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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壮观的教育商品化与市场化景观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本书即以资本化这一动词形式概括中国教育走向市场化的政策、国家权力与资本力量如何胶合着力推动这一过程，以及教育市场的资本运作过程。资本作为一个分析维度起自于葛兰西到波兰尼的社会建设路线：国家—市场（资本）—社会三位之间此消彼长的运动，是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如果经济活动局限在商品交换领域，交换原则自然在一个社会中居于从属地位——经济嵌入社会之中，它不会影响和破坏原有的社会关系。一旦市场原则越界通行于整个社会，在经济以外的领域，诸如在文化、教育社会领域发挥作用，并且让这些领域的运转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这种将人类目标从属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灾难性影响，这就是波兰尼对“大转型”——市场自由主义扩展的分析。本书以资本化指称经济脱嵌于社会，并主宰社会关系（如教育）的资本运作过程。
中国全面引入市场经济体系开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
20世纪70年代，世界出现“二战”后经济严重危机，随着撒切尔、里根的上台，西方国家开始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去规制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政策，开始了一个市场导向的新时代。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蔓延的背景下，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改革开放。随着政治斗争时代的结束，面对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国家政策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以往被严格排斥的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终于被确立起来。在这样的浪潮之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机会。大卫·哈维看到“整个中国都开放给市场力量和外国资本，尽管仍处于党的监督之下”
，而“随着市场部门力量和重要性的增大，整个经济朝向新自由主义结构迈进”
。最终，“中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日益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制交叉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教育领域也发生着巨大变化。1985年国家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开篇就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在同一份文件中也给出了整个教育改革的最终方向——“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份文件强调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附属地位和角色，这也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主线。
在将教育的属性定义为经济服务的同时，国家开始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教育领域，发展教育产业。
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第9条规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下，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要求，举办本法规定的各类学校。”
1992年6月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文件中，将教育定性为与第一、第二产业具有同等地位并且同为经济重要组成部门的“第三产业”。这意味着教育可以像所有产业一样按照市场规律的原则，成为可以制造、流通、交换的商品。这时，虽然已经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在做，但国家政策层面没有公开提教育产业化。
1998年前后出于推动经济增长的需要，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增加收费等举措促进了教育产业化。
2012年7月23日，就在本书写作过程中，N市市政府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其中一条就是大力促进教育消费，旨在推动本地区教育产业化加速发展。
教育产业化最终确立了教育作为一种商品的基本属性。回顾中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一阶段（1978—1986年）是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指导思想的萌发期；第二阶段（1986—1998年）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大学开始逐步收费，是教育全面转向市场化的实验期；第三阶段（1998—2008年）推高教育产品的收费标准，教育转化为产业的时期。
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教育产业化的实行，意味着教育制度和教育性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逆转：
首先，教育不再是一种公共产品。《人权共同宣言》宣布教育是公民应该享受的基本人权之一。就其本身而言，教育受大多数国家宪法保护，是一种公共财富。
即使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导的西方世界，教育也是在保证其作为公共产品，满足大多数人公立教育免费的前提下，局部展开私有化的。
其次，教育目标被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裹挟，为求职而读书成为时代潮流。现代教育的求真求善目标，传统知识分子的修齐治平理想让位于工具理性，为世界工厂的经济发展输送人力资本成为教育的全部目的。
最后，教育产业化加剧了原有的社会不平等，底层阶级向上流动日益困难。教育不公平的制度设计成为教育产业化的助推器，义务教育在很多地区成为一纸空文。教育支出成为社会底层的沉重负担，教育致贫日益严重，底层逐渐固化。
教育产业化在基础教育领域表现为通过择校集中更多的资源。教育不但成了资本的生产要素和再生产的部门，同时，资本创造了一个教育市场，把教育活动嵌入于资本运作之中，使教育变成了商品，变成了积累资本和资本再生产的手段和场所。
大卫·哈维曾经批评新自由主义“取消了商品化限制，并极大地扩展了合法契约的范围”，“把一切都商品化”
了。当教育“被人为地强行塞入经济学概念后，教育现象和整个教育就逐渐服从于纯经济目的”，这种行为“阉割和歪曲了教育和教育现象的特点和本质”。
波兰尼认为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商品范畴的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卷入市场交易的旋涡，将它们构成“虚拟商品”，从而造成经济脱嵌于社会，就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把社会的自然本性和人的本质转化为商品。……一定会使人们的关系瓦解，并且毁灭性地威胁到人类自然的栖息地。”
波兰尼的洞见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商品是为了出售而被生产出来的，当然符合交易原则，但教育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商品，并不是为了出售而被创造出来的，它维系的是文明和文化本身的传承。现代政府已经达成教育的共识：“教育属于非营利的公共部门，教育提供的是公共产品。”
然而近20年来不断推进的中国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改革政策，使越来越严重的择校问题、课外辅导班问题给中国的家庭和个人带来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