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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长的工作时间对资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为了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它带来的后果是工人身体和生命的严重受损。
对于工人而言，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意味着提高劳动效率，劳动时间不变。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差额量的绝对生产意味着延长学习时间，差额量的相对生产同样需要延长学习时间。为了“快人一步”“快速高效”，中小学生进入了多条生产线。
在我们调查的学生中，有31.1％的学生参加过1～3个课程类辅导班，有29.5％的学生参加过4～6个课程类辅导班，有16.4％的学生参加过7～9个课程类辅导班，甚至有12％的学生参加过10个以上的课程类辅导班，平均每名学生参加近5个课程类辅导班。面对这种疯狂参加辅导班现象，一位家长很平淡地说道：
我们家孩子上的不多，就上了5个。现在请了一位英语家教，教新概念，这个老师教得很不错，已经教了两年了。以前还上过剑桥英语。周一、周三、周五晚上去D老师家上奥数，周六下午在书人上奥英、奥数，周日上午上围棋。
我们调查统计了一学期学生参与辅导班的情况。有31％的学生在一学期参加了4个以上辅导班，仅有1％的学生本学期没有参加辅导班，近一半的学生参加了2～3个辅导班。从科目上看，44％的学生参加了2～3门科目的辅导班，12％的学生参加了5门科目以上的辅导班，仅有不到2％的学生没有参加任何科目的辅导班。
根据本次调查，以1周为单位统计分析参与辅导班占据学生时间的基本情况。从周一至周五，大约有15％的学生下午参加课外辅导班，除了周五以外，有30％左右的学生晚上参加辅导班，周五有36％的学生晚上参加辅导班。一位家长在调查中这样精确计算她女儿的校外时间：
她的时间一定要有效地利用起来，我们都要珍惜时间！现在她在上乒乓球课，一会儿还有儿童画呢！她时间安排都是很充分的，这半年我们还上了表演、书法、围棋、声乐、少儿拉丁舞。这些课都是对孩子很有好处的，周三到周五的晚上都要来这里。
周一到周五，不少学生放学后要去“校外工厂”“生产”“间接分数”或“直接分数”或“类分数”，而双休日便是“校外工厂的上班日”。
在我们抽查的学生中，周六有近60％的学生参加形式各样的辅导班，在晚上有38％的学生参加辅导班；而到了周日白天，有一半左右的学生参与辅导班，即便到了周日晚上，还有29.7％的学生参加辅导班。
有关学生在周末是否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调查统计显示：N市小学生在周末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不超过一半，在周六白天仅有不到30％的小学生有自由支配时间，这说明有超过70％的小学生在上辅导班或者在做作业，即使到了周日的晚上，依然有40％的学生在上辅导班或是做作业。
上辅导班占用了学生大量的时间，辅导班布置的作业同样蚕食学生们的时间，为此我们特别对N市小学生平时完成辅导班作业与学校作业的时间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63.5％的学生完成辅导班作业的时间在1小时以内，22.1％的学生完成辅导班作业需要1～2小时，还有15.4％的学生需要2小时以上。通过对比可知，辅导班的作业量达到甚至超过学校的作业量。
有一首歌谣在中小学生中盛传：
君子坦荡荡，小人写作业。
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写作业。
举头望明月，低头写作业。
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
少壮不努力，老大写作业。
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写作业。
生当作人杰，死亦写作业。
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继续写作业。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写作业。
一位家长感慨自己孩子的辛苦：
辛苦得很呀！你说他们每天哪里有玩的时间？我家女儿很乖的呀！每天18：30放学，吃完饭就开始写作业，早了22：00写完，再洗洗，睡觉时差不多23：00了。星期六和星期天还要早起上辅导班，晚上要完成相关作业。我们小时候有这么辛苦过吗？才二年级呀！哎！这么辛苦的学习有什么用呢？
学校的分数生产、辅导班“差额量”的绝对生产和相对生产，甚至还有“家庭工厂”要求的教辅作业，都要求中小学生的时间付出，以致约40％的中小学生很晚才能休息。
