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杨恒达

D.H.劳伦斯出生于英国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的一个矿工家庭，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过会计、教师等多种职业，自一九一〇年起成为专业作家。他是一个勤奋多产的作家，以他四十四年的短暂人生，向读者贡献了四十多卷小说、诗歌、戏剧、游记等作品及批评和思想著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最后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他开始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已经病魔缠身。他于一九二七年完成此书，不到三年就因病离开了人世。

劳伦斯的几部主要作品都以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即诺丁汉一带的矿区和农村为背景。当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和精神状况以及当地矿区发展所反映的现代工业文明对当地生活的影响，是他的创作所包含的深层内容。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1911）就描写了当地农村青年所面临的在古老淳朴与现代虚荣之间的选择。他重要的成名作《儿子与情人》（1913）写了现代机器文明和工人阶级状况给当地一个矿工家庭生活上、精神上造成的压抑。《虹》（1915）及其姊妹篇《恋爱中的女人》（1921）被认为是他最了不起的两部长篇小说，作品中描写的两性关系同样处在现代工业文明对当地农民及其后代生活的巨大影响背景之下。本书写的是贵族兼资本家查泰莱爵爷府上的故事，但这个爵爷府也还是在矿区的包围之中，矿区破烂不堪的状况既是当时矿工生活条件的真实写照，又是死水般的查泰莱爵爷府的陪衬。即使是女主人公康妮的婚姻、爱情选择，也反映出对机器文明所造成的死气沉沉家庭生活的厌恶和对原始爱情活力的追求。

劳伦斯的父亲是一个近乎文盲的矿工，说一口诺丁汉郡和德比郡一带的方言，在习惯和外表上都体现出当地矿工的特点。他母亲是学校里的老师，说的是贵族式的标准英语，在周围环境中有一种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优越感。劳伦斯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很自然地接受了来自两方面的影响。劳伦斯显然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矿工们说话时的那种直言不讳，他甚至不隐讳男女之间的隐私，因而在当时仍竭力标榜高贵典雅绅士风度的英国社会中遇到了麻烦。他的一些作品，包括本书，由于有伤风化而一度在英美被禁。他的母亲则给了他另一种影响，她鼓励他开发他的智慧，甚至由于对丈夫的失望而过分热衷于在他的成就中寻求满足，给他造成了无穷的压力。《儿子与情人》就是以这样的家庭生活经历为原型而创作的。但是，他从这样的家庭生活体验中所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他在创作中寻求的一种直接的感官性和一种精神、理智、信仰、情感、修养统一体的融合，这是他的家庭中所缺乏的，然而正是因为缺乏，才促使他的追求格外强烈。

本书是劳伦斯最重要、最具特色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通过女主人公康妮在婚姻、爱情上的反叛和追求，书写出机器文明及其带来的战争和各种违背自然的倾向对人性和人间最宝贵事物的摧残和破坏，同时也把康妮的追求从单纯的肉体欲望的满足提升为现代人精神追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作品主要是通过康妮和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来展示康妮的反叛和追求的。

克里福德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使他成了下肢瘫痪的残废，失去了生育能力，同时也失去了正常人的感情生活。康妮对他来讲，只是一架生育机器，他还希望她再去找一架雄性的生育机器，交配以后为他生下一个爵爷府的继承人。他考虑他自己家的香火可以延续，他们家的姓氏有人继承。他把性和感情截然分开，在他看来，偶尔的性关系无关紧要，“事情会像鸟雀交尾般过去”，当事人之间不会，也不应该产生任何感情。他不过是要借个“种”而已。他对康妮说：“假如性的匮乏使你不完整不协调，那么就出去风流一把。假如没有儿子使你不完整不协调，那么只要可能，就要个孩子。但这些事只是为了让你能有完整的生活，为了得到长久的和谐。”为了让他自己有“完整的生活”，得到“长久的和谐”，他不惜牺牲康妮一生的感情生活，来维持他家庭的稳定。他的所有这一切算计似乎不仅是为他自己好，也为康妮着想，只要维持他家庭稳定的大局，他不仅无所谓自己戴不戴“绿帽子”，而且还可以从中受益。然而，他的失算也就在这个地方。他是机器时代的典型代表，他的算计似乎是把当事人的利益都考虑进去了，是一桩公平交易，但是他用衡量机器的方法来衡量人，他的“计算”错误是必然的。他对自己的妻子是这样一种态度，对待他手下的工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对康妮说，那些矿工不是人，“他们是你所不理解，也永远不可能理解的动物”。所以克里福德的问题不仅是因为他丧失了性功能，求子心切，才希望康妮出去为他充当一回“动物”的，在他眼里，别人都是机器，都是动物，都是为他实现他的目的所用的工具。他的观念本来就和现代社会的平等、人权思想格格不入。康妮弃他而去，而且爱上的竟是他手下的一个下人，这是他这种思想境界的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有用最肮脏的语言破口大骂。

