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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期，即一年以前，我仍在给几家刊物撰稿，写写小文章，并且坚信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写出大部头的好作品。当时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出乎意料的是后来我却住进了医院，写作就完全停止了，而且我相信我很快就要死了。既然将不久于人世，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这些回忆录呢？
我不由自主地一直在回忆我一生中这痛苦的、最后的一年。现在我要把它全部记录下来，我觉得，倘若我不是以写作为业的话，我早就抑郁死了。过去的种种印象常常令我痛苦不堪，若遣之笔端，它们就会变得缓和一点，轻松一点，而不再像呓语、噩梦那般可怖。我是这样想的。单纯、机械地写作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令我感到安慰，使我冷静，能唤起我往日著书立说的习惯，能把我的回忆和痛苦的梦想吸引到工作中去……是的，我想的是个好主意。况且这也可以给医院的看护留点东西，至少冬天在安装双层窗框时可以用我的手稿糊窗户。
但是，我不知为什么，这个故事我是从中间写起的。既然要把一切都写出来，那就应该从头写起。好吧，我们就从头讲起吧，不过，我的自传并不很长。
我不是在本地出生的，而是生在遥远的某省，应该说我的父母都是好人，但是他们在我童年时候双双去世了。我是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家中长大的，他是一个小地主，出于怜悯收养了我。他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娜塔莎，比我小三岁。我和她像亲兄妹一样一同长大。啊，我幸福的童年啊！一个人到了二十五岁仍然怀念、惋惜自己的童年，临终时分仍满怀热情与感激只想到童年，这是何等愚蠢啊！那时天上的太阳是那样明亮，与彼得堡的太阳截然不同，而我们两颗幼小的心是那么活泼、愉快地跳动。周围都是田野和森林，不像现在到处尽是一堆堆死气沉沉的石头。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管理的瓦西里耶夫斯科耶，花园和公园都美极了。我和娜塔莎常常到那花园里去散步，花园后面是一片潮湿的森林，我们两个小孩有一次在那儿迷了路。真是快乐的黄金时代！生活第一次撩开了它神秘、诱人的面纱，生活的滋味真是甘美如饴。在那些日子里，每一簇灌木丛后面，每棵树后面都仿佛住着什么人，神秘莫测，我们看不见他；童话世界和现实生活都融合在一起了；每当深谷里渐浓的夜雾，像一条条曲折蜿蜒的白色带子罩住紧贴在我们这个深谷石壁上的灌木丛时，我总是和娜塔莎手拉手站在山谷边，又胆怯又好奇地望着深深的谷底，期盼着马上就会有人出现，走到我们面前，或者在烟雾缭绕的谷底回答我们的呼唤，那样，我们的保姆讲过的童话故事就会变成千真万确的事实了。很久以后，我曾经偶然向娜塔莎提起过那段往事。有一天我们弄到了一本《儿童读物》，我们立刻就跑到花园的池塘边，那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枫树，树下有一张我们喜爱的绿色长凳，我们俩坐下来便开始读《阿尔封斯和达琳达》那篇神奇的童话。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这个故事，心里仍不免会有一种奇怪的冲动。一年前，我给娜塔莎背诵故事的前两行“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阿尔封斯出生在葡萄牙，堂·拉米尔是他的爸爸……”时，我差点哭出来。那情景大概太荒唐了，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当时娜塔莎才那么古怪地对我的激情笑了笑。但是她马上醒悟过来（我现在还记得）并且为安慰我，她自己也回忆起往事来了。说着说着，她自己也变得激动起来。那是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一桩桩一件件地回忆着往事，想起了我被送往省城寄宿学校的事儿——天啊，那时她哭得多么伤心啊！——也想起了我永远离开瓦西里耶夫斯科耶那天我们最后分别时的情景。当时我已经在寄宿学校毕业，正准备去彼得堡上大学。那一年我十七岁，她不满十五岁。娜塔莎说，当时我长得高高瘦瘦的，一点也不匀称，人们见了我都忍不住想笑。分别的那一刻，我把她叫到身边，想对她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可我的舌头不知为什么突然麻木了，动转不灵。她还记得我当时十分激动。当然，我们的谈话很不成功。我不知该说些什么，而她也许还不懂我的意思。我只是伤心地一个劲儿痛哭，什么也没说，就这样走了。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才又在彼得堡重逢。那是两年前。伊赫缅涅夫老人到彼得堡忙于打官司，而我当时刚刚走上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