多达70％的学生因为休息不够而“有时”或“经常”早上不想起床，其中近一半的学生更是经常性地因为睡眠不足而不想起床，只有16.6％的学生表示有充足的睡眠时间。
没有更多的休息、闲暇和自由的时间，就没有一个人的内在发展。所以，限制工作时间就成了欧美早期工人运动的目标。马克思引述了当时工厂观察员的报告，称限制劳动时间使工人成了自己时间的主人，这就赋予工人一种道义力量，使他们有可能掌握政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资本家摆脱了作为资本化身的野蛮性。总之劳资斗争促进了双方的自由，使双方都得以从单纯的资本增值和单纯的劳动异化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中国中小学生同样要从学习异化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超长的劳动时间中解放出来。如果教育的结果是造就无数生产分数的奴隶，那么社会无论外在是什么形态，内在的实质就是奴隶制。
只有29.5％的受访学生经常觉得学习快乐，34％的受访学生从没有感到或只是偶尔感到学习快乐，18.5％的学生厌倦学习，至少69％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学习机器。
学习只是为了制造分数，并且要生产好的分数，这对大部分中小学生造成压力。没感受过学习压力的中小学生不超过24％；只有不超过33％的学生不觉得学习累；有25％的学生觉得学习累，不知什么时候到头；58％的孩子做过与学习相关的噩梦。
考试意味着学习的质检，检查学习是否生产了合适的分数。34％的孩子经常害怕考试，25％的孩子经常因为考试不理想而沮丧，77％的孩子盼望不再有考试。
分数，不断制造分数，教育异化为工具。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学习不是需要的满足，而只是获取分数最终上个好大学的手段。然而不同于生产线上的监工，监督教育的家长和教师是以“爱的帮助者”而非“生产的压迫者”身份出场，于是中小学生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奴隶身份。
就其本质说，大多数家长和教师已经成为了“分数生产线”上的监工，而不是培养学生的园丁，无论监工的手段是暴力抑或温情。
一位女孩在被问及妈妈如何看待她考试没考好时说：
妈妈会打我的，记得有一次我考试没考好，妈妈心情不好。姐姐读高中在学校里好像也没考好，妈妈就打了她，结果姐姐跑到厨房里拿起菜刀对妈妈说，如果再打她，她就自杀。后来妈妈说不打了，姐姐好了。我上这个辅导班，学费还挺贵的。妈妈常说：“我交了这么多钱，你怎么还学不好呀？”考试没考好还会拿别人家的小孩说事，说别人家小孩怎么好怎么好，我挺难过的。我觉得中国的孩子都是不幸福的。
另一个孩子说：
我从第二名滑到了十几名，我妈妈就打我。她按着我的头往墙上撞，打得门牙都裂了，眼冒金星。不过现在看不出来了。
以教育有方出名的袁爷爷表示：
我是从来不动手的，家长打小孩是你无能的表现，你没办法了才动用武力打小孩，小孩他不服啊，你打也没有用，反而激发他的叛逆心理。我主要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教育他们……我的观点是：成绩是第二位的，习惯是第一位的。早晨起来读语文、读英语。6点钟起床，洗漱完读20分钟，每天上的课要通读。吃过饭去上学，公交车上听英语，大概半个小时。下车到学校需要七八分钟，我就给他讲故事、讲道理。慢慢地他的积累就多了。小孩不让他玩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路上走的这一段时间，为什么不能抓紧时间学习呢？最后还是要看成绩的。
打或不打都是手段，最后还是看成绩，看分数的生产。
当分数取得了教育的绝对地位，意味着教育的独裁，意味着教育制度是奴隶制的教育。无论被压迫者是否自觉意识到自己奴隶的身份，被压迫的身体会诉说，在极度生产下，至少70％的中小学生感受到了一种低落，一种突然没有原因的情绪低落，生活的无意义感也在追逐着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学奴的境遇悲惨甚于欧美早期工人。欧美早期工人至少能联合，他们能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而斗争。而中小学生是一个个未成年的个体，以什么改变被压迫的命运？他们没有力量通过抗争改变被压迫的命运，又没有力量承受生产分数的重荷，自杀在全国各地开始逐年增多。
少年的自杀是一种极端的诉说，诉说一种被压迫至死的境遇。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只有教育回归教育的本源，只有分数不再坐在教育的王位上，中国的少年才能真正不成为被奴役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