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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使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来表现想要表达的意义，人类的语言之中充满了象征。然而，亦常常使用种种符号、意象，这些符号、意象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描述特性。它们中间的一些仅仅只是缩略语，或曰一连串起首字母，诸如：UN
、UNICEF
、UNESCO
；另一些则是广为人们熟悉的商标、专利性药品名称、标号或徽章。虽然它们自身并无意义，但是通过普遍的应用或有意的旨向，它们便获得了一种可供辨认的意义。这类东西并不是象征，它们只是符号，其作用仅仅是标明物品所隶属的种类。
我们称之为象征的，是言语、名称，甚至是图画，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广为人知，但除其约定俗成的意义及明晰易辨的意义之外，它们还具有种种特定的含义。在这类言语、名称、图画之中，蕴涵着某种模糊不清、不可确知，或避讳我们的隐秘意义。譬如，在很多克利特岛人（Cretan）的纪念碑上，都刻有双手斧的图案。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双手斧，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种双手斧图案的种种象征性意蕴。又如，一位印度人，在游览英格兰之后，告诉他家乡的朋友们说，英国人崇拜动物，因为在诸多古老的教堂里，他发现有鹰、狮子和公牛的图像。他并不知道（许多基督教徒也不知道），这些动物图像是福音传教士的象征，它们来源于以西结（Ezekiel）
的幻觉。这些动物图像依次相似于埃及的太阳神赫鲁斯（Horus）
和他的四个儿子。除此之外，这类物体还有世人皆知的圆轮和十字架，在一定的境遇中，它们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然而，它们确切地象征着什么，迄今人们依然在争议不休，人们只能对其进行猜测构想。
由此可见，当一个词、一个意象蕴涵着某种比其明晰、直接的意义更多的蕴意时，那么它就是象征性的词、意象。它具有一种更为阔大的“潜意识”体（aspect），人们对其永远无法确切地加以界定、加以圆满的解释。人不可能指望可以给它下定义，为它释义。当人去探究象征之时，象征便把人引向位于理性的掌握之外的观念之处。圆轮的形象可以将我们的思想引向一种“神的”太阳的概念，但在这一点上，理性必须承认其无能；人是不可能给一种“神的”存在下定义的。由于我们全部智慧的局限，当我们把某种存在称为“神的”存在之时，我们只不过是给予它一个名称，这名称的根据可以是信条教义，但却永远不可能是现实的例证。
因为，在人类的理解领域之外，存在着无数众多的事物，于是，我们便不断应用象征性的词语，来代表那些我们不能规定其意义、不能完全理解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宗教皆使用象征性语言、象征性意象的一种原因。不过，象征的这种有意识的应用，仅仅只是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心理学事实的一个维面：人类同样也潜意识地、自发地、以梦的形态来创造象征。
懂得这一点并非易事。然而，如果我们渴望更多地了解人类心理工作的诸方式，我们就必须要弄懂这一点。假如我们稍加反思，我们即会认识到，人类从来都不曾圆满地感知，或者完全地理解任何事物。人可以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身体触摸、用味觉品尝。但是，他的眼睛能看多远、他的听力有多好、他的触觉和味觉所能告诉他的一切，则全然取决于他感官的数目和特性。这一切便限制了他对于周围世界的感知能力。运用科学的仪器，人可以部分地弥补他的感觉器官的不足之处。例如，他可以利用望远镜来延伸自己的视觉深度，用电扩大器来延伸自己的听觉能力。但是，即使是最为精密的科学仪器，它所能够做到的，也不过只是把远处的、微小的物体带进肉眼视觉领域，或者是将模糊微弱的声音变得清晰可辨。但无论人使用什么样的科学仪器，在某一点上，他必然会达到确实可证的极限，在此极限之外的领域，意识的自觉知识是无法企达的。
