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罗伯斯庇尔 著
赵涵舆 译
各位人民代表们，胜利麻痹懦弱的人们，可是使坚强的人们得到鼓舞。
我们让欧洲和历史去颂扬土伦的奇迹，我们自己则去为自由争取新的胜利。
共和国的捍卫者们奉行恺撒的原则。他们认为：只要还剩下什么要做，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做。我们还有很多危险，需要我们鼓起全部劲头来工作。
战胜英国人和卖国贼，对于我们英勇的共和国兵士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有一个同样重要然而更加困难的工作，这就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来粉碎我们自由的一切敌人层出不穷的阴谋，并使社会繁荣所应当凭借的原则获得胜利。
你们责令治安委员会担负的最主要责任就是这样。
我们先谈一谈革命政府的原则和必要性，然后我们再指出在政府成立时使它瘫痪的原因。
革命政府的理论，也和产生这种理论的革命一样，是新鲜的东西。无论是在没有预见到这种革命的政论家的书籍里，或者是在满足于滥用自己权力而很少关心法制的那些暴君的法律里，都找不到这种理论。因此，“革命政府”这个名词对于贵族政治说来，只是惊恐或诽谤的对象，对于暴君说来只是耻辱，对于多数人说来只是一个哑谜。为了至少使善良的公民接近社会利益的原则，需要把这个名词向一切人们加以说明。
政府的职能在于把国民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引向所既定的目标。
立宪政府的目标是保持共和国；革命政府的目标是建立共和国。
革命，这是自由反对自由敌人的战争；宪政，这是胜利与和平的自由的制度。
革命政府所以需要非常行动，正是因为它处在战争状态。它所以不能服从划一的和严格的规章，是因为它周围的情况是急剧发展和变化无常的，特别是因为它必须不断采取新的和迅速见效的手段来消除新的、严重的危险。
立宪政府主要是关怀公民自由；而革命政府则是关怀社会自由。在立宪体制下，保护个别人免遭社会权力的蹂躏，差不多就够了；在革命体制下，社会权力本身被迫自卫，来击退向它进攻的一切派别。
革命政府对于善良公民应当给予充分的国家保护，而对于人民敌人只有让他死亡。
这些概念足够说明我们称作革命的法律的起源和本质了。认为这种法律是横暴或暴虐的人们——是颠倒是非的、有意装糊涂的或居心险恶的诡辩家。他们希望和平与战争服从同一制度，健康与疾病服从同一制度，或者确切地说，他们只希望暴政复辟和祖国灭亡。如果他们号召逐字逐句遵守众所周知的宪法规定，那么，这只是为了不受拘束地违反这些规定。这是一些卑鄙的杀人犯，他们希望不冒什么危险就把共和国扼死在摇篮里。因此他们竭力用他们自己也不遵守的那些模糊不清的规定把共和国的手脚束缚起来。
这只宪法大船建造起来，不是要永远留在造船厂里；但是难道应当在风狂雨骤的时候把它推到海里去让逆风任意摆布吗？反对造船的暴君和奴隶们是希望这样的，但是法国人民命令你们等待风平浪静。人民的一致愿望，把贵族和联邦主义的号叫都压了下去，命令你们首先要击退一切敌人，把人民解放出来。
神殿建筑起来，不是要作玷污神殿的渎神者们的庇护所；而宪法制定起来，不是要鼓励那些力求消灭宪法的暴君们的阴谋。
如果革命政府应当比普通政府在自己行动方面更加坚决，更加自由，难道说这个政府因此就是不正义的和不合法的吗？不是的。这个政府所依靠的，是一切法律中最神圣的法律即拯救人民，是一切权利中最无争论的权利即必要性。
这个政府也有自己的从正义和社会秩序那里继承下来的规则。它同无政府状态或混乱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它的目标是遏止无政府状态和混乱，以便奠定和巩固法律的王国。它同专横毫无共同之处。这个政府应当遵循的，不是个别人的爱好，而是社会利益。在能够严格适用通常的和一般的原则而不侵害社会自由的一切场合，革命政府就应当坚持这些原则。阴谋分子的厚颜无耻或背信行为应当是衡量政府力量的标准。革命政府对于坏人越厉害，对于好人就应当越亲切。周围情况要求政府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越多，它就越应当少采用那些无益地限制自由和侵害私人利益，然而对社会毫无好处的措施。
它应当在两种暗礁之间迂迥前进，这两种暗礁就是：懦弱和鲁莽蛮干，温和主义和过火行为。温和主义貌似稳健，正如虚弱貌似童贞；而过火行为貌似刚毅，正如浮肿貌似健康。
