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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众妙之门

【原文】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注释】

①道:构成宇宙的实体与动力。②道:用语言表达出来。③常:恒久不变。④名:这里指道的名称,文化思想。⑤名:用语言表达出来。⑥徼(jiào):通“窍”,踪迹的意思。⑦玄:幽昧深远。

【译文】

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名,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无,是天地的开端,有,是万物的根源。所以,常从“无”中观察天地的奥妙;常从“有”中寻找万物的踪迹。有和无,只不过是同一来源的不同名称罢了。有和无都是幽昧深远的,它们是一切变化的总门。

【解析】

这是《道德经》的第一章。本章开篇名义:“道可道,非常道。”初步揭示了“道”的真正内涵。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老子是第一个把道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提出和加以阐释、论证的思想家。道作为老子哲学的核心,贯穿其思想体系始终。关于对老子道的认识和诠释,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认为,道是精神性的本体,是脱离物质实体而独自存在的最高原理,主张老子的道论是客观唯心主义。有的则认为,道是宇宙处在原始状态中的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主张老子的道论是唯物主义。一般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及万物运行的规律。陈鼓应在其《老子译注及评介》一书中引用杨兴顺的观点,将道的基本特点归结为:一、道是物的自然法则,它排斥一切神和“天志”。二、道永远存在,它是永存的物质世界的自然性。道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三、道是万物的本质,它通过自己的属性(德)而显现。没有万物,道就不存在。四、作为本质来说,道是世界的物质基础“气”及其变化的自然法则的统一。五、道是物质世界中不可破灭的必然性,万物都从属于道的法则。道摧毁一切妨害自己的事物。六、道的基本法则是:万物与一切现象,处于经常的运动与变化中,在变化的过程中,万物与一切现象都转化为自身的对立物。七、万物与一切现象,都处于相互联系的状态中,这种联系通过统一的道而完成。八、道是我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但在逻辑思维中,它是可以认识的。由是观之,道在天地未生成以前就存在于浩瀚的宇宙中,当天地生成以后,道就在万事万物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贯穿万物生成、生长、发展、消亡的始终,作为一种自然规律客观地存在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一提起道,我们不免会在头脑中想象它的模样,然而我们的想象往往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主观性,真正的道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客观存在,但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正所谓“大道无形”。我们凭主观想象臆造出的道的样子,不是真正的道,只能称得上名。“名”这个概念也是不能用语言和文字来描述形容的,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比想象的局限性更大。如果用语言文字来描述道,只能与道背道而驰。既不能用语言又不能用文字来描述道,那如何才能认识道呢?鉴于语言文字的局限性及道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通过抽象的概念,即“无”和“有”这两个名来一窥道的真正面目。所谓无,是指天地还没有生成以前的混沌状态,说明天地是从无中生出来的。所谓有,就是存在的意思,它代表一种正在孕育万物的状态,是万物的生母,即万物是从有中孕育生产出来的。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所以我们可以将道理解为一种无的状态,一种有的能力,它的本原是无,却可以生出天地万物。正因如此,我们可以采取无的态度去体认道的玄妙。道的原始是空无,我们要想体认大道,就必须抛却所有的杂念,将自己回复到毫无思想意识的婴儿时期,达到一种完全虚无的境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道的奥妙和玄机。无和有是我们必须把握的两个概念,它们是打开“众妙之门”的钥匙,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领悟道的实质。

所谓“常无”,就是一种永恒的无,或叫“大无”;与此相对应,“常有”就是一种永恒的有,也叫“大有”。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忘却自我一切的常无,体悟到天地初生时的“妙”;通过这种包容万物的常有,观察到万物未生前的“徼”。妙,按汉字的组字法,可以拆分为“少”和“女”,少女不但处于妙龄,而且是纯真、纯洁的象征,这里用在道中,可以理解为天地的本始。徼的本义为边界,这里引申为开端、端倪的意思。在这里,不论是常无还是常有,都只是对宇宙大道中的某一状态的描述,还停留在概念这一层面上,都是名。常无在前而常有在后,所以概念的“相名”也就不同了,但它们都是由大道生出来的,都是对大道的发展和变化,统称为“玄”。玄意为深奥而不可理解、不可测知。“大道无形”,变化多端,变化来变化去,就构成了天地万物的“众妙”,即老子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回过头来看原文,我们不难发现,文中着重讲了这样几个概念:道的概念、名的概念、无和有的概念、妙和徼的概念、玄的概念。这些概念统称为“名”,借用老子的一句话“名可名,非常名”来说,这些概念并没有真正地揭示出道的真正内涵,这是因为“道可道,非常道”,任何言语和文字都无法揭示出道的真义。我们学习和研究这些概念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道,它们可以作为理解道的桥梁。

