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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22日傍晚，发生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我一整天都在城里奔波，想找一处住所。旧居实在太潮湿，而我当时又咳嗽得非常厉害。秋天我就想搬家，却一直拖到春天。找了整整一天也没找到一所合适的房子。第一，我想找一所单独住宅，而不是同别人合住；第二，即使只有一个房间，但一定要宽敞，当然房租也要尽量便宜些。我觉得，人住在狭小的房间里，连思想也会变得狭隘起来。我在构思新作品的时候总喜欢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顺便说一句，我总觉得构思作品、想象着作品写成后将是什么样子，要比真正动笔去写更令人愉快。这的确并非由于懒惰，那又是为什么呢？
早晨我就觉得不舒服，日落时分情况更糟了：我开始时热时冷，好像得了寒热病一样。再说我跑了一整天，已经疲惫不堪了。傍晚，当薄暮笼罩大地的时候，我沿沃兹涅赛斯基大街走着。我喜欢彼得堡三月的阳光，尤其是晚霞，当然是那种晴朗的、寒冷黄昏时分的晚霞。整条街道会骤然明朗起来，沐浴在灿烂的光芒之中。所有的房子似乎一瞬间都变亮了，甚至连房子本来的灰色、黄色、灰绿色也都顿失其原有的阴郁色彩，人的心胸仿佛也豁然开朗，心灵似乎受到了震憾，或者就像有人用胳膊肘轻轻撞了你一下，使你产生新的观点和许多新想法……一道阳光竟然能对人的心境有如此巨大的影响，真是不可思议！
然而阳光消失了，寒气更加逼人，我开始不时地擤、擦鼻子，暮色更浓重了，店铺里的煤气灯也点亮了。走到米勒糖果店时，我突然一下子僵住了，停在那儿看着街对面，好像预感到了立刻就会遇见一桩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了街对面的那个老人和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就有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使我的心都抽紧了，可我自己也说不清那究竟是种什么感觉。
我并不是神秘主义者，几乎从不相信预感和占卜，然而，可能和大家一样，我在一生中也遇到过几件简直无法解释的事情。就说眼前这个老人吧：为什么当时我一见到他马上就预感到那天晚上我会遇到一桩不同寻常的事呢？不过，我那天正在生病，病中的感觉几乎总是靠不住的。
老人佝偻着身子，拐棍轻轻地敲打着人行道的石板，像棍子一样僵直似乎不会弯曲的双腿，缓慢、吃力地挪动着往糖果店走去。我这辈子还从未见过这么奇怪、丑陋的人。在此次相逢之前，每次在米勒糖果店附近碰见他，我都感到十分惊奇。他身材高大，脊背弯曲，长着一张八十岁老人似的死气沉沉的面孔，穿着一件衣缝已经开绽的大衣，头上是一顶戴了有二十年的破旧圆帽，他的头顶已经秃了，只有后脑勺还剩下一小撮已不再是灰白而是黄白色的头发；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是毫无意义的，仿佛身上有根发条在驱动他似的——这一切使所有初次见到他的人都不免会惊奇不已。看到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孤孤单单，无人照顾，确实有点奇怪，况且他又很像是从看护人那里偷逃出来的疯子。令我感到惊奇的还有，他实在太瘦了：他身上几乎没有肉，简直就是皮包骨头。发黑的眼眶里两只大大的、浑浊无神的眼睛总是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从不旁顾，而且我相信，他总是视而不见的。即使他眼睛看着您，仍然会直直地朝您走去，仿佛他眼前是一片空地。这种情形我看见过好几次了。他是不久前才到米勒糖果店来的，谁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而且他身边总带着一条狗。糖果店里的顾客们从来没有人想要和他攀谈几句，他自己也不和任何人说话。
“他为什么要到米勒糖果店去？他在那里干什么？”我站在街对面不由自主地望着他，暗自思忖。一种难言的惆怅涌上我心头——这是疾病和疲劳造成的。“他在想什么？”我继续暗暗寻思，“他脑袋里在琢磨什么？现在他的大脑还能思考什么吗？他的面部肌肉僵死，毫无表情可言，还有这条讨厌的老狗，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它与他形影不离，仿佛他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它和他又是那么相像。”
