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朱元璋即位后，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借以巩固其统治。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了建立有效的赋役制度，对地主隐匿田产、户口而逃避赋役的行为予以打击。他下令各地认真清理、统计全国户口和耕地数额，编制了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从而形成了严密的户口和财产登记制度。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要求在各地作战的总兵和地方官员注意收集户口版籍。同年，制定“均工夫”役法，而且还编制了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的均工夫图册。洪武三年（1370年）他又下令按户登记姓名、籍贯、年龄、丁口、产业，实行户帖制，将户帖发放给各户，全国户籍则在户部汇总。在江南一些地区还试制了“小黄册”。明政府也十分重视查核全国的土地。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官员到浙西核实田亩，攒造鱼鳞图册。后来又令国子监监生武淳等人到各地丈田绘鱼鳞图。鱼鳞图册按“随粮定区”原则，以税稂万石为一编造单位，称一区。把每区的土地丈量之后，绘成图册，册上记载所有田亩面积、四周界至、土地沃瘠、户主姓名。因总图形状象鱼鳞，故而得名为“鱼鳞图册”。黄册以户为主，以人为经，以田地为纬，田地分别归于地主，作为征派赋役的根据。鱼鳞图册以田地为主，以地域为经，以人为纬，作为解决土地纠纷的凭证。两种册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核对，相互牵制，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的户口、田地和赋役管理制度。
洪武初年，中央军事机关为大都督府，朱元璋任命亲侄子朱文正为全国最大的军事长官大都督。全国都司、卫所的军队都由大都督府统率。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的权力过大，就在废中书省的同时，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各都督府分别统领各自所属的都司、卫所，各府的长官分为左、右都督，掌管军事。五军都督府和兵部既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各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没有指挥和统率军队的权力；兵部虽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之权，但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如有战争，则决定权在皇帝手中，兵部奉旨颁发调兵命令，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然后率领由各卫所调集的军队去作战，结束战事之后，兵归卫所，主帅还印。这一制度使皇帝握有总指挥权和将帅的任免权，而军籍、军政的管理和军队的调发指挥权限分开，将不专军，军不私将。这样，不仅避免了悍将跋扈、骄兵叛变的弊端，而且更重要的是使皇帝牢牢控制住了军权。
立国之初，朱元璋和刘基经过研究磋商，在编制和训练军队方面，创立了一种卫所制度。卫所军队有四个来源：一是从征；二是归附；三是谪发；四是垛集。军人列入军籍，世代沿袭、儿孙代代当兵，都督掌管军籍，普通地方行政官吏无权管辖军人。军队耕战结合，平时既要屯耕，也要进行军事训练，并且还担负保卫边疆和镇守地方的任务，具有武装力量和生产力量相结合的性质。卫所把全部军士都编排进来，每112人编为一个百户所，每十个百户所编为一个千户所（1120人），每五个千户所编为一卫（5600人）。卫所的军官分别为百户、千户、卫指挥使。百户所以下的军事单位是总旗（约50人）、小旗（约10人）。全国各地都有洪武朝卫所，但主要集中在京师重地。
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朱元璋告谕中书省官员说：“学校教育，到元代其弊已极……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十月三十日便下诏令地方郡县开办学校。
