对于那些没有母亲的猴子反而是一种奖赏，因为它们摸起来很舒适。
20世纪50年代，随着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的著作的诞生，先天与后天之争出现了重要的转折。乔姆斯基认为行为主义的学习原则不适用于语言的学习。他宣称人类有语言器官：大脑中专门用于学习语言的独立部分。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儿童学习的特定语言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环境，但是学习语言的能力是天生的。
乔姆斯基提出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通用语法”的概念。他认为，尽管每种语言都是互不相同的，但是它们之间有共同的性质。语言之间之所以有相似性，是因为人们都有内在的语言学习器官。这种器官只能学习有特定语法规则的语言，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是由相同的一套潜在规则构成的。
乔姆斯基的著作标志着为人们所熟知的认知革命的开始。在这场革命中，认知心理学家将人脑比做计算机——一种从外部世界获取信息、加工信息，从而产生行为的机器。认知心理学的出现又一次改变了先天与后天之争的状况。人们普遍认为人脑中先天就有使人们能够了解周围世界的语言学习机制，乔姆斯基有关语言的著作将这一问题澄清了。因此认知心理学家就努力描述人们与生俱来的其他学习机制。
随着认知革命的兴起，天赋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又一次被人们所推崇。1975年，爱德华·O.威尔逊——美国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研究蚂蚁行为的专家，出版了名为《社会生物学》的著作。威尔逊在书中指出，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的社会行为都是建立在遗传的基础上。尽管他认为只有大约10%的人类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他的观点还是引起了人们的猛烈抗议，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有人甚至往他身上泼水。
虽然威尔逊的著作引起了强烈的敌对反应，但仍有一些人用生物学作为了解人类心理的一种方法。1979年，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兹出版了《人类性能力进化》一书，这本书阐述了自然选择的演变是如何塑造人类性行为的。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一门新的学科——进化心理学诞生了。其中引用了社会生物学的许多观点，但也新增了认知科学的一些观点（认知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心理及产生的机制）。进化心理学家不再认为天赋或个体的遗传基因是限制人们行为的桎梏。他们的行为模型是计算机，他们认为进化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建立信息加工系统，并能使每一个器官通过相互作用适应各自的环境。因此，他们把天赋看做是一种潜能。基因（遗传密码）不能决定有机体的命运，相反，它们构成有机体与环境的接合点。
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在乔姆斯基的研究基础上，在他的著作《语言本能》（1994年）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通过把语言器官定义为一种本能，他提醒人们注意自然选择建立了信息加工系统，这个加工系统能使人们学习新的观点。平克说，通过自然选择，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加工系统，这就使人们的灵活性不断增加。这并不意味着进化的途径没有为学习留有余地，因为平克也强调语言是不得不通过使用一个先天的、特殊的语言学习机制来获得。
回顾加西亚的实验，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其研究结果，自然选择导致了老鼠的脑有能力学习哪些食物是好吃的。同样，人也有许多的学习机制，每一种机制都适合特殊的任务或适应性的问题。
许多人仍然敌视把生物的方法用于人类的行为，这种方法有时被认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遗传决定论或优生学观点的复活。社会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明确地拒绝这些观点，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破坏性政治运动一直反对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行为。
先天和后天的激烈争论如此之长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没有某一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到目前为止已经运用了广泛的研究去证明，现在对于争论没有得出绝对的答案。相反，现代基因研究关注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是达尔文和高尔顿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关注差异的起源。行为遗传学家努力揭示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的起源是什么，它们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基因的不同，还是环境的不同。问题很复杂，因为他们不知道任何一个个体的基因是什么，基因的不同也并不总是以相同的方式来表达。环境对基因的差异能产生很大的影响。行为遗传经常与遗传决定论混淆。最近一些采用行为遗传方法的著作中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基因方面存在差异。这是不对的。行为遗传只能告诉人们很少关于人与人之间差异来源的信息。
