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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泪

乔治·西默农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件。不过,像这一类案件,有了作案现场的平面图,有了调查材料,通过推理和科学的侦查方法,是可以作出结论的。更何况,警长梅格雷离开刑事警署的时候,对案情已经了如指掌。

因为出事的地点并不远,所以他预计这次出差用不了多少时间。可实际上他却做了一次长时间的疲惫不堪的“旅行”。

他乘坐又旧又老的小火车,来到离巴黎100多千米的韦特欧劳。这种小火车简直是荒唐可笑,只有在埃比那勒地方印制的纪念画片上可以见到它们。下车以后,他向周围的人打听,想叫一辆出租汽车。可人们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他,以为他是在开玩笑。那么剩下的那段路怎么走呢?只有坐面包师傅的小推车了。可是,他终于说服了那位开小卡车卖肉的老板,老板答应送他一趟。

“您常去那儿吗?”警长一边谈着他要去执行任务的村子,一边问。

“一星期去两趟。多亏您‘照顾’我,这不是又增加了一趟嘛!”

其实,梅格雷就坐在离那个村子40千米的卢瓦尔河畔。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在奥尔良森林里,还能找到一个这样偏僻落后的小村庄。

小卡车行驶在森林深处,两边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树。走了约10千米以后,终于到达一片林中空地,一个小小的村庄坐落在空地中央。

“是这里吗?”

“不是。是前边那个村子。”

雨停了,树林里很潮湿。阳光蒸发起白茫茫的水汽,使人感到窒息。树枝是光秃秃的,脱落的枯叶正在霉烂,不时发出咔咔的响声。有时还看到远处一团团磷火闪着光亮。

“常有人来这儿打猎吧?”

“那一定是某位公爵……”

车继续往前开,又来到一片林中空地。这块地方比刚才经过的那一块地方要小一点儿。30来所简陋的小平房把一个有尖顶钟楼的教堂紧紧地围在中央。这些房子没有一所不是百年以上的,那黑色石板的屋顶,看上去就使人觉得扫兴。

“请您把车停在鲍特玉姐妹家的对面。”

“我想,大概是在教堂前边……”

梅格雷下了车。卖肉老板把车退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停下来,打开汽车的后盖儿。村子里几个爱管闲事的女人围了过来,她们看着新鲜的猪肉,却没有决定买还是不买。因为按照惯例,这一天不是来车卖肉的日子。

出发之前,梅格雷已经把前次来过的侦察员所画的平面图研究得相当透彻并且记在脑子里。现在,他闭上眼睛都能毫不费劲地在这所房子里走动。

梅格雷走了进去。房间是那样阴暗,幸亏他记住了图上标出的位置,否则简直是寸步难行。

这是一家店铺,它的古老和陈旧像是在对我们的时代提出挑战。仅有的几束光线,透过缝隙射在几幅古旧的油画和室内的家具上。在这阴暗对比很强烈的房间里,墙和那几幅油画一样,都蒙上了一层模糊不清的灰暗颜色。偶尔可以看到瓷瓶和铜器在光线照射下闪闪发亮。

鲍特玉家的两位老小姐自出生以来就一直住在父母留给她们的这所房子里,如今已有65年了(姐姐至少有65岁,因为妹妹已经62岁了)。长久以来,房子里的一切陈设都丝毫没有改变:柜台上放着称和装糖的盒子;货架上的食品杂货散发着桂皮和香草的气味;甚至连喝茶用的小桌子也放在原来的地方。在一个角落里,并排放着两个油桶,大桶里装的是煤油,小桶里装的是食用油。再往里边有三张桌子,左边的一张,由于用的时间太久,已经褪了颜色。桌子两侧摆着没有靠背的椅子……

左侧的门开了,进来一个32岁的女人。她挺着肚子,腰间系着一条围裙,怀里抱着一个小孩,站在那里看着警长梅格雷。

“这是怎么回事?”女人说。

“我是来做调查的。您一定是这家的邻居吧?”

“我叫玛丽·拉考尔,铁匠的妻子……”

梅格雷看见挂着的那盏煤油灯,不知道这个小村庄里没有电灯。

没有人邀请他,梅格雷就进了里屋。这里一片昏暗。幸亏有两根正在燃烧的木柴,借着这一点亮光,梅格雷看见一张大床,床上铺着很厚的褥子。红色鸭绒被鼓鼓囊囊的像个大球。床上躺着一个老太婆,一动不动,脸色灰暗而呆滞,只有那双眼睛证明她还活着。

“她总也不说话吗?”梅格雷问玛丽·拉考尔。

“不说。”玛丽用手势作了回答。

梅格雷耸耸肩膀,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材料……

案件发生在四五天以前,案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轰动的地方。鲍特玉姐妹二人同住在店铺里,为了攒钱,过着十分节俭的日子。在这个村子里,她们还有三处房屋。她俩因为吝啬而出了名。

星期五夜里,邻居们的确曾经听见了什么动静,可是并没有引起注意和不安。

星期六拂晓,一个农民从这里经过,发现一间屋子的窗户大开着,他走近一看,大喊起“救命”来。

窗户旁边,穿着睡衣的安梅丽·鲍特玉躺在血泊中,她的妹妹玛格丽特·鲍特玉面朝墙躺在床上,胸部被砍了三刀,右面颊被砍裂,一只眼睛上也有刀伤。

安梅丽当时没有死,她推开窗户想去报警,可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失血过多而晕倒在地。她的11道伤痕都不算太严重,而且这些伤痕都在肩部和右侧。

五斗柜的第二个抽屉开着,在那些散乱的衣物上边,人们找到了一个发霉变绿的皮夹子,想必姐妹俩在这里面珍藏着各种证件和票据。在地上找到了一个存折,一些产权证书,房屋租约和各种各样的发票。

奥尔良地方有关部门对这个案子已经做了调查。梅格雷不仅有详细的现场平面图,而且还有照片和审讯记录。

死者玛格丽特在出事后两天就被埋葬了。至于安梅丽,当人们要送她去医院的时候,她拼命地用手抓住床单,死也不肯走,她的眼神似乎在命令人们:把她留在家里。

法医断定安梅丽身体的主要器官没有受到伤害。她突然沉默不语,一定是因为受了惊吓。她已经5天没开口了。虽然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可是她在观察着周围发生的一切。现在也是这样,她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警长梅格雷。

在奥尔良检察总署做了调查以后的3小时,一个男人被捕了。一切迹象表明他就是凶手。这个人叫马尔赛,是已经死去的玛格丽特的私生子。玛格丽特在33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已经29岁了。村里人都说,他先在一个公爵家里当仆人,后来在树林里靠砍柴过日子。他住在芦邦底池塘旁边,离他母亲家有10千米。过去那里是一个农场,现在农场已经荒废了。

马尔赛被关在一个单人囚室里,梅格雷到囚室里去看过他。这完全是一个没有教养的野蛮人,有好几次,他离开家几个星期也不告诉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这些孩子从父亲那儿得到的拳头比得到的别的东西要多得多。另外,他还是一个酒鬼,是一个堕落的人。

梅格雷想在案件发生的具体环境中,重读一下那天晚上对马尔赛的审讯记录。

“那天晚上7点钟左右,我骑着自行车到了‘两个老太太’家,她们正准备吃晚饭。我从柜台上拿起酒喝了几口,完了就到院子里杀了一只兔子,把皮剥掉,我母亲就拿去炖。像平常一样,我姨妈嘴里嘟囔着,因为她一向讨厌我。”

村里的人都知道,马尔赛常来母亲家大吃大喝,母亲不敢拒绝,姨妈也怕他。

“那天,我们还吵了两句嘴,因为我从柜台里拿了奶酪,切了一块……”

“那天你们一起喝的是什么酒?”梅格雷问。

“是店里的酒……”

“你们点的什么灯?”

