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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先天与后天”之争关注的是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人的心理在多大程度上是先天或是生物遗传的结果？多大程度上是教育或是经验的结果？人们从考虑心理问题之时起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在过去多年的争论中，人们都过于偏向某一个极端。
先天和后天的问题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理解：人性中有多少成分是遗传的（与生俱来或是固有的）？多少成分是后天习得或培养的？答案似乎无法回答，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先天与后天的争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将心理比作是一张要凭感觉印象来填写的白纸。这一观点直到中世纪还有人在坚持。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也认为人生来没有智力。因此，这些早期的思想家们反对人生来就拥有知识的观点。
16世纪，英国学者里查德·马尔卡斯特（约1513～1611年）提出了“先天”和“后天”这两个术语来指代这一争论的两个极端。他既不同于他之前的学者，又不同于他之后的学者，他持一种折中的观点。他认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先天遗传和后天经验都很重要。虽然他的具体的观点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是他提出的两个术语一直流传了下来。
1859年，随着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的出版，在先天和后天之争中生物因素的作用变得更大。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1822～1911年）是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论首先表现出兴趣的学者之一。他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之后，对将进化的原则用于人类产生了兴趣。然而，与英国的经验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关注的是“个体差异是由先天和后天中哪种因素决定的”。这种关注差异，而不是关注个体知识发展的观点是这一争论中的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高尔顿推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只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由父母遗传的不同的生物特征；另一种是不同的环境的力量，包括人们的经验和学习。他进一步指出，研究者可以通过观察特性是如何在家族之间遗传的，去探讨遗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命运。他在1869年出版的《遗传与天才》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的“高级心理能力能够遗传”的观点，可以用他表兄达尔文的观点来解释。
尽管高尔顿对于基因和遗传机制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创建了行为遗传学——如今成了更有影响力的一个学科，就像遗传学、生物学和统计学一样为人们所熟知。它也是先天和后天之争的主战场。
当高尔顿和其他人在发展他们有关基因和遗传的观点时，另一个心理学派——行为主义诞生了，英国经验主义的观点得到了行为主义者的支持。与高尔顿信奉遗传决定性格相反，行为主义之父——美国心理学家约翰·B.华生（1878～1958年）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因此，行为主义者力求从事实上解释行为的各个方面，不管是人类的行为还是动物的行为，依据学习的法则，行为主义者提出了两种模式：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条件反射。
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1849～1936年）偶然发现了经典条件反射。当他在研究狗的消化过程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在他给狗喂食的过程中，狗在食物到达之前就开始分泌唾液。经过更仔细的观察，巴甫洛夫发现在给狗喂食之前摇铃铛，即使是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狗听到铃声也会分泌唾液。因为狗在铃声和食物之间已经形成了联系，这种联系是先前所没有的。
心理学家E.L.桑代克（1874～1949年）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学习理论，这种理论被称为操作条件反射。他认为动物往往会重复一些获得积极结果的行为，他称这种法则为“效果率”。根据他的法则，受到奖励的行为将会重复出现，而受到惩罚的行为将会逐渐消失。
约翰·洛克
在马尔卡斯特提出人类的行为是由“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的结果之后的100年，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年）提出一种相当极端的观点。在1690年出版的《理解人性》中，洛克创造了其后200年中继续探讨这一主题的气氛。现在存留的出自洛克著作的一段著名的论述就是强调后天的作用大于先天：
“就让我们假设心理如一张白纸，没有任何字迹，也没有任何思想，那么它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呢？具有无穷想象力的人又是从何处而来呢？知识和推理的素材又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就是一个——经验。”
