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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三十辐共一毂 [1] ，当其无 [2] ，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 [3] ，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 [4] ，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 [5] ，无之以为用 [6] 。
【注释】
[1]辐：车轮中连接轴心和轮圈的木条。共：即“拱”，拱卫、集中的意思。毂：车轮中心车轴穿过的圆木。
[2]当：正是之义。无：空无，空虚。
[3]埏：搅拌，揉合。埴：泥土。
[4]户：原义为单扇的门，后来也用于门的泛指。牖：窗户。
[5]利：便利。
[6]用：作用。
【今译】
车轮上的30根辐条集中到一个车毂中，正是因为它有了中间空虚的地方，才有了车的用处。揉合泥土制作陶器，正是因为陶土的中空，才有了器皿的用处。开凿门窗制作房屋，正是因为门窗的空隙，才有了房屋的用处。因此，“有”带来便利，“无”带来用处。
解析
老子在这一章集中阐述了一个问题：“有”和“无”的辩证关系。关于“有”和“无”，第一章就提到过，在第二章，老子更是直接提出：“有无相生”，而本章就可以看作是老子对“有无相生”这一论点的进一步阐发。
老子举出了三个例子：车、器和室。车的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是什么呢？是轮子，车可以没有其他的部件，而唯独不能没有轮子，有了轮子才能叫做车。现在的车轮有多种不同的种类，而古代的车轮是比较单一的，它是由辐条构成的，一般是每个车轮三十根辐条，这些辐条全都集中到轮子的中央，这个中央的部位就叫做“毂”，这就是“三十辐共一毂”的含义。轮子怎样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呢？是通过转动来发挥作用的。不只要转动，还需要通过轴心将轮子固定起来，这样，轴心之处就必须是空的。即使是现在，车轮多种多样，但是不论是哪一种车轮，它的轴心部位也一定都是空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发挥车子的作用。
对于器呢？器，就是器皿，指各种用来盛装东西的用具，特别是指陶器，因为在上古时期材料科学还很不发达，用来制作物品的材料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所以用泥土制成的陶器是应用最多的器皿。揉合泥土做成陶器，只有做成空的，才能发挥出器皿的作用，不然，也就没有办法盛东西了。
对于房屋也是一样的，里面是空的，才能住人，才有房屋的用处。中国古代有一个官职的名称可以说是对于这一点做了很好的说明，这个官职就是“司空”，“司”是掌管的意思，因此有很多官位都以“司”来命名，如司寇、司马、司徒、司士等，而“司马”之类的复姓也就是由官职转化而来的。那么，“司空”是掌管什么的官职呢？是工程建设。这显得很有趣味，“空”与“建设”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想要建筑什么，都得进行挖空的工作，所以这个官职才叫做“司空”。
总而言之，这些东西给人们提供便利，是因为“无”才发挥了它们的用处。试想一想，如果车毂不是空的，车轮也就不能转动，那么车也就无法运行了；如果陶器和房屋不是空的，里面也就不能盛东西和住人，那么，是不是它们也就没有陶器和房屋的用处了呢？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各种“有”在提供着便利，可实际上发挥作用的却是各种“无”。这就是“有”与“无”的辩证关系。
实际上，“有”与“无”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有”的发挥作用，依赖于“无”，同样，“无”的发挥作用也依赖于“有”。失去了“有”，也就无所谓“无”；失去了“无”，也就无所谓“有”。“有”“无”一定要相互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以老子所举的例子来说，车子、器皿和房屋，都是因为“无”才能发挥各自的用处。可是，从另一面来看，也正是因为它们的“有”才发挥了用处。所谓的“无”，都是因为“有”才形成的。车轮的轴心是空的，可它的周边却是实在的；陶器的内部是空的，可它的外围却是实在的；房屋的里面是空的，可它的边框却是实在的。正是有了这些实在，它们才有了各自的作用。同样，“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音乐效果也是以“有声”作为背景才得以实现的，如果一直都是无声的，那还谈什么胜有声呢，那还能叫做音乐吗？对于一幅画来说，如果完全都是空白，片墨皆无，那不就成了一张白纸吗，还谈什么美术欣赏呢？对于一篇文章来说，如果说一个字都没有写，一点儿表露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含蓄蕴藉呢？
