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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也在这方面栽了个大跟头，成为这辈子永远的痛。
事情还得从填报志愿说起。1997年的那次高考，我发挥得还算正常，给自己估了581分（文科）——那是个足够去冲刺一流名校的分数。我想，怎么着也得选个神气、风光一点的专业，以便将来有个体面的职业，才对得起自己寒窗苦读的这十几个年头。
最后，我圈定了南开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因为我觉得这个专业能让自己毕业后成为一名外交官，够神气、够风光。况且当时只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等顶尖文科强校的国际政治专业在湖南招生。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我自认为，国际政治肯定是顶呱呱的好专业，毕竟开设该专业的都是“高大上”的名校。
这次被忽悠大了，我在进大学不久就知道自己错了！初去北方，我的乡音很重，没有人能听懂我的普通话。因为普通话，班会课上，全班就我一个人不敢上台竞选班干部；因为普通话，使我对当外交官的理想产生了动摇。试想，中国人都听不懂我说话，外国人能听懂我的英语吗？这样的水平，何谈在外交场合中纵横捭阖？此外，一个天津本地的考生也狠狠地泼了我几瓢冷水：“你去看看那些外交官的简历，有几个是学国际政治的？基本上都是外语系毕业的，想当外交官你走错门了！”
在这反反复复的打击中，我逐渐放弃了当外交官的理想。当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去努力，于是整天浑浑噩噩地过，成了那种混日子的小青年。幸亏在大二末期喜欢上了英语，我的生活才开始有了点儿激情，勉勉强强学了些英语后就混到大学毕业了。
毕业后，我在长沙找工作四处碰壁。有人看了一下学校，非常满意，但一看专业，马上没有兴趣了。试想一下，哪个企业会要个学国际政治的人呢？后来，总算有个大型国企给了我一个英语面试的机会，因为我对答如流，所以被录用了，工资是800元，在2001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低的工资了。于是在半年后，我想方设法离开了这家所谓的大型国有企业。
还是借助英语，我在经过一系列挫折后终于在2002年年底去了一家媒体，月薪在800元的基础上增加了三倍，总算让我觉得底气稍微足了点儿。在那家媒体，我还认识了两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毕业生，认识了几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研究生。凭借毕业学校的声望，他们一般是不会选择来长沙的，只是那些冷门专业把他们害苦了，不得不放弃恋恋不舍的“北上广”，来到二线城市——长沙。也难怪，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很少看到名校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到长沙来工作。
毕业后，我在长沙碰到了三位同专业的学长，他们中的一位开始做人力资源，后来挖矿去了；一位师姐一直在做人力资源管理，现在做了猎头公司高管；还有位学长做房地产，担任营销策划高管。虽然学的是政治，却没有一个是做公务员的。其实我也知道，看了这么多年的公务员招考岗位，实在没有发现哪个岗位点名需要国际政治专业的毕业生。庆幸的是，三位学长毕业十多年了，他们在职场上还算是初露锋芒。不过想起在这个专业读了四年，我真不知道他们作何感想，要说他们在大学学了很多东西，学的专业很有实用价值，我想那只能是自欺欺人。
与冷门专业毕业生相反，我碰到的不少理工科大学生相对来说在职场就顺利很多：学医的毕业生，早早地把高档车开到了我眼前；学工程的专科生，毕业没多久就在大城市安了家；IT专业的毕业生，在世界500强拿着我们想都不敢想的高工资。即使暂时失业，目前看来理工类毕业生也比文科类毕业生更容易再上岗。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辛苦。比如，工程类毕业生长期奔波在外，远离了家庭的温馨，忽略了子女的培养；医学类毕业生，加班对他们来说更是家常便饭；IT类毕业生，工作环境单调，剩男、剩女很多。即便如此，和那些理工类毕业生比起来，我一直都有点儿自卑，他们或许在高中阶段没有骄人的成绩，也没有毕业于名牌大学，但他们的经历却在活生生地诠释着一个道理——专业比院校更重要。十几年的职场风雨，我也常常陷入“专业和院校孰先孰后”的反思，一味追求学校牌子，没有把握好自己的发展方向，在今后没能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不能在你周围的群体中稍微出众一点，那笼罩在你头上的光环恐怕只能是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
……
人生如戏，值得玩味！当年填报志愿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如今竟然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和家长一边填报志愿一边看我的文章，回想起来，真的让人感慨啊！
欧阳文邦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