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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出了问题，还是经济学理论的选择出了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不管如何选择，归根到底都要回到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来思考问题。离开供给与需求任何一个侧面来谈经济或讨论经济学，都将是徒劳无益的。然而，在实际的经济工作中，供给与需求总是在动态中实现均衡，均衡只是偶尔的，不均衡则是经常的。如果价格机制没有被人为地破坏，它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使供求关系趋向于均衡。如果价格机制被干预，往往会造成一种虚假的信号，诱使需求方或者供给方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要么造成过剩，要么造成不足。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经说过：“大海的表面很难保持平静，社会价值的均衡更是如此，它由供求决定。人为的或法律的东西，往往因为生产过剩和企业破产而反过来惩罚它们自己。”
中国正在面临生产过剩的局面，到底是供给侧面出了问题，还是需求侧面出了问题，不同的经济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政策建议。这是好事，经济理论上有学派之争，让政府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如果只有一个学派，只有一种经济思想，政府倒没有了选择，反而不利于政府从多个学派中，找到有利于解决经济问题的经济理论依据和政策方案。
经济学理论的供给侧，也需要多样化，才能够更好地满足理论需求侧的多样化需要。前些年，政府选择的是解决需求侧问题的相关理论及政策建议，实践应用表明，这些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长远性问题。聪明的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所以，他所提供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以及借此提出的政策都是短期的，而且是针对需求侧的政策建议。
现在看来，中央政府已经深深地感受到需求侧的相关政策，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长远问题，就连当前的问题也难以解决。或者说，解决了前些年出现的“当前”问题，却引发出了现在或未来长期性的问题。所以，现在毅然选择从供给侧找问题、找解决办法，提出了从供给侧着手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
中国经济供给侧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产业结构演化，跟不上需求结构升级；区域结构变动，导致区域间协调发展不足；城乡结构固化，阻碍了城镇化进程；要素结构扭曲，制约了资源有效配置；分配结构失调，加大了收入差距；贸易结构偏向，致使贫困化增长。如此等等，都客观要求中央政府调整宏观管理，从供给侧着手，解决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供给侧的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影响经济迈向新的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基础性问题。需求的升级是自然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选择更有价值或者更有质量的商品，自然是理性的选择。产业结构失衡可能是其他结构失衡的因，也可能是其他结构失衡的果。究竟何时为因，何时为果？谁是因，谁是果？需要实证来检验。但可以肯定地说，都是与产业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致使中国经济出现目前这样一种窘境，是已经被确认了的问题。换句话来说，无论是理论界、政界，还是企业界，都知道供给侧是有问题的。可以说，大家在这一认识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当然，并不是说，需求侧就没有问题，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持有“非此即彼”的一点论，而是要辩证地看待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只不过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态，供给侧的问题更加凸显，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点基本的哲学道理，大家都是很明白的。这就是当下，我们的选择。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Douglass C．North）说过：“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制度。”也就是说，问题出在供给侧，根子还在制度上。体制不改革，制度不更新，供给侧的问题就难以解决。所以，中央政府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质性内涵是从供给侧着手，面向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推进改革深化，优化制度供给。
体制改革也好，经济发展也罢，都需要理论指导。乔治·伯尔那诺（Georges Bernanos）说：“思想倘若未引发行动，则意义不大；而行动倘若不是源于思想，则毫无意义。”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都需要理论支撑，至于选择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来指导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那是政府的事情，是政府在认识清楚经济问题的实质后所做出的选择。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说：“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毫不例外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虽然各派经济学家，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政策主张，我相信他们的良心和信念是向善的，不能因为他们的观点不同，政策主张不同，而恶意地对其进行人身攻击。也不能因为哪一个理论，被政府选择了，就是超越一切的正确。冲动是魔鬼，理性总是有利于问题的更好解决。
经济发展本来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对应的，且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相对的。市场经济包含两大类市场，一个类是产品市场，一类是要素市场，这两类市场又是交互影响的。产品市场的供给侧是厂商（即企业），需求侧是居民（即消费者）；要素市场的供给侧是居民，需求侧是厂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看产品市场的供给侧，又要看要素市场的供给侧。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也是市场的调控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供给侧。必须弄清楚谁是供给侧的主体，才能够真正理解清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正内涵。