从政之道

随道而行

——孔子向老子问礼

老子在这一章开宗明义,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的观点,认为可观、可见、可言的事物都不能长久,而只有不可观、不可见、不可言的事物才能够永恒,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是“道”。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中国古代的一段佳话,这两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圣哲的思想家的对话,对古代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据传孔子曾五度向老子问礼,而确凿可信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地点在周都洛邑(今洛阳)。鲁人南宫敬叔跟随孔子前往周都洛邑,鲁昭公给他们一辆车、两匹马,还有一名童仆同行,一齐前往洛邑学习周礼。孔子在洛邑见到了老子。

此时,老子在周朝担任“守藏室之官”,对周礼非常精通。孔子向老子请教了很多问题,例如出丧的时候遇上日食怎么办,小孩子死了该葬到近处还是远处,国家有丧事的时候不避战争对不对,等等。老子根据事实和情理,给孔子作了明确的解答。老子也十分欣赏孔子,认为他是一个虚心求知的人。

孔子在洛阳住了几天,要离开了。临行前,老子又对孔子说:“我听说富贵之人用财物送人,品德高尚之人用言辞送人。我不是富贵的人,只能盗用品德高尚之人的名号,用言辞为您送行。”老子说:“聪明深察的人常常受到死亡的威胁,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博学善辩、见识广博的人常遭困厄危及自身,那是因为他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做子女的要忘掉自己而记挂着父母,做臣子的要忘掉自己而心存君主。”(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在这里,老子告诉孔子刚而易折、忘身而身存的道理。

不久,孔子从洛邑返回鲁国,投到他门下的弟子也逐渐增多了。这是有信史记载的孔子第一次向老子问礼。

孔子第二次向老子问礼的事迹载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到周天子所在地洛邑去见老子,就有关礼的问题向老子请教。老子说:“你所讲的这些都是前人先辈流传下来的,这些人与他们的骨头早都已经腐朽了,只有他们说过的话还在流传。而且君子有机会的时候就要一展宏图,生不逢时就要像蓬草一般随风旋转。我听说,精明的商人将珍宝深藏起来而不露声色,君子有高深的道德,而外貌却看起来好像很愚笨的样子。去掉你的骄傲之气和各种欲念,以及各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些都不利于你的身心发展。我所能告诫你的,只有这些而已。”

孔子向老子问礼。

孔子对老子有很高的评价。他说:“鸟,我知道它们善飞;鱼,我知道它们善游;兽,我知道它们善于奔走。对于鸟,可以用箭射它;对于鱼,可以用网捕捉;对于兽,可以用陷阱擒获。至于天上的龙,我不知道龙的形状,也不知道它是怎样乘着风飞上天的。我今天看见了老子,就像见到了龙一样啊!”

处世之道

有无玄妙

——诸子各家的“名实之辩”

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认为可以讲得出自己的具体特征的,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这揭示了本体与现象、语言(名)和世界(实)之间的差别。先秦时代的诸子曾对名与实的关系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名实之辩”。

先秦时代的名实之辩,指的是当时对于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之争。在这场争论中颇有论述的有:儒家、道家、墨家和名家。

儒家的观点认为,所谓的语言符号系统就是“名分”,所谓的“世界”就是上下有别、贵贱有差的社会秩序。所谓“正名”,就是通过语言来调和现实世界的矛盾,为社会提供规范,使之纳入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等级秩序中。孔子是这方面观点的代表人物,曾明确提出过“正名”的主张。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提出了“制名以指实”的主张,将名区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和小别名,分析了“名实乱”的表现,对名实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儒家关心的是社会,看重的是父子、君臣之间的天经地义的关系。“实”无论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名”的秩序也不能乱了章法,否则就会导致天下大乱。