为了能使地方贯彻好立校兴学政策，明政府明确规定：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4人，生员40人；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生员20人。师生每月除供应每人六斗米外，有司还要供应鱼、肉。学官月俸，多少不等。学生学习，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要学以致用。同时还对学校规章等其他相应教学措施做了规定。地方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资历深的可以定期保送到京师国子监继续深造，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入学十年以上还没出路的，由学校推荐，可往吏部保送，充任下级官吏。
北方学校教育较南方相比尤为落后，缺乏师资而且师资水平很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命令吏部从南方选出大批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官充实北方学校，以此来提高北方的教学水平。
明代前期，除上述府州县学外，地方社学也聘请儒士培养民间子弟，还有“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的学习内容；地方武学也聘请武师专教武臣子弟学习武艺，等等。
朱元璋诏令天下郡县皆立学校，对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稳定明王朝统治都具有积极意义。
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国家人才紧缺，朱元璋颁发科举诏令，于八月设科取士。
明代科举考试分文武二科。二科考试都明确规定了考试时间：子、午、卯、酉年为试；辰、戌、丑、未年为会试；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皆九日为第一场，复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中乡试者称举人，京师会试中胜出者有资格参加殿试。三年一大考，皇帝亲自把关殿试，殿试及格而被录取的都称为进士。进士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凡中进士者，均可封官。
殿试图
此图描绘学子们正在完成皇宫中皇帝举行的殿试。明朝科举考试内容为八股文，也称制艺、制义、时艺、时文、八比文；因题目取于四书，又称四书文。八股文是封建统治者扼杀人才、钳制思想的工具。
文科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初场试五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试论一道。三场试策一道。三场考试通用推行的八股文答题（每篇文章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因考试只重形式而内容不实，明代科举制又因此被称为“八股取士”。武科试士的内容同文科有些差别。武举初试马上箭，二场试步下箭，三场试策一道。六年一大武举考试，考中者称武状元等。武科重技勇，考试的内容也因时局的变化和要求略有改动。
明代科举取士录取名额由社会需要而定。明初所需文官数额大，录取时也较多；明中期，逐渐放宽乡试名额而缩小会试名额，而且在录取进士名额时，注意地域间的南、北分布平衡。洪熙元年（1425年），限定取士名额，南人16名，北人14名，武科则没有限定。
在明初期，明代科举制对于扩大官僚机构、稳定统治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因其以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来束缚读书人的思想，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所以读书人为了猎取功名，埋头“四书五经”，写空洞的八股文，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呆子。这种举士制度禁锢了人们的头脑，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
明代，随着炼铁技术的提高，铁质农具也得到改良，农耕种田更加追求集约经营，十分重视精耕细作，提倡“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