这条倒霉的老狗似乎也有八十多岁了，是的，肯定是。首先，它的外表看上去要比通常看到的任何一条狗都苍老；其次，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看到它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它不可能与其他的狗是一样的，它与众不同，非比寻常——它身上一定有一种离奇的，着了魔的东西，它也许是化为狗形的魔鬼，它的命运通过种种神秘莫测的途径同它主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它大约是在二十年前吃的最后一顿饭，你只要看它一眼马上就会同意我这种看法。它瘦得犹如一具骷髅，或者说就像它的主人一样，其实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它身上的毛几乎全掉光了，尾巴也光秃秃的，而且老是耷拉着，长着两只长耳朵的脑袋忧郁地低垂着。我这辈子还从没遇到过这么讨厌的狗。当他们在街上行走时，总是主人在前，老狗紧随其后，狗鼻子贴着主人衣服的下摆，仿佛粘在上面了一样。二者的步态和他们的模样几乎是每一步都在宣告：
“我们老了，真老了，天啊，我们是多么苍老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突然想到，这个老人和这条老狗或许是从加瓦尼
画插图的霍夫曼
作品的书页中爬出来的，此刻正在为它的出版大作活动广告。我穿过马路跟着老人走进了米勒糖果店。
老人在店里举止非常古怪，站在柜台后面的米勒近来已经开始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表现出了一脸的不满。首先，因为这位怪客从来不买什么吃喝，每次他都是径直朝屋角的火炉走过去，找一把椅子坐下。如果炉边的位置被别人占了，那么，他就莫名其妙地在占了他位置的那位先生面前站一会儿，然后好像大惑不解似的离开那儿，向靠窗户的一个角落走去，在那里找一把椅子，慢慢地坐下，摘掉帽子，放在身边的地板上，再把拐棍放在帽子旁边，然后往椅背上一靠，一动不动地连续坐上三四个钟头。他从不拿一张报纸，也不说一句话，甚至连一个音也不发；他只是坐着，睁大眼睛，凝视前方，可他的目光呆滞又毫无生气，你甚至可以打赌，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实际上都是视而不见的。那条狗在他脚下原地转了两三圈后，闷闷地趴下了，它把鼻子伸到主人的两只靴子中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同样也是一动不动地待一个晚上，仿佛在这段时间里死过去了一样。这两个生物似乎整天都如死人一般躺在某个地方，太阳落山时，他们才突然复活，这只是为了走进米勒糖果店去履行某种神秘莫测、无人知晓的使命。坐了三四个钟头以后，老人终于站了起来，拿起他的帽子，动身往不知是在何处的家走去。那条狗也爬了起来，仍然耷拉着尾巴，低着头，迈着和平常一样迟缓的步子，机械地跟在主人身后。后来，糖果店的顾客都开始想方设法地回避这个老人，甚至不愿意坐在他附近，似乎他很讨人厌。对此老人却毫无觉察。
这家糖果店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德国人。他们从沃兹涅赛斯基大街的各个角落聚集到这里——他们大都是些各种各样店铺的老板：五金店老板、面包店掌柜的、染坊主、帽商、马具店东家——全是些古板守旧（就这个词的德文意义而论）的人物。米勒店里的一切都有一种古板守旧的味道。店主经常走到熟客身边，坐在他们的桌旁，和他们一起喝光几杯甜酒。店主家的那些狗和他的几个年幼的子女，有时也跑到顾客身边去，顾客往往会抚摸抚摸狗或逗逗孩子们。大家彼此很熟，相互尊敬。当客人们专心阅读德国报纸的时候，从店主的房门里传来了破钢琴弹奏的《我亲爱的奥古斯汀》
的乐曲声，这是店主的大女儿在弹琴，她是个长着满头浅色鬈发的德国女孩，很像一只白老鼠。她演奏的这支华尔兹舞曲大家都很喜欢听。每月月初，我都要到米勒店去阅读他订的俄文杂志。
