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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不管是处世为人，还是人际交往，都需要讲求方圆之道，这样不仅能使自己的内心坦荡豁达，也能让他人心中圆满从而达到人际顺畅。
方中有圆，圆中有方，是为人的因果定律，又是大自然的法则。在这里，圆，象征着运转不息、周而复始的天体；方，象征着广大旷远、宽厚沉稳的地象。
晚清重臣张之洞就是一位善用方圆之道处世交际的人。
张之洞少年时很聪慧，身形似猿，传说为将军山灵猿转世；榜中探花，历任湖北、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湖广、两江总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
张之洞可算是一位性格刚烈、铁骨铮铮的人，然而他办事十分圆融。在他就任山西巡抚时，当时泰裕票号的孔老板表示要送一万两银子给他。张之洞婉言谢绝了孔老板的好意。当他考察了当地的情况之后，发现山西受罂粟的荼毒很是严重，于是决心铲除山西的罂粟，让百姓重新种植庄稼。而改种庄稼需要一笔费用，但山西连年干旱、歉收，加上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拿不出救济款发放给老百姓。这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孔老板。
他想，如果说服孔老板把银子捐出来，为山西的百姓做善事，以银子换美名，他或许会同意。经过商谈，孔老板表示愿意捐出五万两银子，但必须满足他的两个条件：一是让张之洞为他的票号题写一块“天下第一诚信票号”的匾，二是要捐个候补道台的官衔。
刚开始张之洞觉得孔老板的这两个条件都不能答应，因为自己对他的票号一无所知，又怎么能说它是天下第一诚信票号呢？第二，他认为捐官是一桩扰乱吏治的大坏事。可是不答应孔老板，又到哪里去弄五万两银子呢？
经过反复思考，张之洞决定采用折中迂回的手段，答应为孔老板的票号题“天下第一诚信”的匾，这六个字意味着：天下第一等重要的美德就是诚信二字，并不一定是说他们泰裕票号的诚信就是天下第一。
至于孔老板的第二个要求，张之洞最后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一来，捐官的风气由来已久，不足为怪；二来，即使孔老板做了道台也不过是得了个空名而已。再者按朝廷规定，捐四万两银子便可得候补道台。于是，张之洞以这种退让的方式为山西百姓募来了五万两银子。
《易经》中反复强调“天圆地方”，众人为天，天圆就是处世要圆融，要有智慧；心田为地，地方就是心地方正，要有操守。
先说软的，可以在强敌面前取得进一步论辩的机会；再说硬的，就可以显示一些威胁的力量。软的为绵，硬的为针，是为绵里藏针。
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奢侈腐化。某年下令兴建一座九层高的楼台，群臣劝说阻拦。他火了，干脆又下了一道命令：敢劝阻建九层台者斩首。这样一来，便没人敢说话了。
有一个叫荀息的大臣很讨灵公喜欢。他告诉灵公说他能把九个棋子摞起来，上面还能再摞九个鸡蛋。灵公听了，觉得这事儿挺新鲜，立即要荀息露一手让他开开眼界。荀息也不推辞，就把九个棋子摞在一起，接着又小心翼翼地把鸡蛋往棋子上摞，放第一个，第二个……
荀息自己紧张得满头大汗，战战兢兢，看的人也大气不敢出一口。如果荀息不能把鸡蛋摞好，就犯了欺君大罪，是会被杀头的。
这时，灵公也憋不住了，大叫：“危险！”荀息却从容不迫地说：“这算什么危险，还有比这更危险的事哩！”灵公也被勾起了好奇：“还有什么比这更危险？”
荀息便掂掂手中的鸡蛋，慢吞吞地说：“建九层台就比这危险百倍。如此之高台三年难成，三年中要征用全国民工，使男不能耕，女不能织，老百姓没有收成，国家也穷困了。而国家穷困了，别国便会趁机打进来，大王您也就完了。你说这不比往棋子上摞鸡蛋更危险吗？”
灵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立即下令停工。