洛克是英国经验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经验主义学派认为心理是由经验来填写的一张白纸。依据这种观点，天赋或生物遗传仅仅提供了视觉、听觉、味觉等人们了解外界的感觉器官。
一个研究者用操作条件反射技
在一个实验中，桑代克将一只饿猫放在一个带有简易门闩的笼子里，笼子的外面有一条鱼。一开始，猫企图从笼子的缝隙中拿到鱼，失败之后，它在笼子内到处转悠，偶然的机会它撞到了插销，并从笼中逃脱，吃到了鱼。这个过程多次重复之后，猫学会了迅速地打开门闩。给猫吃食物的积极奖励消除了猫在笼中到处转悠的行为。
心理学家B.F.斯金纳（1904～1990年）用了著名的“斯金纳箱”发展了桑代克的研究。他也认为有机体的现有行为是重复原来受到奖励的行为的结果。在斯金纳的实验中，像老鼠或鸽子这样的动物会忙于做出特定的行为，这些行为是研究者通过奖励鼓励它们做出的。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动物最终可以学会表演各种复杂的动作。这种操作条件反射就是杂技团或电影中训练动物表演技巧所采用的主要方法。
这些研究学习理论的行为主义者在先天和后天之争中都偏向于“后天”，因为他们强调经验是行为的源泉。经典条件反射认为，动物能够学会将任意的两个刺激联系起来，“先天”仅仅提供了感觉和做出这些联系的能力。操作条件反射认为，任何一种行为都可以通过适当的奖励和惩罚来塑造。这两者都强调生物存在的作用仅仅是提供对奖赏的先天感觉。因此，认为先天的作用是很小的，是经验填充了有机体的大脑，并形成了它的行为。
行为主义理论的反对者认为动物不只是一张白纸。他们认为如果展示一些动物生来脑中就存有的东西，那么这些理论就不得不修改。特别地，如果可以证明动物形成一些联系比其他的联系更容易，那么就意味着除了学会联系的能力之外，动物还有其他的天生能力。
在1960年，约翰·加西亚和他的同事在用老鼠做的一系列实验中得到了明确地证实。加西亚给他的老鼠一只小的吸管，让它们去品尝之前从未尝过的液体。当老鼠吸食的时候，灯就亮，并伴有滴答声。每当这时，老鼠就被置于使它们暂时生病的X射线中。
如果行为主义理论是正确的，老鼠就应该在光、滴答声和品尝液体这三种情形与生病之间形成联系。简言之，它们应当学会避免这三种情形。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的，老鼠学会了避免尝液体的方法，但没有学会避免光和滴答声。也就是说它们将生病和新奇味觉联系了起来，却没有和光或声联系起来。
这正是加西亚期望得到的结果。自然环境中的老鼠需要在它们味觉的基础上，学会了解哪种食物好吃，哪种食物有毒。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它们学会了远离使它们生病的新奇食物。就像加西亚在他的实验报告中以玩笑形式指出的那样——老鼠并没有责备使它们生病的光和滴答声，而是在推断“一定是我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行为主义者并不认为老鼠的心理对其学习是必要的，他们相信，受到刺激后生病的老鼠，改变自己的行为不必通过有意识的思维过程。
就在同一时代，B.F.斯金纳先前的两个学生——凯勒和圣母玛利·柏兰德亚夫妇，发表了标志着行为主义终结的至今为止都很经典的一篇论文。在他们的那篇文章《有机体的错误行为》中（这篇文章提及到了他们的导师的名著《有机体的行为》），柏兰德亚夫妇给出了很多实验例证，其中作为实验被试的有机体并没有表现出如行为主义者所说的行为。
其中的一个实验例证是，他们训练一只浣熊往金属盒中投掷硬币。起初，因为浣熊能很容易地捡起硬币而受到奖励，这种行为对于浣熊来说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要求它将硬币投掷到盒子中才会受到奖励。尽管有奖励的潜在诱惑，但是浣熊一旦得到了硬币就不愿意放手。所以，柏兰德亚夫妇报告说：“浣熊喜欢将东西聚集在一起，甚至是以一种吝啬的方式。”它似乎将硬币误认为是食物了。这些动物没有表现出行为主义者所说的行为的实例，使柏兰德亚夫妇得出如下结论：“很明显，这些动物被一种强烈的本能行为所束缚。”
认知心理学家努力了解究竟是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反对行为主义的证据不断地聚积。例如，行为主义者认为对有机体已发生的行为进行奖赏是必要的，它有利于生物有机体产生以后的行为，但是很多实验结果与此是相矛盾的。
沃尔夫冈·柯勒（1887～1967年）指出黑猩猩解决问题不需要对它们的行为进行强化或是奖赏，它们可以使用“顿悟”，通过对问题的仔细感知找出解决办法。
哈利·哈洛（1905～1981年）用猴子做了类似的实验，也表明对一些特定的行为进行奖赏并非总是有效的。他将新生的猴子与它们的母亲分开，给它们提供一个由坚硬的、不舒服的金属丝制成的带有吸管和奶嘴的人造“母亲”。尽管被这个“母亲”喂养（即是奖赏），但这些小猴子并没有表现出依恋它的倾向，除了吸食之外，也不在它的身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只由柔软的绒毛制成的玩偶对于那些没有母亲的猴子反而是一种奖赏，因为它们摸起来很舒适。
20世纪50年代，随着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的著作的诞生，先天与后天之争出现了重要的转折。乔姆斯基认为行为主义的学习原则不适用于语言的学习。他宣称人类有语言器官：大脑中专门用于学习语言的独立部分。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儿童学习的特定的语言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环境，但是学习语言的能力是天生的。
乔姆斯基提出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通用语法”的概念。他认为，尽管每种语言都是互不相同的，但是它们之间有共同的性质。语言之间之所以有相似性，是因为人们都有内在的语言学习器官。这种器官只能学习有特定语法规则的语言，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是由相同的一套潜在规则构成的。