在整地上，讲求深耕达七八寸，以使土壤彻底松软。如果在麦、稻两熟田地，将水田改成旱地时需开沟做，使背凸起如龟背，便于排水。翻耕时讲究先浅后深，头遍打破皮，二遍揭出泥，争取时间灭茬保墒；将旱地改为水田时则要分层深耕晒垡，从而来改良土壤结构。
在选种和播种方面，重视收集、选育新种和优良种子，而且为便于早播还要提前浸种。如早稻浸种一般在清明节前，有的在春分前便开始浸种，称“社种”，浸种时间提前半个月。
浸种方法也有了改进，原来是“昼浸夜收，不用长流水，难得生芽”，明代改为“用稻草包裹（稻种）一斗或二三斗，投于池塘水内，缸内亦可”，“浸三四日，微见白芽如针尖大，取出于阴处阴干”（王象晋《群芳谱》）。
施用追肥。当时不仅在施用追肥的时间、数量、次数以及肥效上有了科学的认识，而且对于土壤与肥壤结合方面的认识也加深了，并总结出了一些规律。如羊粪适宜旱地，猪粪适宜水田，灰粪和牛粪则适宜于土质贫瘠坚硬的田地，土性带泛浆之田宜用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等等。
在防治病虫害方面也积累了些经验，如冬天铲草根、添新土用来杀灭越冬幼虫及虫卵，用药物、棉籽油等拌种来避免虫蚀，把石灰、桐油撒在叶子上可用来杀虫等。
在充分利用田地的时间和空间方面也有科学的分配方法。宋元时发展起来的稻麦一年两熟的轮作方法，被推广运用到其他作物的种植之中。并且从一年的轮作发展为若干年的轮作，间作、套作技术也提高很多。江南地区双季稻种植广泛，甚至还在福建广东等地出现了一年三熟之稻。江南水稻除与小、大麦轮作外，还和豌豆、蚕豆、油菜等其他作物轮作，北方则以大、小麦与黍、粟、豆、薯等轮作。棉麦轮作、棉稻轮作、棉豆间作、桑豆间作等技术，也在经济作物推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明朝初年，因为经年战乱，全国流民充斥，农业生产非常缺乏劳动力，因而太祖朱元璋加强农业立法，用以恢复与促进农业发展。
朱元璋曾下达了禁止贩良为奴的禁令，禁止人身买卖，以解放劳力，投入生产。明初则大力推广移民垦荒，实行屯田，包括军屯、民屯、商屯、戍罪屯、赎罪屯等。
从农业发展需要出发，明政府加大了水利建设，整治堤岸塘堰，疏浚河道，还专门设置了掌管水利的营田司。规定：如有盗决河防者，杖一百；盗决圩岸陂塘者，杖八十；不修河防圩岸，或修而失时者，笞三十至五十杖；由此造成人员、财物损失者，笞五十至六十杖。
为核查全国田亩，还编造黄册与鱼鳞册。耕民按亩交赋，赋役程度比前朝减轻很多，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农业立法的推广，全国垦田面积和人口大增，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分别达到8507623顷和60544812人，使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此外，明朝的工商立法明确、具体。明初建立的匠户匠籍制度，加大了手工业者的集中管理力度，发挥了技术优势，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明朝律例对手工业产品的质量与规格要求十分具体。规定：造器物、缎匹不合格，工匠均受笞刑或以坐赃论。有关官吏也受处罚并赔偿损失。
在手工业生产管理方面，明朝法律规定：不经批准非法营造者，按坐赃论；营造所需物资不实报笞五十；多领物资者，以监守自盗论；工匠未按期交货，官吏不如期拨料者均处笞刑。
明代商业立法以重农抑商为基础，而且对盐、茶采取官营专卖政策。早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所定的《盐法》便有贩盐者取税1/20以助军饷的规定；洪武元年（1368年）定《盐引条例》规定贩私盐者绞；后来又在《大明律》中规定：凡贩私盐、私茶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携武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买私盐者杖一百。盐法规定要取得吏部所颁“监引勘合”的凭证才可以经营盐业。早在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便定《茶法》，取其1/30作为税赋收入的补充。明令严禁贩卖私茶，由官府专卖。洪武以后则规定设“茶引所”收购茶叶；贩茶者也一定要持有吏部“茶引勘合”，没有或持有过期凭证的按贩私盐律治罪。
《大明律》中的市场管理法规定：统一度量衡，市面上所用均须经官府核查，违者治罪；加强管理机关平抑物价的责任；对不法商人操纵市场、哄抬物价的不轨行为予以严厉打击，触犯此条规定者视其轻重处以笞、杖刑；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明确规定货卖海外和下海者杖一百，将人口、军器出境者处以绞刑，关口将士渎职与犯人同罪等。