荀息让晋灵公看了场不成功的杂技表演，更受了一次形象生动的批评。正在气头上的人，是难以与他正面争辩的，何况他还有无上的权威支持。然而，“绵里藏针法”每每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能起到逆转乾坤的作用。
庄重显力量，风趣显风度。在论辩中做到既庄重又风趣，可以叫对方无力招架，自叹弗如。庄重为绵，风趣为针，是为绵里藏针。
一般来说，绵里藏针，话里藏话，总体上有一个基本功能：那就是能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话要说得很艺术，让听话之人心领神会，明白你话中的锋芒所在。
所以，在日常的交际、辩论时，如果不方便直接使用刚的策略，不妨将刚置于柔中，采用绵里藏针的策略，往往收效更显著。
刚柔相济是一种顺畅处世的管理方法，也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拿捏人际心理的方圆之道。它可使激烈的争论停下来，也可以改善气氛，增进感情；可以使贤人亲近，使佞人畏惧。
在我国古代，极具智谋的军师诸葛亮，就深谙刚柔并济的成功之道。
公元214年，刘备夺取四川后，诸葛亮在协助刘备治理四川时，立法“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当地官员法正提醒诸葛亮，对于初平定的地区，大乱之后应“缓刑弛禁以慰其望”。诸葛亮认为自己的做法并没有错，他对法正说：四川的情况，与一般不同。自从刘焉、刘璋父子守蜀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现在如果我用在他们心目中已失去价值的官位来拉拢他们，以他们已经熟视无睹的“恩义”来使他们心怀感激，是不会有实际效果的。所以，我只能用严法来使他们知道礼义之恩、加爵之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
这正如曾国藩所指出的：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也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使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刚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由于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坚韧不拔。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失和就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柔就是使人站立长久的东西。柔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总之，只有刚柔并济才可左右逢源。
外柔内韧的人往往能在人际场上游刃有余，因为外表柔能够降低别人的防备系数，容易被人所接受，而内心强韧又是成事的主要心理因素，有助于事业的发展。
人要想成事，就要注意培养外柔内韧的性格。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这是社会的需要，性格刚强固然很好，但是如果你外表柔弱，内心却韧性十足，则既可以不得罪人而办成很多事，又能很好地把握和坚持自己的办事原则，降低别人的“防备系数”。
自古以来，高明的政治家都会选择用这种手法来从政，从不因为一时的气愤而自断生路。
宋朝开国时期的一位著名宰相赵普，曾在太祖、太宗时期为相数十年。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坚韧，在举贤能一方面也颇有作为。
宋代初年，太祖遇某官出缺，他叫宰相赵普拟名，赵普拟定一人，但太祖不喜欢这个人，因此拒绝了。哪知道接连几天，赵普每日都举荐这个人。太祖一怒之下，把这名纸撕了，掷在地上，显然是无声地骂赵普多事。赵普脸不红、心不跳，也没有羞愤不已，而是无声地把地上的废纸捡起来。
过一两天，太祖又要赵普拟，赵普早把前日捡起的破纸用糨糊粘贴了携带身边，太祖一开口，赵普马上把这纸送上，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太祖惊讶地问道：“为何还是此人？”赵普遂解释这人的优点，太祖终于被说动了，起用了此人。