暴君们总是尽力把我们沿着温和主义道路拉回到奴隶制；他们有时也想把我们抛向相反的极端。两种极端是一致的。不管你落到目标的这方面或那方面，目标都是一样不能达到。没有一个人像普遍统一共和国的不及时宣扬者那样与联邦主义的信徒格格不入。国王们的友人和人类的总检察官彼此是很融洽的。穿袈裟的狂信者和宣扬无神论的狂信者彼此有很大相似之处。男爵民主主义者是科不伦茨城侯爵的兄弟们，有时戴红尖顶帽的人们比可能设想的更近似穿红后跟鞋的人。
因此政府也就应当是很慎重的，因为自由的一切敌人都在摩拳擦掌，不仅要利用政府的错误，而且甚至利用政府最英明的措施来反对自由，如果政府打击所谓过火的东西，他们就竭力称赞温和主义和贵族政治。如果政府追究这两种怪物，他们就竭尽全力来推向过火行为。让他们有可能把善良公民的热诚引向迷途，是很危险的事情；对被他们欺骗的善良公民泼冷水并进行迫害，那就更危险了。如果有前一种弊害，共和国就有抽搐死亡的危险；如果发生后一种弊害，它就必然会因衰弱而灭亡。
应当做什么呢？追究背信阴谋的罪恶的策划者，支持爱国主义，甚至在迷失方向时也要支持他们，启发爱国人士并不断提高人民的觉悟，使他们理解自己的权利和崇高使命。如果你们不掌握这一原则，你们就会失掉一切。
如果需要在爱国热诚过分、公民感情缺乏或温和主义的无力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是不需要踌躇的。苦于血气过剩的强壮身体比尸体具有更多的能力。
主要的是，我们在希望使爱国主义健全发展时要谨防扼杀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炽热的。谁能冷冰冰地爱祖国呢？爱国主义是大部分普通人们具有的情感，这种人很少能按照行为的动机来断定公民行为的政治后果。什么样的爱国者甚至受过教育的爱国者，能永远不犯错误呢？唉，如果容许真诚的温和者和胆小者存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让被高尚情感一时诱离正轨真诚的爱国者存在呢？从而，如果认为在革命活动中超出智慧所划定的明确界限范围的人们是犯罪的，那就会同坏公民一起受到一切自由的真正友人、你们自己的朋友和共和国的一切拥护者们的冷遇。
暴政的狡猾密使们在欺骗了他们以后，自己就会成了他们的公诉人，甚至法官。
谁能区别所有这些色彩？谁能在各种过火行为之中划定分界线呢？人们热爱祖国和真理，而国王和骗子手总是要尽力消灭这种热爱。他们不愿意同理智和真理发生任何关系。
在提到革命政府的责任时，我们会指出威胁政府的暗礁。政府的权力越大，它的行动越自由、越迅速，它就越应当以善良的意图为指南。当革命政府一旦落到不纯洁或背信弃义的人们手中，自由就会被毁灭，政府的名称会成为反革命本身的借口和辩护理由，它的毅力会成为烈性的毒物。
因此，法国人民的信任与其说关联到作为机关的国民公会本身，不如说关联到国民公会所表现的性质。
人民把自己全部权力交给你们，是期待你们的治理，犹如对于祖国敌人是严厉的一样，对于爱国人士是慈善的。人民责成你们同时表现出威力和灵敏，这是为镇压敌人，而主要是为维持你们所需要的内部团结以便完成你们的伟大计划所必需的。
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不是儿戏。它既不能是异想天开或听天由命的结果，也不能是一切私人要求和革命原则互相冲突的偶然后果。英明也和威力一样指导了宇宙的创造物。当你们向那些从你们当中选出的人们不断提出关怀祖国命运的重大任务时，你们也责成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和信任来支持他们。如果人民代表不用自己的知识、毅力、爱国主义和善意来支持革命政府，政府怎会有力量来抵抗欧洲和一切自由的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革命政府的力量呢？
我们的敌人只要在我们之间散布仇恨就能战胜我们。如果我们轻信他们的背信诽谤，我们就要遭殃！如果我们破坏我们的联盟，而不巩固这个联盟；如果个人利益和受侮辱的虚荣心的声音压倒祖国和真理的声音，我们就要遭殃。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共和国美德并向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榜样学习。弗弥斯托克利比指挥希腊舰队的斯巴达将军还英明些。但是当这位将军不喜欢弗弥斯托克利为拯救祖国而提出的意见，举起手杖来打他时，弗弥斯托克利只是反驳将军说：“你打吧，但是请你听从劝告。”因而希腊战胜了亚细亚的暴君。斯奇庇奥丝毫不逊于另一位罗马将军，然而他在打败了汉尼拔和迦太基人以后，以在自己对手的统率下服务为荣。唉，伟大心胸的美德！狭小心胸的一切惊惶和奢望同你比较起来，显得多么渺小，唉，美德！难道说建立共和国不像和平管理共和国那样需要你吗？唉，祖国！难道说你对于法兰西人民代表的权利还不及希腊和罗马对于自己将军的权利吗？我还有什么可说呢！如果在我们当中，革命管理的职能不再是重大的责任，而是野心的对象，那么共和国就已经完蛋了。