“无为”是老庄思想中的重要命题，它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既深且远。把握无为的思想，既是我们了解历史、洞察世事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在世上生存发展的有效策略。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一对极其重要的概念，叫做“阴”“阳”。“阴”“阳”的实质就是对立统一，这从太极图中可以最为直观地看出来，“阴”和“阳”既相互分割，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统一在一起。而“有”与“无”，就可以看作是“阴阳”关系的一种代表。“有”与“无”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有”中就包含着“无”，“无”中也包含着“有”。“有”之以“无”为用，“无”之亦以“有”为用。而单纯的“无”和单纯的“有”都是失之于偏颇的，也就难以最好地发挥作用。
《庄子·山木》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这段话的背景是，一次，庄子在山中行走的时候看见一棵大树枝叶十分茂盛，可是伐树的人却停留在旁边而不去砍伐它。庄子问为什么不去砍这棵大树呢，伐树的人说：“这树没有什么用处。”庄子由是感慨地说：“这棵树就是因为不成材而能够终享天年啊！”庄子走出山来，留宿在朋友家中。朋友叫童仆杀鹅来款待他。童仆问主人：“一只能叫，一只不能叫，请问杀哪一只呢？”主人说：“杀那只不能叫的。”第二天，弟子问庄子：“昨天遇见山中的大树，因为不成材而能终享天年，可是主人的鹅，却因为不成材而被杀掉，先生你将怎样来对待呢？”庄子说：“我庄周呀，将处于成材与不成材之间。”庄子的这种观点表达的是为人处世要把握好一种分寸，做到应时而顺变，不可拘泥于一方，应当争求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也就是说，人要通过这种随顺的处世原则来过一种悠游自得的生活，役使外物却不为外物所役。
知晓了“有”与“无”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做事的时候就要充分地掌握好“有”“无”的分寸，在需要“有”的时候，就将“无”转化为“有”，而在需要“无”的时候，则将“有”转化为“无”，做到当“有”的时候则“有”，当“无”的时候则“无”。
那么，在现实中如何才能处理好“有”与“无”的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事例。宁武子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关于这个人，孔子有过这样的评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也就是说，宁武子这个人呢，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就表现得很聪明，可是在国家政治很混乱的时候就表现得很糊涂。表现得聪明，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这种聪明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很好地发挥用处的，它需要的前提是国家政治的有序运行。比如说，对于一把刀，正常人用它来切割东西，所以刀使用在正常人的手里是越锋利越好，可是如果刀掌握在暴徒的手中，那么它越锋利，伤害性也就越大了。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很强，在他辅佐的人很贤明的情况下，就会给天下带来很大的益处，可是如果他辅佐的人是一个毫无仁德的家伙，那么，他的才智发挥得越好，给社会所造成的害处不就越大吗？
孔子的贤徒冉求，就因为帮助季康子敛财而受到了老师孔子的严厉批评。在孔子看来，季康子已经非常富有了，可冉求还在帮他搜刮天下的财富，他一个人的财富增加得越多，广大百姓所拥有的财产就会变得越少，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孔子对自己的其他徒弟说，冉求不是我的徒弟，你们可以敲着鼓去攻击他。在古代，擂鼓是战争中进军的号令，代表着征讨，孔子认为，冉求的这种有嫌“助纣为虐”的行为是应当受到征伐的。所以说，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只有在适逢其时的情况下才能很好地发挥其用处。这就是“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的原因。
而“邦无道则愚”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当乱世之时，“愚”不失为一种明智的保身之道。
清代著名的书画家和诗人郑板桥有一幅十分著名的匾额，上面题写的是四个字：“难得糊涂”。人们常常称赞某个人真是聪明绝顶，可是，聪明不易得，糊涂则更难得，因为这种糊涂不是真的糊涂，不是智力没有开化的那种糊涂，而是超越了普通的聪明的那种糊涂，是看似糊涂，实为大智，人们常讲的“大智若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关于这一点，孔子也评价宁武子说：“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就是说，他的聪明是别人可以达到的，而他的糊涂却是别人达不到的。对于宁武子来说，邦有道的时候就有智，邦无道的时候则无智，如此，在有智与无智之间自如地转换，则无论邦有道还是无道，自己都可以游刃有余地来应付，这就是合理地运用“有”“无”之妙而带来的有利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