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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请朋友或哥们帮过忙的人都知道，他们往往都有机会得到一句笑嘻嘻的回答：“行啊！不过你得请我吃饭哦！”为什么哥们要这样讲呢？朋友嘛，帮个忙哪能提钱？何况你不找别人却来找我帮忙，分明是看得起我呀！再加上小小地吃喝一顿，又增进感情又有致谢的意味，肯定是宾主尽欢。
不过，假如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你已经对哥们进行了一次“激励”。美国当代经济学家N·格里高利·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曾经总结过经济学十大原理，其中有一条就是“人们会对激励产生反应”。激励是人们行动的动力，在权衡了成本和收益之后，感到被看重并期盼着这顿饭的哥们肯定更加生龙活虎。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亵渎了你们神圣的友情呢？其实不然，从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学的影子实际上无处不在，亲密的感情中实际上也包含着经济学的原理。
如果这个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就把视线拉得更远，一直拉到几个世纪之前，来到1492年的西班牙。这一年对于欧洲史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就在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从此欧洲掀起了追逐黄金和财富的海外殖民狂潮，欧洲迅速崛起，对后来的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早在他起航的八年前，哥伦布就已经开始筹备航行的公关工作了。他有着一个当时无人相信的“白日梦”，他坚信不必绕过非洲，只要一直向西航行便可到达印度。但是他的筹备工作并不顺利，最艰难的时候，他觐见西班牙国王的路上只能靠乞讨维持。
但是到了1492年，由西班牙王室鼎力支持，他的三条小船载着一百二十名水手终于出海了。当年10月12日，经过三十多天的航行，他们到达了现属于北美巴哈马群岛中的圣萨尔瓦多岛。此后，哥伦布又先后三次航行到美洲沿岸，他终于“发现”了美洲大陆。
不可否认，哥伦布是一个富有探索精神和冒险勇气的探险家。但是，他完全是受到未知世界的召唤，为了实现自己的豪情壮志才毅然踏上这莫测的航程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的出航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激励。
证据是，当他到达圣萨尔瓦多岛以后，便迫不及待地四下寻找黄金，他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说：“这里有最肥沃最平整的土地，如果王室允许，我可以将这里的居民全部运到西班牙充当劳动力，或者将他们囚禁在岛上，等待他用。”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我们可以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从这里送走大量的奴隶和巴西木材，这些东西都可以拿去卖。如果我所掌握的情况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卖掉4000名奴隶，这些人的价值，将会达到至少2000万。”为了证明自己手中的奴隶比非洲黑奴值钱，他还不忘提醒国王：“印第安人比黑人强得多。”从此，长达数个世纪的殖民史拉开了帷幕，为欧洲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看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了，哥伦布环球航行的动力，是来自多么惊人的经济利益的激励啊！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他的探险旅行不过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投资，是一次超大型的经济行为。而凡是经济行为，都必须符合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原则”。成本可以理解为取得物质资源所需付出的经济价值，或者为生产和销售产品所耗费的物质资源用货币计量出的经济价值，它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时间等等。
哥伦布出航前的八年里，他所做的所有公关、游说、招募工作，都是他的投入，无疑花费了他大量的钱财、时间及体力，这些都可以算为他投资行动的“成本”。但是他的预期收益却更加巨大，经济学上的收益，要求如果要实现真正盈利，其利润要弥补企业或个人在从事经营活动中所付出的所有成本。
而事实证明，哥伦布是极其具有经济头脑的，他权衡了他的成本和收益之后毅然行动，果然获得了惊人的回报。就在他登上新大陆之后，他立刻宣布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占领这片土地，并和西班牙王室订立了一个契约：“国王与王后对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拥有宗主权；哥伦布被封为贵族暨大西洋海军元帅，被准许担任未来所发现的岛屿和陆地的总督，而且这些头衔都将世袭；新发现土地上产品的10％归他所有；他也能参与新土地上的所有商业活动，投资和利润占总额的1/8；而他对前往新大陆经商的船只可以征收10％的税，对自己运往西班牙的货物实行免税。”从此，他除了拥有新大陆丰富的矿产、农林资源，还有永不枯竭的印第安奴隶贸易——这是怎样的一场泼天富贵啊！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凡是符合“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是可行的。哥伦布付出的成本远远小于他的收益，因此，他的探险行动是一次成功的投资行为，不但为自己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也推动了整个欧洲的发展，更使得自己名垂青史。
说到这里，我们不由地想起历史上更为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他云帆高张的宝船英雄般地七次远航，却无法创造和哥伦布一样的收益。那是因为郑和的远航，不过是基于皇帝个人意愿的一次政治巡游，完全由宫廷财政支持，耗费巨大，国库为之一空，而获得的不过是多国的朝贡，按照我们“天朝上国”的思维，对于朝贡团，赏赐往往要比他们供奉的多得多。因此，郑和在出航前是不可能和皇家签订什么“契约”的，他出航的目的与哥伦布相比大相径庭。这种劳民伤财的航行也只能是如流星一般闪过天空，很快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图惹后人扼腕长叹。
另一方面，根据史学家的统计，明代时期的海外贸易对于中国财政的贡献率实际上是非常低的。例如，在万历二十二年（1574）时，海外贸易饷税收入达到最高值，为2.9万两白银，而万历年间钱赋总收入约为400万两白银，前者所占比例才不过0.7％。实际上，明代整整三个世纪，国际贸易从未被认为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
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审视一下，虽然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是置身莫测的大洋毕竟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为，其成本可想而知。中国社会始终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相比之下，这点微薄的海外贸易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计算无利可图，因此，没有任何一种激励能够促使郑和的远航以拓展贸易为主。我们只能宽待古人的经济头脑，无法用超前的思维方式来苛责他们。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作为子孙后代的我们，却必须牢记，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不但落后要挨打，保守闭塞同样使我们成为弱者。因此，我们要好好学习经济学，了解经济利益是任何其他利益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更要放手一搏，只有巨大的预期收益，才对得起巨大的投入成本，才能创造出惊人的壮举。