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歌德有一句名言，叫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套用来，叫作说不尽的袁世凯。为何如此说不尽？有话要说即见仁见智，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袁世凯被言说，总是一个特殊的话题。

袁世凯是一个传说。用现在的话题讲，他能够从一个乡村少年，逐步成为显赫一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后来一跃而为内阁总理大臣，到中华民国大总统，这是奋斗者成功的典范。再想一想，人家没有高学历，也没有留洋，尤其是家境也并非多么殷实，却能够改变社会历史，应该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确实，历史评价给了他许多恶名，诸如窃国大盗，卖国贼，出卖革命党，镇压义和团，复辟等，似乎没有一处值得人正眼看的地方。人常说，岁月无情，历史是最公正的。但是，历史如何体现公正呢？如果历史失却了公正，那么又意味着什么呢？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中华民族被列强所欺凌，人民大众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终于激发了以排满为重要内容的辛亥革命。此时，充满罪恶的封建专制政治被画上一个句号，民主革命事业拉开新的帷幕。当时的社会政治力量最主要的仍然是朝廷，其次是具有新思想的南北新军，最后才是革命党等社会革命力量。在这三种力量的较量中，终于出现清王朝被逼退位，中华民国建立；袁世凯应运而生，成为政坛上执牛耳者。这是改天换地的大事件。用当时的流行语说，就是非袁莫属；枪杆子里出政权，如果没有袁世凯为代表的新军势力对共和事业的支持，清朝根本不会轻易退场。从这种意义上讲，袁世凯未必彻头彻尾的反动，倘若我们坚持说袁世凯就是坏，就是反动透顶，那就不是对历史的尊重了。

这些年来，历史文化研究形成多元化趋势，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国家启动了清史工程项目，大量原始史料被发掘、整理；如《袁世凯全集》，洋洋洒洒两千多万字，保存了袁世凯亲手书写的奏议、政论等原始文献，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真相、重新评说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白纸黑字，固然是铁案如山的证明，但历史绝非只有一个面孔；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需要多种材料，任重而道远。

1912年，是中华民国建立的日子。中华民国的建立是时代的选择，是人民大众的向往。共和、民主、文明，这些新的理念成为时代的选择，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和民主的旗帜被高高举起。理念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但是，其付诸实践的过程却是漫长而曲折、复杂而艰难的。许多事业是几代人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共和事业、民主事业，也是如此。回首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中间充满多少悲壮！其间，共产党是伟大的，孙中山与他的三民主义也是可歌可泣的，尤其是抗日战争中各族人民团结奋战，都值得我们颂扬。同样，袁世凯对日本人的抗争，对列强的态度，并不是完全妥协退让而无原则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倒是在许多事情上不乏悲壮之举。更不用说历练新军，兴办铁路、电话、电报和邮政等实业，废科举而举新学，包括警察制度等，他对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推动意义的。如果我们尊重历史的事实，应该说，袁世凯若不称帝，他确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甚至可以与华盛顿比肩。当然，这都是见仁见智的认同与评价。

1998年，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时，我的长篇历史小说《袁世凯》（一、二、三）得以出版。我没有像前人那样一味诅咒、辱骂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没有神化他，而是在长期研究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力争还原历史，努力寻找历史的黑匣子。的确，人们常重视文献的价值，讲究盖棺定论，而常常又难以论定；在我的家乡，父老乡亲们述说袁世凯总是用能力、本事这样的字眼来评价。这真的是某些历史学家就那么了不起吗？真的是我的乡亲们如此没有觉悟吗？几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评价方式和研究方法发生重要变化。袁世凯这个字眼又被人们所不断地提起。我无意于为其正名或翻案，或危言耸听，而只是追求坚持历史的真实，给人以启发，思索更广泛的内容。

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非常感激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广州、项城等地的朋友对我的帮助。尤其是骆宝善先生，我们多次交谈，得其益甚多。评说历史文化，需要尊重史料，但史料不是唯一的，诸如民众的情感等方面，都应该尊重。走进历史文化，走进千百万民众，才能更清晰地看到历史的踪影。本书的图片来源非常繁杂，五花八门，与文字一样见证于历史；作者特致感谢。

牡丹的芬芳与绚丽还未退去，榴花如火，已在古色古香的楼前闪放。历史文化研究，因应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热切呼唤，所以，不断呈现出盎然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