第二个问题是与个人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有关。一个人的每一个方面都被认为是基因和环境的产物。把个人的特质分为环境的和遗传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有机体的基因都是以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构建的。
从远古时代的人类思想史我们了解到人类对心理学的兴趣。人类一直对自身的心理和行为感兴趣，他们经常自问心理是怎样活动的，人为什么要干活。
然而，直到19世纪晚期，心理学才开始脱离思辨，成为科学，因为这时研究者着手调查心理活动的工作方式。再一次的重心转变是在20世纪早期，因为心理学家把研究的目光放在人类的行为上。
在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在生理学（人的躯体是怎样活动的）、物理学和化学方面。随着实验技术的进步，提出了许多最新的科学理论，并应用到当代生活中。医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医学上的飞跃使得死亡率急剧下降。
科学空前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科学、科学家、实验、实验室等词汇是许多人所向往的，也是教育层次较高的人谈论的流行话题。学科的发展既推动了基础实验室的建设，又通过应用科学技术的成果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在19世纪后期以前，心理学是从属于哲学的，但是由于对科学的新的重视，使得人们用崭新的眼光审视心理学，冯特是第一个用科学的原则研究心理过程的人，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内省，这种技术要求研究者去观察和记录他们自身的感觉、思维和感情。实验补充了他们的结果。冯特建立了第一所心理学实验室，创办了第一本心理学杂志《心理研究》。由于他的努力，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也自然地成为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当然，他的成就是建立在其他科学先驱的基础上的，例如古斯塔夫·费希纳和赫尔曼·赫尔姆霍茨。
德国科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1801～1887）是心理物理学的创始人，心理物理学是应用物理学的规律于心理过程的一门学科。费希纳利用数学和物理的方法研究心理活动，他在不同的刺激水平与心理感觉之间寻找数量关系。例如，费希纳曾经开展过这样的研究，把不同强度的声音呈现给志愿者，然后测量他们对每一个刺激的反应时间。在对平均反应时间进行计算和分析之后，他发现了一个普遍的规律，他称之为听觉阈限，也就是说，人若是要听到一个声音，声音的强度必须达到一个最小值。费希纳的实验研究影响了冯特和其他的心理学家。
赫尔曼·赫尔姆霍茨（1821～1894）是德国另一位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他对生理学、物理学、感觉和知觉都感兴趣。赫尔姆霍兹发展了颜色知觉理论，该理论最初是由托马斯·杨格（1773～1829）在1801年提出来的。这一理论（后来被称为杨格-赫尔姆霍茨的三色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且能够解释颜色知觉的许多现象，特别能够解释视网膜上的感色细胞的活动规律。
赫尔姆霍茨对神经冲动传导的速度也有兴趣。一些科学家已经提出神经冲动的传导是瞬间的或者是快得无法测量的。赫尔姆霍茨根据对蛙的运动神经的观察，发现神经冲动传导的速度是19米/秒。
赫尔姆霍茨还研究感觉和知觉。他想知道感觉信息是怎样被传送到脑的，也就是说，外部刺激诸如光和震动是怎样在人的心理上产生视觉和听觉的。他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这些来自外部世界的感觉信息只有传送到脑才赋予它们一定的意义。这一观点可以说是现代著名理论“自上而下加工”的雏形，自上而下加工受人的知识和经验的驱动。
费希纳和赫尔姆霍茨都是在19世纪出现的倡导应该把科学原则应用于研究心理活动的杰出代表。
然而，这两位科学家都是生理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只有冯特才使心理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862年，冯特在海德堡大学作了一系列关于动物和人类心理学的讲座。它是第一门心理学的课程，冯特第一次把心理学、生理学和哲学作了严格的区分。冯特宣扬心理学应该是实验科学，他认为许多心理现象，诸如感觉和知觉都是可以测量的。然而，他又认为心理学是有限的，因为它不能解释复杂的人类机能，比如高级的心理过程和社会互动。他的讲演稿在一年之后发表了。
冯特认为人类的行为源于动机和其他一些未知影响的相互作用。他说这些因素不能被测量，因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直接产生行为。冯特解释说人的行为不能像物理能量诸如电一样能被测量。换句话说，冯特相信心理学介于能够测量与不能测量之间。
这个观点把心理学与生理学、物理学和化学作了严格的区分。今天，大多数心理学家可能不同意冯特的观点，他们认为心理学与任何其他学科一样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可以通过清晰的测量得到量化的结果。
