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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及文学对哲学的反映
中国先秦时期的文学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的结合，这种混沌的情形是当时的一大景观。所谓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领域来说，因为那时还没有纯文学的散文，无法排除《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哲学著作。
《周易》的作者，据《周易·系辞》说，是包牺氏（伏羲），传说他作“八卦”。《史记·周本纪》又提到“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这些说法目前还未得到证实。从文字水平看，大约产生在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末周初。《周易》中的阴阳、刚柔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文学批评理论影响甚大，它的有些爻辞也颇具文学性，比如“虎视眈眈，其欲逐逐”（《颐·六回》），又比“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离·九皿》）。
《老子》和《论语》是中国最早的哲理散文。《老子》的文章犹如辞意精炼的哲理诗，运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多变，常用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阐明哲学思想，如描写“道”，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文气流畅自然，句式连环相接。《论语》记录了孔子言行的片断，表明了孔子的“仁”的哲学思想，许多言语对后世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影响深远；它的文学性绝妙地体现在用形象的语言简约地表达深刻的哲理，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等。
《孟子》主要记录孟子的谈话，反映了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著名的哲学著作。“性善论”、“养浩然之气”等论段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影响很大。长于论辩、巧妙动用逻辑推理、语言平实流畅是《孟子》的文学特点。《庄子》的哲学思想源于老子，发展并延伸了老子的思想。“道”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和根基，他认为人生就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从而能进入“坐忘”的境界。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对文学影响较深，超过了其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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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孟子·公孙丑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道德经》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
——明·李贽《童心说》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汉代经学与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许多作家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成为沟通经学和文学的重要媒介。《汉书·儒林传》说当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东汉的《论衡》和《潜夫论》分别是王衡和王充的作品，两者都是哲学味很浓的政论文。前者最能代表作者疾虚妄宗旨的是“九虚”、“三增”、《论死》、《订鬼》诸篇，后者文字朴实无华，以温雅弘博见长。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人世观和世界观，其理论形态就是玄学。玄学的形成在老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吸收佛学的成分，存有崇有贵无、名教与自然、形神之辨、名理之辨、言意之辨几个重要的论题。“自然”与“真”都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范畴里的特有词汇，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体现它们的陶渊明的出现，以及阮籍、嵇康、钟嵘、刘勰等人关于“真”和“自然”的论述，却对此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朝近三百年间，思想兼收并容，以儒为主兼取百家。唐玄宗亲注《考经》，又亲注《道德经》和《金刚经》，就是兼取三家思想的明证。儒、禅、道思想的交融，可以说是唐代思想的基本特点。佛教哲学思想的成熟，对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都有很深的影响。有的诗人直接讲佛理，如孟浩然的“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李颀的“始觉浮生无住著，顿全心地欲皈归”，白居易的“有起皆有灭，无暌不暂同”；有的表现禅趣，如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唐代文学家几乎都是同时受儒、释、道家之影响，很少有例外的。
孔子圣迹图页 清 焦秉贞 绢本
图中湖石峻挺，绿意浓深，孔子正与国君相对而谈。此画当源自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诸王，宣扬儒家“仁政”、“以德治国”的典故。
理学在宋代开始兴盛，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如程颐、朱熹等理学家自认为掌握了古圣的道行，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文人也热衷于讲道论学。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宋朱熹与二陆、朱熹与叶适、陈亮的论争，并体现在宋朝甚至是以后元明清三代的文学作品中。理学在南宋的最后50年，地位得到确认。
元明清三代，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元朝立国，程朱理学统治地位仍然得以继承，朝廷设立官学，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但是这些都无法掩饰儒学声势的下降。佛教、道教、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削弱了儒家哲学思想的群众基础。随着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蔑视礼教违反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元代文学作品出现众多反对封建礼教的人物，无疑反映了这一现象。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王守仁继胡居仁、陈献章、湛若水等人后，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提出“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这种哲学思想打破了僵化的程朱理学，流布天下，在此后形成多个派别。其中的泰州学派，也称王学左派，从王艮、罗汝芳，到李贽，越来越“离经叛道”，与禅宗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为文学的变革提供了理论武器。一时间，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屠隆等文学家在王学和禅宗的影响下，创作主体意识明显加强，文学个性更加鲜明，致使明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清初，几位思想家大都反对宋明理学，对李贽非儒薄经的思想更是加以否定，但无形中还是接受了李贽的影响。清代中叶，汉学家戴震的“由词以通道”的方法使他由对古文字训诂，进入对理学问题的研讨和对宋代理学的批判。他成为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批判宋儒“以理杀人”。清朝后期，伴随列强的入侵，西学来势凶猛，西方的传教士以及中国的京师同文堂、江南制造局翻译了大批哲学宗教、政治法律、历史地理方面的书，别开一种境界。清朝前中后三期哲学思想的变换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得非常明显，这也构成为清代文学比较繁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