“煤油灯……吃过晚饭以后,母亲有一点不舒服,就上床休息去了。她叫我打开五斗柜的第二个抽屉,把她的那些证件票据拿出来。她给了我钥匙,我拿出来以后就和母亲一起数发票,因为到月底了……”

“皮夹子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还有一些产权证书、债券和借据,还有一大沓钞票,有3万多法郎……”

“你没有到贮藏室去过吗?你点过蜡烛没有?”

“没有……9点半钟,我把那些票据都放回原处,然后就走了……经过柜台的时候,我又喝了几口烧酒……要是有人对您说,是我杀的那两个老太太,那是撒谎……您最好去审问南斯……”

梅格雷不再继续审问马尔赛,这使马尔赛的律师感到非常惊奇。

至于南斯,他的名字叫亚尔高,因为他是南斯拉夫人,所以人们就叫他南斯。这个古怪的人,战后在国内待不下去,就来法国住下了。他是个单身汉,一个人住在隔壁店铺一所房子的小厢房里,他的职业是在森林里赶大车。

他同样是个酒鬼,最近以来,鲍特玉姐妹已经不再接待这个顾客了,因为他欠她们的钱太多了。有一次,马尔赛也在母亲的店里,母亲让他把南斯赶出店去。为了这个,马尔赛还把南斯的鼻子打出了血。

在鲍特玉姐妹家的院子里,有一个马棚。南斯租了这个马棚存放马匹,可是从来不按期交租金,所以姐妹二人就更加讨厌他了。现在这个南斯拉夫人大概正在树林里运木材。

梅格雷手里拿着调查材料,按照自己的思路向壁炉走去。在报案的那天早上,人们从炉灰里发现了一把锋利的大菜刀,刀把已经被烧光了。毫无疑问,这就是作案的凶器。刀把儿既然没有了,指纹也就无处可查了。

与此相反,在五斗柜的抽屉和皮夹子上,却有许多马尔赛的指纹,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

桌子上放着一个蜡烛盘,上边布满了安梅丽的指纹。

“我看您是不打算开口说话了!”梅格雷点上烟斗,不耐烦地报怨着。

然后,他弯下身子,用粉笔把地板上的血迹标了出来。这些血迹的位置早已被画在梅格雷手中的平面图上了。

“您是不是可以在这儿待几分钟?”玛丽·拉考尔问梅格雷,“我要把饭锅放到炉子上去……”

玛丽出去了。只有警长和老太婆两个人留在屋子里。梅格雷虽然是初次到这儿来,可是出发之前,他已经用了一天一夜来研究这些调查材料和平面图。奥尔良地区的侦查工作做得很不错,不然他会遇到更多的麻烦。研究了材料以后,梅格雷已经有了自己的估计。因此。现在当人看到眼前的环境比他想象的更肮脏更落后的时候,也就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了。

梅洛雷是农民的儿子。他知道,在一些小村庄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过着十三四世纪的生活。然而,当他突然来到这林中的小村庄,来到这店铺,来到这间屋内,面对着躺在床上的受伤的老太婆,面对着老太婆那警惕的目光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那样的不平静。只有当他参观一所医院或一个收容所,看见那些缺胳膊少腿、身心受到摧残的人时,才会有同样的心情。

在巴黎,他开始研究这个案件的时候,曾在侦查报告稿纸的边缘空白处写过以下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为什么马尔赛烧掉了刀把儿,而没有想到他的指纹还留在柜子和皮夹上?

(2)假定他用了蜡烛,为什么要把蜡烛又拿回房间里,并且把它熄灭?

(3)为什么血迹不是从床边到窗户旁的一条直线?

(4)为什么马尔赛不从通向村里的后院门逃走,而从前门逃走?难道他不怕别人认出来吗?

有一件事情使马尔赛的律师感到失望:就是在两个老小姐睡觉的大床上,找到了马尔赛衣服上的一个扣子。这是一个带绒边的猎服上面钉着的扣子,扣子的样子有一点特殊。

“在剥兔皮的时候,我刮掉了一个扣子。”马尔赛肯定地说。

梅格雷又看了一遍手中的材料,站起身来,看着安梅丽,脸上露出一种滑稽的微笑。心想:您没办法再盯着我了,我这就离开这间屋子。他真的推开贮藏室的门,走了进去。这是一个破旧的小套间,黑洞洞的,只有从天窗上透进来的一点点亮光。里面堆着木柴,靠墙的地方放着几个木桶。前边的两个桶是满的,一个装着葡萄酒,另一个装着白酒。后面两个桶是空的。侦察员们曾经注意到,其中的一个桶上,有蜡烛点燃时滴下的蜡油。可以证明,这些蜡油就是从屋里放着的那根蜡烛上滴下来的。

奥尔良的侦查报告上这样写道:

“这些蜡泪很可能是马尔赛去喝酒的时候留下来的……他的妻子承认他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他是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留下了歪歪斜斜的车轮痕迹,也可以证明他的确是喝醉了……”

梅格雷想找一件工具,可是周围没有。于是他回到屋子里。当他推开窗户时,看见两个小男孩站在不远的地方注视着这所房子。

“小朋友,你们去给我找一把锯来,行吗?”

“一把锯木头的锯,是吗?”

