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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尹的协助下，汤成功推翻了夏朝的统治，建立了商朝。商朝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汤又在伊尹的帮助下完善了各项典章制度，使商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走上正轨。商汤在位三十年，临终时，因为特别信任伊尹，把辅佐继任帝王的重任嘱托于他。
商朝时，继承的法则是兄死弟及，没有弟弟，才轮到儿子继承。商汤没有弟弟，因此应该是长子太丁继位。可是汤还在世时，太丁就死了，因此按照礼法，应该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于是伊尹便扶持外丙继承了王位。外丙在位三年就去世了，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体弱多病，注定也是个短命君王，在位四年就病亡了。这时能继承王位的只有商汤的孙子、太丁的儿子——太甲了。此时的太甲只有十岁，但伊尹还是毫不犹豫地扶持年幼的太甲登上了商朝君主的宝座。他自己则掌握大权，尽心尽职地从旁辅佐，教给太甲如何区分是非对错和治理国家的方法，希望把太甲调教成一代贤君。
太甲年幼少不更事，开始还能听伊尹的教导，谨言慎行，恪守祖辈的礼法，认真对待政事。可是，他小小年纪就登上权力的顶峰，众星捧月般地长大，而且自幼丧父，没有受过严格的管教。没几年，他顽劣的性情就开始滋长，自认是一国之君，万人之上，没人能管得了自己，渐渐变得忘乎所以，对伊尹的教导也开始不耐烦起来。他觉得伊尹虽为宰相，却是奴隶出身，自己凭什么要听他的教训。因此，当伊尹给他讲祖宗的规矩，向他传授汤立下的法度，用历史上贤君的故事教育他时，根本听不进去，而且表现得很敌对。渐渐地，他变得恣意妄为，喜声乐，醉酒宴，一再地破坏礼法。更可怕的是，他竟越来越像夏桀，喜欢滥用民力，暴虐嗜杀，百姓苦不堪言，对他的不满越积越深。
对于太甲的无心长进，暴虐成性，伊尹和群臣都忧心忡忡，一再规劝，提醒太甲作为一代君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然而，太甲根本听不进伊尹的规劝，不但一意孤行，甚至还变本加厉。伊尹非常忧虑，担心如果继续放纵太甲这样胡闹下去，汤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天下，就会被他葬送。
为了商朝的天下，为了能把太甲调教成一代明君，伊尹决定对太甲下一剂猛药。正好快要到汤的忌日了，按规矩，君主要带领朝廷上下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太甲贪玩，根本不想主持这种规规矩矩、枯燥乏味的仪式，可是伊尹一再强调身为汤的子孙，继承了汤打下的天下，这件事他责无旁贷，除非他不想做这个君主了。太甲无奈，勉为其难主持祭奠，带领群臣来到了汤的墓地——桐宫。祭奠一开始，伊尹宣读祭文，向汤的亡灵宣告，为了商朝能千秋万代，要将幼主留在桐宫，让他反思自己的言行，帮他领悟治国的道理。太甲听完祭文，才知道自己要被囚于桐宫，接受训导，一下就慌了神，可是群臣百官都在场，显然大家都支持伊尹的决定，他已经骑虎难下，只能听从了。
太甲住进了桐宫，但国家大事不能无人管理，伊尹便摄政当国，代行天子职责。为了教导太甲上进，伊尹给他写了《伊训》、《肆命》、《祖后》三篇训词：《伊训》中说，腐败、淫荡、逆乱之风是丧家乱国的根本，身为君主要想让国家长治久安，就要修身养性，多听贤臣的意见；《肆命》是讲分辨是非的方法，清楚地说明应做什么样的事情，不应做什么样的事情；《祖后》则专门讲商汤时候的典法制度，教育太甲祖先的规矩不可破，不能为了贪一时之快，而背弃祖训，为所欲为。
桐宫远在商都郊外，虽是商朝开国之君汤的陵墓，却非常简陋，跟普通人的墓没什么两样，只有一座又低又矮的宫室，以便每年到此祭奠。太甲是享乐惯了的人，怎能甘心呆在这里受苦。为了能让太甲安心悔过，伊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年事已高，本没有争权夺位的野心，可是先王临终托孤，辅佐幼主，自己重任在身。为了不辜负先王的嘱托，不能对你放任不管。你还是商朝的国君，但是在执政之前要多学习、走正道，修身养性，提高治国安邦的能力。所以要趁着这次机会，在这里好好学习如何做一个英明的君王。”
太甲知道此事已经无可挽回，再加上伊尹的一番话也让他有些感触，便不再反抗，表示会老实地呆在桐宫学习。太甲在此，没有高床软卧，没有锦衣玉食，远离前呼后拥，远离奢华的享受，也远离各种诱惑，每天他早晚守候着祖父商汤的陵墓，读着伊尹写给他的训词，过着简朴的生活，心竟真的渐渐平静下来。
太甲逐渐了解到祖父历尽艰辛，打下商朝天下，还能俭以修身，仁以立德，由衷地崇拜起祖父来，再想想自己对国家没什么贡献，就登上王位，却不思治国，只贪图玩乐，还暴虐地对待百姓，真羞愧难当。同时，他想到伊尹对自己苦心教诲，自己却不能理解，懊悔不及。于是，太甲下定决定要好好读书，做一个不负祖父亡灵的明君，学习为君为政所必需的德行与知识，掌握国家法度，以及如何应对国家的困境。