冯特在心理生理学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且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的心理生理学家。心理生理学是研究人和动物是怎样认识外部世界和怎样识别感觉信息的，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心理生理学家研究的感觉（诸如视觉和听觉）把感觉信息发送到脑，在脑中发生了知觉过程；但是他们想知道我们得到的多少是由感觉器官本身决定的，多少是由脑和知觉过程决定的。
冯特提出了测量感觉和知觉基本元素的系统方法。物理学运用观察技术研究物理现象；冯特寻求运用内省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内省即“内观”，是指被试者要检查自己的思想。
这些实验中的被试者称为观察者，他们训练后要报告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给他们一个刺激，例如某个形状或某种颜色，然后要求他们报告对该刺激的反应。由于是要求他们对立刻所想到和所感受到的进行客观地报告。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观察者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
内省法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是有缺陷的。一方面是对它的性质无法检验，因为无法证明观察者所报告的是否是他们真实的思想和感受。另一方面的困难是，很难获得来自不同观察者的可信和有效的资料。因此，用今天的科学标准判断，从内省实验中获得的数据是不可靠的。
另有一些心理学家批评说，观察者可能只报告他们意识到的思想和感情。而事实上，人还有其他一些无意识的思想和感情（人们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这些内容是内省法所不能报告的。
冯特已经认识到在他的内省研究中存在不足，承认内省的过程打断了自然的思维过程。毕竟，思考自己在思考的每一个思想是不自然的。冯特用毕生的精力修改和完善他的内省法。
在1875年，威廉·冯特成为莱比锡大学的教授，莱比锡大学被认为是科学实验心理学的发源地。他决心在这里建立一所心理学实验室，但并没有立即成为现实。
因为莱比锡大学没有给他足够大的实验室。由于这个原因，在莱比锡大学的第一年，冯特并没有教授心理学课程。
此外，面对实验室的问题，冯特发现与同事约翰·佐仁相比，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佐仁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他对超自然现象很感兴趣。在美国的唯灵论者海雷·斯莱德于1877年访问莱比锡之后，佐仁相信斯莱德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冯特通过谈话和发表文章不同意佐仁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家不具有判断超自然的能力，因为他们对骗术不熟悉。结果，佐仁把冯特看做是心灵世界中的敌人。
尽管在初创阶段存在着困难，冯特最终还是得到了一间心理学实验室。并在1879年开始进行研究工作，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感觉、知觉和心理生理学三个方面。
许多学生想拜冯特为师，这些学生中还包括美国心理学的一些先驱者，诸如斯坦利·霍尔（1844～1924）、詹姆斯·麦金·卡特尔（1860～1944）和爱德华·布莱德弗特·铁钦纳。
冯特究竟研究什么？
尽管内省法有它的局限性，冯特还是有效地运用了内省开展心理研究。冯特在他的莱比锡实验室里研究了光和颜色的心理生理学，探讨了感觉和知觉的广泛问题，诸如脑是怎样把眼睛中的电活动转变成图像的，他也研究听觉，包括频率、节拍、音调和音调间隔。
冯特也研究注意力，他认为注意力在知觉中很重要。注意是对当时当地的意识，但是个体无法意识到同一时间里作用于他的所有事件和信息，因此，注意有选择性。冯特认为心理能够注意到同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就意味着同时对几个活动进行加工是可能的，这个观点后来被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所证实。
冯特也发展了元素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在心理学中一直应用到今天。他认为心理学家应该分析意识的过程，并把他们分解成元素（即更小的部分和过程）。这一理论的提出深受约翰·丹尔顿的原子理论和门捷列夫（1834～1907）元素周期表的影响。
按照冯特的观点，意识的组成元素是连接在一起的，要研究这些连接。如果发现了连接的规律，人们就能够理解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在现代心理学中采用了不同的术语表述这一理论的意思：冯特当时所讨论的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脑中的神经网络以及它们是怎样通过神经通路进行传递的。
冯特把元素主义的概念拓展到一定的心理过程需要花费一段固定的时间才能完成。他相信当同一思想被不断重复时，元素之间的连接就不断地得到加强。这有助于解释冯特在有关反应的实验中重复发现的结果。在这些实验中，要求被试者尽可能快地对一个刺激作出反应，并认真测量被试者的反应时间。
冯特发现在训练之后，被试者会做得更快。但是，快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们就达到了一个固定的最快反应时间。例如，如果要求被试者在看到一个绿色物体时，就尽可能快地敲击一个按钮，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们敲击按钮的速度比较快了。但是，当成绩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再提高，无论他们进行多少练习都不见效。
冯特是第一个开展这样的心理研究的人，他认为可能得到一些有关脑的机能和工作方式的信息。在现代心理学中，研究者仍然进行反应时间的实验，并且继续探讨关于脑中发生的认知过程的重要信息。