道家的观点是:“世界”既不是现实的社会秩序,也不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客观实际,而是超越经验的“道”和“无限”。世界本是混沌的,而语言使其变得清晰;世界本是黑暗的,而语言使其变得光明。语言让世界变得可以言说,可以把握。可是,在让世界变得清晰和光明的同时,语言还无法表现出世界的无限和丰富。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就提出了“名可名,非常名”的论述,可以说是道家的代表观点。庄子进而主张“大道不称”,但又认为“名者,实之宾也”,肯定实对名的决定作用。

荀子像。

墨家则主张坚持经验主义,强调“闻之见之”、“取实与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现实的世界是基础,语言符号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反映。现实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语言符号自然要发生变化。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着眼于对事物本身的把握。后期墨家将概念区分为达名、类名、私名,认为它们所反映的实有不同范围。

墨子像。

名家是先秦百家中颇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派。他们不探究名、实关系,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本身上,从而注重语言的概念,不再关注语言所寓含的内容,而是看重语言本身的逻辑技巧。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诡辩论。

这场对名实关系有着不同理解而展开的长期争论,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名辩思潮,由此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的发展。 kQsKeR+MaoOD37damp75M5TaTcxWvNStwQkAKXWos114M7VN1YI0Mr8FYsTtEfAK



第二章 功成弗居

【原文】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 ,生而弗有,为而弗恃 ,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注释】

①已:语气词,可译为“了”。②音声:古代音和声是有区别的。单调的、无节奏的叫“声”,复杂的、有节奏的叫“音”。③是以:疑为后人所加。本章的前八句是老子的相对论,后八句是老子的政治论,文意不相连。圣人:老子理想中的“与道同体”的人物,他与儒家圣人有很大不同,是“有道的人”。④始:管理、干涉的意思。⑤恃(shì):依赖,依靠。

【译文】

天下的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观念也就出来了;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恶的观念也就产生了。“有”和“无”互相对立而产生,困难和容易互相矛盾而促成,长和短互相比较才形成,高和下互相对照才有分别,音和声由于对立才显得和谐动听,前和后彼此排列才有顺序,这是永远如此的。因此,有道的人用“无为”的法则来对待世事,用“不言”的方式施行教化;让万物兴起而不加倡导,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抚育万物但不自恃己能,立下了功勋而不自我夸耀。正因为他不居功,所以他的功绩就不会失去。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解析】

本章主旨讲的是“道”的内涵。

天下万物,在表象上都可以分为真善美和假恶丑两个对立的方面。美的可以造成恶的结果,善的可以造成不善的影响,任何美善的事物,本身都包含着不美不善的一面。一切事物也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美转化为不美,善转化为不善,乃是大道运行之必然,亦是事物发展之规律。若把美的事物当成永恒的美,把善的事物视为绝对的善,那必然会事与愿违,终究会导致不善的结果的出现。

老子说明事物相互依存及变化发展的规律,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即“无为”、“不言”、“弗辞”、“弗有”、“弗恃”、“不居”等。这些准则在老子道论中是深得于“玄德”的体现,也是老子道论的基本行为主张。

当然,人类作为宇宙中的一个小分子,和宇宙中的其他事物一样,都是由肉眼看不到的分子、原子、中子、中微子等基本元素转化或组合而来的,所以人和其他事物是同源的,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由大道衍生出来的,所以也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和变化之中,而且和其他物体同样可以相互依赖,互相转化。

圣人处无为之事。

人类从生命一开始,到最终走向坟墓,从来没有终止过变化。在此过程中生过病,犯过错,当然也享受过成功的乐趣,体验过失败的沮丧,也因而知道了什么叫对错,什么叫荣辱。可在这布满荆棘和矛盾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享受幸福和喜悦,还是体验迷惘和无奈,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既然这样,那又何必给自己制造那么多的苦恼?所以,面对荣辱、得失、成败、哀乐、爱怨,为何不能泰然处之?其实,矛盾的产生是因为人们的头脑中有了知识的概念。矛盾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好的结果,一是坏的结果,可人们总是喜欢接受好的结果而难以接受坏的结果,缺少应有的从容和淡定,因而滋生痛苦迷惘,或是悲痛欲绝。

