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只是为了制造分数，并且要生产出好的分数，这对大部分中小学生造成压力，没感受过学习压力的中小学生不超过24％，只有不超过33％的学生没觉得学习累，有25％的学生觉得学习累，不知什么时候到头。58％的孩子做过与学习相关的噩梦。

差额分数量=超额需要量

-学生在学校生产的分数量

差额分数量是个变数，并且永远是个正数，因为超额需要量在父母那里是个希望值，在学校那里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淘汰值，所以超额需要量永远大于学生在学校生产的分数量。中小学生必须进入辅导班这一生产分数的工厂，进行“差额”分数的生产。

没有多少天生的考霸，大多数孩子只能去到形形色色的分数加工厂，学生参加辅导机构类型可以单选或多选，根据问卷我们发现为了取得“超额量”，一些学生有三个工厂：校办工厂—校外工厂——家庭工厂。

1998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中央递交《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具体阐述了大学扩招的五大理由。建议很快被相关部门采纳，从此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持续扩招的轨道。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定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数量指标。基于国际经验，1999年中国制定《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确立到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的目标，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提前8年完成目标。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短短数年，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走完的道路，这是一场“教育大跃进”。不断扩招的大学无法担当起文化传承的使命，颁发文凭成为了大学的主要任务，正如简·雅各布斯在《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中所指出的：“文凭发放越是成为一个成功的成长型产业，它就越会支配控制教育的本质。”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沦落成文凭的奴仆，学生的学习外在化、异化。下面的文字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异化的解释，将其中的“劳动”替换为“学习”，可以作为对今天中国学生学习异化状况的表述。

对学习者来说，学习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学习者在自己的学习中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他的学习是不自愿的，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学习。从而，学习不是需要的满足，而只是满足学习以外的其他各种需要的手段。学习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只要对学习的肉体强制或者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学习。外在的学习，人把自己外化于其中那个的学习，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学习。

每年高考结束后，“焚书”成为一种仪式，象征知识的书本化作漫天飞舞的烟尘，似乎在宣告一种解放，庆祝一种已然逃亡而出的胜利。2012年3月9日，湖南湘潭湘机中学一次晚自习的意外停电，引发了学生烧书、丢书、撕书的集体狂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今日中国中小学生被“学习”奴役的关系同样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一种变形的生产关系之中。与其说中小学生是在受教育，不如说他们是生产分数的奴工。“焚书”不过是“卢德运动”——工人捣毁机器的变形，借着辅导班生产更多的分数也不过是工人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变体。 nkyQHtgcXEX7wFLcjhhX8vjV83WkFvOXEW2LYcFJ3xYXto9H3HaFWCz41hvr4f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