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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它是在唐代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宋明理学以儒学的封建伦理为主要内容，同时吸收了佛教和道教思想，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修养方法。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成熟。
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等是理学的创始人，程颢著作《定性书》中宣扬的“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这与佛教禅宗的一些修炼方法是一脉相承的，程颐在其著作《颜子所好何学论》论述了宗教禁欲主义。到南宋时，朱熹发展了二程的学说，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世把他们的学说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中心观念是“理”，把“理”说成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的东西，又把“理”说成是“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宣传“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
明初，朱元璋和明成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此来加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在这种背景下，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但是发展到明朝中期，封建统治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政治危机，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崇尚空谈，不务实际。于是他在陆九渊学说的基础上创立心学，以克服人们心中的“私欲”，挽救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心学，又称“良知之学”，是理学的一个流派。它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心学主张以人“心”为宇宙的本体，这一体系强调自心，主张修生养性，返身而诚。
宋明时期的理学、心学相对于以前的儒学出现了几个明显不同的新特点：
首先，进一步思辨化。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儒学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对此，宋明的理学家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如《周易》、《孟子》与《中庸》中关于“性”与“天”的内容。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并给予系统的论证，如周敦颐的“无极”、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熹的“天理”、王安石和二苏的“道”、王阳明的“心”等。
其次，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道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义理。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即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理学各种各样的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再次，更多吸收了佛、道因素。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更多地吸收了佛、道学说，带有明显融合佛道思想的特点。宋明理学的佛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形而上学；其二是借鉴佛道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学的“道统”；其三是把佛、道的禁欲主义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儒学在宋明理学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宗教的雏形，只是一些作为宗教的特征尚未得到完善。而宋明理学则是以封建伦理为中心，吸收佛、道教一些宗教修行方法而建立的新儒学，通过烦琐的思辨形式的论证，形成了一个体系严密、规模宏大的宗教结构。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形成了儒家所提倡的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之有机结合。虽然宋明理学还缺少一些宗教的外在特征，但是已经具备了宗教的本质属性，如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心内反省等，这些都属于宗教范畴的内容。
宋明理学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按照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要求进行改造，把“天理”说成是人们应该毕生追求的目标，是唯一的精神出路，并且设计出一套完备的主敬、静坐、“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方法，这也标志着儒教的宗教体系已经发展成熟。宋明理学是儒教在清末及近代西方启蒙思想传入前的最后完善，此后，1919年反帝反封的五四运动对儒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批判，最终结束了儒教的独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