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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文学与史学的关系，史学对文学的影响及文学对史学的反映
文学的起源之一就是巫术宗教。上古时期巫史不分，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人事的记录，是文学上的一大进步，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先秦时期的文学状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就是诗乐舞的结合，这种原始性的状态成为先秦文学的大景观。就散文领域来说，在讲先秦散文时我们无法排除《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晋文公复国图卷 南宋 李唐
此图描绘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出亡后历经宋、郑、楚、秦诸国，最后终于回到晋国，做了晋侯的故事。晋文公复国的故事在史传散文《春秋》、《左传》中都有记叙。
商朝，巫史文化昌盛，促进了散文的发展。中国最早的散文可以追溯到记录包括祭祀、农业、战争、疾病、田猎等社会历史的甲骨卜辞。《尚书》所录的《盘庚》是可信的殷人作品，记录历史上盘庚迁都于殷时发表的训辞，文字古奥。《商书》中的另外四篇，经过后人润色，已非本来面貌。随着周初分封制的推行，中国历史进入新阶段，旧的巫术宗教文化被取代，礼乐文化成为主流，历史意识也空前发展起来，“史官文化”因此而成熟。春秋时期各国的史书，以鲁国的《春秋》为代表，它经过孔子修订，讲述社会伦理秩序，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选择，以寓褒贬，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的顶峰之作，它记述历史，开《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散文的先河。《国语》以记载历史人物的语言为主，言辞典雅精练，通过人物语言描绘情节和人物形象，也为后世所推崇。
两朝贤后故事册（之四）清 焦秉贞 纸本
本画根据《后汉书》中邓太后戒饬宗族的事迹绘制而成。邓太后，名绥，邓禹孙女。和帝卒后临朝，在位20年。邓太后曾经将邓氏子孙30余人聚集起来，授以经书，并亲自监督考核，同时，太后下诏令国戚们切忌只拿俸禄而不思上进。本画即描绘太后此举。《后汉书》是中国“前四史”之一。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历史散文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年），曾任太史令，对诸子百家学说深有研究。司马迁在史官家庭长大，向孔安国学《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也担任了太史令。司马谈向儿子讲述过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甚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修订一部历史，一方面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另一方面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同时更抒发了自己的人生情感和喟叹。《史记》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年间，共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东汉时期，史传散文中，班固的《汉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俱高。《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成就很大，中国文学界和史学界，常将他与司马迁并称“班马”，《史记》与《汉书》对举。《吴越春秋》今存十卷，讲述历史上吴越争霸的故事，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权更迭迅速，思想极其复杂的时期，这也是文学开始与史学、哲学逐渐分清的阶段。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的《三国志》，史学价值就盖过了文学价值，反映了文学发展的轨迹，同时，这部作品仍具备相当的文学水平，则显现了中国文学与史学互相渗透出入的联系。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具有相同的特点。北朝的著名散文如郦道元《水经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虽然是旷世的精彩阅读物，但是史学上的价值同样不可忽视。清陈运溶指出：“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荆州记》序）《洛阳伽蓝记》记叙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北方的发展历史，史料价值非常高。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是研究魏晋上层社会的极好史料。
唐初设立史馆，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后来又以太宗李世民修撰的名义修《晋书》和以私修官审的形式修《南史》和《北史》。史学家对文学问题的论述和批评，直接影响到文学的走向，如《隋书·文学传论》、《北齐书·文苑传赞》、《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及各史中的作家传以及传论中的文学见解，与初唐诗风朝着合南北文学的长处、旨深调远、声律风骨齐备的方向发展不无关系。
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教化功能。所以欧阳修在编修《新五代史》的时候，会用自己犀利的文字在序传中通过五代各个朝代的兴亡，论述国家盛衰的道理，告诫为人主的引以为戒。这些史学思想和文学手法在《伶官传》和《宦者传》里有很好的体现。此外，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著作、历史事件的研究，宋代的文学家发表许多文章，展开议论，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通过历史揭露出来，像苏洵的《管仲论》，苏轼的《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苏辙的《六国论》，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就是这类作品。
随着程朱理学的确定，宋代文人对待史学的态度一直延续到清末。像明朝方孝孺的《豫让论》、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王世贞的《蔺相如完璧归赵》无疑是受了宋人作品的影响。另一方面，元明清三代，历史逐渐走向世俗，被民众演绎，出现了讲史、说唱、弹词、演义小说等题材，将历史搬上了世俗文化的舞台，有从《三国志》发展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有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衍化成的《水浒忠义传》；有写周武王灭商的《封神演义》。其他像《杨家将演义》、《隋唐演义》、《说唐后传》、《五虎平西平南》、《南北史演义》等，更是极受欢迎的文学作品。这些反映出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一、庙堂性，存在于上层文人中，通过历史作理论阐述，“文以载道”；二、民间性，存在于大众生活阶层中，通过历史演绎出故事，学历史，娱乐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