乔姆斯基的著作标志着为人们所熟知的认知革命的开始。在这场革命中，认知心理学家将人脑比作计算机——一种从外部世界获取信息、加工信息，从而产生行为的机器。认知心理学的出现又一次改变了先天与后天之争的状况。人们普遍认为人脑中先天就有使人们能够了解周围世界的语言学习机制，乔姆斯基有关语言的著作将这一问题澄清了。因此认知心理学家就努力描述人们与生俱来的其他学习机制。
随着认知革命的兴起，天赋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又一次被人们所推崇。1975年，爱德华·O.威尔逊——美国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研究蚂蚁行为的专家，出版了名为《社会生物学》的著作。威尔逊在书中指出，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的社会行为都是建立在遗传的基础上。尽管他认为只有大约10%的人类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他的观点还是引起了人们的猛烈抗议，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有人甚至往他身上泼水。
虽然威尔逊的著作引起了强烈的敌对反应，但仍有一些人用生物学作为了解人类心理的一种方法。1979年，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兹出版了《人类性能力进化》一书，这本书阐述了自然选择的演变是如何塑造人类性行为的。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一门新的学科——进化心理学诞生了。其中引用了社会生物学的许多观点，但也新增了认知科学的一些观点（认知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心理及产生的机制）。进化心理学家不再认为天赋或个体的遗传基因是限制人们行为的桎梏。他们的行为模型是计算机，他们认为进化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建立信息加工系统，并能使每一个器官通过相互作用适应各自的环境。因此，他们把天赋看作是一种潜能。基因（遗传密码）不能决定有机体的命运，相反，它们构成有机体与环境的接合点。
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在乔姆斯基的研究基础上，在他的著作《语言本能》（1994年）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通过把语言器官定义为一种本能，他提醒人们注意自然选择建立了信息加工系统，这个加工系统能使人们学习新的观点。平克说，通过自然选择，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加工系统，这就使人们的灵活性不断增加。这并不意味着进化的途径没有为学习留有余地，因为平克也强调语言是不得不通过使用一个先天的、特殊的语言学习机制来获得。
斯蒂芬·平克的很有影响的著
回顾加西亚的实验，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其研究结果，自然选择导致了老鼠的脑有能力学习哪些食物是好吃的。同样，人也有许多的学习机制，每一种机制都适合特殊的任务或适应性的问题。
遗传性
有机体是相互不同的，这种不同源于两个方面：基因的不同或有机体发育的环境的不同。遗传性能被用来测量个体之间由于基因导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这个概念能通过两个简单的实验来理解。
如果你把遗传基因完全相同的一大把豌豆种子种植在不同的土壤里，土壤的微小差异将导致豌豆植物长成不同的高度。这个事实证明了环境怎样影响生长。根据这个事实，你可以得出结论，一些差异可归因于环境。植物高度的遗传性是比较低的，因为高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归因于非遗传因素。
假使你把一大把基因不同的豌豆种子种植在相同的土壤中。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观察到的任何差异都被归因于豌豆基因的不同。如果在豌豆植物的高度上仍存在很大的差异，你可能得出豌豆植物高度的特性有很高的遗传性，或者说在那些特定的土壤中，基因的影响更大。
遗传性是普遍的，而不是单个的，认识到它是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把遗传基因不同的豌豆种植在不同的土壤中，在有些情况下，豌豆的高度差异很大，而其他的情况下，豌豆的高度差异就很小。这就表明基因的差异可能表现在它们自身对环境的不同依赖程度上。
许多人仍然敌视把生物的方法用于人类的行为，这种方法有时被认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遗传决定论或优生学观点的复活。特别是社会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明确地拒绝这些观点，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破坏性的政治运动一直反对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行为。
先天和后天的激烈争论如此之长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没有某一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到目前为止已经运用了广泛的研究去证明，现在对于争论没有绝对的答案。相反，现代基因研究关注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是达尔文和高尔顿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关注差异的起源。行为遗传学家努力揭示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的起源是什么，它们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基因的不同，还是环境的不同。问题很复杂，因为他们不知道任何一个个体的基因是什么，基因的不同也并不总是以相同的方式来表达。环境对基因的互作用的方式构建有机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