我走进糖果店，看见那老人已经坐在了窗前，那条狗像往常一样直挺挺地躺在他脚边。我悄悄地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暗暗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进来？此时此刻我来这里根本无事可做，况且我又在生病，本该尽快赶回家去，喝点热茶，上床休息。难道我到这来果真就是为了看看这个老人？”我感到十分懊丧。“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这样想着，同时记起了刚才在街上见到他时的那种奇怪、痛苦的感觉。“我同这些枯燥乏味的德国人又有什么关系？这种古怪近乎玄妙的情绪有什么用呢？近来我在自己身上发现的那种对日常琐事廉价的忧虑有什么用？它既妨碍我生活，又使我无法清楚地认识人生。一位思想深刻的批评家在激愤地评析我最近的一部小说时已经向我指出了这一点。”我沉思着并开始懊悔，可是我的身体依然留在原地没动，同时我的病也越来越重，最后，我竟然舍不得离开这间温暖的房子了。我拿起一份法兰克福报，刚读了两行便开始打盹。德国人并不打扰我。他们读着报纸，吸着香烟，只是偶尔（大约半小时一次）低声交谈一阵儿法兰克福的某桩新闻，或者聊一聊德国著名才子沙菲尔
的妙言警句，而后，他们便怀着加倍的民族自豪感，重又专心致志地埋头读起报纸来。
我睡了约有半个小时就被一阵猛烈的寒战弄醒了。确实应该回家了。可这时店里演出的一幕哑剧再次把我拖住了。我已经说过，那个老人一旦在他的椅子上坐定，他的目光便死死地盯住一个地方，而且整个晚上不再把视线挪向另一个物体。我也曾受到过他那毫无意义的、固执又一无所见的目光的盯视。那种感觉是极不愉快的，甚至是难以忍受的，一般情况下，我总是尽快换一个位置。而此刻老人的牺牲品是一个矮小的、圆滚滚的、衣着整洁的德国人，他竖起来的衣领浆得笔挺，脸色异常红润，他是最近从里加来的客商亚当·伊万内奇·舒尔茨。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米勒的好朋友，但还不认识那老人和店里的许多顾客。他正津津有味地读着一份名为《乡村理发师》的德文报纸，啜着甜酒，蓦地抬起头，发现那老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使他觉得窘迫难当。亚当·伊万内奇和所有“高贵的”德国人一样，是个敏感易怒、气量很小的人。他觉得，被人如此无礼地盯着看很奇怪，同时也感到备受侮辱。他强压怒火，把视线从这个无礼的蠢客身上移开，低声嘟囔了几句，就悄悄地躲在报纸后面。然而他又忍不住，过了两三分钟，他疑惑地从报纸后面往外看了一眼：仍然是那固执的目光，仍然是那毫无意义的盯视。亚当·伊万内奇这次依然保持了沉默。可是当同样的情况重复第三次的时候，他勃然大怒，认为维护自己尊严，不使堂堂里加城的声誉在高贵的顾客心目中受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许他自认为是那个城市的代表。他忍无可忍，猛地把报纸往桌子上一摔，拿起手杖在报纸上狠狠地一敲，于是报纸就粘在手杖上了。他带着一副个人尊严不可侮的神情，浑身上下因甜酒和自尊心受侮而变得通红，这次他也用自己充血的小眼睛回敬似的死盯着那个惹他生气的老人。这两个人——德国人和他的对手好像都想借自己目光的力量制服对方，等着看是谁先难为情，先垂下视线。拐杖的敲击声和亚当·伊万内奇的古怪态度引起了所有顾客的注意。大家都立刻放下报纸和酒杯，默默地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看着两个对手。这个场面变得十分滑稽。此时满脸通红的亚当·伊万内奇两只挑衅的小眼睛里的威慑力已消失殆尽。而老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气得发疯的舒尔茨先生，根本就没有发觉他已经成了大家好奇心的目标，仿佛他的脑袋在月亮上，而不在地球上。亚当·伊万内奇实在是忍无可忍，终于大发雷霆。
“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死死地盯着我？”他用德语喊道，声音尖厉刺耳，样子十分吓人。
可老人依然是一言不发，似乎没有明白，甚至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质问。亚当·伊万内奇决定改用俄语再问他一遍。
“我温你，你为什么这样目不传眼地钉着我看？”
他愈加愤怒地喊道，“我可是宫中的名人，你是什么人？无名之辈！”他补充一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可是那老人连动也没动一下。一些德国人十分愤慨，议论纷纷。米勒先生被喧闹声吸引过来，走进了房间。等他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之后，他认为那老人可能是个聋子，于是就俯到他耳朵上说：