此外，还存在着我们对于现实感知的潜意识领域。首先是这样一种事实：甚至还是在我们的感官对于真实现象、情景及声音做出反应之际，它们就以某种方式从现实的领域转换到心灵的领域之中去了。在心灵的领域中，它们变成了心理事件，它们的终极本质是不可能被认识的（因为心灵不可能认识其自身的心灵实体）。由此可见，每一种经验之中都蕴涵着某些不定数量的不可知因素，更不用说那每一具体的客体在某些方面永远不可能被认识的事实了。因为，我们不可能认识物质本体的终极本质。
其次，还存在着某些我们尚未有意识地注意到的事件；可以这么说，它们依然位于意识的阈限之下。它们发生了，然而在我们还未意识到时，它们就在阈限之下被同化掉了。我们只能在直觉的瞬间感知这类事件的发生，或者通过导致后来认识到它们一定发生过的深刻思想过程来感知它们；尽管我们起初可能会忽略它们的情感及生命的要素，但是这种要素过后又会以一种反思的形态从潜意识之中涌现出来。
例如，它可以以梦的形态出现。一般来说，潜意识领域中的任何事件都以梦的形态向我们展现，在梦中，它并不作为理性的思想出现，而是作为象征性的意象浮现出来。作为历史事实而言，正是梦的研究首先使得心理学家能够去对意识的心灵事件的潜意识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正是在这种证据的基础上，心理学家们才设想出了潜意识心理的存在——虽然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否定这种存在。他们天真地争辩道，这样的一种设想暗示着两种“主体”的存在，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说）包含着同一个体内心的两种人格。然而，这完全正确——这正是它一丝不差地蕴涵着的意义。它是现代人的祸根之一，很多人深受这种分裂的人格之害。它绝非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征象，而是一种正常的事实，一种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观察到的事实。它并不仅仅是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的神经官能症。人类所处的这种危境（predicament）是总体潜意识的征象，而总体潜意识是不容否认的全体人类的共同遗产。
人类意识的发展是缓慢的、艰难的、经历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漫长过程才达到了这种文明的状态（文明状态的人类意识可以武断地追溯到大约公元前四千年间手稿的发明）。意识的这种进化距离它的完成依然尚有千里之遥，因为，人类心理的大部分领域仍然被笼罩在黑暗之中，我们称之为“心灵”的东西与我们的意识及其内容毫无相同之处。
无论是谁否认潜意识的存在，那么事实上他就是认为，我们目前关于心灵的知识是完备的。很明显，这种信念是不真实的，它就像设想我们应该知道所有一切关于自然宇宙的知识一样荒谬。我们的心灵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心灵之谜是漫无边际、高深莫测的。因此，我们既不能规定心灵的意义，也不能规定自然的意义。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叙述我们相信它们是什么，并且竭尽全力去描述它们如何发生作用。这样一来，除了医学研究日积月累的证据之外，还有着驳斥诸如“潜意识不存在”此类论断的坚实逻辑基础。那些说潜意识不存在这类话的人，恰恰是表现了一种古老的“厌新症”（misoneism）——一种害怕新事物、害怕未知事物的恐惧心理。
这种反对有关人类心灵未知部分理论的观点有着历史的原因。意识只是自然最近才获得的成果，而且它依然尚处于一种“试验”状态。它脆弱易损、被种种特定的危险所威胁、很容易受到伤害。正如人类学家们所注意到的，在原始人群中间，最为经常发生的精神错乱，是他们所说的“灵魂的丧失”——它意味着，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样，一种引人注目的意识崩裂（disruption）（或者，用较专业化的术语讲，是一种意识的分裂）。