需要使国民公会的威信受到整个欧洲的尊重。暴君们在运用自己政策的一切手段并不惜花费大量财富，以求贬低和消灭公会。应该使国民公会坚决作出决定维护自己的管理，而不让伦敦内阁和欧洲宫廷来管理。因为，如果国民公会不去管理，暴君们就要实行统治。
他们在这次同共和国进行的狡猾而邪恶的战争中拥有各种各样的优势。一切恶习都帮助这些暴君作战，而帮助共和国的只有美德。美德是纯朴、平凡、贫乏，往往是愚昧，有时甚至是粗暴的；美德是不幸的人们的命运，是人民的财富。恶习却用各种宝库装饰起来，用一切淫荡的魔力和背信弃义的诱惑力武装起来。伴随着这些恶习的，还有被用来犯罪的一切危险的才能。
暴君们在以多么巧妙的手段利用我们的热情和软弱，甚至我们的爱国主义来反对我们啊！
如果我们不赶快把他们在我们中间散布的不和的种子压下去，这些种子可能何等迅速地生长起来啊！
由于五年间的叛变和暴政，由于太没有远见和轻信，由于某些刚勇的行为很快受到懦弱懊悔的抑制，致使奥地利、英国、俄国、普鲁士、意大利有时间在法国境内建立了与法国政府对抗的秘密政府。他们也有自己的委员会、自己的国库、自己的职员。这个政府取得我们使自己的政府失掉的力量；这个政府拥有我们早就缺乏的、团结一致的、我们认为可能超过我们的政策，具有我们还未充分感觉其必要性的首尾一贯和协调的行动。
因此，外国宫廷早已向法国派来了他们所雇用的狡猾恶棍。他们的特务仍然布满在我们的军队中间，土伦的胜利就是这一情况的证明。为了战胜叛变，曾需要兵士的百倍勇敢，将军们的无限忠诚，人民代表的全部英勇。他们在我们行政机关，在我们区议会里协商，他们钻进我们的俱乐部，他们甚至出现在我们国民代表的圣地，他们现在并且将来还要永远根据同样计划指导反革命。
他们围绕我们徘徊，他们侦探我们的秘密，他们鼓励我们的私欲，他们甚至企图指导我们的观点，他们利用我们的决定来反对我们。如果你们软弱无力，他们就赞美你们的小心谨慎。如果你们小心谨慎，他们就责备你们软弱无力；他们诉诸你们的勇敢和大无畏，诉诸你们的正义和残酷。如果你们宽恕他们，他们就公然使用奸计；如果你们威吓他们，他们就带上爱国面具暗中破坏。昨天他们杀害了自由的卫士，今天他们参加这些卫士的隆重葬仪和要求对他们表示崇高的尊敬，为的是等待时机毁灭类似他们的人。如果需要挑起内战，他们就开始宣扬一切荒谬妄诞的迷信勾当。如果内战的火焰已因法国人血流成河而熄灭，他们就背弃自己的神圣称号和自己的上帝来重新煽起内战的火焰。
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英国人和普鲁士人到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来，用国民公会名义宣扬某种毫无意义的教义，被剥夺神职的神甫们也领导人群以宗教名义进行反叛活动。由于憎恨和狂信而作出不慎行为的爱国人士已经开始遭到杀害。在许多地方由于这些可悲的纠纷已经流了血，好像我们同欧洲的暴君进行斗争所要流的血还嫌太少似的。唉，可耻！唉，人类理智的薄弱！伟大民族竟变成了最可轻视的暴政仆从们手中的玩物！
外国人有时好像是社会安宁的主宰。金钱有没有都是由他们决定的。人民有无面包吃是按照他们的愿望的；是否有人停在面包房门前要看他们的颜色。他们指挥自己雇用的杀人凶手和间谍来包围我们。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看到这一点，可是他们却依然存在。法律的矛头显然难于接近他们。甚至现在惩罚有势力的谋叛分子，比从诽谤之中救出自由的友人要难些。
我们刚刚揭穿法兰西敌人所引起的虚伪哲学的极端，爱国主义刚刚在这个讲台上把他们称做“超革命分子”，里昂的卖国贼们、暴政的一切信徒们立即就把这个名词用在替人民和法律报了仇的热心而高尚的爱国人士身上。他们一方面恢复迫害共和国友人的旧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呼吁对双手染满祖国的鲜血的恶棍表示宽大。
但是他们的犯罪行为有增无已：外国密使的渎神队伍每天都在募集，法兰西到处都有他们，他们现在在等待并且将来永远会等待对他们的破坏阴谋有利的时机。他们增强起来，他们盘踞在我们中间，他们修筑新的碉堡和新的反革命炮垒，同时豢养他们的暴君还在集结新的军队。