“舒尔茨仙生请您不要死钉着他。”他尽力大声地说，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古怪的顾客。
老人机械地看了米勒先生一眼，他那张生硬呆板的脸上忽然露出一种惊慌失措的表情。他手忙脚乱，气喘吁吁地弯腰去够帽子，慌忙把它和手杖一起抓在手里，从椅子上站起来，脸上带着可怜的微笑——就是那种穷人因坐错了位子而被人赶出去时所特有的备受侮辱的微笑，准备离开这间屋子。这个可怜的病弱老人的那种卑微顺从、俯首帖耳的慌乱神情是那么惹人怜悯，那么令人心痛，以至于所有在场的人，从亚当·伊万内奇起，立刻都改变了对这件事的看法。显然，这个老人非但不可能欺侮任何人，而且连他自己都非常清楚，他会随时被人家像乞丐一样从任何地方赶走。
米勒是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
“不，不，”他拍拍老人的肩膀安慰他说，“你坐着吧！Aber
舒尔茨rep
恳求您不要老是盯着他看。他在宫中可是个有名望的人。”
但是可怜的老人连这个也没听懂，他比刚才更加手忙脚乱起来，弯下腰捡起他的手帕，那是从他帽子里掉出来的一条又破又旧的蓝色手帕，然后开始叫狗，可那条狗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狗鼻子插在两只前爪中间，似乎睡得很香。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用颤抖的、老年人特有的嗓音含糊不清地叫道，“阿佐尔卡！”
阿佐尔卡还是一动也没动。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老人满脸愁苦地连声叫着，并用拐杖碰了碰那条狗，可是它依然躺着不动。
拐杖从他手里掉了下来。他弯下腰，跪着用双手捧起阿佐尔卡的脑袋。可怜的阿佐尔卡，它已经死了。它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在了主人的脚下，也许是老死的，但也许是饿死的。老人望了它一会儿，他十分惊讶，好像还没明白阿佐尔卡已经死了似的。然后他轻轻地向自己过去的奴仆和朋友俯下身去，把自己苍白的脸贴在狗脸上。默默地呆了半晌，我们都被感动了……后来这个可怜的老人慢慢站了起来，他面如死灰，全身抖个不停，像得了寒热病一样。
“可以把它制成舒舍尔，”很有同情心的米勒说，他想尽可能给老人一点安慰（他说的舒舍尔就是标本），“可以制成很好的标本，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做标本做得好极了，他是个做动物标本的老手。”米勒一边重复着，一边拾起地下的拐杖递给老人。
“是的，我做标本做得很好。”克里格尔先生自己走上前来，十分谦虚地证明说。
他是一个瘦高的、十分善良的德国人，满头成绺的红头发，鹰钩鼻子上戴着一副眼镜。
“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在制作精美标本方面很有造诣。”米勒补充说，同时为自己的好主意感到十分激动。
“是的，我真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能制作各种精美的标本，”克里格尔先生又一次证明道，“而且我可以不收钱，免费把您的狗制成标本。”他怀着慷慨的自我牺牲精神补充说。
“不，您制作标本，我来付钱！”亚当·伊万内奇·舒尔茨发疯似的喊道，他的脸色比刚才更红了，这次他显得十分慷慨大度，他天真地认为自己是这一切不幸的起因。
老人听着这一切，显然他一点儿也没听懂，他仍旧和刚才一样浑身抖个不停。
“等一等，咱们喝一杯上等白兰地吧！”米勒见那个神秘莫测的客人竭力要走，便大声叫道。
白兰地端来了。老人机械地拿起酒杯，可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酒杯还没举到唇边，酒已经洒了一大半，他滴酒未喝就把酒杯放回了托盘。接着他怪怪地、不合时宜地微笑了一下，便颤巍巍地快步走出了糖果店，把阿佐尔卡留在了原地。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屋里一片唏嘘的叹息声。
“Schwernoch！Was für eine Geschichte?”