赵普劝太祖纳贤，虽然被太祖拒绝了，但他并没有气馁，也没有选择用“据理力争”的方式来顶撞太祖，因为毕竟生杀大权在太祖的手里。他采取的是软磨硬泡、无声抗议的方式，既显现了自己的坚决，又达到了让太祖纳贤的目的。他这种韧性十足、坚持不懈的心理素质，的确是我们应该培养的。不过运用这种“软磨硬泡法”也要注意分寸，以免伤害对方的情感，收到反效果。
好的心理素质，能让你成功地控制情绪，以适应各种生存环境，对于办事的成功与失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学会锻炼心智，做到处变不惊，遇变不形于色，才能更好地纵横于生活的各种圈子当中。
如果你总是在帮别人，使人感到无法回报或没有机会回报的时候，愧疚感就会让受惠的一方选择疏远。因而，留有余地，好事不应一次做尽，这也是平衡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小惠有位很好的朋友小莉。小莉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她在家经常与婆婆产生摩擦，从而导致了与丈夫的关系也不和谐，夫妻俩经常吵架。每次听小莉声泪俱下地控诉完婆婆与丈夫的不是之后，感觉到小莉那份难受时，小惠的心中也一样难受万分，却没有办法来解决。眼看自己帮不了好朋友的忙，小惠也闷闷不乐，心情差到极点。
小惠也曾在心里一遍遍劝诫自己：小莉有困难她自己会解决的，自己没必要也跟着痛苦不堪。然而，一遇到小莉有什么事，小惠却又烦躁不安。
这种过度为他人操心和受他人影响的心理情绪，在心理学上称为“心理卷入程度过高”。心理卷入程度过高是指个人在心理上与环境信息的关联程度过高。例如，在人际交往中，有人会过分地关心朋友的事情，朋友遇到困难了，他比朋友还忧心忡忡；朋友办事出现失误，他比朋友还内疚和自责。
心理卷入程度过高的人，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总是把自己和周围的环境联系在一起，导致情绪波动大，行为控制不当，进而出现心理问题或人际关系障碍。
心理卷入程度过高，主要是因为当事人不自信，比如特别在乎别人的议论、担心遭到别人的否定和排斥等。此外，由于个体心理独立性发展不完善，个人的状况和心理状态易受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再者，是因为缺乏必需的社会知觉和人际交往技巧，不会恰当地判断事件与自己的关联程度以及自己的行为可能给对方造成的影响。
解决心理卷入程度过高的问题，一是要信任别人，相信别人能为自己的事负责、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不要越俎代庖，负自己不该负的责任。二是加强自信和独立性，有自我价值观与生活支撑点。只有消除在心理上对他人的依赖，才能驾驭自己的生活和情感。
许多初涉社交圈中的人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好事一次做尽”，以为自己全心全意为对方做事会使关系融洽、密切，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不能一味接受别人的付出，否则心理会感到不平衡。“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也是为了使关系平衡的一种做法。
“过度投资”，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会让对方的心灵窒息。留有余地，彼此才能自由畅快地呼吸。如果你想帮助别人，而且想和别人维持长久的关系，那么不妨适当地给别人一个机会，让别人有所回报，不至于因为内心的压力而疏远了你。
要想在人际场中做到灵活应对、游刃有余而无忧无患，就必须与世无争，与世共生。因为不与人争才能无忧，与人共生才能得到安生。