梅格雷的背后,那张没有血色的脸,那两只眼睛射出的冰冷的目光,总是随着警长粗壮的身影不停地移动。不一会儿,两个小孩子跑回来,他们给梅格雷拿来一大一小两把锯子。

玛丽·拉考尔又进来了。

“我没有让您等得太久吧了?我把孩子送回去了……可是我还得回去照料她……”

“请您过几分钟再来……”

“我去把火烧上……”

梅格雷正希望她不要来打扰。一次又一次,已经够麻烦了。警长回到做贮藏室用的小套间,走到那个有蜡痕的木桶旁,把锯子对准桶口,开始锯了起来。

他蛮有把握地认为将会发现什么。如果说今天早上他可能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当他来到这里以后,环境和气氛已经使他确信自己的估计——安梅丽·鲍特玉,就是他要找到的那个人。

姐妹两人之间的隔阂不仅仅是由于吝啬,难道还有怨恨?当警长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难道没有看见柜台上放着的一大堆报纸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上次的侦查报告忽视了这一点:两位老小姐还负责代销报纸。安梅丽有一副眼镜,但是平时不戴,她的眼镜是看报用的,她常常看报……

现在警长把分析推理上的最大障碍排除了。

梅格雷认为:这个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怨恨。这由来已久的怨恨产生于姐妹两人的独身生活。共同生活在一所窄小的房子里,甚至睡在同一张床上,她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但是,玛格丽特有一个孩子,她曾经有过爱情。而她的姐姐,甚至连爱情的幸福也没有享受过!在15年至20年的生活中,玛格丽特的孩子曾经在她们共同的抚养下长大成人。以后,他独立生活了。可是他常常回来,回来就大吃大喝,不然就是要钱!然而钱是属于姐妹两人共有的。既然安梅丽是姐姐,自然工作的时间比妹妹长,她赚的钱,总体来说也比玛格丽特要多。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琐事,譬如玛格丽特给儿子烧兔肉吃,马尔赛把店里卖的奶酪切一块拿走,可是母亲并不说他……这些都激起了安梅丽的不满和怨恨。

安梅丽常常看报,一定看过对一些重大案件的分析和报道,因此知道指纹在破案中的重要性。

安梅丽怕她的外甥。当玛格丽特把她们两人秘密放钱的地方告诉马尔赛的时候,安梅丽生气极了。而那天晚上,玛格丽特竟然叫儿子亲手去数弄这些票据,安梅丽更加恼火了,因为她知道马尔赛对这些财产早已垂涎三尺。但是,她不敢说出来,只好憋一肚子怨气。

“哼,有一天这小子会把我们俩都杀死的!”

梅格雷断定,这句话安梅丽在妹妹面前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

警长一边思索,一边用力锯那个大桶,他热得把帽子摘掉,大衣也脱下放在另外的木桶上。他在想:兔子……奶酪……突然又想到马尔赛留在抽屉和皮夹上的指纹,还有那个扣子……那时候,他母亲已经躺在床上了,没有来得及给他缝上这个扣子……假设,马尔赛真的杀了母亲,那么他为什么不把皮夹子里的东西全部拿走,反而把它们扔在地上!是不是南斯干的呢?不,不会,他是不认字的。梅格雷肯定这一点。

安梅丽的伤口都在右侧,伤的地方不少,可伤口都不深。正是这一点,最先引起警长的怀疑。他设想,安梅丽准是笨手笨脚,又怕疼痛,才把自己砍成这个样子。她并不想死,又怕被疼痛折磨的时间太长,所以作案以后,打算推开窗户喊邻居……然而,命运嘲弄了安梅丽,当她还没有来得及喊醒邻居的时候,就晕倒在地上了。整整一夜也没有被人发现。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经过也仅仅如此而已。安梅丽杀死了正朦胧入睡的妹妹玛格丽特!为了使马尔赛不再惦记着那些钱财,她制造了一种假象——钱都不见了。于是,她往自己的手上包了一块布,拉开柜子抽屉,打开皮夹子,把票据等东西扔在地上……

之后,她留下了蜡烛的痕迹……

最后,安梅丽在床旁边砍伤了自己,又踉踉跄跄地走到壁炉旁边,为了消灭指纹而把作案用的菜刀投进了火里。然后,她推开窗户……地上的血迹已经证实了这个过程。

梅格雷的工作接近尾声了……他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像是角斗场上绝望者的嘶喊。他转过身去,看见门开了,一个稀奇古怪、阴森可怕的影子出现在面前:穿着短衫和衬裙,手臂和上身缠着绷带,呆滞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这正是安梅丽·鲍特玉。身后跟着扶着她的玛丽·拉考尔。此时此刻,一种难以形容的心情使梅格雷几乎丧失了说话的勇气。他希望赶快结束工作离开这里!桶口终于被锯开了,一个纸卷儿从里面露了出来,这不是别的,正是一些借据和修铁路时发行的公债券。这些东西是从桶口处塞进去的。这关键性的发现,也没有使警长兴奋起来。

他想马上离开这里,或者像那个庸俗的马尔赛一样,去喝一大杯或者一瓶英国罗姆烈酒。

安梅丽半张着嘴巴,仍然沉默不语。要是现在她失去了控制的话,一定会倒在玛丽的怀里,而玛丽一定会摔倒,因为她比安梅丽瘦弱得多,更何况正在怀孕。

眼前的一切难道是发生在我们的时代?不,这是另一个世纪和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场景!梅格雷感到无限惆怅和痛苦。他一步步朝前走,安梅丽一步步往后退……最后,他把那一卷票据扔在卧室的桌子上。

“去把村长找来。”梅格雷对玛丽·拉考尔说。他的声音有些嘶哑,因为他觉得连喉咙都发紧,“我要让村长来当旁证……”

然后,他对安梅丽说:

“您最好还是去睡觉……”

尽管由于职业的需要,他养成了好奇和不动感情,可是现在,他却不愿再多看她一眼。他背转过身去,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只听见背后的钢丝床发出吱吱的响声。村长来了,却不敢走进来。

村里没有电话,不得不派一个人骑自行车到韦特欧劳去。警车和卖肉老板的小卡车走得一样慢,他们终于来到了……

天空还是那样惨白,西风摇动着树枝。

人们问他:“您有什么新发现吗?”

梅格雷心不在焉地回答,他并没有因为任务的完成而感到轻松,他在思考别的问题。他知道,这个案件一定会成为刑事犯罪问题的研究重点,这不仅对巴黎,而且对伦敦、对伯尔尼、对维也纳,甚至对纽约也同样有意义。

(王晔译) iFV71Vn4tomI1igQmIyRF8pZv25T/EOSfNJ1LhVUv2/26EY3MU3TLMUvtFjA3Vht



橡皮喇叭

罗伊·韦克斯

如果你到伦敦警察厅去打听一下悬案侦缉处,人家就会老实告诉你,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因为它如今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了。不过,尽管该处现在不再有办公的场所,它的精神却仍然滞留在我们大家都特别引以为自豪的那些索引卷宗之上,这一点你倒尽可放心。

这一部门成立于爱德华七世的兴盛时期。凡是其他部门所置之不理的案件,都由这一部门接受过来。例如,一个人本来罪证确凿,但却被宣判无罪,他们就把有关这个人的一切证据、线索记录归档。他们的文件架上堆满了本来可以送交罪证陈列馆去的证物——但现在仍然留在这儿。他们收存的照片,都是年轻的侦缉队员永远感到头痛的东西,因为他们觉得早该想个办法把这些东西送交罪犯照片陈列室去保存了。