那些德国人睁大了眼睛，面面相觑地说道。
我马上冲出去追赶那位老人。在距糖果店几步远的地方向右拐，有一条又窄又暗的小胡同夹在一些大房子中间。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提醒我，那老人肯定是拐到胡同里去了。右手第二幢房子尚未建成，周围全是脚手架。房子四周的篱笆几乎伸到了胡同中央，紧挨着篱笆墙，铺着供行人过往的木板。在篱笆和房子黑暗的夹角处我找到了老人。他胳膊肘撑在膝上，双手抱着脑袋坐在木板人行道的边上。我便在他身旁坐了下来。
“听我说，”我简直不知从何说起，“您别再为阿佐尔卡伤心啦。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别难过了，我马上去叫辆车，您住在哪儿？”
老人没有回答。我不知如何是好，当时胡同里也没有过往的行人。突然，老人抓住了我的手。
“我闷得慌！”他用沙哑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真闷啊！”
“我们回您家去吧！”我一边大声说着一边站起身，用力地拉他起来，“您回家喝点茶，然后卧床休息……我这就去叫马车。我要给您找个医生……我认识一位医生……”
我不记得还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本想挣扎着站起来，但刚抬了抬身子，便又跌坐在地上，又用他那沙哑的、喘不过气似的声音喃喃地说了起来，我弯下腰再靠近他一些，只听他说道：
“在瓦西里耶夫岛上，”老人嗓音嘶哑地说，“六条街……第六条大街……”
老人便不说话了。
“您住在瓦西里耶夫岛上吗？可您走错了方向，应该向左拐，而不是向右。我马上就把您送回去……”
老人没有动。我拉起他的一条手臂，可手臂像死了一样滑落下去。我看了看他的脸，摸了摸他——他已经死了。我觉得这一切恍如梦境。
这个意外事件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在这期间，我的寒热病倒自然地好了。老人的住处找到了。不过，他并不住在瓦西里耶夫岛，而是住在离他去世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的克卢根的大楼里，那是紧靠屋顶的五层楼上一套单独的住宅，包括一个小过道和一个虽宽敞却很低矮的大房间，房间里开了三个窄缝权当窗户。他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全部家当就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破烂不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长沙发，沙发里面的小椴树内皮从几个地方露了出来；甚至连这几件东西也都是房东的。火炉显然已经很久没有生火了，蜡烛也找不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了，老人之所以想到米勒的店铺里去，只是为了找个有光亮的地方坐坐，暖暖身子。桌子上有一只空空如也的陶制杯子，旁边是一片又干又硬的面包皮。连一个戈比也找不到，甚至找不出另一套换洗的衬衣给他下葬穿，最后还是别人捐出自己的衬衫给他做了寿衣。显然，他不可能这样完全孤独地生活，肯定有人来探望他，哪怕只是偶尔来一次。在桌子的抽屉里找到了他的身份证。原来死者是个外国人，却是俄国臣民，名字叫杰里米·斯密特，是个机械师，七十八岁。桌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简明地理》，另一本是《新约》的俄译本，《新约》的页边空白处写有铅笔字和手指甲刻划的记号。这两本书我拿走了。我向其他房客和房东打听死者的情况——大家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这幢大楼里房客很多，大都是手艺人和德国女人，她们出租房屋并提供膳食和仆役。大楼的管理人出身贵族，他对这个房客也是知之有限，除了这套住宅每月房租六卢布，死者在此住了四个月，而最后两个月的房租分文未付，因此只得把他赶走之外，管理人便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我又问起是否有人来看望他，但谁也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这幢楼房很大，到这个“诺亚方舟”里来的人很多，谁也无法把他们一一都记住。大楼里的看门人在这儿工作了五年，他也许能知道一些情况，但是他两星期前回家乡休假去了，留下他的侄子替他看门，这个年轻小伙子连一半房客还认不全呢。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的那些查询是如何结束的，但是老人终于被埋葬了。那些日子，虽然我有很多事情，可我还是抽空去了一趟瓦西里耶夫岛的六条街，到了那里以后便只觉得自己可笑：在六条街上除了一排排普普通通的房子之外，我还能看到什么呢？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老人在弥留之际究竟为什么要提到六条街和瓦西里耶夫岛呢？难道他只是说胡话？
我看了看斯密特留下的空房子，很喜欢它。我就把它租了下来。主要是因为房间很大，虽然房顶太低，起初我总是担心脑袋会碰到天花板，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每月只需六卢布房租，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了。这套单独的住宅吸引了我，余下的事就是设法找一个用人，因为一个用人也没有是无法过下去的。看门人最初答应每天至少来一次，另外，在必要时也可以来帮帮我。谁知道呢，我想，也许会有人来探望老人。然而，他死了已经五天了，还没有一个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