在风景如画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年轻的海洋生物学家布兰姆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察实验。一天，他潜入深水后，看到了一个奇异的场面：一条银灰色大鱼离开鱼群，向一条金黄色的小鱼快速游去。布兰姆以为，这条小鱼在劫难逃了。然而，大鱼并未恶狠狠地向小鱼扑去，而是停在小鱼面前，平静地张开了鱼鳍，一动也不动。那小鱼见了，便毫不犹豫地迎上前去，紧贴着大鱼的身体，用尖嘴东啄啄西啄啄，好像在吮吸什么似的。最后，它竟将半截身子钻入大鱼的鳃盖中。几分钟以后，它们分手了，小鱼潜入海草丛中，那大鱼轻松地追赶自己的同伴了。
此后数月，布兰姆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观察研究，他多次见到这种情景。看来，现象并非偶然。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布兰姆认为，小鱼是“水晶宫”里的“大夫”，它是在为大鱼治病。
布兰姆把这条鱼“大夫”捉住，剖开它的胃，发现里面装满了各种寄生虫、小鱼以及腐蚀的鱼虫。为大鱼清除伤口的坏死组织，啄掉鱼鳞、鱼鳍和鱼鳃上的寄生虫，这些脏东西又成了鱼“大夫”的美味佳肴。这种合作对双方都很有好处，生物学上将这种现象称为“共生”。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生物之间彼此依靠、共栖共生的生存事实，特别是鱼“大夫”与其他鱼类之间那种温情脉脉的共存关系，不由得让人感到一丝温馨。与人相比，人类的种种行径却显得非常丑恶，为了一时的名利争得你死我活。合作是维持秩序、克服混乱的重要法则，一旦要各自居功、互不相让，这个法则必然遭到破坏，世间的秩序将无从谈起。
老子说：“只有无争，才能无忧。”利人就会得人，利物就会得物，利天下就能得天下。从来没有听说过独恃私利的人能得大利的。所以善利万民的人，如同水滋润万物而与万物无争，不求所得。所以不争之争，才是上争的策略。庸人不知，所以乐与相安；明白人知道，却也不怎么样。
“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有路到长安”，事事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事事强出头，只会让自己活得更累。当你同别人争名夺利时，你也成了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人的心理是很难把握的，在人际场中，如果一个人能力太弱就不会被重视，但是如果表现得太强又会遭人妒忌而受到打击。因此要讲求方圆之道，未到出头之时，即使再有能力也要把握表现的尺度。
众所周知，帝王在选择太子时心理是很矛盾的。太子仁弱一点吧，怕将来继位后缺乏驾驭众人的能力；太子贤明一点吧，又怕众望所归会危及自己。宋太宗见到自己的太子颇得人心，就曾酸溜溜地说：“人心都归向太子，欲置我于何地？”皇帝既有这种心态，太子委实难处：不能不得人心，也不能太得人心；不能太不及父皇，也不能太胜过父皇，这中间的尺寸确实是很难把握的。
隋炀帝的儿子杨就因为把握不好这个度，而与父皇产生隔阂。总体来说，造成他们父子失和的主要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为了一个美女。
有一次，乐平公主告诉炀帝，有个女子十分漂亮，但不知为什么炀帝听后无所表示。过了一段时间，乐平公主以为炀帝对此人不感兴趣，就把她推荐给了太子杨。杨马上把她纳入后宫。后来炀帝忽然记起这事，就问乐平公主：“你上次说过的那个美人现在哪里？”乐平公主回答说：“已经被太子收用。”
这件事本身是不能全怪杨，他不可能每得到一个美女都先请示一下父皇是否感兴趣。乐平公主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按理炀帝问起，她满可以将始末和盘托出。但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引起炀帝对她的不满。所以，当炀帝再度问起这件事，她意识到自己捅了篓子，只好含糊地说一句“在太子那里”，似乎与自己无关。
第二件事是因为打猎。
炀帝去狩猎，命令杨柬率领一伙侍从参加。狩猎的结果是杨猎获颇丰而炀帝一无所得。炀帝龙颜大怒，认为自己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一问左右，左右侍从害怕炀帝迁怒，推说是猎物被杨手下一伙人阻挡，所以打不到了。炀帝因此猜忌起杨柬来，认为他是为了想出风头，于是处处寻杨的不是。
