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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河北广川人，在汉景帝时曾被立为博士。据说，在他任博士期间，专心治学，三年不窥园圃，而且威仪行止，一丝不苟，很受当时士林敬重。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点，推出了道德教化的策略；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术，首次开创了以儒学为正统官学的局面，并把“三纲五常”作为儒教的基本教义，使之成为人们信奉、践行的准则。他的这些思想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正统学派，儒学由此演变为儒教，董仲舒也因此获得了“汉代孔子”的地位，成为儒教的真正创立者。
西汉初年，由于刚刚经历楚汉战争，山河破败，经济萧条，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汉高祖及其后的文帝、景帝等，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到了文景时期，因为这两位皇帝非常重视“以德化民”，所以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史上称之为“文景之治”。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整个朝廷都崇尚无为而治，以黄老之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尽量不去干扰人民的生活。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皇帝认为朝廷不能再这样无作为，应该有一种积极的精神，因此他打算用儒术治国。不过，此时窦太后还在世，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崇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五经，而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汉武帝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儒学。这一时期，儒学一度受到压抑，在艰难中挣扎。董仲舒在此期间亦韬光养晦，政治上一无建树。但他并没有消极适世，他一方面广招生徒，私相传授，为汉朝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史记》说董仲舒弟子通经学者“以百数”，而且都很出色。另一方面，董仲舒又潜心地研讨百家学说，其中对汉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更是深入地进行研究。在这段韬光养晦的日子里，他积极地为他的梦想而努力着。他的梦想便是构建一个前所未有、兼容诸子百家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局面。
董仲舒像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5月，窦太后去世，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除，儒学开始复苏。而真正为儒学确立为正统官方思想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第二年董仲舒对答汉武帝的三次策问而得名，因其对策中讲述了天人关系，故后人称其为“天人三策”。“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悉心研究孔子所编的《春秋》等著作之后阐发的儒家思想，在“天人三策”中，他以“天人感应”说为基础，系统阐释了儒教教义，如“任德不任刑”、“三纲五常”等，并将这些教义神化为天意，声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董仲舒以“天人三策”为对，提出了一整套巩固封建统治的理论，并且，他以《春秋》“大一统”思想为依据，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一建议正好迎合了汉武帝的统治策略，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国家宗教，开始向“儒教”演变。
董仲舒的思想主要有三部分：天人相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
“天人相通”具体表现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两个方面。董仲舒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此外，他认为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
董仲舒在政治上坚持“大一统”原则，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被汉武帝所采纳，由此打破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治国和汉初崇尚黄老之术而使儒学一度受到压抑的局面。此时的儒家学说所提倡的“以德去刑”、“德治”、“仁政”等思想对于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集权统治秩序是十分有利的。
为了进一步把儒家学说系统化，董仲舒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由此开始，“三纲五常”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这些思想被汉武帝采纳后，董仲舒本人也受到汉武帝的器重，被任命为江都易王刘非国相，达10年之久。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董仲舒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四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留下了一部《春秋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