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两难的囚徒

“囚徒困境”模式在本书的一开始就提到过，我们再来简单复述一下。杰克和亚当被怀疑入室盗窃和谋杀，被警方拘留。两人都不承认自己杀人，只承认顺手偷了点东西。警察将两人隔离审讯，每人给出了两种选择：坦白和不坦白。这样，每人两种选择便会导致四种结果，如表所示：

表中的数字代表坐牢的年数，从表中可以看出同时选择不坦白对于两人来说是最优策略，同时选择坦白对两人来说是最差策略。但结果却恰恰是两人都选择了坦白。原因是每个人都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供出自己，于是供出对方对自己来说便成了一种最优策略。此时两人都选择供出对方，结果便是每人坐8年牢。

这便是著名的“囚徒博弈”模式，它是数学家图克在1950年提出的。这个模式中的故事简单而且有意思，很快便被人们研究和传播。这个简单的故事中给我们的启示也被广为发掘。杰克和亚当每个人都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为什么最后得到的却是最差的结果呢？太过聪明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以己度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要学会从对方的立场来分析问题。为什么“人多力量大”这句话常常失效，对手之间也可以合作，等等，这些都是“囚徒困境”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我们在这一章中要讨论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与“囚徒困境”打交道，有时候是自己陷入了这种困境，有时候是想让对方陷入这种困境。

这些人不懂博弈论，但是他们都会不自觉地应用。

我们在前面讲过“纳什均衡”曾经推翻了亚当·斯密的一个理论，那便是：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同时为社会带来最大的公共利益。“囚徒困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的杰克和亚当每个人都为自己选择了最优策略，但是就两人最后的结局来看，他们两个人的最优策略相加，得到的却是一个最差的结果。如果两人都选择不坦白，则每人各判刑1年，两人加起来共两年。但是两人都选择坦白之后，每人各判刑8年，加起来共16年。

集体中每个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但是得到的却可能不是理性的结果。这种“集体悲剧”也是“囚徒困境”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

1971年美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禁烟运动，当时的国会迫于压力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烟草公司在电视上投放烟草类的广告。但是这一决定并没有给烟草业造成多大的影响，各大烟草企业表现得也相当平静，一点也没有以前财大气粗、颐指气使的架子。这让人们感到不解，因为在美国有钱有势的大企业向来是不惧怕国会法案的，利益才是他们行动的唯一目标。按照常人的想法，这些企业运用自己的经济手腕和庞大的人脉资源去阻止这项法案通过才是正常的，但结果却正好相反，他们似乎很欢迎这项法案的推出。究其原因，原来这项法案将深陷“囚徒博弈”中多年的这些烟草企业解放了出来。根据后来的统计，禁止在电视上投放广告之后，各大烟草企业的利润不降反升。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烟草行业的背景，20世纪60年代，美国烟草行业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大烟草企业绞尽脑汁为自己做宣传，这其中就包括在电视上投放大量广告。当时，对于每个烟草企业来说，广告费都是一笔巨额的开支，这些巨额的广告费会大大降低公司的利润。但是如果你不去做广告，而其他企业都在做广告，那么你的市场就会被其他企业侵占，利润将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这其中便隐含着一个“囚徒困境”：如果一家烟草企业放弃做广告，而其他企业继续做广告，那么放弃投放广告的企业利润将受损，所以只要有另外一家烟草公司在投放广告，那么投放广告就是这家企业的优势策略。每个企业都这样想，导致的结果便是每个企业都在大肆投放广告，即使广告费用非常高昂。这时候，我们假设每一家企业都放弃做广告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呢？

每个人的最优策略不一定构成集体的最优策略

如果每一家烟草企业都放弃做广告，则都省下了一笔巨额的广告费，这样利润便会大增。同时，都不做广告也就不会担心自己的市场被其他企业用宣传手段侵占。由此看来，大家都不做广告是这场博弈最好的结局。但是每个企业都有扩张市场的野心，要想使得他们之间达成一个停止投放广告的协议，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再说，商场如战场，兵不厌诈，即使你遵守了协议，也不能保证其他企业会遵守协议。

这个时候美国国会的介入是受烟草企业欢迎的，因为烟草企业一直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被政府用法律手段解决了。国会通过了禁止在电视上投放广告的法案，这为各大烟草企业节省了一大笔广告开支。同时因为法律具有强制效力，所以不必担心同行企业违规，因为有政府行使监督和惩罚。原先签订不了的协议被法律做到了，同时监督和惩罚的成本由政府承担，各大烟草企业都在暗中偷着乐。

有人会想：广告是一种开拓市场的手段，被禁止做广告对烟草公司来说难道不是一种损失吗？我们注意，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只是禁止在电视上做广告，并没有禁止其他载体的广告，同时不会限制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做电视广告。香烟的市场主要靠的还是客户群，很多人几十年只抽一种或者几种品牌的香烟。广告的作用并不像在服装、化妆品身上那么有效。

这是一个走出“囚徒困境”的实例，但是深陷其中的烟草企业不是自己走出困境的，而是被政府解救出来的，这其中带有一些滑稽的成分。

亚当·斯密曾经认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结局是集体利益最大化，在这里，这个认识再次被推翻。每个烟草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得不去投放大量广告，其他企业同样如此，但是导致的结局是每个企业都要承担巨额的成本开支，利润不升反降，并没有得到最大的集体化效益。

那么亚当·斯密真的错了吗？西方经济学之父为什么会犯这种基本错误呢？人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将当时的背景忽略。

亚当·斯密关于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关系的结论没有错，只不过是过时了而已。因为时代在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在变化。

“囚徒困境”是证明亚当·斯密的理论过时最好的证据。同时作为一种经济模型也揭示了个体利益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个体利益若是追求最大化往往不能得到最大化的集体利益，甚至有时候会得到最差的结局，比如囚徒博弈中两个罪犯的结局。

我们从中得到了这样的启示：一、人际交往的博弈中，单纯的利己主义者并不是总会成功，有时候也会失败，并且重复博弈次数越多，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二、当今的社会环境下，遵循规则和合作比单纯的利己主义更能获得成功。

经济博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Rp87jT5Ov6/ay9edJglJwcAUoIeUpRVOV8Gb6ZTR71QXmQwX8et0TeTQViDIP8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