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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不尚贤 ① ，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注释】
①尚：推崇。
【译文】
不推崇贤能之才，使人民不争名夺位；不以奇珍异宝为贵重之物，使人民不做偷盗的坏事；不炫耀可贪的事物，使人民不产生邪恶、动乱的念头。因此，有道的人治理天下的方法，是要净化人民的心灵，满足人民的温饱，减损人民争名夺利的心志，强健人民的体魄。要常使人民没有伪诈的心志，没有争名夺利的欲念。使那些智巧之人也不敢肆意妄为。以无为的态度去处理政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
【解析】
本章是老子对无为之治的具体论述与见解。
不尚贤，使民不争。
圣人之治在于无为。只要心里没有贪念，就不会有不满及争夺之心，从而使自己到达一种纯朴自然的状态。要使社会物质条件丰富，民众就不会为温饱而起纷争，生活安逸自在，达到一种最理想的境界。民众为了能使这种美好生活永远延续，就会自觉地维护这种和谐共处的状态。即便有一些自认为是的人想改变这种生活，民众也不会同意，从而使有智的人也不敢有所作为。
老子还说，不要使民众产生志向，但是要使民众的体格强健起来，有了强健的身体，就不会有痛苦产生；不崇尚贤者，就不会产生志向，志向是人心滋生贪欲的前因，如果内心存有志向，人们就会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而不择手段，这是恶行发生的一个前提。不以难得的货物为尊贵，那么民众就不会为了得到这些难以得到的东西而产生偷盗之心。老子还特别提到，作为最高统治者，首先不要存有欲望，而应与民众一样达到无知无欲的境界，因为民众是以圣人为榜样的，圣人如果有欲望表现出来，民众就会觉得不知所措而出现混乱。最后老子说，能做到这些，就是无为之治，就没有不能治理好的地方了。
虚其心，实其腹。
不推崇贤能之才，使人民不争名夺位。
——宋仁宗开创治世
“为无为，则无不治。”在这一章里，老子阐述的是“无为而治”的思想。无为治国，即国君不妄加干涉百姓的生活，使百姓安居乐业。政治清明，政策宽松，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战争兵役。只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都认识到了无为而治的真正含义，因此出现了国家政治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治世局面。北宋中期的皇帝宋仁宗，正是实行了无为而治的政策，解决了内忧外患，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宋仁宗（1023年至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后改名为赵祯，宋真宗的第六子。仁宗即位之前，宋朝官僚体制膨胀，冗官冗兵的问题突出，而对外战争又屡战屡败，尽管西北面的党项（即后来的西夏）已向宋称臣，但边患危机始终没有消除。
宋仁宗即位后，他一面鼓励百官上书言事，一面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力图实现政治清明，使百姓安居乐业。
终仁宗一朝，宋仁宗赵祯在对待文武百官的态度上，一直持谦和、宽容的态度。仁宗在位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朝臣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即便在言论上忤逆皇帝，最大的处分也不过是降职，或是贬谪到其它的地方做个小点儿的官罢了；而过了一段时间，风头过去了，皇帝说不定还会把被贬谪的官员再召回来。仁宗一朝，贬了升，升了再贬，贬了再升的官员不在少数。那时的大臣，上书的内容敏感，什么话都敢说。有一次，仁宗皇帝的宠妃张贵妃想求仁宗封自己叔叔张尧佐为三司使，仁宗答应了她的请求。但是，御使包拯坚决不赞成，他认为三司使是主管朝廷财政工作的重要官员，而张尧佐才能平庸，不堪此任，仁宗难以给张贵妃交差，只好让步说道：“实在不行的话，就封他个粗官做吧，你看让他当节度使如何呢？”北宋时的节度使不同于唐代的节度使，是个虚职，仅仅是个表示地位的名号而已。包拯见皇帝让了步，便答应下来，但对仁宗“粗官”的说法不能认同，于是对仁宗说道：“节度使怎么是粗官呢？太祖、太宗不都做过节度使吗？”在争论过程中，包拯情绪激动，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也没有怪罪他。回宫后，张妃不甘心，撒娇使性，想让仁宗收回成命。仁宗只好训斥她道：“你就知道给你叔叔要高的官位，难道你不知道包拯是御使吗？”正是由于仁宗对百官的态度很宽容，所以他那一朝出了不少名臣，宋朝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大臣，大多出在仁宗朝，如晏殊、包拯、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苏轼、黄庭坚、沈括、司马光、王安石等，可谓名臣辈出。