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

大道无言,大道无际,它孕育了天地万物,并使天地万物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和巨大威力,但人们始终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描述,任何概念和范畴都是牵强的,都没有恰当地概括出大道的真义,正是因为这种不准确、不完全、不真实的概念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大道的领悟,所以也就无法真正融入大道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境界中去。而圣人明白大道的绝对性和它的真实内涵,他们能抛弃和超越人类的自私和贪婪,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对待人和事,这种无所作为的处世哲学看似消极,其实是一种真正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对人类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他们能真正理解大道并和大道融为一体,顺应自然和各种变化,也就无所谓“得到”和“失去”,因而也就没有忧愁和烦恼了,这也是智者和凡人的区别。

功成弗居。

圣人行不言之教。

从政之道

功成不居

——明武宗在荒诞中结束一生

在这一章里,老子首次提出了“无为”的思想。老子认为,圣人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顺其自然,不居功,不自恃。只有做到无为、淡泊、不居功自傲,才是真正的圣人;如果自恃有功,肆意妄为,绝不会有好下场。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孝宗的嫡长子,生母是孝康张皇后。他十五岁即位,生性贪玩好动,坐稳龙椅后便废除了尚寝官和文书房等侍奉皇帝的内官,以减少他们对自己行动的限制。按照明朝的祖制,皇帝每天都要听经筵(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但是明武宗总是以各种借口逃脱,根本就没有听过几次。后来,他干脆连早朝也不上了。诸位大臣见这位少年皇帝如此怠政,便轮番上奏,但是他始终听不进去。

明武宗不但不听朝臣的谏言,反而宠信一批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如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及江彬、钱宁等人。刘瑾是武宗朝的太监,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武宗的信任,后来爬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刘瑾阴险狡诈,排除异己,朝中很多正直大臣都遭到他的迫害。此外,他还以各种名义威胁别人向他进贡,没有向他进献钱财礼品的,就会立刻被他逼死。朝廷中没有人不痛恨他,也没有人不惧怕他,所以大家称他为“立皇帝”,而称武宗为“坐皇帝”。

后来,刘瑾失势,明武宗开始专宠钱宁、江彬二人,江彬等人为哄武宗开心,不但为其建造“豹房”,供其淫乐,还迎合武宗好大喜功的特点,多次鼓动武宗到边关带兵打仗。

江彬是武宗后期最得宠的佞臣,他曾向武宗吹嘘边军如何骁勇善战,引诱武宗将边军与京军互调,借以巩固自己的势力。明朝祖制规定,边军、京军不许相互调换。这是因为,如果边军虚弱,蒙古就会趁机入侵;如果京军虚弱,边军就会成为朝廷的祸患,这是为加强皇权而制定的制度。武宗不顾朝臣的反对,打破祖制,宣布征调边军入京,设东、西官厅,由江彬、许泰统率。此外,江彬还鼓动武宗到西北地区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来说,的确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够像太祖、成祖那样立下万世不拔之功。

明武宗贪图玩乐。

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武宗终于迎来了一显身手的机会。这一天,武宗得知蒙古小王子率领所部袭扰明朝边境,武宗心里暗自高兴,他亲自布置军马,准备与小王子一决雌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应州之战”。应州之战进行得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武宗赶到后,亲自率领大军组织援救,这才解了明军之围。武宗与蒙古军在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百多次战斗,期间武宗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斩杀一名敌人,这极大地鼓舞了明军的士气。最后,小王子认为此战难以取胜,便率领蒙古军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应州之役,武宗亲自指挥布置,战术得当,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才能,这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辉的时刻。

明武宗在镇国府处理军政要事。

武宗在应州取得胜利后,开始大肆炫耀一番。他此前出征的时候,是以“朱寿”的化名出现在军中的。回到京城后,武宗宣布封朱寿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不久,他又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内廷侍卫浩浩荡荡地来到宣府,为朱寿营建“镇国府”。后来,他又加封自己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自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向自己称臣的,武宗真是视国事和朝政为儿戏了。