此外,有民众本来是为了协助公安部门办案,提供的却是一些无价值的情报和荒唐的推论,这些人也被打发到这个部门来。进入该部门的手续很简单,只要由负责处理某一案件的高级官员写一份证明,说明所提供的情报毫无根据就行了。

根据情理与常识推断,这一部门的档案,收藏的都是不正确的情报。他们主要以猜测推度开展工作。有一回,他们把一个人的姓名偶然进行了同音异字的推测,居然捕获、绞死了一个杀人犯。

该部门的职责,就是把毫无逻辑关系的人和事进行结合。总之,他们赞成反科学侦探法。他们总是依靠机缘、侥幸办案,用来抵制犯人赖以逃避逮捕的侥幸手段。他们常常把一个案件和另一案件混淆起来,推理虽然错误,有时也会凑巧得出正确的结论。

乔治·蒙西和橡皮喇叭案件就是一个例证。

而且请注意,这只橡皮喇叭和乔治·蒙西没有逻辑关系,和他杀害的女人没有关系,和他杀人的环境背景也没有关系。

乔治·蒙西在满26岁之前和他寡妇母亲一直在奇彻斯特居住。家庭开支全靠他们的药店 维持。药店由蒙西太太负责,经营非常得法。店里还有一个经理和两个店员,乔治就是店员之一,他最近刚参加工作。至于他的少年时期,我们只知道他获得过一份日校奖学金,为期三年,在第一年年底,从表面上看虽则不是由于品德不佳,可是他的奖金却被撤销了。他几次想取得药剂师执照,都未成功,结果只得在店中负责售卖香皂、热水袋和照相材料。

他这份工作周薪两英镑。每礼拜六他把全部收入上交母亲,然后老人家再将其中15先令交还给他作为零用。老人家对其余部分虽无任何用场,但还是把钱留下。她这样做只是为了培养他的自尊心罢了。至于老人家还为他添置衣服,负责他的其他一切开支,他并没有注意到。

乔治没有朋友,也没有一般青年人所具有的爱好。他的全部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和他母亲一起度过的,他很孝顺。他母亲是一个和蔼而又非常专断的女人。她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儿子的孝心中有几分幼稚——他事事听他母亲的主意,宁可牺牲自己的自由。

母亲死后,他再没有继续在店里的工作。他在奇彻斯特鬼混了大约8个月,然后将全部买卖顶出,等遗嘱生效后,他获得了800英镑的一笔款子,还有2000英镑3个月后也可以到手。他对这笔遗产显然并不清楚,结果,他对这些钱并未提出申请,同时律师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所以直到他的姓名见报时,这2000英镑仍然在他名下分文未动。

他是一个正常但脑子有些迟钝的青年。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在卧室的墙上贴满了当代女演员的照片以及从黄色周刊上剪下的无名美女像。说起来,他还有点天真,他竟然把这些照片作为临别纪念,送给了他家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厨工了。

他将800英镑分别用钞票和金币取出来,告别了家乡,到伦敦去了。他偶然在皮姆里考找到一个经济而又相当体面的住所。然后,他冒冒失失、土里土气地开始出门见世面去了。

当年正是《风流寡妇》 轰动全伦敦的时候。大概由于某人偶然的介绍,他晃晃悠悠走到达里戏院,买了一个花楼座 看戏去了。

当时正是伦敦社交季节的开始。我们可以想到,假如在他身旁不时碰巧也有一位身穿常服的女人,那么他穿着他那套成衣便装坐在花楼里一定会觉得格外难堪的。

这个女人叫黑尔达·卡赖宓小姐,43岁。她即使算不上太丑,也确实没有半点迷人之处。尽管人长得很利落,老式穿着相当讲究,也全无济于事。

最后,乔治·蒙西这段稀奇的未婚经过全部进入了悬案侦缉处。

这是两位有点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们的接触有些离奇古怪。两人在散戏后一同挤到走廊上,才开始说起话来。他们说话的声音,似乎从一片羞涩胆怯、庸俗虚伪的迷雾中传了出来,结果还是由她抢先开口。

“如果你不介意,我没有经过介绍就主动和你说话,咱们两个,我和你,好像怪不好意思的,不管怎么说。”

他的回答听起来有些异乎寻常。

“是的,当然啦!”他说,“你以后还到这儿来吗?”

“是的,当然啦!有时我一礼拜来两趟。”

接着在两周之内,他们两个去看了三次《风流寡妇》,不过其中头两次他们没有碰见。第三次是一个礼拜六晚上,卡赖宓小姐请乔治·蒙西第二天早晨陪她到巴特寺公园散步。

现在他们那股羞怯劲不见了。两人突然跨入友谊之门。乔治·蒙西接受了她的午餐邀请。然后她带着乔治走进一幢拥有8个房间的大房子——是她自己的——布置得很舒适,其中还住着由她扶养的一位姑母。因为除了房子之外,卡赖宓小姐还有一笔稳妥可靠的投资,每年有600英镑的进款。

不过这些因素在乔治·蒙西看来,几乎全然无足轻重——因为他的800英镑到现在花去了还不到50镑。所以在这个阶段,他确实没有打算和卡赖宓小姐结婚的念头。

他们两个都没有职业,所以随时都能见面。卡赖宓小姐就为乔治承担了导游伦敦的任务。她父亲原来是个乐乐呵、醉醺醺、偷工减料的营造商,生活放荡不羁,而她和她父亲全然相反,思想极端呆板严肃。她带着乔治游览了伦敦塔,大英博物馆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她一边走一边大声朗读一本旅游指南。他们既不去戏院,也不上音乐厅,因为卡赖宓小姐觉得这都是一种轻浮的表现——只有《风流寡妇》例外。她认为这是歌剧,因而是有教养的。可是乔治·蒙西样样都很喜欢,这也真怪。

这位矮小自满的老处女,在年龄上比他大16岁左右,无疑触动了他同情的心弦。不过对于他在卧室墙上乱贴知名的美女照片这一点,她全然不能迎合迁就。

从此她再也没有去看《风流寡妇》。不过蒙西自己却偷偷溜到达里戏院去过一两次。《风流寡妇》实际上为他提供了一种梦境生活。我们可以断定,他在想象中把自己当成了约瑟夫·寇恩先生;而寇恩先生每晚扮演普林斯·丹尼娄 ,他在戏中对待美丽的莎妮娅那种睥睨无礼的态度,反而促使莎妮娅在最后一幕中更加坚定地倒向他的怀抱。这种幻想,对于一个来自乡下,刚刚失去羞怯之心而又缺乏智力的青年来说,的确危险万分。

一天晚上,在他陪伴卡赖宓小姐回家之后,对面走来一个使女,一见之下使他大吃一惊,他那股羞怯劲的确半点也没有了。这个使女原来是出来送信的,离卡赖宓小姐家大约50几码。即使说她长得不像或者根本不像扮演莎妮娅的李莉·爱尔丝小姐,起码从她当时戴着的白帽子和系着的飘带上看去,的确显得非常可爱,而且满面笑容,又亲切又自然。

自然了,她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爱瑟尔·妃布拉斯。她和乔治·蒙西一起待了五六分钟,然后又是这样一次离奇而简短的对白。

“真怪,像你这样的姑娘会给人家当使女!你哪天晚上休息?”