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结果太子的名号也就无法保留了。炀帝父子间从此结怨，直到后来宇文化及起来谋反，派人分别去囚禁、杀害炀帝父子时，炀帝还认为是杨派人来抓自己的，而杨也认为是炀帝派人来杀自己的，父子至死不能消除误会。
其实，不只是太子继承王位，在职场、商场等现实环境中，“未出头时能而有度”处处都需要。因为能力太强，容易招人妒忌；处处出头，更容易受到打击。但做人做事又不能太过于羸弱，显得太无能也会危及自己的生存。所以，我们必须把握能而有度的方圆之道，特别是在个人力量没有达到强大之时。
智者曾告诉人们：跟君子相处平平淡淡，跟小人相处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跟坏人相处应该见机行事，想得越周到越好。其实，这句话的精髓即是告诉我们，做人一定要懂得虚与委蛇的圆熟之道。
东晋明帝时，中书令温峤备受大将军王敦的妒忌。王敦请明帝任温峤为左司马，归王敦所管理，准备等待时机除掉。
温峤为人机智，洞悉王敦所为，便假装殷勤恭敬，综理王敦府事，并时常在王敦面前献计，借此迎合王敦，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
除此之外，温峤还有意识地结交王敦唯一的亲信钱凤，并经常对钱凤说：“钱凤先生才华能力过人，经纶满腹，当世无双。”钱凤听了这赞扬心里十分受用，和温峤的交情日渐加深。透过这一层关系，王敦对温峤戒心渐渐解除，甚至引为心腹。
不久，丹阳尹辞官出缺，温峤便对王敦进言：“丹阳之地，对京都犹如人之咽喉，必须有才识相当的人去担任才行，如果所用非人，恐怕难以胜任，请你三思而行。”
王敦深以为然，就请他谈自己的意见。温峤诚恳答道：“我认为没有人能比钱凤先生更合适的了。”王敦又以同样的问题问钱凤，因为温峤推荐了钱凤，碍于面子，钱凤便说：“我看还是派温峤去最适宜。”
这正是温峤暗中打的小算盘，果然如愿。王敦便推荐温峤任丹阳尹，并派他就近暗察朝廷中的动静，随时报告。
温峤接到派令后，马上就做了一个小动作。原来，他担心自己一旦离开，钱凤会立刻在王敦面前进谗言而让王敦召回自己。于是，他在王敦为他饯别的宴会上假装喝醉了酒，歪歪倒倒地向在座同僚敬酒。敬到钱凤时，钱凤未及起身，温峤便以笏（朝板）击钱凤束发的巾坠，不高兴地说：“你钱凤算什么东西，我好意敬酒你却不敢饮。”
王敦以为温峤真的喝醉了，还为此劝两人不要误会。温峤去时，突然跪地向王敦叩别，眼泪汪汪。出了王敦府门又回去三次，好像十分不舍离去的样子，弄得王敦十分感动。
温峤刚上任，钱凤真的晋见王敦说：“温峤为皇上所宠，与朝廷关系密切，何况又是皇上的舅舅庚亮的至交，实在是不能信任的。”
王敦以为钱凤是因宴会上受了温峤的羞辱而恶意中伤，便生气斥责道：“温峤那天是喝醉了，对你是有点过分，但你不能因这点小事就来报复嘛！”
钱凤深自羞惭，怏怏退出。
温峤终于摆脱王敦的控制，回到建康，将王敦图谋叛逆的事报告了明帝，又和大臣庚亮共同计划征讨王敦。消息传到武昌王敦将军府，王敦勃然大怒：“我居然被这小子骗了。”然而，毕竟无可奈何，鞭长莫及，更无法挽救失败的命运了。
温峤在处理与王敦、钱凤等人的关系中，运用一整套娴熟的处世技巧，不但保护了自己，而且在时机成熟时，对敌人又主动出击，绝不手软。
做人固然需要正直，但是如果不知变通，就有可能碰钉子，甚至会遭不测。人的工作环境，有时候是无法选择的，在危险或尴尬的环境中工作，头脑一定要灵活，遇事该方则方，不该方时就要圆熟一些，尤其在遇到将要对己不利的形势时，应将刚直不阿和委曲求全结合起来，可随机应变，先保护自己以屈求伸。
所谓“等距离外交”，就是指无论在工作上或生活上，你与所有的人都大致保持相同的距离，大都处于关系均衡的状态。因为你处在夹缝中得罪不起人，不采取这种方圆策略，你就将面临危险。
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清稗类钞》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朝末年，陈树屏做江夏知县的时候，张之洞在湖北做督抚。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父亲）关系不太融洽，多有矛盾。