就这样，在不断地学习与悔过自新中，太甲在桐宫一住就是三年。这三年间，太甲真的脱胎换骨了，他认真学习，以祖父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注重修炼自己的德行。伊尹也经常派德才兼备的人给他授课，同时了解他在桐宫的情况。经过一番了解，伊尹确定太甲已经改过向善，也具备了一定才识，可以回来当君主了。于是，伊尹带领文武大臣来到桐宫，用隆重的仪式把太甲接回了亳都，让太甲归位主政，自己只从旁辅佐。
经过三年的蜕变，太甲归位后，果然完全改掉了过去的顽劣性情。他虽然年纪轻轻，却成熟沉稳，对待国家大事从不懈怠，还发扬商汤的德政，勤俭爱民，凡是为大局着想，从不做违反祖制和朝廷法律的事。在他和伊尹的统治下，商朝社会稳定，百姓安康，诸侯臣服，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鼎盛时期。《史记·殷本纪》中说太甲复位后，“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太甲因此赢得了群臣和百姓的尊敬，被称为“太宗”。伊尹又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的德政。
不过，太甲当政期间，对国家大事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伊尹，直到太甲的儿子沃丁继承王位八年后，伊尹才去世。据说，他去世的时候，天降大雾，三日不散。沃丁感念他对商朝鞠躬尽瘁的功德，亲自主持丧事，用天子之礼厚葬了他，将他安葬在亳都的郊区。
伊尹不仅是辅佐汤夺取天下的开国元勋，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五朝元老”，他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忠诚，为商王朝延续六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贤能相国圣人，史称“元圣”。在甲骨卜辞的记载中，伊尹不但被列为“旧老臣”之首，受到隆重祭祀，而且还与汤同祭，单独享祀。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定都在亳（今河南商丘），从成汤建国到帝辛（纣王）灭亡，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经600多年。这600多年的前300年当中，商五次迁都。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写道：“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前八”是指商朝建立之前，商族就曾八次迁徙；而“后五”则是指到汤建立商朝以后，又经历了五次迁都。这五次迁都，在古书《竹书纪年》中均有记载，分别是：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数千年以前，生产力落后，人类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抵御自然灾害，一旦有洪水泛滥、气候干旱等天灾袭来，轻则生活环境毁坏殆尽，重则整个群体就此灭亡。为了寻找适宜生存的地方，很多部落不得不四处迁移，这也是商族屡次迁徙的原因。但是到了商朝建立之后，人类已由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生产力大大发展，为什么还多次迁都呢？
纵观商都频繁迁徙的历史，时间主要集中在仲丁至盘庚九王期间，《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伊尹凭着自己的才能，辅佐了商朝五位君主，为商的太平盛世奠定了基础。然而正是因为国家稳定，百姓安居，天下太平了，君主们便觉得可以尽情享受了，于是滋生了贪图享乐，奢侈无度的作风。商朝的继承制度是兄弟享有优先继承权，没有兄弟才传位儿子，因此很多人对王位都虎视眈眈。从仲丁开始，王室子弟为了争夺王位斗争加剧，政治动荡连绵不断，王室力量日衰，国力减弱，有些小国和少数民族趁机反叛，再加上水涝、干旱等天灾不断，商王室的统治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中。而对君王来说，这时迁都则是转嫁危机，摆脱困境的上上之选。商王朝建立后多次迁都，到阳甲即位时，都城已经迁到了奄，这时商王室奢侈无度，内部的权力和利益斗争日益升级；奴隶主们过着骄奢淫逸的日子，奴隶却受着残酷的剥削，很多奴隶不堪忍受纷纷逃亡，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四方诸侯也相继叛乱，国家混乱不堪。就在这时，阳甲死了，他的弟弟盘庚继位，从仲丁到盘庚，历经“九世之乱”，商朝的统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盘庚，甲骨文作般庚，名旬，祖丁子，阳甲弟，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二十个王。根据《夏商周年表修正》，其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300至公元前1277年，共28年，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王。盘庚乱世即位，富有忧患意识，他敏锐地看到了国家的混乱，也看到了百姓的疾苦，知道长此以往，商朝离灭亡就不远了。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摆脱政治困境，挽救商王朝的衰亡，盘庚决定放弃已经很繁华的都城奄，选择一个可以长远发展的地方重振朝纲。