宋仁宗颁布诏令与民休息。
仁宗朝的言论比较自由，群臣什么话都敢说，这使得仁宗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不至于被谗言蒙蔽了头脑。皇帝的宽容仁厚，也确实感动了一批正人君子，这些人“先天下之忧而忧”，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所以，仁宗一朝奸佞小人很少，朝中多数是些品德高尚的官员。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仁宗维持住了四十年的承平气象。
仁宗对朝臣态度宽容，允许他们自由发表言论。
宋仁宗对待老百姓也相当仁慈。《宋史·仁宗本纪》中，几乎每隔两行，就有一处对仁宗善待百姓的记录：或是下令减少某一地方的赋税，或是下诏赈济某地灾民，或是因为某地的自然灾害、边境战争失利而下诏自责，停止宴饮歌舞。每当遇上水旱灾害的时候，仁宗都要在宫廷内诚心祈祷上天赐福，希望能够早日结束灾害；或者会光着脚站在庭院里，让自己罚站，向上天谢罪。此外，仁宗几乎每隔几年，就释放数百名宫女出宫，让她们回到民间，过正常人的生活。仁宗一生所做的善事很多，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宋仁宗还很珍惜每个人的生命，对于判处死刑的案子，仁宗都要亲自复审，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据史料记载，仁宗在位期间，罪犯中每年由死刑改为其它刑罚的人数，大概都在千人以上。仁宗曾对大臣说过：“你们知道，我平时生气骂人的时侯，从来都没有说过刻毒的言语，因此就更不敢在断狱的时候滥用死刑了。”对于滥用死刑的官员，仁宗也十分憎恨，他给吏部的规定是：如果一个官员在断案的时候冤杀了好人，那么这人一辈子便不能再提拔了。
宋仁宗对臣民态度宽容仁慈，但是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却要求很严格。仁宗生活俭朴，他在位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没有像以前的帝王那样大修宫室。史书中记录了很多关于仁宗严于奉己的故事。比如，有一次，仁宗在宫苑内散步的时候，屡屡回头张望，随从的侍卫都不明白仁宗是什么意思。等回到宫里后，仁宗对妃嫔说道：“今天我渴坏了，快快给我倒些热水来。”妃嫔觉得很奇怪，于是问道：“皇上在外面为何不喝水，而让自己受渴这么久呢？”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却没有看见随从们准备水壶，如果问的话，就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我就忍着口渴回来了。”
在对外关系上，宋仁宗也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在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不能让人乐观。北面是幅员广阔，强悍跋扈的辽国。宋朝建立后，曾多次与辽国交战，但结果是胜少败多，辽国一直都是宋朝北部边境的巨大威胁。西北面是保持着半独立状态的党项人的部落，仁宗即位时，党项已经接受了宋朝的册封，被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但是，党项人一直骚扰宋境，每次入侵，总能掠夺大批牛羊牲畜。与此同时，西南方向是吐蕃诸部的活动区域，与宋接壤的边境自青海西宁直到今天的四川雅安一线。吐蕃部落较多，这些部落经常袭扰宋朝边境。面对严重的边患问题，宋仁宗一面任用贤将守边，一面对异族采取安抚政策。宋仁宗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仁”也有很多具体事例。比如，辽国发生了旱灾，饥民大批涌入了宋朝境内，仁宗命令地方官员对他们进行救济。当时，向宋称臣的高句丽国因受辽国的挑拨，朝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大臣建议出兵惩戒，宋仁宗却回答说：“那只是国君的罪过，现在出兵的话，也不一定能杀得了高句丽的国王，还会殃及两国的黎民百姓，我看还是算了吧，贡物少就少点吧！”后来，南宋的皇帝高宗赵构在评价宋仁宗的外交政策时，说道：“先帝兼爱南北，不轻启战端。”这是很有道理的。
朝臣常聚在一起议论时政。
——崇尚节俭的汉文帝