武宗非常喜欢宣府的镇国府,并称那里才是自己真正的家。在江彬的蛊惑下,武宗又下令大肆修缮镇国府,还将豹房里的珍宝、女子运到府中,大有常驻宣府的意思。武宗之所以喜欢住在镇国府,这与他尚武、想立边功的心理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宣府是北边重要的军镇,也是抵御蒙古军队入侵的第一道防线。他十分渴望能够在自己的一生中立下赫赫战功。而且,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再也不用听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他下令禁止大臣来宣府,只有豹房的亲随可以随便出入。在豹房和镇国府这两个地方,武宗为所欲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正德十五年(1520),武宗于南巡途中在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垂钓,不小心跌入水中。虽然他被身边的侍卫救起,但是身体每况愈下。次年,武宗病死于豹房之中,年仅三十一岁。

为人之道

美丑之别

——东施效颦与左思仿潘安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意思是天下的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观念也就出来了。任何事物,只有通过对比才能看出美丑来。东施效颦与左思效仿潘安的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道理。

西施本名夷光,春秋末期出生于绍兴诸暨苎萝村。她天生丽质,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俗语“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指的就是西施。

西施虽然有倾城倾国之容,只可惜她的身体不好,有心痛的毛病。

有一次,她在河边洗完衣服准备回家,就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胸口疼痛,所以她就用手扶住胸口,皱着眉头。虽然她感到难受且不舒服,但是见到的村民们却都在称赞,说她这样比平时更美丽。

同村有位名叫东施的女孩,因为她的长相并不好看,她看到村里的人都夸赞西施用手扶胸的样子很美丽,于是也学着西施的样子扶住胸口,皱着眉头,在人们面前慢慢地走动,以为这样就有人称赞她。她长得本来就丑,再加上刻意地模仿西施的动作,其装腔作势的怪样子,更让人觉得厌恶。有人看到之后,赶紧关上大门,他们觉得东施比以前更丑了。

病西施更加动人。

无独有偶,西晋时期左思效仿潘安却自取其辱的故事,同样令人啼笑皆非。

潘安,又名潘岳,西晋时期文学家。潘安容貌俊美,文采也非常出众,因此深受当时女子的青睐。据《世说新语》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意思是说:潘安相貌出众,神采奕奕,仪态优雅,远近闻名。年轻的时候,经常挟着牛皮弹弓,优雅地走在洛阳道上,妇女们见到他,都手挽着手,围在他的身边看,不让他走。由此可以想见潘安的风姿是多么富有魅力呀!现代人称赞男子貌美,就说“貌赛潘安”,可见潘安确实是世间少有的美男子。

东施效颦。

潘安同时代有个人叫左思,左思也是鼎鼎大名的文学家,著名的《三都赋》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据说左思的这篇费思十年的扛鼎之作甫一出世,便轰动了整个洛阳城,大家竞相传阅《三都赋》,由于传抄的人太多,以致洛阳城内的纸张都不够用了,一时造成“洛阳纸贵”的景象,可见左思也是个非常富有文采的人。但文采归文采,在魏晋这个非常重视仪容外貌的时代,光有文采而没有长相的文人还是相对要受冷落的。

左思长相奇丑,女子们见了他都远远避开。左思看到了美女们簇拥潘安的景象,非常羡慕,一时突发奇想,决计效仿潘安,也在洛阳道上挟着牛皮弹弓优雅地走路。《世说新语》记载了他的这个故事:“(左)思貌丑悴,不持仪饰。亦复效(潘)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意思是说:相貌奇丑的左思,没有作任何妆饰打扮,也学着像潘安一样,挟着牛皮弹弓,装做潇洒深沉的样子走在洛阳道上。结果,一群妇女围着他,朝他啐口水,唾唾沫。左思垂头丧气,只好狼狈地回去了。 kQsKeR+MaoOD37damp75M5TaTcxWvNStwQkAKXWos114M7VN1YI0Mr8FYsTtEfAK