他派人四处考察，得知当时的北蒙（今河南安阳），虽人烟稀少未经开发，但那里水土丰美，山有野兽，水有鱼虾，自然条件比地势低洼的奄更适合做都城，而且迁都到此，还可以抑制贵族的奢侈，缓和阶级矛盾，减轻自然灾害。于是，盘庚决定迁都到北蒙，借机将各种矛盾一次性肃清。
但盘庚迁都的决定一出，当即遭到大多数贵族的反对。王室和贵族们担心迁都以后，自己享受的特权就受到削弱，再加上奄热闹繁华，他们贪图安逸，不愿搬到荒无人烟的北蒙重头再来。有些贵族为了阻止盘庚，还煽动百姓起来反对，一时间盘庚周围充斥着反对的声音。尽管如此，盘庚坚定地相信迁都可以加强巩固统治地位，因此迁都的决心非常坚定。为了动员迁都，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做了一次重要的训话，向大家表明迁都的好处，征引“古我先王”、“恪谨天命”的例子，突出了天命的不可违抗，说明迁都合乎天命，以此来平息不满情绪。奴隶社会的人们很迷信神权，因此盘庚的天命说法是很能争取人心的。在讲话中，他斥责大臣们疏忽职守，没能使百姓了解迁都的深远用意，以至人心浮动，无端生事；严厉训斥了王室贵族们贪图安逸、不愿迁徙的行为，并强硬地表示，如果不服从迁都命令，就会严惩不贷。之后，盘庚的语气又缓和下来，征引古代君臣互相信任，通力合作，而使国富民强的例子，希望臣子们能和他一心，一起度过目前的难关，讲话都在情理之中，有很强的说服力，体现了一个有远见卓识、气魄十足的古代政治家的风范。
安阳殷墟遗址分布示意图
通过多年的调查与发掘，殷墟的范围和布局已大体清楚。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地为商代宫殿、宗庙区，周围分布有手工业作坊，居民区及平民墓地；北岸分布有大面积的王陵区。殷墟周围可能是贫民居所。
后来，他的演讲辞被记录下来，收进了《尚书》中，至今人们常用的“星火燎原”、“有条不紊”等成语还是从他的讲话中凝练出来的。盘庚迁都的决心非常坚决，最终胜过了反对势力。在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1298年，盘庚带着平民和奴隶，西渡黄河，浩浩荡荡地往北蒙搬去，史称“盘庚迁都”。后来北蒙改名为殷，因此也称“盘庚迁殷”。
迁都以后，人民到了新地方有些不适应，贵族便利用这一点，通过百姓给盘庚压力，企图搬回旧都。盘庚强硬地制止了这种做法，并着手在新都整顿商朝的政治，他自觉吸收先王“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的治国经验，认为想要受到人民的拥护，就要懂得与人民同甘共苦，因此他很注重体恤民情，推行的政策都比较开明，选用官吏也从人民的角度考虑，只任用那些爱护民众之人，要求官吏们永怀一颗爱民之心，同时还要求贵戚亲族们摒弃私心，施惠于民。很快，殷就发展得十分繁荣，成了政治经济的中心。
《史记·殷本纪》记载，都城迁到殷之后，盘庚“行汤之政”，恢复了“百姓由宁”、“诸侯来朝”的盛况，彻底扭转了“九世之乱”造成的混乱，出现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富足繁荣的局面，衰落的商朝从此复兴了。
盘庚作为一代商王，以其深谋远虑，完成了迁都的盛举，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被称为“中兴”之主。迁殷之前，商曾数次迁居，但自从盘庚迁殷之后，直到商朝灭亡的270多年里，商朝的都城一直在殷，因此商朝又称殷朝，或称殷商。由此可见，盘庚力排众议，迁都至殷的决策非常英明。
盘庚迁殷以后，权贵和百姓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建设新都城上，因此阶级矛盾得到缓解，商朝的国势处于上升阶段。后来，盘庚去世，王位相继传给了弟弟小辛和小乙。小辛和小乙在位时间都不长，且没什么建树。小乙去世后，就由小乙的儿子，也就是盘庚的侄子——武丁继承了王位，成为商朝的第23个君王。
相传武丁还年幼时，父亲就让他到民间游历，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以便体察民风、增长见识和锻炼才能。武丁来到黄河两岸的百姓中间，了解当地人们的生活，认识了很多平民和奴隶。他从不以王子的身份自居，非常谦虚好学，甚至还和这些人一起参加劳动。在民间生活了几年，武丁掌握了劳动的技能，重要的是体验到生活的不易和劳动的艰辛，了解了很多社会底层的实际情况。
小辛、小乙两代君王在位时，一直受着西戎的威胁，武丁即位时，朝政已衰。但武丁胸怀天下，志向远大，即位后便决意振兴大业。《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为此，他下令群臣到各地去寻访、举荐贤能之士。
那时，在虞、虢两古国的交界处，有个叫傅岩的地方。贤人“说”不知怎么沦为奴隶，来到傅岩做苦役。傅岩是陆盐运销到黄河以南的交通要道，高山耸立，到了夏季，山顶的积雪融化，山涧水流暴涨，往往形成洪水淹没道路，中断交通。这里的奴隶们就用惯用的土石阻拦洪水的方式，收效甚微。说在和许多奴隶一起劳动的过程中，善于观察，勤于思考，针对洪水发明了版筑术，就是在两块木板间填满泥土，然后把泥土夯实，就筑成了厚实的土墙，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这种方法不但能很快建起堤坝，而且建出来的堤坝坚不可摧，后来，大家甚至用这种方法来筑路造房。说因此闻名遐迩，从此靠版筑维持生计，虽有才干，却无从施展。