在这类人们中间，他们的意识处于某一发展水平，这种水平与我们的意识发展水平不相一致，他们所感觉到的“灵魂”（或者心灵）并不是一个整体。很多原始人认为，人既有着其自身的灵魂，同样还有着“野生灵魂”（bushsoul），这种野生灵魂化身为野生动物或者野生树木，而人类个体与这类野生动植物之间有着某种心灵的一致性。这就是杰出的法国人类文化学家，吕西安·勒维—布吕尔（Lucien Lévy-Brühl）所称谓的“神秘的参与”（mystical participation）。后来，迫于非难的压力，吕西安·勒维-布吕尔取消了这种说法。然而我却相信，非难他的批评家们错了。人所共知，个体与其他人或事物之间可以具有这类潜意识的同一性是一种心理事实。
这种同一性在原始的人们中间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如果一个人的野生灵魂是一动物的灵魂，那么这种动物本身便被看作是这个人的同胞。譬如，人们认为，其同胞是鳄鱼的人，在鳄鱼大批出没的河中游泳是平安无事的。如果个体的野生灵魂是一棵树，那么原始人就认为，这棵树对于这个相关的个体具有某种父母权威。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对于野生灵魂的伤害皆被释义为对其有关个体的伤害。
在一些部落中，人们认为，一个人有着数个灵魂，这种信念表达了一些原始个体的情感：他们构成数个互相联结，同时又互相区别的整体。这意味着，个体的心灵远远没有稳定地综合成为一体；相反，在未受遏制的情感的猛烈冲击下，心灵的整体性遭到威胁，它极易破裂，变为碎片。
虽然，人类学家们的研究使我们熟悉了这种情境，然而，人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境与我们自身高度的文明毫不相干。正如在表面上看它们互不相干一样。我们同样也能变得精神分裂，失去我们自身的统一性。情绪可以使我们改变心境，使正常的心态被异常的心态取代，或者，我们会变得丧失理智，不能回忆起有关我们自身或有关他人的重要事实，以致人们会问我们：“你中了什么邪了？”我们奢谈“控制自我”的能力，然而，自我控制却是一种罕见的、非同寻常的美德，我们可以去想象，一切皆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但一位朋友却能够轻而易举地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我们自身的事情，而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则一无所知。
毋庸置疑，甚至就是在我们誉之为文明的高度阶段，人类的意识依然尚未能获得一种适度的连续性。它依然是脆弱的、易于四分五裂。的确，意识这种将人的心灵部分隔离开来的能力是一种有价值的特性，它使得我们能在一个时刻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排除其他一切可能会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事情。然而，在个体意识决定进行分离、暂时抑制人的心灵的一部分，与个人一无所知或者不同意，甚至在违反个人意愿的条件下这种情况的发生之间，却存在着天渊之别。前者是文明的成果；而后者则是原始的“灵魂丧失”，或者甚至是一种神经官能症的病理学上的起因。
由此可见，即使是在我们的时代，意识的统一性依然是一件令人质疑之事；意识太容易分裂了。从一种观点上看，控制自己感情的能力非常必要，它合乎人的心愿；但从另一种观点上来看，这种能力则可能是一种可疑的造诣，因为它可能会剥夺社会交往的形式、种类、色彩和温暖。
依据这种背景，我们必须重温一下梦的重要性——重温一下那些扑朔迷离，难以捉摸，朦胧模糊，无法依据的梦幻的重要性。为了便于解释我的观点，我想描述一下它在数年之中是如何发展演化的、我又是如何被引导、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梦是探究人的象征能力的最为常见的、最易普遍为人理解的、最易于接近的源泉。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梦的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第一个以经验为依据尝试探索意识的潜意识背景。他做出了一种总体假设，认为梦的出现并不是偶然事件，梦与意识思想和生命问题之间有着种种关联。这种假设一点儿也不武断，它的依据，是一些著名的神经病学家们（例如，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的结论：神经官能症的征象与某种意识经验有关。它们甚至仿佛是意识心理分裂出来的领域，在另一种时刻，在不同的境遇中，人们可以感知这些征象。