第三章 圣人之治

【原文】

不尚贤 ,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注释】

①尚:推崇。

【译文】

不推崇贤能之才,使人民不争名夺位;不以奇珍异宝为贵重之物,使人民不做偷盗的坏事;不炫耀可贪的事物,使人民不产生邪恶、动乱的念头。因此,有道的人治理天下的方法,是要净化人民的心灵,满足人民的温饱,减损人民争名夺利的心志,强健人民的体魄。要常使人民没有伪诈的心志,没有争名夺利的欲念。使那些智巧之人也不敢肆意妄为。以无为的态度去处理政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

【解析】

本章是老子对无为之治的具体论述与见解。

不尚贤,使民不争。

圣人之治在于无为。只要心里没有贪念,就不会有不满及争夺之心,从而使自己到达一种纯朴自然的状态。要使社会物质条件丰富,民众就不会为温饱而起纷争,生活安逸自在,达到一种最理想的境界。民众为了能使这种美好生活永远延续,就会自觉地维护这种和谐共处的状态。即便有一些自认为是的人想改变这种生活,民众也不会同意,从而使有智的人也不敢有所作为。

老子还说,不要使民众产生志向,但是要使民众的体格强健起来,有了强健的身体,就不会有痛苦产生;不崇尚贤者,就不会产生志向,志向是人心滋生贪欲的前因,如果内心存有志向,人们就会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而不择手段,这是恶行发生的一个前提。不以难得的货物为尊贵,那么民众就不会为了得到这些难以得到的东西而产生偷盗之心。老子还特别提到,作为最高统治者,首先不要存有欲望,而应与民众一样达到无知无欲的境界,因为民众是以圣人为榜样的,圣人如果有欲望表现出来,民众就会觉得不知所措而出现混乱。最后老子说,能做到这些,就是无为之治,就没有不能治理好的地方了。

虚其心,实其腹。

不推崇贤能之才,使人民不争名夺位。

从政之道

清静无为

——宋仁宗开创治世

“为无为,则无不治。”在这一章里,老子阐述的是“无为而治”的思想。无为治国,即国君不妄加干涉百姓的生活,使百姓安居乐业。政治清明,政策宽松,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战争兵役。只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都认识到了无为而治的真正含义,因此出现了国家政治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治世局面。北宋中期的皇帝宋仁宗,正是实行了无为而治的政策,解决了内忧外患,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宋仁宗(1023年至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后改名为赵祯,宋真宗的第六子。仁宗即位之前,宋朝官僚体制膨胀,冗官冗兵的问题突出,而对外战争又屡战屡败,尽管西北面的党项(即后来的西夏)已向宋称臣,但边患危机始终没有消除。

宋仁宗即位后,他一面鼓励百官上书言事,一面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力图实现政治清明,使百姓安居乐业。

终仁宗一朝,宋仁宗赵祯在对待文武百官的态度上,一直持谦和、宽容的态度。仁宗在位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朝臣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即便在言论上忤逆皇帝,最大的处分也不过是降职,或是贬谪到其它的地方做个小点儿的官罢了;而过了一段时间,风头过去了,皇帝说不定还会把被贬谪的官员再召回来。仁宗一朝,贬了升,升了再贬,贬了再升的官员不在少数。那时的大臣,上书的内容敏感,什么话都敢说。有一次,仁宗皇帝的宠妃张贵妃想求仁宗封自己叔叔张尧佐为三司使,仁宗答应了她的请求。但是,御使包拯坚决不赞成,他认为三司使是主管朝廷财政工作的重要官员,而张尧佐才能平庸,不堪此任,仁宗难以给张贵妃交差,只好让步说道:“实在不行的话,就封他个粗官做吧,你看让他当节度使如何呢?”北宋时的节度使不同于唐代的节度使,是个虚职,仅仅是个表示地位的名号而已。包拯见皇帝让了步,便答应下来,但对仁宗“粗官”的说法不能认同,于是对仁宗说道:“节度使怎么是粗官呢?太祖、太宗不都做过节度使吗?”在争论过程中,包拯情绪激动,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也没有怪罪他。回宫后,张妃不甘心,撒娇使性,想让仁宗收回成命。仁宗只好训斥她道:“你就知道给你叔叔要高的官位,难道你不知道包拯是御使吗?”正是由于仁宗对百官的态度很宽容,所以他那一朝出了不少名臣,宋朝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大臣,大多出在仁宗朝,如晏殊、包拯、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苏轼、黄庭坚、沈括、司马光、王安石等,可谓名臣辈出。

