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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设教”是儒教的基本教义之一，简单地说，神道设教就是以鬼神之道立教。“神道设教”一词最初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周易·观卦》：“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从这里看，神道是“天之神道”，表现为四季循环等自然秩序。圣人制立敬天祭祖的礼仪，将天之神道彰显出来，意义在于实现人道教化。钱钟书先生曾说过：“神道设教，乃秉政者以民间原有信忌之或足以佐其为治也，因而损益依傍，俗成约定，俾用之倘有效者，而言之差成理，所谓‘文之也’。”（《管锥编》第一册）意思就是说设道设教是统治者借用民间已有之宗教信仰，对其加以改造后，用作治民的工具。
神道设教作为一种社会教化形式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可以说它与鬼神观念的出现同步。原始时期，世代相传的敬神事鬼的形式中就包含着神道设教的意义，但那时的“神道设教”并非由统治者命令所形成，而是社会习俗的表现。商周时代众神所在的“天国”观念的发展使得神道设教有了更强大的思想背景，“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神道设教影响巨大。后来，儒家学派将神道与礼俗融汇。由于儒教历来被统治者所重视，这就使得神道设教对中国的社会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教的一些圣贤人物对“神道设教”思想的建立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他认为“君子有三畏”，首先就是“畏天命”。他对弟子这样说：“如果懂得祭天祀祖的意义，就可以运天下于手掌之上。”而另一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虽不信天命之说，但是他也认为圣人必须借鬼神以为治。儒家的“五礼”（吉、凶、军、宾、嘉）要以祭礼（吉礼）为首。汉代董仲舒在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也是从天人合一的宗教观念来论证儒家伦理道德的现实合理性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许多儒教圣贤非常重视祭祀的宗教仪式，但是对于鬼神的有无他们却持着一种“存而不论”的折中主义态度。如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在《中庸》他又说：“鬼神之为德，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可见孔子对于鬼神，措辞含蓄，不绝对主张其有，亦不绝对主张其无。在圣贤们看来，“神道”只是一种策略，一种工具，“设教”才是目的。关于“神道设教”之目的，钱钟书以为有二：一是“为治人者言，法令之力所不逮，得宗教以裁约之”；二是“治于人者……，遭荼毒而不获申于人世，乃祷诸鬼神以冀疾苦之或苏”。也就是说，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用“神道设教”之法治天下很是得心应手；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则为解脱疾苦的途径之一。这就是“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荀子·天论》）的最直接体现。
儒教“神道设教”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上至帝王圣贤，下至黎民百姓，几乎无处不在。历代帝王在登基时都会称“受命于天”，并且会创造出许多帝王传说来加以神化。如汉高祖刘邦是他的母亲梦见蛟龙，与蛟龙交合而产下；明朝朱元璋诞生时则是红光满室、夜如白昼。历史上一些揭竿起义的英雄们，如陈胜、洪秀全等都是通过装神弄鬼等活动来建立自己的威信与权力的。
儒教最隆重的宗教仪式泰山封禅也是“神道设教”的一种体现。中国古代帝王宣传“君权神授”的理论，为了使这种理论得以证明，便有了封禅泰山的活动。关于封禅，班固在《白虎通义》说：“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禅，以告太平也。”这表明封禅是用来表示帝受王命于天，向天告太平，对佑护之功表示答谢，亦要报告帝王的政绩如何显赫等。班固《白虎通义》又说：“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父之基，广厚也；刻石纪号者，著己之功绩以自效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父之阯以报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可见，帝王封禅的目的与象征，都包含着王命在天、君权神授意识；沟通天人关系，使之达到上帝意志与人君的和谐统一，使君王更有威权。
帝王借泰山封禅这样一种“神道设教”的形式来巩固皇权，也使得泰山在民众眼里变得更加伟大、崇高。后世也出现了许多与泰山有关的熟语，如“重如泰山”、“稳如泰山”、“有眼不识泰山”、“泰山北斗”等。在民间习俗上，人们还把泰山看做是扶正压邪、保佑平安的神灵，如设有“泰山石敢当”、“泰山在此”等碑碣。从这一侧面我们也可知儒教“神道设教”的影响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