“明天6点。你问这个干吗?”

“我到这个路口来等你。我保证来。”

“得两个人保证才行。我叫爱瑟尔·妃布拉斯,如果你想知道我的姓名的话。你叫什么?”

“丹尼娄。”

“哟,你怎么叫这样一个名字!丹尼娄什么?”

乔治预先没有料到要编造一个假姓名,所以现在很为难。他又不好说姓“史密斯”或“鲁滨逊”,于是就说:

“普林斯。”

你会看到,乔治不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第二天晚上当妃布拉斯见到他的时候,除了看《风流寡妇》之外,他想不到有任何可去之处。他甚至那样愚蠢,还递给她一张戏单,不过她没有看那些角色的名字。一开幕,她就完全被李莉·爱尔丝迷住了,她像当时的每个漂亮姑娘一样,认为自己和那位女主角长得很像。因此她根本没有注意约瑟夫·寇恩先生和他那个角色的姓名。假如她当时发现到那种颠倒姓名的愚蠢行为的话,可能就会对他有所怀疑。这样一来,乔治·蒙西也许会长命百岁,寿终天年了。

但是她并没有发现。

总之,爱瑟尔·妃布拉斯取代了乔治梦中幻想的美人,他感到格外满意。生活开始甜蜜起来。白天他和卡赖宓小姐大享友谊之乐,但是这种乐趣丝毫没有影响他对那个漂亮女仆的痴情恋意。

9月初是爱瑟尔应该休息的时间。她和乔治在沙森特整整玩了两个礼拜。乔治每天都给卡赖宓小姐写信,说他母亲有一位药店同业朋友在休假,现在请他替班工作。他还居然找到当地一家药店替他转信。信上的姓名写的都是“乔治·蒙西”,而在旅馆里,他们两个登记的却是“D.普林斯先生和太太。”

戏剧中的普林斯·丹尼娄是一位有名的挥金如土、浪荡逍遥的人物——而现实生活中的丹尼娄·普林斯也不甘落后,他紧步戏中人物后尘。因此毫无疑问,爱瑟尔·妃布拉斯在大享空前之福。他们住的是一整套房间(“哟!一个浴室完全归咱们两个人用,随便什么时候洗澡都行!”)。

他为她包了一辆汽车,还带着司机——当时是15英镑一天。还为她准备了香槟酒,在他劝引之下,能喝就随时让她喝上几杯。此外还为她买了一些十分贵重的礼品。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礼拜一过,她竟然回来上工了。这真有点奇怪。不过她的确回来上工了。爱瑟尔毫无唯利是图的表现。

回到伦敦以后,乔治见到卡赖宓小姐高兴极了。他们又没完没了地散起步来。他差不多每天都到她家吃午饭或晚饭。一次宝贵的活动——这次到沙森特短短的旅行花去他800英镑中的一大部分。

每天得早早起来抓空才能和爱瑟尔去胡混上几分钟,这真有点讨厌。由沙森特回来以后,抓空胡混这几分钟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魅力。除此之外,爱瑟尔还有半天休息和礼拜天的假日呢,为了应付礼拜天,势必要费些脑筋,对卡赖宓小姐大扯其谎。

10月中旬,他又开始偷偷去看《风流寡妇》了。这是不祥之兆。因为这说明他又开始从现实回到了梦境。在这个当儿,现实已经失去愉快的兴致了,代替的是哭哭啼啼,斗气吵嘴。

11月初,爱瑟尔向他提出极为充分的理由,要求择日结婚。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不明不白地未加肯定。他打算不管她死活,一甩了之。说来也奇怪,最后她扬言要找卡赖宓小姐进行当面揭发,这样才算扭转了局面,使乔治拿定主意要化险为夷,和她结婚了事。

一个有雾的上午,他用丹尼娄·普林斯这个名字在亨利埃特大街婚姻登记处和她结了婚。妃布拉斯夫妇从班伯利赶来参加了婚礼。他们对这次婚礼的排场虽然不太满意,不过从社会观点来看,这场婚姻总算是提高了爱瑟尔的身价。

“你们到哪儿去度蜜月?”妃布拉斯太太问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打算度蜜月的话。”

“沙森特。”没有头脑的乔治说。果然他第二次又带她到沙森特去了。这一次用不着住整套房间了,于是他们住进一个家庭小旅店。住在这里的行商们由于看到这位新娘相当可怜,对她很客气,因而乔治吃起醋来。本来天气很坏,乔治硬要带她去散步,结果他自己却得了重感冒。在爱瑟尔的脑子里,这个小镇本来和香槟酒与沐浴盐 结下过不解之缘,而现在桉树油与热杂拌威士忌 却占了主要地位。但是他们只得坚持把两个礼拜住完,因为乔治早已告诉过卡赖宓小姐,说他又在沙森特为他母亲那位药店同业朋友替班工作。

根据悬案侦缉处的档案材料,他们是在11月30号乘3点一刻的车离开沙森特的。乔治买的是头等票。而3点一刻的车是一次普通直达快车,不过当时去伦敦的乘客几乎不到20个人。在一节头等车厢中只坐着一个男人,还带了一个裹着红头巾的婴儿。爱瑟尔打算上这节车,可能是希望那个男人会请她照料那个孩子。结果乔治不肯,他认为非到万不得已时,绝不和孩子打交道,于是他们就到另一节车厢去了。

然而爱瑟尔似乎带着某种喜悦的心情,在期待着即将来临的大事一样。她在沙森特时,看到有些专为接待夏季旅客开设的商店在冬季也在营业。在离开沙森特之前,她到一家商店去了一趟,买了一大包东西。她有一种可怜的想法,认为乔治看到这些东西一定会高兴的,于是她把包袱打了开来。

包袱里有一个小孩玩的水桶,一把小得不像样的木锨,一只和木锨大小相配的帆船,一块沙森特岩石和一只橡皮喇叭。喇叭柄上裹着红蓝羊毛。这是一只小孩喇叭,橡皮做的,伤不着孩子的牙床。喇叭嘴上包着橡皮,里面装着一个发声的金属小笛。