宋仁宗颁布诏令与民休息。

仁宗朝的言论比较自由,群臣什么话都敢说,这使得仁宗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不至于被谗言蒙蔽了头脑。皇帝的宽容仁厚,也确实感动了一批正人君子,这些人“先天下之忧而忧”,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所以,仁宗一朝奸佞小人很少,朝中多数是些品德高尚的官员。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仁宗维持住了四十年的承平气象。

仁宗对朝臣态度宽容,允许他们自由发表言论。

宋仁宗对待老百姓也相当仁慈。《宋史·仁宗本纪》中,几乎每隔两行,就有一处对仁宗善待百姓的记录:或是下令减少某一地方的赋税,或是下诏赈济某地灾民,或是因为某地的自然灾害、边境战争失利而下诏自责,停止宴饮歌舞。每当遇上水旱灾害的时候,仁宗都要在宫廷内诚心祈祷上天赐福,希望能够早日结束灾害;或者会光着脚站在庭院里,让自己罚站,向上天谢罪。此外,仁宗几乎每隔几年,就释放数百名宫女出宫,让她们回到民间,过正常人的生活。仁宗一生所做的善事很多,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宋仁宗还很珍惜每个人的生命,对于判处死刑的案子,仁宗都要亲自复审,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据史料记载,仁宗在位期间,罪犯中每年由死刑改为其它刑罚的人数,大概都在千人以上。仁宗曾对大臣说过:“你们知道,我平时生气骂人的时侯,从来都没有说过刻毒的言语,因此就更不敢在断狱的时候滥用死刑了。”对于滥用死刑的官员,仁宗也十分憎恨,他给吏部的规定是:如果一个官员在断案的时候冤杀了好人,那么这人一辈子便不能再提拔了。

宋仁宗对臣民态度宽容仁慈,但是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却要求很严格。仁宗生活俭朴,他在位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没有像以前的帝王那样大修宫室。史书中记录了很多关于仁宗严于奉己的故事。比如,有一次,仁宗在宫苑内散步的时候,屡屡回头张望,随从的侍卫都不明白仁宗是什么意思。等回到宫里后,仁宗对妃嫔说道:“今天我渴坏了,快快给我倒些热水来。”妃嫔觉得很奇怪,于是问道:“皇上在外面为何不喝水,而让自己受渴这么久呢?”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却没有看见随从们准备水壶,如果问的话,就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我就忍着口渴回来了。”

在对外关系上,宋仁宗也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在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不能让人乐观。北面是幅员广阔,强悍跋扈的辽国。宋朝建立后,曾多次与辽国交战,但结果是胜少败多,辽国一直都是宋朝北部边境的巨大威胁。西北面是保持着半独立状态的党项人的部落,仁宗即位时,党项已经接受了宋朝的册封,被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但是,党项人一直骚扰宋境,每次入侵,总能掠夺大批牛羊牲畜。与此同时,西南方向是吐蕃诸部的活动区域,与宋接壤的边境自青海西宁直到今天的四川雅安一线。吐蕃部落较多,这些部落经常袭扰宋朝边境。面对严重的边患问题,宋仁宗一面任用贤将守边,一面对异族采取安抚政策。宋仁宗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仁”也有很多具体事例。比如,辽国发生了旱灾,饥民大批涌入了宋朝境内,仁宗命令地方官员对他们进行救济。当时,向宋称臣的高句丽国因受辽国的挑拨,朝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大臣建议出兵惩戒,宋仁宗却回答说:“那只是国君的罪过,现在出兵的话,也不一定能杀得了高句丽的国王,还会殃及两国的黎民百姓,我看还是算了吧,贡物少就少点吧!”后来,南宋的皇帝高宗赵构在评价宋仁宗的外交政策时,说道:“先帝兼爱南北,不轻启战端。”这是很有道理的。