后来，武丁在全国范围内征选贤人，负责在傅岩筑防洪堤坝的百工就向武丁举荐了说。武丁听说了他的事迹，便亲自去面见他，请教治国平天下的办法。说谈吐不凡，对答如流，分析问题极为深刻。武丁觉得说的确是经世济民的奇才，相信他就是那个能辅佐自己建功立业的人，暗自下定决心要重用他。
但是，武丁也知道，要启用说必然会遭到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因为人们心里有很深的贵贱等级观念，而说恰巧就是个奴隶。怎样才能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呢？自己刚刚即位，政事还不是很熟悉，需要王公大臣们的支持，因此重用说的事情只能先缓一缓，想想办法。
为此，武丁三年来没有处理政事。每天上朝，他都一言不发，只听大臣们议论，自己则从旁观察，了解国事的同时，也可避免受奸佞小人的左右，还要寻找启用说的机会。大臣们不知武丁在想些什么，各个都谨言慎行。三年来，武丁发现群臣和百姓都非常重视祭祀活动，每次都盛大隆重，可见人们很迷信鬼神，武丁就利用这一点，想出了一条妙计。
一天，上朝时，武丁假意睡着，还轻轻地打着鼾，大臣们见此，没人敢叫醒他，也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武丁醒来，揉揉眼睛说，他梦见先王汤告诉他上天要赐予他一个贤人，辅佐他处理政事。大臣们面面相觑，不知是真是假。于是，武丁就说出自己梦中贤人的模样，并让画师画了下来，命人去寻找。
既然是天意，大臣们当然不敢怠慢。先是对照各级官员，没有找到和画像相符的，接着就开始到民间去找。终于在傅岩找到一个跟画像上一模一样的人，这个人就是说。大臣们把说带到武丁跟前。武丁笑道：“他正是我梦到的贤人。”这时，大臣们虽然知道说是奴隶，但因为是上天指派来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武丁任命说为大宰，说当即权倾朝野。
说当上大宰后，对武丁忠心耿耿，毫不保留地奉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辅佐武丁。他大力改革政治，“嘉靖殷邦”，使得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得到振兴，贵族和平民都没有怨言，阶级矛盾也有所缓和，商因此复兴起来。国力强大后，武丁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捉获了大量俘虏做奴隶。商王朝的统治达到鼎盛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或是“殷道复兴”，武丁一朝，成为商代后期的极盛时期。
武丁在位59年，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商朝国君。他凭着雄才大略创造了商王朝的鼎盛时期，是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死后，被称为高宗。而辅佐他成就大业的说，被武丁尊为圣人，后来因为他是在傅岩从事版筑时被武丁启用的，因此便称为“傅说”。
傅说品德高尚，才干超群，他提出的治国方略，挽救了商朝的没落，是殷商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及建筑科学家。他身为奴隶时，创造了“版筑术”，如今俗称打墙，是我国建筑科学史上的巨大成就，也推进了人类建筑史的进步；为相后，成为著名的中兴之相，留下了《说命》三篇，收录在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里。全文分上中下三篇，其中通过君臣间对话的方式，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上篇记录的是傅说与武丁初见的过程，和他谈论君王要虚心纳谏的主张；中篇记录傅说和武丁讨论治国方略的对话；下篇则是君臣互相勉励的言辞，其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为千古不朽的名句。
商被周灭掉，殷也遭到破坏，沦为废墟。过了三千多年，到了近代，人们在安阳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古代遗物，其中有很多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这些就是甲骨文。通过对甲骨文的辨认，人们才知道那里当年曾经是盘庚迁都的遗址，就叫它是“殷墟”。同时也证明了商朝的存在，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由此推进到商朝。
殷墟出土的大量文物，使现代人对商朝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其中包括大量的青铜器，包括各种各种生活器皿、祭器、兵器，种类很多，制作精巧。青铜冶铸业的发展，表明人类已经能够熟练地从矿石中提取金属，用它制造工具，改造自然。这不仅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标志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青铜业的发展，促进了新的手工业的产生，使各个行业一起兴盛起来。由于青铜业的发展，商朝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殷墟中，还出现了后母戊大方鼎这样的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说明中国青铜时代已进入繁荣时期。