爱瑟尔把喇叭放到嘴里吹了起来。

在幻想中,也许她听到自己的孩子在吹喇叭。也许,在度过了一个孤苦悲惨的蜜月之后,她拼命想抓机会开开心,同时希望他能作陪,甚至也许能一起尽情欢闹一番。至于实际情况,还得以乔治的说法为准。

“我说了‘别这么吵人啦,爱瑟尔——我想看报呢’这一类的话。然后她说‘我想搞点音乐开开心’。她还是接着吹喇叭。于是我就把它夺过来,从窗口扔出去了。我没有伤害她,她好像也不大在乎。为了这件事我们再没有争吵过。我接着看我的报,一直看到伦敦。”

他们在芬车池大街取了行李,就离开了车站。爱瑟尔可能把那包玩具扔了,因为以后再没有听到她提起过。

临打扫车厢时,在头等车厢的座位下,发现一具裹着红头巾的婴儿尸体。以后经过证实,孩子不是直接被杀害的,而多少像自己抽风死的。

不过在这件事没有公布之前,伦敦警察厅像捉拿凶手一样,在追寻那个带孩子上车的男人。然后侦缉队员们搜查了沙森特的商店,发现他们只卖出这一只喇叭——买主是个女人,老板不认识。线索到此就中断了。

结果这只橡皮喇叭进了悬案侦缉处。

在他们从沙森特正式度蜜月回来时,800英镑还剩下150几镑。乔治带她到拉德布鲁克·格鲁夫租了几间带家具的房间住了下来。几天之后,他们又搬到同区一家经济公寓去了,为此还添置了30英镑的家具。

她好像没有向他问起过任何使他尴尬为难的有关钱财的问题。每天早饭后,他离开公寓,假装去上班。其实他是到伦敦西区瞎逛,等着和卡赖宓小姐见面。他尤其喜欢在礼拜天到巴特寺那一家去吃午饭。当然啦,现在他只是把老办法前后掉了一个头,这一次该向爱瑟尔编造那些难以编造的谎言了。

“近来你好像大变样了,乔治,”卡赖宓小姐在一个礼拜天午饭后说,“我想你在和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同居吧。”

乔治虽然不太懂芭蕾舞女演员是什么人,不过这个名字听起来令人作呕。由于实在不愿意再编造新谎言了,于是说道:

“她不是芭蕾舞女演员。她过去一直当佣人。”

“我真的只想弄清楚一件事,”卡赖宓小姐说,“那就是:你是不是喜欢她?”

“不,我不喜欢她!”乔治十分坦白地说。

“你在一辈子当中遇上这种事,真可惜——你是专搞科学的。为了你自己,乔治,为什么不把她甩掉呢?”

是啊,为什么不呢?乔治在纳闷,这一点为什么早没有想到呢。只要他一搬家,不再叫这个可笑的名字,事情也就差不多算了。他立刻回去收拾行李。

当他回到公寓时,爱瑟尔对他的接待格外热情。

“你对我说你要到‘主日兄弟会’去,你是说了!其实你就根本没有着他们的边,因为你是到巴特寺公园找那位卡赖宓小姐去了。因为我在跟着你,看到了你。然后你又回到她家,劳瑞尔路门牌15号,这件事我以前不知道。你竟然看中了一个干瘪瘪的老处女,真叫我莫名其妙。现在该叫她知道知道她是在用别人家男人的膀子。出不去今天,我就去找她。”

她急急忙忙戴帽子、穿外衣,而乔治冲过去拦阻她,不料一只脚卡在盒式煤气炉上。由于他们已经安装了煤气灶,这件东西就没有用了——爱瑟尔早在几个礼拜前就应该拿开的,可是现在就把它当做熨斗架使用了。

乔治随手把小煤气炉拿起来。心里想,如果她真去找卡赖宓小姐吵架,他自己就不能再到那儿去了。于是他立刻把她推到床上,然后拿起小煤炉就往下砸——一连砸了好几下。

他把所有的毛巾,以及刚才找到的一切能吸收水分的东西。统统塞到床下面去了。然后自己洗了洗,收拾好一个手提箱,就离开了公寓。

他把箱子提到从前的老住处,说他又搬了回来,然后及时赶到巴特寺那一家餐馆吃晚饭去了。

“我已经照你的话办了,”他对卡赖宓小姐说,“账跟她算清了。以后再也不会来信了。”

礼拜日晚上,公寓下一层的住客报了警。礼拜一的晨报纷纷登出这件凶杀案的消息。通缉丹尼娄·普林斯的工作从此开始了。

礼拜二,死者的父母被采访过后,死者的身世就出现在礼拜三的晨报上。

“1907年11月16日,我女儿与普林斯在亨利埃塔大街婚姻登记处结婚。他立即带我女儿到沙森特度蜜月。他们在该地停留了两周。”

在劳瑞尔路的尽头,有一小堆人围在死者最近还在那儿当过佣人的那家房子前面目瞪口呆地看热闹。离15号门牌才50码!不过,即使卡赖宓小姐注意到这群人,也没有人听到她对这件事向谁发表过意见。

过了几天,伦敦警察厅才知道,丹尼娄·普林斯这个人是找不到的。其实,这件事果不出所料,完全和乔治想的一样简单。他一搬家——他这段倒霉的婚姻就算结束了。即便又加上这次凶杀案,也没有使问题复杂化。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你瞧,乔治·蒙西和丹尼娄·普林斯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所以乔治被捕的机会很小,只有当他碰巧遇到一个知道他叫普林斯的人才有可能。一个是旅馆老板,一个是沙森特男服务员和一个女服务员,一个是拉德布鲁克·格鲁夫的房地产经纪人。当然啦,还有爱瑟尔的父母。不过这些人当中,只有那位房地产经纪人住在伦敦。

有一位律师,也是一个统计员,他常常计算各种平均数来消闲解闷。他的结论是:乔治·蒙西被捕的机会,等于他一连23次赢得“加尔各答跑马大赛”头奖的机会。不过这位律师对于悬案侦缉处利用不合逻辑的猜测办案方式会歪打正着的例子,没有计算在内。

当通缉丹尼娄·普林斯的呼声正喧嚣一时的时候,乔治·蒙西却在埋头找工作,结果只过了两个礼拜,就在瓦汉姆的一家药店找到一份工作。他负责售卖香皂、热水袋和照相材料等一类货物——周薪2英镑,另外还有一点提成,用来鼓励他的工作热情。

复活节时,他和卡赖宓小姐到教堂结了婚。这位小姐为此动员了他先父的一切友好相识,当他们看到她穿着白缎子礼服,披着白色面纱举行婚礼时,不禁哑然失笑。现在乔治刚参加工作不久,不便向老板请假,于是这对新婚夫妇的蜜月因而从免。至于那位姑母老太太,在侄女每年100英镑的赞助下,进了贫民院。结果乔治再度住进了一幢宽敞舒适、井井有条的大房子。