从产品市场来看，按照高、中、低层次形成类似于金字塔式的结构，供给和需求就像金字塔中线左右两边，左半边的供给与右半边的需求，呈对应的两个三角形（半金字塔）。低端产品或服务，对应于低端需求；中端产品和服务，对应于中端需求；高端产品和服务，对应于高端需求。供给与需求是基本均衡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需求侧由“半金字塔型”逐渐向“半橄榄型”升级，而供给侧仍然停留在“半金字塔型”。由于需求侧收拢了的右下拐角，对应的供给侧左下拐角的供给就无法出清，成为过剩生产能力；升级了的需求，在国内市场，又找不到相对应的供给，于是就转到国外市场，形成对国外产品的需求（如海淘一族的需求）。所以，政府宏观管理就面临双重任务，即“去产能”和“补短板”。本书首先阐释了供给与需求关系及其变化趋势。
供给学派理论起源于萨伊定律，虽然萨伊（Jean Baptiste Say）被马克思归类为庸俗的经济学家，但我们不能全面否定其理论的启迪价值。经济学理论始终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演化规律作用下，不断地获得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既要对经济现实给予合理的解释，又要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拿出相应的经济政策建议，以便于经世济用；否则，经济学的研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供给学派的理论从萨伊开始，到凯恩斯对其的否定，再到拉弗（Arthur Betz Laffer）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崛起，是第一次否定之否定；从凯恩斯主义复辟，到中国学者提出新供给主义，是第二次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供给学派理论发展过程中，既遭受过批判，也曾备受追捧。美国前总统里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拿出了一整套政策，救美国经济从“滞胀”泥潭中走了出来，获得了几十年发展的好光景，后来被称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也同样以此派理论为依据，拯救了英国经济，后被称为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诠释了供给学派的理论脉络和实践效果，以资读者评阅。
回顾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每一阶段都表现出奇妙的效果，也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定的信心。从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城乡居民获得了巨大红利；从1992年提出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开始，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各类市场主体释放了巨大能量；从2001年加入WTO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前十多年的投资扩张和前些年消费政策的实施，中国基础设施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建设，消费者需求也持续在向更高层次提升。总体上来看，是一个快速成长的三十多年。然而，成长中伴随的“烦恼”也是不断出现的。每一次解决烦恼的过程，都伴随着改革的呼声和行动。中国当前面临的囧境，就是一次新的“成长的烦恼”：产业结构失衡，要素结构扭曲，会不会使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会不会掉入其他的“陷阱”，都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本书用较多章节的内容，来阐释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会存在的“成长的烦恼”。只有认识清楚这些问题或烦恼，才能对症下药，抢抓机遇，尽快地解决成长中的烦恼，获得新的成长。
知道了经济问题所在，还要知道经济发展将往哪里去，依靠什么来驱动。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靠什么驱动呢？我们的逻辑是：何以驱动经济发展，依靠创新驱动；何以驱动创新，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在这一点上，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说，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为根本性的因素是制度，提供（或供给）一个好制度，是带有决定性的问题。好的制度，能够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成坏人。这是大家共知的道理。前三十多年改革的红利，全体中国人民都享受到了，都有现实的体验；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制度的自我更新，大家也相信会产生新的红利。本书最后几章按照这一逻辑展开，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也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深化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中国梦的实现。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的信念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社会大众的信念是一致的。我们既然选择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要通过深化改革来驱动创新。不可能在既有的体制下，产生新的创新活力，理论界已经做了大量的证明。既然我们承诺了全面深化改革，那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改革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障碍。本书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六大阻力和五大动力。克服阻力，强化动力，推进制度优化，实现制度的自我更新，才能在一个更好的制度或体制下，释放出新的发展动力，驱动中国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梦。
改革生产关系，方能解放生产力。我们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必须抓住机会，全力付诸行动。相信改革会带来新的红利，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相信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刘志迎
2016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