康妮的反叛，从作品的表面内容来看，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同寻求性的满足有关。但是，这是一部严肃而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作品。劳伦斯写康妮追求性的满足，写她对阳物的向往，只是一种象征。克里福德的阳物失效，这本身就是机器文明的奴隶缺乏活力、缺乏创造力的一种象征。在机器文明的时代，似乎机器可以替代人做任何事情，机器甚至可以复制出人的阳物来当替代品。但是，从性关系中滋生的情感是无法替代的，性关系所激起的生命活力是无法替代的。机器文明的时代造成人对机器的依赖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对机器的过分依赖倾向于把一切都看作一种程序，性关系也只是人的求快乐本能和生育本能的一种程序。持有这种看法的人把自己变成了程序的奴隶，机器的奴隶。克里福德尽管把大众看成和尼禄时代的奴隶没有什么区别，可他自己却是他这个时代的奴隶。所以，他的丧失生育能力，是机器时代的奴隶缺乏生命活力的象征；坐在机器轮椅上的他，是他受制于机器的象征。他虽然自己也是机器时代的受害者，但是他的思想意识决定了他自己就是危害者。康妮的反叛，其意义远远超出她个人的性欲满足。首先，她是作为一个和克里福德相对立的人物而出现的，她热情，有活力，她无法接受克里福德的那套理论，她是机器文明的时代中生命价值的追求者。在生命价值面前，人是平等的，所以她并没有把门第和社会地位的悬殊看作她和麦勒斯之间爱情的屏障。其次，她是作为劳伦斯笔下精神和肉体不可分的新的精神追求的理想人物而出现的。在人的生命活动中，震撼人心的性关系是心灵契合与交融的体现，这不是一般的性欲满足所能实现得了的。它在有一天实现这种交融以前，始终是人们理想中的追求，一旦有了这种交融以后，哪怕只有一次，它也会终生难忘地留在人们的心灵中，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美好回忆。康妮在做出决定离开克里福德以前，并不是没有感受到各种沉重压力，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她和麦勒斯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意味着什么，但是她不顾一切地要离开克里福德，正说明她精神追求的坚定。这不是她一时的冲动，而是理性起了主导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若没有她和麦勒斯性冲动时的那种心灵的契合和交融，她也不可能将这个问题上升到精神层面来思考，而最终做出理性的决定。

作品中的麦勒斯这个人物之所以博得康妮的爱，是因为他有男子汉的气质，他当过军官，也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现在身处仆人的位置，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但是他在主人面前不卑不亢，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他和康妮之间有了那种震撼人心的性关系之后，还是比较含蓄，因为他不愿意被贵族夫人玩弄，故存有戒心。他在康妮面前说一口当地的土话，其实他是会说受教育者所说的标准英语的，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康妮明白他们之间地位上的差异。但是，他是认真的，正是那种心灵契合的性关系使他相信，康妮的爱不是在自己男人那里得不到性满足的贵妇人出来随便打点野食的行为。他是在争取一个社会地位底下者也应该拥有的真正的爱的权利。他得到了康妮，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所谓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总之，作品在表面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背后，含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作品表面上比较露骨的性描写，实际上只是更好地传达深刻思想内涵的一种艺术手段。当然，作品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包括各种象征和《圣经》等典故的丰富隐喻，只有在细读作品以后，才会感受到作者的匠心之所在。

本书虽然已出过至少两个译本，但是每一次新的翻译实际上都是一种新的解读。希望我们这个积几十年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翻译的经验而做出的解读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欣赏。 Vab4oAt9h5XovOnkP5YU2/cA5AoJItRhWbLbUh3DnpA6MbKYS1xJAYykubp6zLl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