老子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心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统治者只有勤俭节约，与民休息，才能赢得民心，治理好天下。汉文帝清心寡欲，厉行节约，后继者汉景帝效法他的政策，终于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汉高祖时期，天下刚刚经历完战乱，到处都是一片衰败残破的景象。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说的是高祖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以后，民穷财尽，毫无积蓄。当时天子竟不能用同一种毛色的驷马（马车），而将相有的只能乘牛车。
汉文帝与民休养生息。
汉文帝即位后，实行无为之治，以“慈”、“俭”为治政原则。首先确立宽厚的法治精神，废除“连坐”等严刑；接着“诏定振穷、养老之令”，保障百姓生活无忧。当然最重要的是多次下诏减轻赋税，轻徭薄役，施行节俭治国的政策。
汉文帝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他继承帝位的第二年，有人献上一匹千里马。他下诏连同送马的路费一并退还，同时又下了一道诏书宣布说：朕不接受任何名贵稀奇的奉献，要地方官们通知四方，以后不要打主意奉献什么东西上来。
古代皇帝住的宫殿，大都要修建又大又漂亮的露台，以供欣赏山水风光。汉文帝本来也想造一个露台，他找到了工匠，让他们算算该花多少钱。工匠们说：“不算多，一百斤金子就够了。”汉文帝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这一百斤金子合多少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工匠们粗粗地算了一下，说：“十户。”汉文帝听了，说道：“不要造露台了，现在朝廷的钱很少，还是把这些钱省下吧。”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宫室”就是宫殿建筑，“苑囿”就是皇家园林以及供皇室打猎游玩的场所，“狗马”即供皇帝娱乐使用的动物、设施等，“服御”即为皇帝服务的服饰车辆仪仗等。这些都是皇帝们讲排场、显威严、享乐游玩必不可少的，皇帝们大都十分重视。然而文帝当皇帝二十三年，居然没有盖宫殿，没有修园林，甚至连车辆仪仗也没有增添。
汉文帝拒受别人献上的千里马。
此外，汉文帝还能关心百姓的疾苦，刚当皇帝不久，就下令：由国家供养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要发给他们米、肉和酒；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要再发一些麻布、绸缎和丝棉，给他们做衣服。
春耕时，汉文帝亲自带着大臣们下地耕种，皇后也率宫女采桑、养蚕。汉文帝去世前，曾颁下遗诏，痛斥了厚葬的陋俗，要求自己的丧事要一切从简。对待自己的归宿“霸陵”，他明确要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勿有所改。”即按照山川原来的样子因地制宜，建一座简陋的坟地，不要因为给自己建墓而大兴土木，改变了山川原来的模样。据说后来赤眉军攻进长安，所有皇帝的陵墓都被挖了，唯独没动汉文帝的陵墓，因为他们知道，汉文帝的陵墓里面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北宋文学家吴垧在《五总志》里有这样的记载：汉文帝刘恒“履不藉以视朝”。草鞋最早的名字叫“履”。由于草鞋材料以草和麻为主，非常经济，且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平民百姓都能自备，汉代称之为“不藉”。在汉文帝时，已经有了布鞋，草鞋主要是贫民穿，而汉文帝刘恒“履不藉以视朝”，就是说他穿着草鞋上殿办公，做出了节俭的表率。不仅是草鞋，就连他的龙袍，也只能称为“绨衣”。“绨”在当时就是一种很粗糙的色彩暗淡的丝绸。就是这样的龙袍，也穿了很多年。龙袍破了，就让皇后给他补一补，接着再穿。汉文帝自己穿粗布衣服不说，后宫也是只穿朴素的服饰。当时，贵族女子长衣拖地是一种时尚，而汉文帝为了节约布料，即使对自己最宠幸的妃子，也不准她们衣服的下摆拖到地上。宫里的帐幕、帷子全没刺绣，也不带花边。
正是由于汉文帝勤俭节约和爱民如子，他才与其后继者景帝共同创造出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史家评论汉文帝时说“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这是丝毫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