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分布于苏、松、嘉、湖、杭五郡的四千余户无田耕种的百姓，遵从朱元璋令迁徙到“田多未辟”的临濠，就垦农业，免征三年移民租税，这便是明代大规模移民屯田的开端。
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徐达驻师北平，因为除去了沙漠中的威胁，所以把北平山后35800余户居民分散到各府卫进行屯田；同年又移漠北和山西一带“沙漠遗民”32000余户到北平屯种，江南140000户少地、无地农民还奉命迁到凤阳屯种。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山西、真定一带无田的百姓迁到凤阳屯田；十五年（1382年）九月，广东番禺、东莞、增城等处24000多名降民迁移泗州屯田；二十一年（1388年）又将山西泽、潞二州无地百姓迁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空旷地带，置屯耕种。
除了省与省之间的大规模移民屯田之外，各省内也发生了迁徙情况。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登、莱二州5635户农民就耕于东昌，二十八年（1395年），东昌三府外来移民达58124户。
明朝的移民屯种，政府为其提供耕牛种子，免除三年租税，三年之后每亩纳税一斗，不再加收其他赋税。这一举措极大地激起了百姓垦田种植的积极性，加速了开辟荒芜田地的进程，扩大了自耕农的比例，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元末土地高度集中的局面，推动了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考虑到历代地方割据和叛乱严重威胁皇权，吸取宋、元两代皇室孤立的教训，诏定诸王国邑与官制，大封诸子，屏藩王室。
由洪武三年开始，朱元璋的25个儿子和一个曾孙被先后封王。选择其中一部分授予兵权，如秦王、燕王棣、宁王权等，令他们在北方驻守，节制沿边兵马，以防御蒙古残余力量；还有一部分驻守在内地各省，如鲁王檀等，用于监视地方官吏。
为避免握权大臣篡权谋反，明太祖规定，诸王有移文朝廷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力，同时因担心诸王权力太大对中央集权的统治构成威胁，又申明诸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即分爵而不裂土。
另外，因江、浙等系京畿重地和国家财源所在地，为避免干扰国家经济和政治活动而不予分封；闽、粤不封，则因其地远险恶，皇权难以控制。
明太祖分封诸王，皇子以亲王身份建藩就国，实则是继承了古代的分封制，对明初加强皇权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所封诸王，拥兵自重，在封国内目无王法，终于造成“枝强干弱”的割据局面。
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一日，朱元璋在奉天殿举行隆重庆祝仪式，以表彰文臣武将的开国功勋，并大封功臣。
诸将的功绩都记录在大都督府兵部。吏部定勋爵，户部准备赏赐物品，礼部定礼仪，翰林院撰制诰，皇太子、诸王在两旁侍立，皇帝左右则排列着文武百官。诏封左丞相李善长为韩国公，右丞相徐达为魏国公，常遇春之子常茂为郑国公，李文忠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又封了六公之下的十八侯：汤和首位为中山侯，唐胜宗为延安侯，陆仲亨为吉安侯，周德兴为江夏侯，华云龙为淮安侯，顾时为济宁侯，耿炳文为长兴侯，陈德为临江侯，郭子兴为巩昌侯，王志为六安侯，郑遇春为荥阳侯，费聚为平凉侯，吴良为江阴侯，吴祯为靖海侯，赵庸为南雄侯，廖永忠为德庆侯，俞通源为南安侯，华高为广德侯，杨为营阳侯，康铎为蕲春侯，朱亮祖为永嘉侯，傅友德为颍用侯，胡美为豫章侯，韩政为东平侯，黄彬为宜春侯，曹良臣为宣宁侯，梅思祖为汝南侯，陆聚为河南侯。并赐诰命、铁券、赏物等。又在该月的三十日，册封汪广洋为忠勤伯，刘基为诚意伯。而且还诏告各位公侯：身享富贵，应通达古今之务以成远大之器，不可苟且自足。
此后，朱元璋根据诸武臣的战绩，或封侯伯，或晋封公，以此激发武将建功立业之心。洪武十一年（1378年）汤和被朱元璋封作信国公，洪武十二年（1379年），又封仇成为安庆侯，金朝兴为宣德侯，蓝玉为永昌侯，谢成为永平侯，张龙为凤翔侯，吴复为安陆侯，曹兴为怀远侯，叶升为靖宁侯，曹震为景用侯，张温为会宁侯，周武为雄武侯，王弼为定远侯。