在中国远古时代，鼎仅为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来炖煮和盛放鱼、肉，前身是原始社会黏土烧制的陶鼎，是日用的饮食容器，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已经有青铜器了，不过直到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才真正发展到高峰，被制作成祭祀用的容器。后来，随着冶炼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上古时期，黄帝和炎帝合并战胜蚩尤后，曾铸三鼎，代表天地人鼎足而立；夏禹曾收集九牧的金属，在荆山之下铸九鼎，以此象征九州，鼎上饰有魑魅魍魉的图案，时刻警醒人们，防止受其伤害。后来，人们就认为鼎上的纹饰有镇邪的作用。为了显示律法的庄重严肃，有时还会将法律条文刻在鼎上。
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被赋上了神秘而威严的色彩，从一般的炊器演变成祭祀用的“神器”，成为镇国之宝，传国重器。鼎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改朝换代，新君王登位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铸鼎，制定颁布律法，以祈求祥瑞，象征新的开始，所以，朝代更替也称鼎革，定都或建立王朝都被称为“定鼎”。《左传》中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国灭则鼎迁，夏朝被商朝所灭，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朝被周朝所灭，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
在人们的心目中，鼎也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古代典籍中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
除此之外，鼎还是用来表彰功绩的礼器。周朝在重大庆典，或是王公大臣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来传扬功绩，记载盛况。
现代汉语中，“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
据考证，商周时期，铜鼎是最为重要的礼器，后母戊大鼎就是此期间最著名的商王室重器。
后母戊大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殷墟墓，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因为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故以此命名。
后母戊大鼎以其巨大精美，而被誉为“青铜器之冠”。此鼎是我国目前已出土的最负盛名的四足方鼎，它高大厚重，外观雄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总重量达 832.84公斤，鼎腹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上竖两只直耳，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四足中空，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
除了高大厚重，大鼎上的饰纹美观华丽，精巧而不失庄重，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更增加了它的价值。鼎身四面的方形都是空白素面，除此之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的纹饰都各具特色。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饕餮是传说中一种神秘的动物，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综合、夸张等艺术处理，创造出的一种动物形象。据说，饕餮是好吃的野兽，用它的形象来装饰青铜器，寓意吉祥丰收。鼎身四面交接的地方，以扉棱装饰，扉棱上面是牛首，下面是饕餮。鼎耳外廓雕刻有两只相对的猛虎，虎头绕到耳的上部，虎口大张，衔着一个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俗称虎咬人头纹。以这种吃人的形象做装饰，渲染出一种恐怖的气氛，给人精神上的压迫感，从而显示出统治阶级的无上权威。四只鼎足上铸有蝉纹，线条清晰，蝉纹之上施以兽面，匠心独具，同时增加了大鼎本身威武凝重的感觉。