在这个世纪开始之前，弗洛伊德和约瑟·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就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神经官能症的征象——歇斯底里、某些种类的疼痛，以及变态行为——事实上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它们是潜意识心理表现自身的一种方式，正如潜意识心理可以采取梦的形态表现自身一样；它们的表现方式具有同等的象征性意义。例如，一位病人，由于有一次痛苦的、难以令人忍受的境遇性经历，每当他试图吞咽之时，便会发生一阵痉挛：他“无法吞咽下去”。在与之相似的心理应激的条件作用下，另一位病人受到气喘病的袭扰：他“在家里无法呼吸空气”。第三位病人的腿患有一种古怪的瘫痪症，他不能行走，即：“他不能再往前走了”。第四位病人，每当他进食之际，就会呕吐，他“不能消化”某种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这一类例子我还可以引证很多，但是，这类生理上的反应仅仅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袭扰我们的种种问题可以潜意识地表现自身。在我们的梦中，它们更为经常地找到其表现的形式。
任何听取过数人描述他们的梦的心理学家都知道，梦的象征的种类形态远远比神经官能症的生理征象的种类形态要多得多。梦的象征常常由错综复杂、栩栩如生的幻想构成。但是，一旦梦的分析者使用弗洛伊德首创的“自由联想”的方法，来分析这类梦的材料，他就会发现，梦最终可以缩减为某些基本的类型。在精神分析学发展的进程中，这种自由联想的方法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弗洛伊德可以运用梦来作为探究病人潜意识心理问题的出发点。
弗洛伊德做了简明却又深刻透彻的观察。他说道，如果分析者鼓励做梦的人继续述说自己心灵中出现的梦的意象和思想，那么，无论是在做梦人所说的一切中，还是在他有意识地省略掉的话语中，他都将有意无意地泄露自己的秘密，从而揭示出他的精神不安的潜意识背景。一开始看起来他的思想观点可能仿佛不合乎情理，彼此之间互不相关，但是，过段时间之后，人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他正在试图避免的是什么，他在压抑的是什么样的令人不愉快的思想或是经验。无论做梦的人如何进行伪装，他所言说的一切都必然会指向他所处危境的核心。从生活的阴暗面里，医生认识到了很多东西，因此，当他为病人展现的作为良心不安的征兆的线索释义时，他很少会出错误。令人感到不幸的是，他最终发现的一切，恰恰证实了他的预断。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反驳弗洛伊德的理论学说：梦象征的明显起因是压抑和欲望的满足。
弗洛伊德特别强调梦的重要性，他把梦作为“自由联想”过程的出发点。起初我并未意识到有何不妥之处，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感觉到，这是一种对于潜意识在梦中创造的丰富幻想的滥用，它缺乏精确性，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当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在俄国长途火车旅行途中的一次经历时，我的种种怀疑真正地开始萌生。虽然这位同事并不懂得当地的语言，甚至辨别不出用西里尔字母（Cyrillic）
写成的手稿，但是，他却发现，自己正对着用这种古怪陌生的字母写成的铁路通知沉思冥想，而且，他沉浸在一种自己为这些字母想象出的各式各样意义的白日梦里。