在他们短短的新婚生活中,这对极不般配的夫妻,似乎过得非常美满。已故的卡赖宓先生的亲朋旧友,一听见乔治心不在焉地叫他妻子为“卡赖宓小姐”时,就会露出讥笑的样子。这些人实在不通人情,那就不再同他们来往,把他们忘记吧。

他的两镑周薪,和妻子不劳而获的收入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不过事实上,这也是他们婚后幸福的基础。每礼拜六他把全部工资交给他妻子,他妻子留下25先令,然后再把其余的15先令交还给他作为零用,因为他们两个都认为吃饭付钱,对他的自尊心是必不可缺的因素。她常常看报,替他出谋划策。大多数男人所有的爱好,她似乎都不许他染指,不过乔治对此却毫无怨言。

春去夏来。每个人对爱瑟尔·普林斯在拉德布鲁克·格鲁夫一家公寓中被害事件,几乎都忘记了。从这个词的任何真正含意来看,说乔治也把它忘记了,大概是不会错的。他读书太少,不知道有一种流传的说法,那就是杀人的罪行对凶手永远纠缠不放,只要一提到,就叫他心惊胆战。

一天早上,他听到老板对他说了下面这几句话之后,他并没有任何反应:

“现在有这么一桩橡皮喇叭的买卖,我进了一些。可以标一先令一便士一个。放一个在你的柜台上吧,和橡皮奶嘴摆在一起,想办法找带小孩的妇女来买。”

乔治打开装着橡皮喇叭的纸箱子,从里面拿了一个出来。喇叭柄上裹着红蓝羊毛。他把喇叭放在橡皮奶嘴旁边,接着就把它给忘了。

还有一个店员叫韦尔金斯,他虽然持有药剂师执照,却并不因此而孤高自傲。一天午饭后,为了消磨这段无聊的时间,拿起喇叭吹了起来。

猛然间,乔治带着爱瑟尔坐上了火车,同时告诉她“不要这样吵人”。当韦尔金斯放下喇叭之后,乔治发现自己在瞅着喇叭,同时觉得那些红蓝羊毛特别可恨。他把喇叭拿了起来——当初爱瑟尔那只喇叭被他扔出火车窗口时,摸上去就和这只一模一样。

现在绝不能认为是乔治感到悔恨。实际上是那只橡皮喇叭在使他非常清楚地记忆起爱瑟尔,唤醒了酣睡在他内心深处的力量。爱瑟尔本来非常漂亮,活泼,爱说爱笑。这些优点,每逢乔治情绪高的时候总是感觉得到的——而他的情绪通常总是很高,尽管当时他也有不少苦恼。

总之,这只喇叭产生了一种令人迷惑怅惘的感觉。为什么一切事物不能始终如一呢?爱瑟尔只是在做了他的妻子以后才变得完全不能容忍,因为她缺乏条理性,没有真正照料过他。现在他既然和卡赖宓小组结了婚,假如能再见爱瑟尔的话,哪怕是,比如说吧,在礼拜三晚上和隔周的礼拜天,生活就会立刻充满了愉快和幸福……有一位太太带着一个小姑娘——也许家里还有一个小娃娃——走了进来。他劝这个女的买一个喇叭,但买卖没有成。

第二天,他居然自己承认那只喇叭弄得他心烦意乱,在12点45分到一点一刻,趁着韦尔金斯出去吃午饭时,他拿起喇叭吹了吹。在刚要关门之前,当时韦尔金斯也在,他又吹了吹。

乔治不善于自我欺骗。本来压抑下去的种种渴望,终于被这只喇叭掀动起来。第二天他开出一张一先令一便士的发票,掏出一先令一便士零钱放进现金出纳机,随手把喇叭塞进了衣袋。在当天晚饭之前,他将喇叭扔进了烧热水的炉子。

“房子里有一股臭味。你住炉子里扔了什么,乔治?”

“没有什么。”

“你说实话。亲爱的。”

“一个橡皮喇叭,老在我柜台上摆着。实在把我气火了,真的。我花了一先令一便士就把它烧了。”

“这太傻了,不是吗?这样你的零花钱就不够用了。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不能再补给你一份。”

没有关系,乔治让她不要着急。同时心里在想,有这样一个老婆实在走运。她能让你循规蹈矩,一发现你有点差错,就能及时提出来给你纠正。

3天之后,老板清点了存货。

“我看那只喇叭已经卖了。再摆上一个吧。这可能是桩好买卖。”

于是这桩买卖又重新开始了。乔治,你会发现,虽说毫无头脑,可是他在自我克制方面倒是把好手。现在爱瑟尔在支配着他那种精神恍惚、如醉如迷的生活的另一侧面,假如他听任自己让这些往事不断挑逗下去,他自己明白,他和他妻子的那种幸福美满生活就要受到威胁。

这些橡皮喇叭,算上家里烧掉的一个,一共6打。老板要卖一先令一便士一个。13先令一打。然而每打又有13个。这个账算起来就有点麻烦。不过最后他还是把总数算对了。他又计算了一回,把数字仔细“验证”,才算放心。800英镑,他只剩下23英镑了。

蒙西太太有个相当漂亮的鳄鱼皮化妆用品箱,是她自己买的,却故意说是“新郎送给新娘的礼品”。

第二天,乔治借口说他要从店里带些东西回家过圣诞节,借用了这只鳄鱼皮化妆用品箱子。他把箱子提到店里,又说箱子里装着他的晚礼服,准备到一个朋友家去换,免得夜里回家麻烦。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娶了一位“有遗产的老婆”,所以无论是韦尔金斯或老板,对他有一套晚礼服和一只鳄鱼皮化妆用品箱子,是不会感到特别惊奇的。

12点45分,又趁店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把半箱(差一个)橡皮喇叭塞进了那只鳄鱼皮箱子。等老饭吃完午饭回来后,他就说:

“阿鲁史密斯先生,所有的橡皮喇叭都叫我卖掉了。一个老家伙走进来,说他替一个孤儿院办事,于是我就劝他包圆了。”

“包圆了,是吗?他没有要打折扣吗?”