一般认为，这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但“母戊”又是指谁呢？一般人们认为，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所以这座大鼎可能是祖庚或是祖甲铸造的，据此推测，母戊就是指商王武丁妻子之一的妇好。
妇好是商王武丁众多妻子中的一位，十分聪明，有着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智慧。虽身为女性，却能够率领军队为武丁拓展疆土，而且多次主持各种祭祀活动，为武丁的统治服务。武丁是个有壮志的君主，非常喜欢辅佐他成就事业的妇好。后来，妇好先于武丁去世，武丁悲痛不已，厚葬了自己的妻子。武丁的后继者，妇好的儿子就铸造了后母戊鼎纪念她。
后母戊鼎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商朝发展到后期，国势渐渐没落，就在商朝江河日下的时候，西方岐山下一个姬姓的部族周渐渐兴起。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族的开基之祖为古公亶父，他有三个儿子：太伯、虞仲，还有少子季历，季历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传说，姬昌出生后有祥瑞之兆。古公亶父觉得姬昌将来必成大器，因此有意传位于季历，以便将来昌可以继位。太伯和虞仲知道了父亲的心思，便跑到了荆蛮之地，并按照当地风俗，把头发剪短，将身上刺上花纹，表明要让位给弟弟季历的心迹。后来，太伯和虞仲在太湖流域创建了吴国。
古公亶父去世后，季历继位，称公季。季历不但继承了古公的位置，还继承了他的治世策略，推行仁义，积极发展农业，周部族迅速发展起来。此时，商朝的国君为文丁，面对发展势头良好的周族，他采取的是怀柔政策，封季历为牧师，也就是地方伯长。季历也不断加强与商的政治联系。
此时，商朝国势衰微，不断受到周围戎狄部落的侵犯，但商却一再的容忍放纵。季历见商国君不采取反击，便毫不客气地对这些戎狄部落大动干戈。他先征伐位于今天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余吾戎败降，季历将俘虏和战利品献给了商王文丁，受到文丁赞赏。文丁就把安定边陲的重任交给了季历。于是，季历接着又讨伐始呼戎，始呼戎也败降。没过几年，季历又打败翳徒戎，俘获翳徒戎的三个大头目，献给文丁。在不断征讨边陲部落的过程中，很多诸侯都归顺了周，周的军事实力不断扩张，势力越来越强大。
周族的日益强盛，引起了商王文丁的恐慌。为了解除这个威胁，文丁突然下令把季历抓了起来，并很快就把他给杀了。
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继承了王位，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文王即位后，立志要报商王朝的杀父之仇，努力让周变得更加强大。他一面继续向祖父、父亲学习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一面礼贤下士，广招贤才，重用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网罗了一大批人才，同时，他还积极招兵买马，增强军事实力。
文丁杀了季历后，没过几年也去世了，帝乙即位，成为商朝的第三十任国君。帝乙初临天下，还没站稳脚跟，姬昌打算趁着这个机会攻打商朝，为父报仇。当时，江淮之间的夷族又强盛起来，先后联合孟方、林方等部落叛乱，准备大举进攻商朝。
这样一来，帝乙可能面临东西两方同时受敌的局面。为了稳定全局，帝乙决定采取和亲的方式，在自己嫡系诸侯中选一女子嫁与姬昌，修补因其父杀季历而破裂的商周关系。周与商王之间本是一种隶属关系，结为姻亲后，就更加唇齿相依。帝乙希望由此商周之间能不记前嫌，亲如一家。姬昌审时度势，考虑到商朝根基深厚，目前两方的实力相差还较悬殊，认为灭商的时机还未成熟，与商联姻可以稳住商王，争取扩充实力的时间，最终答应和亲。
帝乙亲自去占卜，选定婚嫁日期，并置办了丰厚的嫁妆，命姬昌继其父季历之后，继续担任西伯，统领西方诸侯。婚礼当天，西伯为了表示非常郑重，亲自去渭水北岸迎亲。
商周双方皆大欢喜，重归于好，这桩亲事一时传为美谈，史称“帝乙归妹”。《易》中还有《归妹》卦，辞曰“归妹：征凶，无攸利”。下兑上震相叠，“有婚姻之动，有嫁女之象，故称归妹”。
稳住了周后，帝乙便率领诸侯，集中精力讨伐东南夷族，很快就得胜而归，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帝乙和文王差不多同时即位，根据甲骨文中的记载，帝乙在位约三十年，而文王却在位约五十年，崩于在位三十年的帝辛（商纣王）后期。帝乙在位近三十年间，这期间商周间未曾再兵戎相见，可见帝乙归妹的确促进了和平，起到了息兵的作用。
帝乙在位末年迁都于沫，也就是朝歌（今河南省淇县）。他的长子叫微子启，由于其母地位低微，没能立为储君，但是他的小儿子辛是帝乙的正室所生，后来就由辛继承了王位。帝辛是商朝的末代君王，他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其实，“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而是后人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是说这个人“残又损善”。