观念出现了，一个接着一个，而在他那松弛的心境中，他发现这种“自由联想”唤醒了许多往日的记忆。在这些记忆中间，他生气地发现了一些长期埋藏在心底的令人不快的话题——那些他希望忘掉的、而且在意识层面上他已经忘掉了的事情。事实上，他已经探触到了心理学家们所言称的“情结”——即被压抑的情感母题，它们可以不断地引起心理失调，甚至在许多情境中，诱发神经官能症的症状。
这段插曲使我眼界大开，我认识到了这样一种事实：精神分析学者若想要发现病人的情结，他并不一定非要用梦来作为“自由联想”过程的出发点。这一事实向我表明，人可以从任意的一点到达圆周的圆心。一个人可以把西里尔字母作为“自由联想”的出发点，可以把对于用来占卜的水晶球、刻有祈祷文的地藏车
，或一幅现代派绘画的沉思冥想作为“自由联想”的出发点，甚至可以把涉及鸡毛蒜皮小事的偶然随意对话作为“自由联想”的出发点。在这一方面，梦的用途与其他任何可以用来作为“自由联想”的出发点的用途一模一样，它既不显得更为重要，也不显得无关紧要。不过，梦依然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意义，虽然梦常常起源于情绪紊乱，起源于蕴涵着习惯性情结（习惯性情结是心灵的敏感点，它们对于外部的刺激或紊乱反应最为敏捷）的情绪紊乱。这就是为什么自由联想能够引导人从任何一个梦那里获得关键性的隐秘思想的缘故。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想到了（如果迄今我没有错的话），人们完全有理由推断，梦具有某种它自身的独特的、意义更重要的功能。通常，梦具有一种明确的、显然是有目的性的结构，它暗示一种潜在的观念或者意图。——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后者往往不易马上为人直接理解。因此，我开始认为，人应该更多地注意梦的实际形态和内容，而不应该让“自由”联想带领他进行漫无边际的漫游，穿过一系列观念，到达那通过其他方式可以轻而易举到达的情结栖居地。
这一新的思想是我的心理学发展的转折点。它意味着，我逐渐放弃使用那些诱使我远离梦的内容的联想。我做出自己的抉择，将注意力集中于有关梦本身的诸联想上。我相信，注重梦本体的联想表现某种独特的内容，而这内容正是无意在试图叙说的内容。
我对于梦的态度的改变包含着一种方法的改变；新的方法是这样一种方法：人可以运用它列举梦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更为阔大的构成体维面。意识心理所讲述的故事有开始、有故事发展过程、有结尾，但梦却远非如此。梦在时间里的维面构成体与其在空间中的维面构成体迥然相异；你若想理解梦，你就必须从各个维面去审视梦——这就像是你将一个陌生的物体拿在手里，为了认识它的真实面目，你把它在手中翻来覆去、仔细打量，直到你熟悉它的形体的每一细微之处。
迄今为止，我所叙说的大概足以表明，我如何越来越不赞同使用弗洛伊德首倡使用的“自由”联想方法：我希望紧紧追踪梦幻本身，排除一切可能由梦引起的、与梦本身毫不相关的观念和联想。一点不错，这些观念和联想可以将人引向病人的情结，不过，我的目标比发现引起神经错乱的情结要远大得多。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用来辨认情结：例如，运用词的联想试验（询问病人对于一组词所联想到的是什么，并研究他的种种反应），心理学家可以获得他所需要的所有线索。然而，要想认知、理解一个个体的整体人格的心灵生命过程，那就必须懂得：个体的梦及梦的象征性意象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例如，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可以用来象征性行为（抑或，人可以说以譬喻形式表现性行为）的意象难以计数。通过联想的过程，每一种这类意象皆能够指向性交的观念，指向任何个体所具有的关于自身性态度的特定情结。不过，通过对一组不辨其意的俄文字母进行白日梦般的冥思，一个人同样可以挖掘出这类情结。由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梦蕴涵着某种并非是性隐喻的要旨，而梦之所以含有这种要旨自然有着其明确的理由。现举例说明这种观点：