在冯特的一项研究中，他揭示了我们的头脑是在不同的经验水平上来感知这个世界的。他用一项记忆任务来证明这个观点。要求被试者迅速地看一眼一组随机出现的字母，接着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回忆这些字母。结果表明，被试者平均能够回忆出4个字母，而通过练习，回忆量可以增加到6个。
冯特又将字母换成单词，结果被试者回忆的单词数与先前回忆的字母数差不多，即使每一个单词都不止一个字母。这表明，当人们把信息（字母）组织成较大单元（单词）时，能使人们处理更多的信息量。后来，人们把这一过程称作“形成组块”。
利用这样的信息，冯特提出了联想律。首先，有一种混合的感觉。这里他用“感觉”这个词是指从情绪到声音，范围很广。其次，冯特认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感觉可能逐渐消失而形成一个单一的感觉，即使它们在一开始时是独立的。他也相信相似的事物更可能形成联想。
冯特最重要的著作是《生理心理学原理》，在这本著作中，他描述了脑是如何活动的。按照他的观点，脑活动的实质是化学活动，他认为脑是由液态化学物质组成的复杂器官，这些液态化学物质有时在一个区域内较活跃，有时在另一个区域更活跃。他坚信整个脑不断地在分享同样的化学心理活动。
现代神经科学认为脑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系统”在活动。这些化学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冯特对神经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他关于脑的观点在所有细节上都是不正确的，但是在基本目标上，他的研究工作与现代神经科学是有关系的。
冯特也提出了一个关于神经系统结构的理论，他推测一定存在化学物质组成了神经冲动的传导，这就是他所说的化学过程。他认为神经细胞把三种类型的化学过程发送给其他细胞。单极细胞仅能发送一种类型，双极细胞能够发送两种类型，多极细胞能够发送复杂的化学过程。单极细胞是最不普遍的，而双极细胞和多极细胞是人类生活重要的生理活动中心。按照冯特的观点，双极细胞和多极细胞的连接使得人类行为具有复杂性。冯特所掌握的技术远不如今天先进，但是，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研究已经揭示的神经细胞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冯特设想的还要复杂。
现代神经细胞的理论采用生化方法理解神经系统的活动。神经细胞或者神经元接受来自感觉（视、听、嗅和触）的信息，控制身体的有意和无意运动，通过电脉冲传送信息。复杂的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复杂行为的控制，就像冯特所预料的一样。
冯特在一生中共出版了超过53000页的理论著作，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他的最重要作品的修订版。他不但将心理研究成果写成了大量的心理学著作，还写了大量关于逻辑学和伦理学的著作。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宣称，系统地阐述反对冯特理论的论点是无效的，因为他在不断地修改和质疑自己的研究工作，或者开辟另一个研究领域。冯特著作的范围相当广泛，学者们难以决断他的许多理论的最终形式是哪一个。
冯特的实验方法学的使用最终使心理学摆脱了作为哲学的附庸的地位，同时，他反对简化主义（即心理学更适合用自然科学来解释），而使心理学区别于生理学。因此，他的研究工作使心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科书《心理学导论》低估了冯特的重要性，许多人现在已经认识到心理学史的教科书应该辟专章介绍冯特，这样才更为合适。
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新的心理学流派——行为主义开始盛行。行为主义反对研究心理，提倡研究行为，直到1960年，它一直是美国心理学的主流。近年来，心理的研究又一次成为焦点，因此，冯特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新一代心理学家的重视。
E.B.铁钦纳（1867～1927）是冯特的学生，他在美国因研究意识心理学而出名。他是一个英国人，在莱比锡大学跟随冯特学习心理学，在1892年，他在莱比锡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随后他来到康内尔大学，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成果卓著的心理学实验室。他把跟随冯特学习的内省方法带到了美国。铁钦纳重点研究心理事件，特别是心理事件的内容，按照铁钦纳的观点，心理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探讨意识要素的性质。他想把心理分析成其组成部分，以达到能够发现心理的结构的目的。因此，他自称他的心理学理论为构造主义。
与铁钦纳的观点相比，冯特认为复杂的心理现象不能通过内省的方法来研究。然而铁钦纳坚决不同意老师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所有的心理现象都能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研究。
《实验心理学史》是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史的教科书之一，其作者E.G.波林（1886～1968）是铁钦纳的学生。《实验心理学史》初版于1929年，再版于1950年。这本书高度赞扬了铁钦纳，并提升了铁钦纳的声望。但是，该书却错误地宣称铁钦纳和冯特都认为所有的心理现象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波林赞同铁钦纳的观点，是构造主义忠诚的信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