据史书所载，纣王是个聪明勇武之人，而且很有军事才能。可惜，他的英明神武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后来反而演变成残暴不仁，逐渐暴露贪财好色的本性。随着战功的增长，他荒淫之风日盛，越来越奢侈无度、暴虐无道。君王的昏愦，必然让小人有机可乘，一时间商朝上下奸臣当道，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百姓苦不堪言，殷商王朝进一步走向衰亡。
此时，远在岐山的周部族，在西伯姬昌的全心治理下，却蒸蒸日上。自从帝乙通过和亲缓和了商周关系后，姬昌就没有再向东进发，意图攻商，而是非常恭顺地每年朝贡。《吕氏春秋》中说姬昌“上贡必适，祭祀必敬”，使得纣王很高兴，“赐之千里之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姬昌就此消磨了意志，放弃了理想，只是他懂得要想灭掉基业深厚的商朝统治，要收敛锋芒，韬光养晦。
表面上他恭顺事商，实际上却在积极发展周的实力，为灭商大计积蓄力量。他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敬老爱幼；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提高了百姓生产的积极性；实行仁政，减轻刑罚，一人犯罪不会牵连家属；广招贤士，笼络人才，引来很多有识之士前来归顺。姬昌身为一国之君却勤俭立国，穿着普通人的粗布衣服，到田间参加劳动。在他的治理下，周部族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发展迅速，国势日强，成为人人向往的国度，四边诸侯也都甘愿归附。
西周国力的壮大还是引起了商朝的注意，商纣王的亲信崇侯虎向纣王进言说，西伯故意德行天下，让百姓倾慕，是为了聚集人力、物力，密谋叛逆。纣王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当即下令把姬昌抓了起来，囚禁在了羑里（今河南汤阴县）。西伯入狱后，每天都很平静，毫无怨言。纣王实在看不出他有谋逆之心。周人知道姬昌被捕后，非常惊慌，害怕他会像他的父亲季历那样被杀害，于是搜罗了众多美女、宝马、珠玉献给纣王，以表示周族是真心效忠于商朝的。纣王见到有美女进贡，喜笑颜开，于是下令赦免姬昌出狱，还赐给他弓、矢、斧、钺等仪仗，授予文王自行征伐不听话的小国的权力。这就是历史上的文王“羑里之厄”。
羑里之厄让姬昌见识到了纣王的荒淫和昏庸，回到西周后，他便下定了灭商的决心。他知道西周已有足够的实力和商朝对抗，但是如果两国开战，他还需要一个有军事才能的人辅佐他指挥作战。于是，姬昌开始一面继续壮大实力，一面不遗余力地求访这样的贤才。
姬昌广求贤德的消息让一个白发老翁看到了希望。这个老翁就是姜尚，也是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姜太公。
姜尚本名吕尚，姜姓，字子牙，他的祖先是曾经帮助大禹治水的功臣，后被封在吕，因此子孙从其姓，姜是吕尚的族姓，后人多称其为姜子牙、姜太公。吕姓传到姜尚时，家道已经没落。姜子牙年轻时生活穷困，为生计所迫，曾贩卖过牛肉，也开过酒铺，但是无论生活怎样艰辛，他都没有放弃经世治国的高远志向，因此始终勤奋刻苦地学习，终于成了一个不但通晓天文地理、军事谋略，而且深谙治国安邦之道的能人。可是，尽管他满腹韬略、才华出众，但是无法引起纣王的重视，不被重用。直到年过六十，满头白发，他还在盼着能遇到明君，一展抱负。
当听说西方周的姬昌求贤若渴时，壮心不已的姜尚便离开朝歌，来到西周领地岐山西南的渭水河边。他在磻溪住下，每天在渭水的一条支流边上垂钓，一边观察世态的变化，一边等待出山的机会。
不过，姜尚钓鱼钓的可不是鱼，因此他没像一般人那样将弯钩上挂上鱼饵，投入水里，而是把鱼线悬在水面三尺高的地方，而且也不用鱼钩。有一次，一个樵夫路过，看到太公钓鱼，疑惑地说：“老先生，您这样鱼儿怎么可能上钩呢？”他则一动不动，举着钓竿自语道：“只要鱼儿愿意，它们自会上钩！”
渐渐地人们都知道了，渭水河边有个奇怪的老头，钓鱼不用钩，终于姬昌也听到了传闻。他暗想，此人言行奇特，绝非等闲之辈，也许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于是姬昌以外出打猎为由，来到渭水边，看到岸边果然有一个奇怪的老者在垂钓。姬昌上前与之攀谈，发现这位精神矍铄的老者谈吐不凡，见解深刻。两人相谈甚欢，接着姬昌问他天下的形势和治国安邦的策略。姜尚提出，要治国兴邦，必须任人唯贤，重视发掘、选用人才，这正与姬昌的看法不谋而合。姬昌大喜过望，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久矣！”意思是说，周的开基之祖古公亶父一直渴望有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降临周，您就是那位贤才了。后来，人们就称姜尚为“太公望”。
周文王访贤
姬昌确定他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贤才，便请姜尚出山，辅佐自己完成灭商大计。姜尚被封为太师，同时掌管军队和政事，满腹韬略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为了感谢姬昌的知遇之恩，他殚精竭虑，辅佐姬昌兴邦立国，建议姬昌内外兼修，毫不松懈地发展周内部的实力。同时，他加强了与周围各个小族的联系，一点一点动摇商朝的统治基础。他还大举西征，平定了西面的一些少数民族，这样周后方的威胁就解除了。接着，他又向东扩展，东渡黄河，灭掉了商西部重要的同盟国——崇。在不断的对外战争中，周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渐渐占据了天下的三分之二，其中多是姜尚计谋的功劳。