朝臣常聚在一起议论时政。

为人之道

少私寡欲

——崇尚节俭的汉文帝

老子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心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统治者只有勤俭节约,与民休息,才能赢得民心,治理好天下。汉文帝清心寡欲,厉行节约,后继者汉景帝效法他的政策,终于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汉高祖时期,天下刚刚经历完战乱,到处都是一片衰败残破的景象。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说的是高祖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以后,民穷财尽,毫无积蓄。当时天子竟不能用同一种毛色的驷马(马车),而将相有的只能乘牛车。

汉文帝与民休养生息。

汉文帝即位后,实行无为之治,以“慈”、“俭”为治政原则。首先确立宽厚的法治精神,废除“连坐”等严刑;接着“诏定振穷、养老之令”,保障百姓生活无忧。当然最重要的是多次下诏减轻赋税,轻徭薄役,施行节俭治国的政策。

汉文帝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他继承帝位的第二年,有人献上一匹千里马。他下诏连同送马的路费一并退还,同时又下了一道诏书宣布说:朕不接受任何名贵稀奇的奉献,要地方官们通知四方,以后不要打主意奉献什么东西上来。

古代皇帝住的宫殿,大都要修建又大又漂亮的露台,以供欣赏山水风光。汉文帝本来也想造一个露台,他找到了工匠,让他们算算该花多少钱。工匠们说:“不算多,一百斤金子就够了。”汉文帝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这一百斤金子合多少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工匠们粗粗地算了一下,说:“十户。”汉文帝听了,说道:“不要造露台了,现在朝廷的钱很少,还是把这些钱省下吧。”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宫室”就是宫殿建筑,“苑囿”就是皇家园林以及供皇室打猎游玩的场所,“狗马”即供皇帝娱乐使用的动物、设施等,“服御”即为皇帝服务的服饰车辆仪仗等。这些都是皇帝们讲排场、显威严、享乐游玩必不可少的,皇帝们大都十分重视。然而文帝当皇帝二十三年,居然没有盖宫殿,没有修园林,甚至连车辆仪仗也没有增添。

汉文帝拒受别人献上的千里马。

此外,汉文帝还能关心百姓的疾苦,刚当皇帝不久,就下令:由国家供养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要发给他们米、肉和酒;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要再发一些麻布、绸缎和丝棉,给他们做衣服。

春耕时,汉文帝亲自带着大臣们下地耕种,皇后也率宫女采桑、养蚕。汉文帝去世前,曾颁下遗诏,痛斥了厚葬的陋俗,要求自己的丧事要一切从简。对待自己的归宿“霸陵”,他明确要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勿有所改。”即按照山川原来的样子因地制宜,建一座简陋的坟地,不要因为给自己建墓而大兴土木,改变了山川原来的模样。据说后来赤眉军攻进长安,所有皇帝的陵墓都被挖了,唯独没动汉文帝的陵墓,因为他们知道,汉文帝的陵墓里面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北宋文学家吴垧在《五总志》里有这样的记载:汉文帝刘恒“履不藉以视朝”。草鞋最早的名字叫“履”。由于草鞋材料以草和麻为主,非常经济,且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平民百姓都能自备,汉代称之为“不藉”。在汉文帝时,已经有了布鞋,草鞋主要是贫民穿,而汉文帝刘恒“履不藉以视朝”,就是说他穿着草鞋上殿办公,做出了节俭的表率。不仅是草鞋,就连他的龙袍,也只能称为“绨衣”。“绨”在当时就是一种很粗糙的色彩暗淡的丝绸。就是这样的龙袍,也穿了很多年。龙袍破了,就让皇后给他补一补,接着再穿。汉文帝自己穿粗布衣服不说,后宫也是只穿朴素的服饰。当时,贵族女子长衣拖地是一种时尚,而汉文帝为了节约布料,即使对自己最宠幸的妃子,也不准她们衣服的下摆拖到地上。宫里的帐幕、帷子全没刺绣,也不带花边。

正是由于汉文帝勤俭节约和爱民如子,他才与其后继者景帝共同创造出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史家评论汉文帝时说“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这是丝毫不过分的。 kQsKeR+MaoOD37damp75M5TaTcxWvNStwQkAKXWos114M7VN1YI0Mr8FYsTtEf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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