一个人会梦到将一把钥匙插入锁中，梦到挥舞一根沉重的铁棍，或者用铁匠的大锤打破一道门。这些梦里的每一个梦皆可被视为性的隐喻。但是事实是，为其自身目的服务的做梦人的潜意识，选择这些具体意象中的一种意象——这意象可以是一把钥匙，可以是一根铁棍，或者可以是一把大锤——这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真正的任务在于，弄清楚为什么做梦人潜意识地选择了钥匙而不是铁棍，抑或选择了铁棍而不是大锤。而且，有些时刻，理解这种选择甚至可以导致一个人发现，梦意象所表现的根本就不是性的行为，而是某种迥然相异的心理学旨趣。
根据这一思路推衍，我的结论是，只有梦的明确而显而易见的材料，可以用来为梦释义。梦有其自身的特定范围。梦自身的具体呈现告诉我们，什么是隶属于它的、什么是远离它的、与它毫不相关的材料。“自由”联想在一条弯弯曲曲的道儿上诱引分析者远离与梦相关的材料；而我所推衍出的方法却更像是一种其中心是一幅梦的图画的循环。我紧紧围绕着梦的图画进行工作，不理睬任何由做梦人做出的尝试远离梦本身的企图。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不得不反反复复地强调这些话：“让我们回到你的梦本身，你的梦说些什么？”
例如，我的一位病人梦到一个酩酊大醉、蓬头垢面的粗俗女人。在他的梦中，这个女人仿佛是他的妻子，尽管在实际生活中，他的妻子的形象全然不同于这种形象。因此，从表面上看，梦的荒谬程度令人震惊，病人即刻将此梦当作是荒诞不经的梦来对待。作为病人的医生，如果我允许他以联想的过程开始述说，他将会不可避免地竭尽全力远离自己梦的令人不愉快的暗示。在这种情况下，他将会以自己的一种主要情结来结束其叙说，这情结可能与他的妻子毫不相关。这样一来，我们将不会了解这一特定梦幻的任何具体的意义。
那么，通过这一显然是荒诞的陈述，他的潜意识力图表现的是什么呢？显而易见，这个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有关堕落女人的观念，这堕落的女人与做梦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既然投射到他妻子身上的这一意象不合乎情理，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并不真确，因此，在我发现这一令人反感的意象表现什么内容之前，我不得不从其他途径进行探究。
中世纪时期，生理学家根据我们的腺体结构，具体验证在我们所有人的体内皆蕴涵有男性组元和女性组元。在此之前，人们就曾经说：“每一男人体内皆蕴容着一位女人”。我所称之为“阿妮玛”的正是每一男人体内的这一女性组元。从本质上讲，这种“女性的”特性，是一种之于周围环境，尤其是之于女人的自卑相关性，这种自卑相关性谨慎巧妙地隐匿起来，对于自体和他人秘而不宣。换言之，尽管一个人的显在人格可能看起来相当健全，但是，他同样可能会对于他人——甚至对于自身隐匿其令人感到痛惜的“内在女人”情状。
这一具体病人的情况正是如此：他的女性组元并不令人愉快。事实上，他的梦在向他诉说：“在某些方面，你的行为宛如一个堕落下贱的女人，”并由此恰如其分地使他感到震惊。（当然，人们绝不应该将这类例证视为潜意识关注“道德”禁令的例证。病人的梦并不是要告诉他“要循规蹈矩”，而只不过是力图使他倾向一方的意识心理获得平衡，使意识心理不再执著于那种虚构：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尽善尽美的绅士。）
理解做梦人为什么倾向于忽略，甚至于否认他们梦中的要旨是容易的，意识本能地抵御任何潜意识和不可知的东西。我业已指出，在原始民族中间，存在着人类学家们称之为“厌新症”（misoneism）的心理，这是一种对于新生事物所持有的极其强烈的、迷信般的恐惧心理。原始人对于不吉利的事件会显现出一切抗拒性的野生动物式的反应。不过，对于新的思想观念，“文明”人所做出的反应方式也与原始人差不多，他们竖起心理屏障，以保护自己不因面对新生事物而受到冲击、震动。当个体不得不接受一种新思想时，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他对于其自身的诸梦幻的反应中观察到这种现象。为数众多的哲学、科学乃至文学领域中的拓荒者皆因此而成为他们同时代人的这种天生保守主义的牺牲品。心理学是最为年轻的学科之一；因为它试图论证潜意识的工作原理，因此，它便不可避免地与极端形式的厌新症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