西伯姬昌在位五十年，还没来得及完成灭商大计就溘然长逝。虽然直到去世，姬昌都没能真正向商发起进攻，但是在姜尚的辅佐下，他为子孙后代推翻商朝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姬昌去世后，谥号文王，他的儿子姬发即位，就是周武王。武王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积极为进攻商朝做准备。为了便于进攻商都朝歌，他还将都城由丰迁至镐。
此时的商朝，在暴君纣王统治下，政治已十分腐败。为了试探商朝的实力和天下对攻打商朝的反应，武王在继位的第二年，以祭奠文王为名，率大军先西行至毕原（今陕西长安）的文王陵墓，然后转而东行向朝歌前进，抵达黄河南岸的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武王自称太子发，在军中竖起父亲西伯昌名字的大木牌，意在文王仍是大军统帅。闻讯赶来参加参加会盟的有八百多诸侯。在盟会上，武王举行了誓师仪式，并发布誓词，众诸侯力劝武王立即攻向朝歌。但是武王和姜太公认为，商朝的军事实力仍不可小觑，攻打商朝还不是时候。于是，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要静待时机成熟，并下令全军渡过黄河，班师回西土，等待时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军队检阅，武王看出人心向周，商纣王已经众叛亲离。
商朝西面的危机刚缓解，东夷又乘机大规模攻商。纣王集结重兵朝东夷发起了进攻。在对东夷的作战中，双方战斗激烈。东夷人勇猛善射，可是商军配备精良，武器都是青铜打造，精巧锋利，杀伤力大。不仅如此，在战斗中，商军甚至组织象队参战，古书中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记载。商军在战斗中占尽优势，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倒了下去，众多夷人成了俘虏，沦为奴隶。
纣王指挥商军乘胜进军，势不可挡，一路冲杀，一直打到了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开通了一条大道，通往东夷，以便东夷起事时，可以迅速调兵镇压。自此，中原和东南一带得以互通，加强了中部和东南部的联系，使商朝的文化得以在东南地区的长江流域广泛传播。长江流域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当地人又吸收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发展非常迅速。
但这次征战旷日持久，不断发兵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商朝国力大损，加速了灭亡，因此《左传》中有“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的说法。
根据《左传》的记载，纣王很可能就是在这次征伐东夷的战争中，路过有苏氏部落，掳获了妲己。纣王有了妲己后，对她宠爱有加，虽然连年征战使得国力空虚，他却不思进取，反而更加骄奢淫逸，造鹿台，制炮烙之刑。良臣比干、箕子忠言进谏，一个被杀，一个被囚。太师、少师见纣王已不可救药，带着商朝宗庙祭器，逃离朝歌，商王朝内部矛盾更加激化。
武王跟姜尚认为时机已到，是时候发兵了。于是，武王通告各诸侯国，果断决定向朝歌进军，进行灭殷的最后决战。
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兵车300辆，卫军3000人，士卒4.5万人，在孟津渡过黄河，到达朝歌郊外70里处的牧野（今河南卫辉南），与周同盟的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的兵车4000乘会合。
战前，武王举行了誓师大会，向全军发表誓词，即《尚书·牧誓》。誓词中列举了纣王只唯妲己妇人之言是听，背弃祖先等罪状，说明伐纣是恭行“上天之意”，同时要求将士们在作战中要严明纪律、英勇杀敌。
周武王的大军都已兵临朝歌郊外，商纣王这才惊醒，赶紧停止歌舞宴乐，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此时，纣王的军队主力在外地，城内兵力空虚，不得已，纣王把囚犯、奴隶、战俘武装起来，凑了十七万人开向牧野，仓促应战。
双方在牧野展开决战，周军士气高涨，奋勇冲杀；商军则人心涣散，毫无斗志。武王利用人们对商纣的怨恨不满，鼓动兵士起义。结果，商军临时组织的军队阵前倒戈，掉转矛头为武王的军队开道，杀入朝歌。这就是著名的“牧野之战”。
纣王见大势已去，连夜退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身死。周武王完全占领商都，商朝就此灭亡，之后，武王建立周朝，史称“西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