有一天，张之洞和谭继洵等人在长江边上的黄鹤楼举行公宴，当地大小官员都在座。后来，有人谈到了江面宽窄问题，谭继洵说是五里三分，曾经在某本书中亲眼见过。张之洞沉思了一会，故意说是七里三分，自己也曾经在另外一本书中见过这种记载。
督抚二人相持不下，于是张之洞派人把当地江夏县衙县令招来断定裁决。知县陈树屏听来人说明情况，急忙整理衣冠飞骑前往黄鹤楼。他刚刚进门，还没来得及开口，张、谭二人同声问道：“你管理江夏县事，汉水在你的管辖境内，知道江面是七里三分，还是五里三分吗？”
陈树屏对两人的过节已有所耳闻，听到他们这样问，当然知道他们这是借题发挥。但是，张、谭二人他谁都得罪不起，所以肯定任何一人都会使自己陷入困境。他灵机一动，从容不迫地拱拱手，言语平和地说：“江面水涨就宽到七里三分，而水落时便是五里三分。张制军是指涨水而言，而中丞大人是指水落而言。两位大人都没有说错，这有何可怀疑的呢？”张、谭二人本来就是信口胡说，听了陈树屏这个有趣的圆场，抚掌大笑，一场僵局就此化解。
与之类似，我们有时也会无端地被卷入对立的两派之间，而两边又都得罪不起。于是，这时候就得用点博弈的智慧：在博弈中能否获胜，不单纯取决于彼此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博弈方实力对比所形成的关系。也就是说，等距离外交，谁也不得罪。这是夹缝中求生存的高招。
也许你会认为，这种等距离、谁也不得罪的策略是一种墙头草的行径，直起腰杆儿做人应敢于挺身入局，表明自己的立场。其实，等距离策略不过是一种博弈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在冲突的最初阶段更好地保护自己，并且在将来挺身入局的时候能够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所以，它不是墙头草的行径，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光说不做、只会说话不能付诸行动，久而久之，只会让人生厌。多说话比起多做事往往给人以夸夸其谈的印象，倒不如少说话，踏踏实实地多做实事则让人感觉勤奋踏实，值得信任。一个人只有做行动上的巨人，少言多思，才能取得成就。
当你想用言辞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时候，说得越多，你这个人看起来就越是平淡无奇，你所能控制的也就越少。这是因为，你说得越多，说出更多愚蠢的话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很多时候，如果你能把话说得隐晦一点，神秘一些，多给人留一点遐想，那么即使你是老调重弹，别人也会觉得你的见解独到。
提起“刘罗锅”——刘墉，人们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个聪明机智、正直勇敢、不失几分幽默的人物形象。他凭着自己的正直和聪明周旋于危机重重的封建官场，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但很少有人知道，刘墉也曾遭遇重大转折，受到乾隆皇帝的申斥，本该获授的大学士一职也旁落他人。究其原因，不过是刘墉守口不密，说话不周，酿成了祸患。
一次乾隆谈到一位老臣去留的问题，说若老臣要求退休回籍，乾隆也不忍心不答应。刘墉便将这话泄露给了老臣，而老臣真的面圣请辞。乾隆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刘墉觊觎补授大学士的明证，是“谋官”的明证，因而训斥一通，将大学士一职改授他人。
可见，言语谨慎对于一个人立身、处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处世戒多言，多言必失。说话犯了随便胡扯的毛病就会听起来荒诞不经；说话犯了烦琐唆的毛病就会使人感到支离破碎，不得要领。说话不小心会招致祸患，行动不谨慎会招来侮辱，君子处世应当谨慎。
“言多语失”，说话应谨慎，舍弃那些不可说的话，即使是可以说的话也应该按需要的程度，能省则省。要知道，虽然有时你说话并无恶意，但对听者而言，却可能伤及他的自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