背信弃义的密使同我们交谈，和我们亲热，这些家伙都是嗜血成性的仆从们的兄弟和同谋者。那些仆从们把我们谷仓抢劫一空，占据了我们的城市和他们的老爷所买下的现在成了我们的舰队，砍杀我们的兄弟，惨无人道地杀害被他们俘去的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子女和法兰西人民的代表。我还有什么可说呢！干出这种万恶勾当的怪物，比起秘密撕裂我们内脏的卑鄙坏蛋，残忍程度还差千倍，可是这些坏蛋却仍然健在，他们还在为所欲为地使用奸计。
他们只要有领袖就能联合起来，他们正在你们中间寻找领袖。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引起我们中间的冲突。这一致命的斗争会产生贵族政治的希望，会使联邦主义的阴谋诡计得逞，会替吉伦特党报仇，会对惩治这一党派恶行的法律报仇。这一斗争会因山岳党的极大忠诚而惩治山岳党。因为他们是在攻击山岳党，或者更正确的就是在攻击国民公会，在公会里制造不和并破坏它的工作。
至于我们，我们只是要同英国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他们的同谋者进行战争。我们要对付诽谤和诬蔑，把它们消灭；我们只会憎恨祖国的敌人。应当产生恐惧的，不是爱国人士和受难人们的心灵，而是外国强盗的巢穴，因为在他们巢穴里正在进行分赃和畅饮法兰西人民的鲜血。
委员会注意到，对于惩治大罪犯说来，法律不够迅速。外国人、联合起来的国王们的著名代理人、沾满法国人鲜血的将军们，杜木里埃、休斯钦和拉马尔列尔的前同谋者早就被关起来了，但是没有受审。
谋叛分子的人数很多：他们的人数显然在增长，而受审的例子却是很少见的。处罚几百名无名小卒和次要罪犯，不如处死一个阴谋的魁首对自由有益。
革命法庭的爱国主义和正义，一般说来是值得称赞的。这个法庭的法官们自己向治安委员会指出了有时使法庭的工作发生困难和增加错误的原因。法官们请求我们修改一项法律，这项法律令人想起它颁布时的倒霉时代。我们建议委托委员会在这方面向你们提出若干修改地方。这些修改将都是为了使审判工作对于无辜者更加有利；而对于犯罪和阴谋更加难逃法网。你们在上一个法命里已经责成委员会注意这一点。
我们向你们建议立即加速审判那些被控告同反对我们的暴君们阴谋勾结的外国人和将军们。
只是对祖国的敌人采取威吓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帮助祖国的保卫者们。因此，我们要在你们的正义面前请求作出一些有利于为自由而战和受难的兵士的决定。
法国军队不仅是暴君们的灾难，它还是民族和人类的荣誉。我们善良的军人迎着胜利前进的时候，高喊“共和国万岁”！他们在敌人炮火下牺牲的时候也说“共和国万岁”。他们临终时所说的话是自由的颂歌；他们最后的叹气是为祖国而祈祷。如果所有官长都同兵士一样，欧洲早就被打败了。对于军队采取的每一良好行动都是民族的感激的行动。
给祖国卫士们和他们的家属发的补助金，在我们看来太少了。我们认为这种补助金可以毫无困难地增加三分之一。共和国广大的财政资源容许采取这种措施，祖国需要这一措施。
我们也觉得，残废的兵士，为祖国而牺牲的人的寡妇孤儿，由于法律所要求的手续，由于要经过许多请求，有时由于某些次要行政人员的冷淡或恶意，而碰到了妨碍他们行使法律所保证的优先权的困难。我们认为，排除这些障碍的手段就是给他们指派法律规定的服务辩护人，以便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
根据所有这些理由，我们向你们建议发布下列法命。
国民公会命令。
第一条 革命法庭的公诉人立即使吉特里赫、休斯钦、被法律处罚的将军之子、德布留利、比伦、巴尔切列米以及被控诉同杜木里埃、休斯钦、拉马尔列尔、古沙尔同谋的所有将军和武官受到法庭审判。公诉人主要要使被控叛变和与勾结起来反对共和国的国王们同谋的外国人、银行家和其他人们受到审判。
第二条 治安委员会应在极短期限内报告、改进革命法庭组织的方法。
第三条 前颁各项法令给为祖国作战受伤的祖国卫士们或他们的寡妇孤儿所规定的补助金和奖赏，要增加三分之一。
第四条 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便利他们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
第五条 这个委员会的委员由国民公会按照治安委员会的提名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