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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膳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医学向来有“药食同源”之说。在我国的历史上，自有文字出现后，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有了“药”字和“膳”字。而将“药”字与“膳”字联起来使用，形成“药膳”这个词，则最早见于《后汉书·列女传》。其中有：“母亲调药膳思情笃密”这样的字句。以后，在《魏书·外戚》中又出现了“灵太后亲侍药膳”的字句。在《宋史·张观传》还有“早起奉药膳”的记载。这些记载证明，至少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已出现“药膳”其名。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的发展为中医学理论体系——阴阳五行学说奠定了基础。中医学在当时已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科，食医专司饮食营养卫生。这充分说明，我国很早就有饮食营养法研究，而且形成了制度。
《黄帝内经》是战国时期的医学专著，该书提出“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要求“治病必求于本”“药以祛之，食以随之”的治疗原则。书中还将多种食物分列于五味之下，以治五脏之疾病。在论述膳食治疗之后，它总结出“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膳食配制原则。
秦汉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很快，从而加速了药膳研究的进程。东汉末年所出的我国现存最早的药书《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书中根据药物性能和使用目的不同而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宣，欲遏病补虚赢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药膳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专门著述。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许多食疗药膳性质的民间简便方。如海藻治瘿病，羊肝治雀盲等。梁代养生家陶弘景对药物和食物进行了分类。北魏崔浩的《食经》、梁代刘休的《食方》等著述对中国药膳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唐代，中国药膳不但在理论上得以系统发展，在应用方面也更为广泛。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基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设有“食治”专篇，分果实、菜蔬、谷米、鸟兽并附虫鱼共五部分，共收载药用食物154种，载有药膳食疗方117首，并且明确指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并认为“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至此，食疗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宋元时期为食疗药膳学全面发展时期。宋代官方修订的《太平圣惠方》专设“食治门”，记载药膳方剂160首，可以治疗28种病症，且药膳以粥、羹、饼、茶等剂形出现。元朝的统治者也重视医药理论，提倡蒙、汉医的进一步结合和吸收外域医学的成果，由饮膳太医忽思慧所编著的《饮膳正要》为我国最早的营养学专著，收载食物203种，除了谈到对疾病的治疗，首次从营养学的观点出发，强调了正常人应加强饮食、营养的摄取，用以预防疾病，并详细记载了饮食卫生、服用药食的禁忌及食物中毒的表现，颇有见解。
明清药膳著述更为丰富多彩，对各种食疗方剂、药物和食物的性味功用的研究都有很大发展，在应用上更加广泛和普及，特别是药膳的烹调和制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明代李时珍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突破了古代本草分类方法的约束，增列了水、火、土、服器部。收载了谷物73种、蔬菜105种、果品127种。所载444种动物药中，有许多可供药膳使用，且营养十分丰富，疗效也甚高。这个时期，对食疗学发展有价值的医药古书较多，卢和撰写的《食物本草》问世以后，另一本托名元代李果编辑，明代李时珍参订的《食物本草》二十二卷本，成书于明末，广为流传。姚可成辑补的《食物本草》将食物列为1682条，叙述全面，有名称、产地、加工、制备、治疗功效等，是我国明代食物专著中较完善的版本。清代养生家曹慈山在《老恒言》中，专为老年人编制了一百种粥谱，可谓集药粥之大成。
近年来，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地提高，医学发展的方向在原来临床医学的基础上逐步向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方向发展。食疗药膳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保健食品和食疗药膳逐步向社会化和商品化方向发展；广泛应用食疗的方法可使患者早日康复，健康也得到保健，老年人更加长寿，青少年增强体质；这对民族的兴旺及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