明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宋濂主编完成《元史》。
《元史》是作为记录元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共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包括上至成吉思汗下迄元顺帝约160年间蒙古、元朝的历史，主要是记录元朝史事。该书以史实、后妃功臣列传及诸家编写的行状、墓志、表、志，以及《经世大典》等资料为依据，因此保存了很多原始史料，尤为珍贵的是天文、历史、地理、河渠等四志材料，是研究元史的基本资料之一。
《元史》比较完全地采用纪传体皇朝史的形式对元代历史进行了记录，视野宏大，内容丰富，并且在某些方面独具特色，是其他书所无法比拟的。由于元朝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全都失传，《元史》的记载使之得以存其精华，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篇幅过半，而本纪占全书近四分之一，可以说《元史》的史料价值比其他某些正史的记载更高一筹。
《元史》的修撰只用了11个月，其成书之速也带给它很多的缺陷、讹误，一些史事没能够进行详细考核订正，未曾使用元代的一些重要资料，蒙古族的源流发展、中西交通等重要史迹，也都没有进行详细记载。译名、史实也存在不少错误，处理资料上缺乏融会贯通之功，有的照搬沿用案牍原文，文辞欠缺斟酌推敲，故为后来学者指摘挑剔。但无论如何，《元史》是记述元代历史的最可信赖的著作，为后人研究元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明洪武四年（1371年）五月，太祖朱元璋诏命工部制造用宝金牌和军国调用走马符牌。用宝金牌共有两枚，分别由中书省、都督府收藏，在调遣军队时使用。走马符牌分金、银两种，各20个，宽2.5寸，长5寸，用铁打制而成，贯以红丝绦，平时在内府保存，适于紧急军务在身的遣使佩戴。后来，走马符牌也为用宝金牌代替，宽3寸，长9.5寸，上二凤，下二麒麟。
朱元璋在同年六月又下诏，命礼部参考旧典，制定武臣金银牌制，以供在外武臣作为随身携带的证物之用。金银牌具有相同的规格，宽2寸，长1尺，上双龙，下二伏虎，用红丝带悬挂。指挥所佩戴的金牌，上有双云龙、双虎符；千户所佩戴的是镀金银牌，只有一条云龙、独虎符；百户佩戴的是素银牌符。全国共有500个双云龙、双虎符金牌，2000个独云龙、独虎符镀金银牌，11000个素银牌，上有朱元璋亲笔题撰的阳文：“上天佑民，朕乃率抚，威加华夷，实凭虎臣，赐尔金符，永传后嗣。”符牌制乃明王朝加强军事集权的重要标志。
明初，一些加官晋爵的开国大臣，仗势欺人，横行乡里，连奴仆杀人也隐匿不报。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朱元璋为了保全功臣，命工部制作铁榜申诫功臣，厉禁纵容奴仆仗势为非作歹。
铁榜共有9条命令以申明律令，责令公侯奉公守法，不可以侵犯百姓利益。如命公侯不得接受官军贿赂，不可强霸官民山场、湖泊、茶园及金、银、铜、锡、铁冶炼者，不得容许家仆侵夺田产财物，不得倚仗权势欺压百姓等。但凡违背上述命令者都有受杖、充军、受刑、处死等相应处罚规定。铁榜公布后效果较好，但某些武将仍旧我行我素，目无法纪。如蓝玉专横恣暴，储庄奴数千人，鱼肉乡里；郭英私养家奴150多人，滥杀无辜；周德兴营造宅第，逾制豪华；朱亮祖专擅不法、贪得无厌等。这些最终导致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和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案的爆发。两次党狱，致使那些元勋和有功将才全被杀尽了。
朱元璋制作铁榜警诫功臣，对明初抑制豪强、整顿吏治、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剥夺公侯兵权、加强皇权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它也暴露出朱元璋唯恐公侯掌握兵权的心理。
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实行铁腕政治。他建立特务制度，大兴文字狱，严密控制臣民。他除掉了恩威震主的胡惟庸，并罢去丞相之位，独揽大权。他在军事、监察等领域也是如此，从而完成了中国君主集权政治。朱元璋疑心颇重，他对辅助其立国的文臣武将采取了兔死狗烹的办法，刘基、宋濂、李善长、徐达、蓝玉等均被除掉，其残酷超过历代开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