“没有,阿鲁史密斯先生。我看他有点神经病。”

阿鲁史密斯先生使劲瞧了瞧乔治,接着又瞧了瞧那个现金出纳机。6打差一个,一先令一便士一个——4英镑3先令5便士。的确怪事一桩。不过时不时地总会碰到异想天开的顾客,结果那天到了最后,阿鲁史密斯先生的惊奇也自然消失了。

一个人要是从瓦汉姆到巴特寺,要坐地铁到维多利亚火车站,然后再坐火车走。根据乔治·蒙西那天晚上把鳄鱼皮箱带到维多利亚车站这件事来看,这就证明他打算把橡皮喇叭拿回家去,可能埋在花园里,也可能想别的办法处理。不过这样一来,他说他要带一些东西回家过圣诞节这样事,就交代不了了。

这一点关系不大,因为那只鳄鱼皮箱那天晚上就根本没有进家。当他从地铁走上最高的那层台阶时,箱子忽然从手里被人夺走了。

箱子一被抢走,乔治首先就觉得去了一块心病。他早就发现这些橡皮喇叭是不能烧的,这的确会为他惹出很大的麻烦。他知道那只箱子是15个金币买的。而原有的23英镑,在花剩下之后,第二天还足够买一只新的箱子。

第二天店铺关门的时候,乔治和韦尔金斯在收拾东西,阿鲁史密斯先生在看报。

“喂,蒙西!你听这一段。杰克·蒙代尔,37岁,无固定住所,今晨于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窃得鳄鱼皮化妆用品箱一只,此案由拉姆斯顿先生进行审理。拉姆斯顿先生询问警方箱内装的是什么东西。——玩具喇叭,阁下,橡皮做的。一共77个。拉姆斯顿先生:77个橡皮喇叭!好,这下子警察局就的确再没有不组织乐队的理由了。——(笑声)”阿鲁史密斯先生也笑了,同时接着说:“蒙西,这可真像你说的那个疯子。”

“是的,阿鲁史密斯先生。”乔治无动于衷地说,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接受他太太的批评去了,那是关于今天下午送货上门的一只新鳄鱼皮箱的问题。这只箱子看去会同原来的一只不大一样,因为原来那只是定做的。虽然两只是在同一家店里买的,而且店老板为了照顾乔治,仍照原价不变。

与此同时,警察局在报上登了通知,寻找这只鳄鱼皮箱的主人。由于第二天上午仍然无人认领,警方只好根据箱子上的招牌,带着箱子找到皮箱店来。

据制造商说,这只箱子是去年为一位卡赖宓小姐定做的——这位小姐后来结了婚,而且就在前一天,她丈夫蒙西先生,还要求完全照原样定做一个,不过最后他买的是一件成品。

“给蒙西先生打电话,叫他来认箱子——同时把这些橡皮喇叭也带走!”警官说。

蒙西太太接了电话,并且告诉了蒙西工作的商店的地址。

“一个药店的店员!”警官说,“我看一定有鬼。这些喇叭可能就是他们店里的货物。可能是他偷来的。不要打电话——直接过去吧,看看老板是不是发现他的货物少了。先找他,再找蒙西。”

警长到瓦汉姆之后,被请进柜房。然后立刻问阿鲁史密斯先生是否丢了77只橡皮喇叭的货物。

“没有丢——是我们前天卖出去的——不错,77个!更正确地说,是我们的店员乔治·蒙西卖的。喂,蒙西!”乔治正好走过来。

“你把橡皮喇叭卖给一位说是和孤儿院有关系的顾客先生——是前天的事——对不对?”

“对,阿鲁史密斯先生。”乔治说。

“没有要打折扣就包圆了,”阿鲁史密斯先生得意地说,“4英镑3先令5便士。我还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是前几年,有一个男的也是走进我这个铺子——”

警长觉得脑袋嗡地晕了一下。这个店员把77只橡皮喇叭卖给一个离奇古怪的男人。货物当时付款就拿走了——而结果这些东西却又落到这个店员老婆的化妆品箱子里。

“前天在维多利亚车站,你可有一只鳄鱼皮化妆用品箱子被人偷了,蒙西先生?”警长问道。

乔治觉得左右为难。假如承认那只鳄鱼皮箱是他老婆的,那他就得向阿鲁史密斯先生坦白,说他连折扣都没打就把77橡皮喇叭全部巧妙地卖出,完全是扯谎。

“没有。”乔治说。

“哼,我想也没有。这是哪儿搞错了。我想就是箱子铺的老板弄错了。对不起,打搅你了,先生!再见!”

“等一等,”阿鲁史密斯先生说,“那天你的确拿来一个鳄鱼皮化妆品箱子,蒙西,里面还装着你的晚礼服。而且你的确也是走维多利亚车站回家的。可是那些喇叭又是怎么回事呢?警长,假如那批货物是在柜台上卖掉的,那不可能又到了蒙西先生的箱子里去的。”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调查,阿鲁史密斯先生,真是没影儿的事,”乔治说,“我想现在门面上需要我去照顾照顾了。”

乔治很伤脑筋。于是他请了一会假,早早回家了。他告诉他老婆,他如何跟警察扯了谎。至于喇叭问题他也说了实话。接着她立刻让乔治把他原来讨厌喇叭的道理也说了出来。结果当警察把原来那只皮箱送上门来的时候,被她断然否认了。

根据法律,这只箱子的所有权无法强加于蒙西一家人身上。在审讯抢劫犯杰克·蒙代尔之前,这只鳄鱼皮箱以及77只橡皮喇叭交悬案侦缉处保管。

在离这只箱子几尺高的一层架子上,放着乔治·蒙西大约在7个月之前乘坐沙森特直达芬车池大街那趟3点一刻的快车时,从车厢窗口扔出去的那只喇叭。

办案人员从箱子里拿出一只喇叭,放在架子上和那只喇叭比了比,两者之间没有一点逻辑关系。他们只是猜想其中可能有点关联。

他们尽力把瓦汉姆和沙森特两个地方挂了挂钩,没有得出结果。接着又追查了瓦汉姆77只喇叭的来龙去脉,发现乔治·蒙西把喇叭放进鳄鱼皮箱之前一段时间,问题都很简单。

他们又回到沙森特的那只喇叭上去,于是在档案中看到:那只喇叭的买主不是那个带孩子的男人,而是一个年轻妇女。

然后他们查了查年轻妇女和沙森特之间的相互参照材料。这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无头案——爱瑟尔·妃布拉斯凶杀事件。他们看到:“1907年11月16日,我女儿与普林斯在亨利埃塔大街婚姻登记处结婚。他立即带我女儿到沙森特度蜜月。他们在该地停留了两周。”

11月16日再加上两个礼拜,就是1月30号。这正是那只橡皮喇叭在铁路旁找到的日子。

一只橡皮喇叭(可能)是一个年轻妇女扔在铁路上的。结果这个妇女被杀害了(身边没有橡皮喇叭)。6个多月之后,一个青年男人在77只橡皮喇叭上大做文章,表现得离奇古怪,异乎寻常。

这种联系完全不合逻辑。不过悬案侦缉处是专门处理没有逻辑关系案件的部门。他们把这种荒谬的推测——用保密记录方式——通知了侦缉队队长雷森。

雷森从班伯利把妃布拉斯老夫妇带到瓦汉姆。

他给了他们5个先令,接着打发他们到阿鲁史密斯的店里去买一个热水袋。

(苏鹏译) iFV71Vn4tomI1igQmIyRF8pZv25T/EOSfNJ1LhVUv2/26EY3MU3TLMUvtFjA3V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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